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新英雄传奇——对延安战争文学的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战争论文,英雄论文,传奇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达八年的抗战和接踵而至的四年国共战争，使中国新文学第三个十年自始自终笼罩在战火的硝烟里。这种硝烟在延安文学中显得尤为浓烈。当国统区文学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有关抗战的报道愈益微弱时，延安文学却一如既往地坚持着敌后抗战的真实描述。当全面内战的序幕拉开后，国统区进步文学着力于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现实时，对刚刚过去的抗战时代反侵略英雄群像的精心再塑，和对正进行着的反蒋战争中为争取和平而努力的根据地普通百姓动荡生活的描绘，又成为延安文学不可分割的内容。求生存、求解放的民族民主战争，构成了边区民众生活的主旋律，也构成了延安文学的一大基本取材特色。
在根据地战争题材创作中，抗日英雄传奇与抗日英雄故事占了绝对的比重。作为一种反侵略文学，它们当然归属于反帝救国的民族精神范畴，这也是一切抗日文学的立足点。延安文学以精心构塑的抗日英雄群像，使“五四”先辈开创的反帝爱国主题焕发出青春的光彩，显示出生机勃勃的活力。
这种光彩和活力融合着历史的深重和悲壮。尽管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知识界就由于外强入侵而萌生了反帝救国思想，但由于之后帝国主义侵略方式的变更，以及国内封建主义压迫的严酷，到“五四”时，人们普遍关注的主要还是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直至“五卅”血案发生，大家才逐渐感悟到反帝的紧迫意义。此后的反帝爱国主题随着社会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而越来越受到关注，而异军突起的东北流亡作家对东北抗日现实的真实描述，正式开始了新文学抗日救亡主题的历史进程。全民抗战时代的来临，唤醒了全中华民族的抗日爱国情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中国现代文学，抗战主题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当抗战临近尾声直至国共内战开始，延安文学中涌现出一大批前期少见的抗日题材的佳作，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以《新儿女英雄传》为代表的一般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英雄传奇——抗日英雄传奇故事。这些作品不仅采用了北方农民易于接受的通俗形式，而且刻划了根据地民众熟悉的敌后抗日英雄形象，并从英雄的成长道路和所作所为中，映现了中国人民不屈的抗日反帝精神。
抗日英雄传奇和抗日英雄故事最突出的成就是塑造了一批具有传奇性的抗日英雄形象。他们中很多是艰难困苦的抗战现实中已经家喻户晓的民兵英雄。邵子南《地雷阵》的主角李勇凭着他的“积极、勇敢、心眼灵”，摸索发明了各种爆破技术，用小小的地雷把敌人炸得坐卧不安、魂飞魄散。《抗日英雄洋铁桶》里的吴贵，带着民兵在敌人的包围圈里声东击西，致使不可一世的日军顾此失彼、惶惶不可终日。吴贵身上集中体现了抗日英雄机智勇敢、坚定乐观的优秀品质。新英雄传奇中的传奇英雄是在战火中锻炼出来的抗日战士，而不是《儿女英雄传》等旧小说里常见的来去无踪的绿林好汉。因此，“洋铁桶”吴贵等抗日英雄身上的传奇色彩，不是天生具有的，而是无数次战斗智慧结晶的体现。