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唐碑志的文体演变看韩愈碑志的正与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碑志论文,汉唐论文,文体论文,韩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09)03-021-5
韩愈作为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前启后、转旧为新关键点之人物，苏轼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高度概括了他在文统、道统两个领域富于创变的超凡气魄和卓越成就。就“文”而言，他在诗赋及其他各类文体领域都具有自觉的创变革新意识与为人瞩目的成果。本文所关注者仅韩愈碑志一类[1]，碑志在韩集中几可与书序表状几个大类等量齐观，是韩集中值得重视的一种文体形式。为明了碑志一体在文体演变史上的地位与意义，本文试从汉唐碑志的文体演变来看韩愈碑志的正与变。
在中国人的文体观念中，碑志作为一种纪功志墓的实用文体，它的产生依赖“碑”这种文字载体的出现。秦以来已多纪功碑存世，纪功文字雅正雍容，文体变异较少。汉以后，碑志以志墓一类为多，至东汉时期蔚为大观进而定型。在汉唐这一时段碑志的文体演变过程中，尤可注意者乃三个不同阶段具有标志意义的人物：一为汉代的蔡邕，一为六朝的庾信，再则为唐代的韩愈。以下分而述之。
蔡邕作为汉代尤长于碑志创作的大家，碑志占其全部作品三分之一强。就谋篇布局而言，已经创造出碑志行文的基本格式，成为后世普遍遵循的范式。《文心雕龙·诔碑》中言碑志之体制说：“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作为一种形式感很强的文体形式，刘勰将碑志的内容分为“传”和“铭”两个部分，以此观之，则蔡邕碑志已非常完备。他谨遵行文时“传”中叙述，“铭”中颂赞的规范，被后世尊为碑志正体。
具体而言，其“传”的内容包括：一，碑主名讳世系；二，碑主天资禀赋，道德学问；三，碑主生平经历，仕宦功绩；四，碑主卒葬之事，树碑之义；“铭”则是用韵文统括全篇，对碑主的称颂赞扬。下面仅以蔡邕碑志中的名篇《太傅安乐乡文恭侯胡公碑》、《汉太尉杨公碑》、《文范先生陈仲弓碑》、《郭有道林宗碑》为例列表以示：
这种格式终魏晋六朝一直成为碑志的基本模式，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结构形式。故就碑志文体演变史而言，蔡邕则居定体之位。或可言有立体定制之功，故李兆洛《骈体文钞》中选录蔡邕碑志占卷二十四墓碑类的三分之二，他明确指出：“表墓之文，中郎为正宗，凡可为规范者，皆在所录。”[2]而后世不论碑主名望地位仕宦履历之异一仍其体，则转而流为弊。
蔡邕碑志居定体之位还因其语言的崇雅趋骈，确立了碑志趋向高雅的的文体品位，也迎合了碑志文体的实用要求。这一特征在魏晋六朝经孙绰、王俭、沈约、任昉、徐陵等，至庾信被发扬到极致。
关于蔡邕语言之雅，《文心雕龙·诔碑》云：“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文心雕龙·才略》亦云：“蔡邕精雅。”观其碑志，语言之雅首先源于多化用经典以显出渊懿典雅。据《汉碑引经考》，蔡邕碑志用语多取自《易》、《书》、《诗》、《左传》等儒家经典。如《郭林宗碑》中“先生诞应天衷，聪叡明哲，孝友温恭，仁笃慈惠”是从《尚书·舜典》“叡哲文明，温恭允塞”一句化出。“《礼》《乐》是悦，《诗》《书》是敦”则出自《左传》“悦《礼》《乐》而敦《诗》《书》”。这种引经入碑的传统，直到中唐时代仍为独孤及、梁肃、权德舆碑志所继承。其碑志语言之雅也得之于碑志结尾颂美的铭文几乎是四言韵文。四言句式自《诗经》大量运用以来，到汉代已经被尊为雅言之正体，其言约意丰、高度浓缩的句式有效地保证了碑志典雅的语言风格。
就句式而言，在中国古代文体骈散的转换流变进程中，六朝骈文大盛之前，东汉文体已有由散入骈迹象，所谓“东京气味”，乃是句法的变奇为偶已然不同西京。蔡邕碑志遣词造句即已多用对句，句式规整，趋向于骈偶。由上表中亦可见一斑。正如钱基博《中国文学史》所说：“特蔡氏骈语雅润，而信则四六铿锵耳。”指出了蔡邕已用“骈语”至庾信穷尽四六言之变，形成骈四俪六隔句作对精美形式的句法骈化过程。
继蔡邕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碑志一直遵循着这种结构形式、语言风格。庾信作为这一段时期碑志创作成就特别突出的具有标志意义的人物，首先，就结构形式而言，在蔡邕创立的格式基础上进一步完备了碑志“传”的各个要素，形成凝固不变的行文模式。明代王行《墓铭举例》卷首详细罗列了碑志必备诸要素说：“凡墓志铭，书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曰讳，曰字，曰姓氏，曰乡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历，曰卒日，曰寿年，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地，其序如此。”以此观庾信碑志，则出之以讳、字、姓氏、乡邑、族出、行治、履历、卒日、寿年、诏赠、谥号、妻、葬日、葬地的次序排列，《庾子山集注》[3]中33篇碑志皆按照这种一成不变的模式行文，一方面是将碑志的结构形式固定化，确立了蔡邕之后碑志更为规范的格式，成为当世及后来师法的样板，促成碑志文体的特征进一步彰显。另一方面凝固的结构形式在陈陈相因的流行中僵化，其弊端也日益明显。这就为后来碑志文体的破体变格提供了可能和必然。
