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理论创新的标准与重大创新成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历程论文,成果论文,理论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理论创新的过程。理论创新有宏观有微观、有重大有具体，这是常识。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自然对中国革命或者建设事业的指导作用更大更显著。我个人认为，衡量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某一理论或思想是否属于重大创新(或者创新程度)，有几条标准需要考虑：一是该理论的问题背景和实践背景，具体地说，该理论要解决的是一系列而不是个别的、凸显的而不是处于萌芽状态的问题。这样的问题需要一定时间、一定过程、一定实践的积累。此外，这个问题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历史和国情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特有的问题(这里需要指出，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的思想成果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指导地位显而易见。但是，其言说和解决的问题基本上是各个国家与民族在革命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要先后面对的问题，问题本身及其解决思路和办法，共性较强。当然其中也有结合中国实际的修正、变通和发展)。二是该理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不是微观、具体层面的言说，而是标志着革命或建设事业战略思想或深层理念的转变，并且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三是理论性强，属于重大的理论问题、原则问题，是具体问题、具体观点的理论母体，且架构完整、内容系统。四是其“异端”(龚育之先生语)特征，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至少没有明确讲过，或者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读不可能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来甚至可能被视为大逆不道。当然，这四条标准是为重大理论创新提供一个成果范型。创新性理论成果越是符合或接近这四条标准，其创新的重大性就越强。
如果以上述标准来检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史，打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属于重大的理论创新体系)等理论体系的区隔，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属于重大理论创新的成果可大体归纳为以下四个：即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著名党史学家龚育之先生在2006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的发言中，曾经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理论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我认为这一见地是深刻的，很赞成，也有共鸣。如果加上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也许更为完整。当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理论创新不止这些，我们所说的上述四个方面，是限定在重大的理论创新层面上。它们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理论体系中，属于核心的或起码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其他的理论创新成果大多或者以之为前提或者围绕其得以延伸。很明显，上述四个方面的创新理论，都是经过一段较长时期的革命或建设实践后，在挑战和问题(其中国特色和马克思主义背景十分显著)已经充分或较充分地显露出来，关系到中国革命或建设事业能否进一步发展，且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获得了一定的方向性认识后做出的。如果没有这些理论创新，中国革命或建设的新战略思想便难以确立，一系列革命或建设的具体政策或措施便难以制定和实施。另外，就上述创新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而言，也是十分显著的。它们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曾有的，或者是不曾系统阐述过的，或者是不曾从整体上看待的。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和各自之前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主要是理论出发点、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继承，具体观点上虽然也有提供理论起点的关系，但主体还是创新。一个新的理论，不可能凭空产生，它总要吸收以往理论中的思想因子，特别是吸收其母体理论中的思想营养。割断历史联系，无限拔高某一理论的创新或独创性，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相反，因为吸收了以往特别是母体理论中的一些思想因素、提法、论点，就否认某一理论的创新性贡献，所谓“太阳下面无新事”，自然也不可取。新理论尽管吸收了以往思想中的因素、观点，但是，在经过整合纳入新的体系后，在上升到战略高度之后，便具有了新的意义。下面，我们结合具体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做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让我们来看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到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其主要精力和工作重心放在城市，放在工人阶级及其他城市居民的革命动员上，虽然也有彭湃、毛泽东等少数共产党人深入农村发动农民革命，特别是在北伐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以城市为工作重心，不断策划并实施所谓中心城市的起义，力图首先依靠工人阶级建立革命政权，然后再向农村等区域发展。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在革命战略上仅起配合作用，是暂时的策略之举。中共中央长期呆在上海就是一个重要的表征。毛泽东等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搞革命，必须采取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战略、策略，必须充分重视农民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由此，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内爆发了一场关于到底以农村工作为中心还是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争论。经过10年的革命历程，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生存和发展从而整个革命事业的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具体问题便不可能很好地得到解决。事实胜于雄辩，农村根据地和红军的巨大发展及其作用，使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领导人最终认识到或者事实上同意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的形成和理论上的阐述(20世纪30年代初形成基本内容，30年代中后期进一步丰富和明确)无疑标志着中国革命战略的转变，而且正是由于这一战略转变，中国革命才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一点无需多言。
需要指出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按照当年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的理解，其“异端”性显而易见。我们知道，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居住在城市里，那么从逻辑上讲，共产党就应该将工作重心放在城市、放在工人阶级身上，必须走先城市后农村的夺取政权之路，况且十月革命就是这样取得成功的。“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个“异端”理论提出来，除了实践证明以外，理论上也必须有说服力。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毛泽东在他的一系列报告、通信和讲话中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以及如何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等一系列问题。正是由于确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或革命道路，因而才会有根据地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的制定和不断完善，才会有在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如何建设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考，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作为前提，很多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观点便不可能产生或者系统化、明确化。
当然，在毛泽东思想中，理论创新的观点不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我们前面说过，包括毛泽东思想在内的所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发展和贡献。就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等，均属于创新性理论成果。但是，它们或者属于对某个或某方面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解答，或者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中找到明确的依据和出发点，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供了基本分析框架、基本概念，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此基础上进行细化、系统化或者添加一些内容。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就是在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理论基础上系统化的。再如，党的建设理论，在遵循思想或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基本框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情况形成了有特色的内容。又如，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沿用了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等等。相比之下，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明显地更具重大理论创新的特征。