《新儿女英雄传》写了刘双喜、高屯儿智克伪军、巧烧岗楼，牛小水假扮新娘、深入敌巢，杨小梅只身进城、开辟工作……这些新儿女英雄临危不惧、出生入死的传奇故事，是建立在以往的失误、上当、吃亏的流血牺牲的基础上的。作家们没有回避英雄成长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幼稚时期，孔厥和袁静写过牛大水在县上训练班犯纪律，也写过他一心只惦记地里活儿的“农民意识”，还写他当了民兵队长，仍然不会打仗，竟在混战中伤了自己人。《新儿女英雄传》把牛大水式的抗日英雄置于现实的土壤中，因为他们的英雄色彩是在战火中铸就的，他们传奇的故事里凝聚着不可估量的生命代价。即使对已经比较成熟的抗日英雄，作家也注意避免将他们写成完美无缺的超人。杨小梅在胜利前夕因思想麻痹误信崔骨碌，导致自己陷入敌阵。小说在由衷赞叹杨小梅面对酷刑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胁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操时，也流露出对这位女英雄轻敌后果的惋惜。正是在考察了英雄成长的每一个足印的前提下，抗日英雄故事的传奇描述才更加可信更具感染力。郭沫若在评述牛大水、杨小梅这些“进步人物”时，称他们是“平凡的儿女，但也都是集体的英雄”[①]。他们的“平凡品质”和“英雄气概”是他们作为新时代新儿女英雄的基本特征，也是区别于旧时代儿女英雄的显著标志。
抗日英雄的传奇色彩，集中显示在抗日英雄的英雄品质的刻绘上，譬如“洋铁桶”的神出鬼没、不怕牺牲，雷石柱的大义灭亲、力歼顽敌，牛大水的宁死不屈、机智勇敢，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情操品格是现实生活中无数英雄优秀品德的集合，折射出浪漫主义的思想光泽；此外，抗日英雄故事的传奇性还表现在故事本身跌宕起伏、曲折多变的描述中。《抗日英雄洋铁桶》的作者柯蓝坦率直言他的创作是“有意识地来集中反映我们人民愚弄日本帝国主义者，并最后击败了它”，也“有意识地来集中反映我们人民的智慧、幽默和他们的斗争艺术。”[②]于是，在《抗日英雄洋铁桶》中，读者们不仅看到“洋铁桶”弹无虚发，李四哥飞墙走壁，王铁牛力拔千钧，也看到了一系列神乎其神的故事：“洋铁桶”智杀鬼子队长，钻粪坑死里逃生；“洋铁桶”安排妙计，刘家庄日夜报仇；武工队半夜飞刀，老汉奸心惊胆丧……这些传奇故事为抗日英雄倍添英雄风采，也使整部作品显现出传奇色彩。传奇情节的设置，一方面来自于对古典小说和民间文学的有益借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也是中国农民配合八路军在游击区和敌占区创造出的无数惊险奇特的抗日业绩的如实再现。和《抗日英雄洋铁桶》一样，《吕梁英雄传》里的传奇故事，如查户口老武遇险，巧掩护大婶立功，暗民兵智捉密谍，红黑帐警告伪人员等等，都是抗日现实生活中新儿女无限智慧和胆略的体现。不仅仅这三部长篇如此，其它抗日主题的作品也十分注重传奇意味的渲染和烘托。《化装》（吴伯箫）中化装八路军的敌人哑巴吃黄连般地遭到了老百姓将计就计的合力围击；《俘虏》（艾青）里一漏网鬼子被老乡诱进麻袋送回八路军敌后股；《模范科长》（罗丹）里的科长一眼识破假武工队员的真相，叫伪装的坏蛋吃尽苦头后，又让幕后策划的日军中队长尴尬无言；《芦花荡——白洋淀纪事之一》（孙犁）中胆大心细的撑船老人以一船莲蓬诱使贪嘴的鬼子撞进步满机关的水域，然后用蒿像“敲打老玉米一样”尽兴地砸着鬼子们的脑袋。类似戏剧化的情节，生动反映了敌我力量悬殊的特殊环境下中国民众的聪明才能，显示出传奇色彩。
根据地以战争为背景的创作几乎都洋溢着浓重的乐观主义气息。孔厥和袁静以无比敬佩的笔触，描述了日寇拉网扫荡的日子里，牛大水和杨小梅等突击队员在寒冷的冬夜里不得不睡在白洋淀冰面上的情景，他们虽然眼肿了，腰痛、肚子痛了，却个个精神抖擞地开怀说笑。这些新儿女英雄心甘情愿以冰为床坚持斗争的乐观精神，最充分地预示着中国抗战的胜利前景。在《抗日英雄洋铁桶》里，柯蓝将乐观气质融化在吴贵的英雄本色中。在“洋铁桶”的词典里，找不到哀怨、怯懦、悲愁、脆弱之类的字眼，只有一往无前，拚死杀敌。作者不仅刻划了吴贵豪放的秉性，也较充分地展示了他领导民兵在敌人的包围圈中越战越强，最终把日伪武装置于民众的游击圈里的英雄业绩，使得作者着力表现民众在“胜利的信心和乐观信仰”支撑下坚持八年苦战、取得胜利的创作初衷得以圆满实现。新英雄传奇中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紧密相联，致使这类创作显示出强大的鼓舞力量。还有一些作品则通过喜庆欢乐气氛的烘托来体现乐观主义精神。《战地婚筵》（曾克）别具一格地渲染了部队官兵和驻地老百姓喜气洋洋的心境，这种欢乐的气氛是由一个战士的喜事引起的，更是由即将来临的最后胜利这一更大的喜事引发的。弥漫在战地上空的喜气集中展示了小说的乐观格调。乐观主义与浪漫主义联姻，有了《战地婚筵》，也有了孙犁的《荷花淀》等系列小说。荷花淀上一场有惊无险的伏击战，是作家用诗化了的笔写成的，而这支笔恰恰饱蘸了乐观主义的墨。
延安战争文学的乐观主义色彩，使四十年代中国有关战争的文学表述脱弃了感伤的外衣，而打上了这个时代延安文学共有的喜剧化的烙印。表现边区农民翻身作主的创作选择了大快人心的“大团圆”结局，而表现我们民族强大生命力的战争文学也已与悲观主义无缘。新英雄传奇和武装斗争故事更多地继承和吸收了质朴的民间文学养料。通俗的英雄传奇和古代评话小说中的英雄身上，曾寄托了世世代代祖辈的平安生活理想，这种理想在过去的岁月里无法实现，但在四十年代的民主根据地已具备了实现的可能性。虽然“洋铁桶”们仍然不能等同于翻江倒海的哪吒、大闹天空的孙悟空，不能等同于嫉恶如仇的鲁智深、忠贞报国的杨家将，但是“洋铁桶”们身上刚健、爽朗、乐观的情绪，却与千百年来人民爱戴的那些英雄们有些相似。有所区别的是，在“洋铁桶”等新儿女英雄身上，作家所寄予的民众的愿望已远远超越了古代人尚存局限的境界。对传统侠义传奇乐观因素的吸收，使延安战争文学摸索出一条新的反映战争现实的创作之路。高昂的乐观主义精神和新儿女英雄真切动人的英雄风采，正是四十年代战争背景的创作提供给未来二十年军事题材文学的新鲜经验。
和大部分新英雄传奇创作者讲究出奇制胜的情节构想不太一样，有些作家特别注重战争环境里普通百姓内心情感的开掘。抒情意味极其突出。孙犁的白洋淀系列故事，以其特有的抒情色彩，显示出根据地战争文学的另一派迷人景色。在《嘱咐》里，孙犁用简洁、动情的笔墨，细腻描写了水生嫂从突然见到丈夫回家，直至决定天亮再送丈夫出征的心理过程。在这个为了抗日已与亲人离别了八年的普通妻子心里，不仅萦绕着对丈夫的长长相思和对八年艰难生活的辛酸回味，更交织着因亲人不期而归的无限喜悦和为了永久的团聚不得不与丈夫再别离的难言苦涩。水生嫂对丈夫的无比恩爱之情以及她深明大义的性格，在孙犁平静如水的描写中清彻透明地显露了出来。孙犁小说的抒情意味浓重地表现在他对普通妇女崇高思想境界的热情讴歌里。《嘱咐》这样的作品，虽然没有直接反映枪林弹雨中的敌我正面交战，但却以对后方妇孺积极支前的丰富情感以及英雄壮举的描述，同样显示了战争胜利的未来图画。诗情画意的渲染，内心情感的抒写，不仅烘托出英雄辈出的历史氛围，也成功塑造了一个个血肉丰满的英雄形象，水生嫂不过是其中极为普通的一个。
新英雄传奇是根据地民众英雄的传奇经历的缩写，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它能广泛而普遍地为四十年代关心抗战现实的根据地作家所选择，说明它对这个时代具备多重的适应性：它适应于表现抗日英雄风采的创作时尚，适应于演绎包容了乐观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等一切为《讲话》允可的主义的理论时尚，也适应于刚刚还沉湎于《儿女英雄传》等传统侠义传奇故事，正寻觅新的儿女英雄传奇读本的北方农民的接受时尚……它的长处因它对时代的适应而来，新儿女英雄传奇使中国几千年来的战争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对中华民族抗日爱国精神的弘扬和对抗日民众英雄业绩的讴歌，其价值与成就早已为世人所认识；它的短处也因它对时代的适应而来，因为它的陋弱恰恰牢牢浇铸在那些精彩之中，只不过不易为人所注目罢了。