接下来我们考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该理论的中国特色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背景与实践背景是非常突出的。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后，经过不长时间的过渡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所以，马克思那里没有社会主义是长期的思想，更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列宁基本上也没有社会主义是长期的思想。列宁对共产主义的很快实现充满信心。斯大林及其后的赫鲁晓夫等，虽然切身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虽然苏联理论界在50年代开始探讨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和发达的两个阶段的问题，但他们又规划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表，存在着过于乐观、急于求成的思想。
新中国建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认识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启动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谈到：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大约需要50年到70年，也就是10个到15个“五年计划”的时间。[1] (P239、390)、[2] (P314-315)另一方面，由于受社会主义国家“赶超”战略(滥觞于列宁，进一步明确并实施于斯大林、赫鲁晓夫等，即社会主义国家应以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由于对公有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理想化预期，由于对群众运动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过高估计等复杂因素的作用，毛泽东等又片面强调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急于求成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了一个难以治愈的痼疾。在经历了“大跃进”的惨痛失败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头脑一度清醒下来。毛泽东提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能需要100年的时间。[3] (P301、302)不仅如此，他在1959年底和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还提出：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中国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3] (P116)上述情况表明，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不是没有认识、没有思考，问题是这种认识和思考还不系统、深刻，还没有被坚定不移地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加以考量。既然中国是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那么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特征何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建设同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建设有哪些不同？换句话说，在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我们应该采取哪些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等等。由于受时代、实践和理论的局限，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一大二公”、计划经济、单一的公有制等等，成了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显见而刚性的特征与要求。
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2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和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该理论并不是对过去关于社会主义阶段划分思想的简单重复和引申，它是经过中共十三大和十五大加以郑重确认和阐述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战略思想的调整——更为实际、更为脚踏实地从而更为科学。正因为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必须坚决地实行全面改革和全方位开放；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制度；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等等。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判断，上述理论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便会失去依据。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战略意义、出发点或前提地位，是许多具体观点、方针政策的理论母体和政策母体，是它们的依据，并因为它们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巨大的创新性贡献。
按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最引人注目的恐怕是其“异端”性。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资本主义才是受价值规律支配的市场经济。这一认识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根深蒂固。客观地讲，马克思在谈到未来社会主义的时候，确实是把计划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无政府性或盲目性的校正物来看待的。加之长期养成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找不到直接依据(而相反的论据则很容易找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自然不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意思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也不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有物，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这从另一方面也能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离经叛道”之巨。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阻力之大，当然也能从另一角度看出其意义之重大。其实，邓小平早在1979年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4] (P236)然而，邓小平的这一看法当年大多数人并不知晓或者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回想一下“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后的社会氛围和思想氛围，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三年后的中共十二大正式确立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5] (P22)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比十二大自然进了一步，它可以被解读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具有统一性；计划与市场需要也可能拼装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经验积累，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再次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6] (P148-149)1987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发展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在于所有制不同”，“利用市场调节不等于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与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7] (P26-27)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上和理论界的一部分人，仍然固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重要甚至本质区别的观点，特别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一些报刊公开发表文章质疑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不仅如此，经过十几年改革中国的发展也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一方面，旧体制向新体制转轨过程中的阵痛正在并将继续显现，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正在充分暴露，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国有企业的困境，现代市场体系的缺乏等等，这些问题亟待解决。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在加快，信息时代、科技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科技进步带来了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增长点，所有这一切都对中国能否融入世界经济的大循环提出了挑战。此外，20世纪90年代初震惊世界的苏东剧变，同样向中国人提出了必须回答的问题，改革还要不要继续？苏东剧变是否是改革导致的？中国改革的前途如何？如何避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丢失？