延安抗战主题的文学常常处在一种“特色”的尴尬中。集中展现中华民族在反侵略战争中的聪明智慧的新英雄传奇的传奇性设置，本是四十年代根据地文学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但如果这一特征不是通过对生活的真实揭示来实现，而是单凭作者的主观想象来表现的话，作品的真实性就会受到相应的损害。《抗日英雄洋铁桶》在某些情节上人为编造的痕迹，致使有些内容明显失真。为了显现情节的一波三折，作者在写敌人暗害“洋铁桶”时，不让汉奸直接把毒弹交给伪军白士正，而是通过另一特务杜槐心把毒弹放到厕所墙角碎土里，再由白士正深夜去取。虽然这部分写得波澜起伏，但显然与生活逻辑不相符合，波澜是作者故弄玄虚的结果，实际上多此一举。柯蓝在故事的传奇性上确实下了不少功夫，有些传奇情节也写得令人拍案叫绝，但成于此败也于此，关键取决于作家对传奇情节与生活真实关系的度的把握，稍一失控，其效果即适得其反。神话似的夸张描写，在更为切近现实的《新儿女英雄传》中也没有彻底避免。作者写敌人大扫荡期间，民兵轻取岗楼的故事、这场战斗“一枪也没打”，只靠一个民兵假扮伪军小队长混进岗楼，另几个民兵在外边稍加协作，岗楼就拿下了。这场拿岗楼的战斗轻松得叫人惊讶。因为这是发生在敌人最疯狂的合击拉网期间，敌伪的防守严密程度任何人都可以想象，民兵们的智慧和勇敢固然不能怀疑，但伪军如此乖巧听话显然不可信，这和后来小说写到牛大水们占据申家庄，说服了伪军反正后，其中有人偷了一件老乡的夹袄，最后也不得不完璧归赵的情形是不一样的。敌人的愚蠢和残暴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如果他们仅仅只具愚蠢的天性，如果整个抗战都像孔厥、袁静写的拿岗楼这样简单，那么就很难理解全民抗战为什么要坚持艰难的八年岁月。毋庸置疑，作家们都期盼着抗日的早日成功，也真正地为身边的英雄故事所感动，但作家的艺术表现应始终贴近生活的真实遵循生活发展的正常逻辑。只有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熔铸浪漫的理想，这样的作品才不仅可信，也才更能感染人的心灵并起到鼓舞斗志的作用。乐观主义精神不是凭空而生的，它与清醒的现实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假如无视抗战艰难、复杂的现实，那么这种乐观只能是虚假的乐观，廉价的乐观。故事的传奇性和浪漫主义色彩同样不可超越某种程度的现实制约，只有这样，以揭示根据地抗战现实为使命的新英雄传奇才有它存在的意义。
与其他四十年代根据地作品相比，新英雄传奇更多地吸取了传统文学的养料。普遍采用的通俗章回体形式，适应了农民读者群的接受习惯，取得了相应的社会反响。但是，新文学对旧形式的借鉴模仿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无原则的，新英雄传奇的作家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些疏漏，其中的原因值得人们沉思。
疏漏之一是一些作品中出现了没有来得及融化的生硬照搬，有些情节是一些传统故事的直接衍化，缺乏鲜明的时代特征。《抗日英雄洋铁桶》中个别情节与《水浒传》中的某一章回极为相似，而表现手法、精神格调也全无新意。小说第九段写吴贵跑出医院赶回游击队，途中跳出三条好汉将他抓起吊打，这段情节很自然叫人联想到武松夜走蜈蚣岭，被张青手下的几个人抓住的那一段。相近的内容固然可以用相似的形式加以描述，问题是作者在表现时应显示出不同的时代取向。抗战时的游击队员不可能是《水浒传》里造反的梁山泊好汉的再生，因此他们的风度、言语、举动的差别是必然存在的，作家的描写就应该细心分辨，区别对待，尤其应融入抗战时代的特有气氛。但是，柯蓝在写这一部分时，却不知不觉地被拘囿在《水浒传》的旧模式里了。抓住“洋铁桶”的三个游击队员先是不问青红皂白，把“洋铁桶”吊起来就是一顿打骂，态度之粗野犹如旧侠义小说中常见的仇家相见，继而当他们看清了棒下的俘虏正是他们万分崇拜的“洋铁桶”时，竟然一齐丢下武器，趴在地上磕头请罪，其猥琐实难与作家要表现的威武英姿的游击队员的身份相称。这种对侠义小说故事的生吞活剥的吸收，不仅有损于作家要颂扬的新儿女英雄的形象，也致使传奇故事的气氛出现不协调的状况。
疏漏之二是以重视故事的完整为代价而忽视人物性格的刻划。茅盾曾在《关于〈吕梁英雄传〉》一文中，明确指出这部长篇存在着“人物描写粗疏的毛病，而这粗疏的毛病主要是由于未能恰如其分地刻画了人物的音声笑貌。”《吕梁英雄传》是以一个个短篇故事连缀而成的长篇，作者最为看重的是各个短篇故事的完整和故事的传奇性，而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尤其是对精神世界的挖掘比较淡漠。传统小说人物类型化现象较为严重，那是由于传统小说对人物心灵缺乏关注造成的。四十年代新英雄传奇的作者本应避免传统小说的这种局限，塑造出生动丰富真实可信各具个性的新儿女英雄，但事实证明根据地作家的努力仍然不够。吴贵从出场开始性格就已定型，是终止型性格，雷石柱、武得明的形象淹没在一连串的故事情节里，牛大水和杨小梅的性格发展线索虽然稍微清楚一些，但作者对两人的心理刻划远未达到细腻传神的应有程度。人物缺乏立体感，致使新英雄传奇的艺术魅力大为减弱。
疏漏之三是由采用章回体而来的结构的程式化问题。新英雄传奇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它重新采用了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形式，这是新英雄传奇在较多地吸取了民族文化的内容之外，在形式上的相应反应。民族文化的内容是否一定要由章回体的形式来反映，或者章回体的形式是否就是同样发展中的民族文学形式的唯一，暂不在我们的论述之列。只是从新英雄传奇对章回体形式的再使用的效果看，我们以为并不如作者们预料的那样理想。长篇章回体用的是故事套故事的结构方式，它便于单纯故事的叙述，但并不一定适用于表现抗战现实丰富复杂的形态。《抗日英雄洋铁桶》的布局安排出现了喧宾夺主的状况，捉特锄奸的篇幅占了过多的比例，这与作者追求故事的生动有关，也和作者采用的章回体的形式有着必然的联系。《吕梁英雄传》的结构也大有商榷必要。作者在这本书的再版后记中说：“当时并没有计划写成一本书，也没有通盘的提纲，只是想把许多生动的斗争故事，用几个人物连起来，并且是登一段写一段，不是一气呵成，因而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在全书的结构上，在故事的发展上，都未下功夫去思索研究，以致产生了很多的漏洞和缺陷。”小说是靠大大小小故事连缀在一起拼成的，这是传统小说和话本典型的结构方式，但由于《吕梁英雄传》的故事来源于晋绥边区群英大会上各个独立的民兵事迹，作者在改编时艺术融汇不够，致使故事与故事间缺乏内在的联系，造成整部长篇结构松散不紧凑的后果。作者完全可以一一叙述独立的人物和故事，根本没有必要硬做章回体长篇，这是新英雄传奇受章回体之累的典型事例。如果章回体不能帮助小说对抗日现实生活作更恰切的反映，反而削弱了小说的表现力，那么新英雄传奇的作者就不应该再为迎合读者群的口味，继续拘泥于这种旧形式。孔厥和袁静在构架小说时，可能正处于一种矛盾两难的境地。这种心态显现在《新儿女英雄传》里就是在章回体和现代长篇形式间采取了一种中庸的做法，即摈弃了章回体硬性对称押韵的回目标题而改用现代长篇小说的章节标志，但却仍然保留了回目。这种不彻底的改良显示了作家不受标准章回体限制的最初的决心，但毕竟仍然不能完全摆脱章回体的束缚。这部长篇打破了章回体形式要求章回篇幅大致匀称的规则，说明仍然保留的章回已是多余的摆设，章回体形式在《新儿女英雄传》里是名存实亡。孔厥和袁静只差一步就实现了新英雄传奇形式的革命，但遗憾的是只差一步。新英雄传奇从结构到表现方法，接受传统小说的某些因素，本应避其不足，发扬长处，如若不加分析地照抄，则失去了应有的延安时代的文学本色。我们在肯定了新英雄传奇等根据地战争文学对古典小说和民间文学一定程度的有益借鉴的同时，对由此而产生的偏向的剖析，就是为了能引起致力于文学的大众化和通俗化工作的人们的重视，开拓一条合乎中国文学健康发展的民族化的道路。