十几年改革经验的积累说明，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不可取也不可能，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解决问题，而要深化改革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解放思想，去除陈旧观念、条条框框的束缚。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邓小平于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6] (P373)这一论断从根本上否定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当时海内外媒体的报道和评价足以证明其振聋发聩的理论意义)，由此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的一幕。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专门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均确认和重申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无疑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思想，虽然这一战略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突如其来的，但是它一旦明确并经过党的代表大会的不断重申，意义则不同以往，它就能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成为深化改革的出发点，成为一系列深化改革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的依据或母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有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追求和思想指导，所以才会有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探索与实践，才会有多种经济成分的进一步发展，才会有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进一步探索，才会有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明确认识和举措，才会有产权制度、流通体制、价格体制、财税与金融体制、外贸体制等方方面面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探索，才会有国有企业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深入改革，才会有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迫切性认识和实际作为，才会有真正的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行政性、强制性手段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宏观调控机制的逐步建立，才会有新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探索，才会有在“引进来”的同时“走出去”即走出国门投资海外、走向世界经济大舞台的战略眼光和实践，等等。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推动力。
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史上的又一重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党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的系统化。这一理论当然会随着日后和谐社会建设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但其基本内容和理论框架已经奠定，也就是说，已经是一个有完整架构、有系统内容的体系，已经并将继续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方针政策和一系列具体理论观点的探讨提供战略依据或出发点，起到理论母体的作用，这一点毋须多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和深刻变化。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在社会建设方面的目标和任务等等，一直是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客观地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的认识，着重于阶级分析、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道理很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兴趣和精力集中于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分析与批判，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寻找理论依据和出路。列宁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十月革命后不久即1924年辞世)，当然更重视从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待和分析社会。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是如此，这一点无可厚非。由于长期的革命经历和理论熏陶，在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依然延续了这种理论和视角。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后，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理论需要某种程度的修正和补充(注意：不是放弃或转换而是依然重要并遵循)。1957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大量的、普遍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以及党的其他领导人，还在不同的场合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在思想领域、学术艺术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等方面的具体表现以及处理方针，宗旨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还曾描绘过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8] (P543)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是以阶级分析为理论背景的。在提出正确处理人民矛盾思想的同时，阶级分析特别是阶级斗争的理论依然根深蒂固于思想深处。这从一个方面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提出后不久，便很快回到以阶级斗争观点审视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旧思维轨道上来。此外，毛泽东时代，在社会道德建设方面由于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强调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所以，往往要求全国人民从长远利益出发，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在大体上平等平均的基点上，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整齐划一，有条不紊。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理念和计划(经济)理念，可以说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社会建设的核心思想。
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摆脱“左”的阶级斗争理论，调整社会关系，努力治愈长达20年人为的阶级斗争所造成的社会隔阂、社会矛盾、社会对立。强调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民众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建设者。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新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不断出现，特别是在物质利益方面。改革需要付出代价，特别是在初期，一部分人利益受损或者做出牺牲是难以避免的。对于改革引出的新的社会问题，邓小平坚持做到两点：一是决不沿袭或回归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旧路，而是通过政策调整、通过民主和法制渠道来解决；二是从长远考虑，决不因新出现的社会问题而质疑或者停顿改革。改革初期出现的阵痛甚至社会不公，当然不能漠视，但为了改革的继续深入，为了现代化建设的长远大计，邓小平特别强调社会稳定的意义，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而且这种要求是非常刚性的。
随着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进展，中国经济与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改革开放相伴而来的社会层面的问题，如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就业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已经不是暂时性的而是必须要长期面对同时又亟需解决的问题了。怎样在改革开放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利益格局的基础上，在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理论之外另辟蹊径来认识和处理社会问题，在承认差别承认矛盾、在妥协与共识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正、安定有序同时又充满活力，达到一种新的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一、平等、平均的新的良好的社会状态。正是在这种实践和理论考验面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逐渐形成。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再定位，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又一重大进展，标志着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新战略的最终明确或正式确立，标志着党的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和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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