在抗日爱国主题的引导下，新英雄传奇的作者热情颂扬了新儿女英雄们的斗争精神，并使抗战初期以简单平面的记实显示的抗战主题得以深化。然而，从前后期基本取材以及取材的角度来看，新英雄传奇以及其它战争题材创作的表现领域不但没有明显扩展，反而有缩小的迹象，取材的范围更趋单一。新英雄传奇等战争文学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众不屈的抗日意志和抗日行动的展示，固然是根据地战争文学深化抗日爱国主题的途径之一，但在加强这部分内容之外，根据地以外的抗日生活、游击区以外的抗日斗争的被忽视，不能不被认为是整个延安文学抗日爱国主题表现上的某种缺陷。虽然其原因主要源于客观封闭的环境对作者视野的阻碍，但不管怎么说，因此而造成的新英雄传奇等战争文学历史深度的不够，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事实上，前期抗战文学已经十分明确地显示出抗日运动是全民族抵御外侮的共同行动，而实际历史的结论也证明了中华民族各党派、各团体所有爱国的成员为抗日胜利作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但随着抗战进入更复杂艰难的状态后，政治分野的愈加鲜明，加剧了因环境的阻隔和其他原因造成的根据地作家对共产党统治区域以外的抗日生活的漠视，这是新英雄传奇在题材和主题取向上的一个无奈的遗憾。
新英雄传奇在主题上的局限，还表现在这类创作精神境界尚较为浅露，没有能达到并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进步文学共同的反法西斯主题的思想高度。包括抗日英雄传奇在内的大部分抗战题材的创作者，都一味关心具体敌对环境下敌对斗争故事的进程，而对抗日反法西斯主题缺乏深层的理性思考。很少有作家愿意多用一些笔墨追根求源地探索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本质，也许他们认为这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也许他们根本不屑于此。在这些创作者看来，日寇为满足扩张野心的侵华目的早已世人皆知，毋庸赘言了。然而，作为抗日反帝文学，如果只是津津乐道于曲折的抗日故事情节，而漠视抗日反法西斯的意义，实在是买椟还珠。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妄想吞灭中国的贪婪扩张企图的又一次曝光，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希特勒带给欧洲的法西斯行动的反应，是不甘落后的同样灭绝人性的配合。和希特勒带给整个欧洲死亡的恐怖一样，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也给中国以至他们所能蚕食到的东南亚的百姓带来无尽的灾难。而在这同时，这场战争同样也使日本本国的人民陷于种种逃不脱的厄运里。包括中国抗战在内的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运动正是以这样的历史现实为前提的。由于取材的局限，更明确地说是由于根据地作家认识水准的局限，新英雄传奇等描述战争的作品无法也无力将中国根据地抗战事实与除此而外的中国以至亚洲、以至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史实相关联，而作家更谈不上对这些史实作出富有哲学意蕴的理性评价。抗日的主题若不与反法西斯反帝国主义的主题紧密联系，抗日英雄传奇中塑造出的民族英雄的光采也会随之减色。牛大水、“洋铁桶”等抗战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形象，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誓死保卫家园的坚贞的民族意志和爱国精神，只是作品对这种反日情绪的渲染与对整个世界范围内反帝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潮流的联系过于稀疏了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以人类和平为终极目标的反法西斯爱国抗日文学主题的思想揭示，也影响了延安文学走进以民族民主解放为旗帜的同时期世界进步文学大家庭的步伐。
战争的反面是和平，而中国人被迫抗战的最直接目的也就是为了祈求中国人的和平与安宁。四十年代根据地战争文学站在鲜明正义的立场上，以翔实的形象证明了日本帝国主义以侵略始以失败终的自然法则。但是，拘于作家对抗战主题的认识程度，面对这场大规模的持续了八年的战争，许多作品的描述都缺少更为宽阔的视野和更为宏大的胸襟。几乎没有什么作家愿意将他的作品的视角放在对整个人类生存状态和人类生命形式的人文关怀上。所以，读者在新英雄传奇中不一定能寻找到作家对人类和平这一最高愿望的直接而热情的呼吁，也不必去刻意探讨作家怎样从人类和平的角度，对战争给人以困惑给人以心灵的扭曲和精神的摧残这些看不见的难以恢复的创伤，表现人道的安慰和怜悯的问题。新英雄传奇提供的内容常常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作家对发生在具体某个时空的极端化事件的关注，难以成为形象地诠释更广泛时空里人类普遍存在的冲突与矛盾的标本，于是，这种关注的存在价值也就自然失之于局限。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惨遭蹂躏的劫难，不过是无数爱好和平的被压迫民族苦难的缩影。可惜根据地文学对抗战主题的解释没有予人以更深入的启示。尽管和平的理想和非战的愿望只能永远置于相对的时空之中，但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人的抗战，正是中国民族走向和平和独立的必然途径，其现实和历史价值是不容低估的。历史是在反思中才被人们更进一步地认识的，而反思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根据地作家能拥有的时空恰恰是过于局促了。缺少对战争的反思，缺乏对战争的全盘审视和深刻剖析，就不可能产生出具有一定历史和哲学深度的文学，这也是《新儿女英雄传》等抗战主题的创作既无法企及一次大战后雷马克《西线无战事》和海明威《别了！武器》等西方反战名著，也无法企及与中国抗战同时的苏联卫国战争后期出现的包括《瓦西里·焦尔金》和《青年近卫军》在内的反法西斯爱国作品的原因。这些作品中所包容的人性的内涵，正是它们显现出历史和哲学的思想高度的根本，而这根本恰恰是新英雄传奇等抗战主题的根据地创作所欠缺的。
包括新英雄传奇在内的解放区文学已越来越离我们远去了。我们不无感伤地发现，文学的时代价值和永恒的魅力常常并不一致，这几乎是一条无情的文学史法则。但不管怎么说，在时代风云和战争现实面前，根据地作家毕竟不是无动于衷的，他们的努力适应了他们那个时代那个环境对他们的要求。这种对生活积极投入的姿态，正是新英雄传奇等作品产生并不寂寞的社会反响的答案。什么是文学的永恒魅力，对于四十年代仍处于战争体验中的根据地作家来说，也许是一个暂时无可奉告的问题。
注释：
①郭沫若：《新儿女英雄传·序》，《新儿女英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②柯蓝：《洋铁桶的故事·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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