虽则庾信碑志承袭蔡邕，仍然遵循“传”主叙述，“铭”主颂赞，但与蔡邕碑志的叙事精要相反，在南北朝碑志铺陈日益繁复的基础上，庾信碑志有过之而无不及。行文时往往用对偶的句式历叙碑主天资禀赋之后，对其仕宦履历逐一敷写，每段先用一个散句叙述提起，然后铺排演绎作成骈四俪六隔句作对的形式，更以频繁用事，借助典故比附碑主之经历遭际品性才德。将赋体的铺彩摛文、铺张扬厉用之于碑志，这一方面将碑志颂美谀扬的文体要求发挥到极致，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沦落为浮泛虚美、言而不实。加上庾信碑志评人叙事价值取向单一，描写碑主天资禀赋莫不称道“风神轩举”、“风神磊落”、“风神果勇”、“雄姿俊茂”、“眉目疏朗”、“仪表沉雄”之类；且无一不是谨守儒家忠孝仁义等伦理价值规范：“资忠履孝”、“蕴义怀仁”、“忠贞亮直”、“五常蕴智”、“六气资德”等等。漠视碑主个性竟至于个个面目相同。如《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中叙述宇文宪的文武才能：
用之作宰，则万方协和；用之抚军，则四表慑伏。岂直皋鹞为士，国无不仁，随会为卿，民无群盗！爱玩书籍，敦崇礼乐。管弦入耳，则溪谷俱调；文雅沿心，则烟霞并韵。养由百发，落雁吟猿；应奉五行，绨缃缥帙。雍容举止，抑扬谈论，当世以为楷模，
绅以为轨范。
用四六言整齐的句式极尽夸赞之能事。所作其他北周显贵碑志亦莫不如此。
就语言风格来看，庾信碑志崇雅的价值取向与蔡邕碑志一脉相承。事实上，维护碑志作为“雅体”的特征乃自孙绰、王俭、沈约、任昉、徐陵等以来一以贯之。同时顺应着这一时期文之踵事增华的时代风气，丽靡的审美取向渗透其中，遂由蔡邕的雅而精炼逐渐发展为雅而密丽。不只是遣词造句华美丽靡，其语言上变本加厉地趋新求变，还表现在追求属对工稳，用事繁密，典故浓缩，讲求音韵和谐，平仄相间。这种趋新求变的唯美文学观念渗透到各类文体的创作中，形成对偶精工、用事繁富、音律谐美、辞藻华丽的唯美骈体。尤其是句式趋向四六，在四六句式中变换出四四，六六，四六，四六，六四，六四多种形式，穷尽四六言之变，最终形成了骈四俪六隔句作对的精美形式。[4]庾信碑志作为骈文之一体，也呈现出这种语言雅丽句式精美的特征。这是在蔡邕碑志精雅规整的基础上变本加厉发展的结果。
总之，庾信碑志按照固有的顺序组合碑志必备的各个要素，以其铺陈叙事的方式，骈四俪六隔句作对的语言形式，大量浓缩的典故运用，华美绮丽的辞藻敷设，将碑志文体的歌功颂德、雅正雍容特征发挥到极致，确立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碑志新的格式规范，成为当时及至初盛唐时期普遍师法的典范。然而，格式极度规范的同时亦趋于僵化，所谓“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5]。钱氏父子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庾信碑志千篇一律甚至自相蹈袭的弊端：钱基博《中国文学史》：“数篇之后，落调多同，用事多复，习见不鲜，遂成窠臼。”钱钟书《管锥篇》：“情文无自，应接未遑，造语谋篇，自相蹈袭，虽按其题，各人自具姓名，而观其文，通套莫分彼此。惟男之于女，扑朔迷离，文之于武，貂蝉兜牟，尚易辨别而已。斯如宋以后科举应酬文字之所谓活套，固六朝及初唐碑志通患。”
初盛唐碑志一方面继续承袭庾信体，《全唐文》中碑志较多的作家，王勃、杨炯、陈子昂、崔融、李邕、苏颋、张说、张九龄、王维等皆名重于时。另一方面也悄然出现变格，比如《咸阳碑刻》中所载出土的一些初盛唐碑志模仿《诗经》、《楚辞》的句式，在远追诗骚的复古中变格，如《武周庞同木墓志铭》用舒缓深情的骚体歌功颂德，已全然不同于雅正雍容的碑志正体。[6]而张说碑志作为庾信到韩愈的过渡，已经透出文体仍旧而文风初变的过渡时期特征。句式整齐但已不限于四六，运散体之气于骈体之中，显示出由骈复散的趋势。如《姚文贞公神道碑》叙述一朝名相姚崇的功德行迹：“有唐元宰曰梁文贞公者，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六弼，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盖惟岳降神，应时间出者也。”用骈体粗笔概述，要而不烦，不同于庾信碑志的铺陈繁复详备。
中唐以后，常衮、独孤及、梁肃、李华、权德舆、元稹、白居易、柳宗元等皆有碑志存世，总之是因袭多而创变少。在汉唐碑志文体的演变过程中，韩愈成为蔡邕、庾信、张说之后促成碑志文体大为变格的重要人物，开辟出碑志创作的崭新阶段。韩愈之前，以庾信为法；韩愈之后，以韩愈为法。所谓韩愈碑志的正与变，乃是相对于前代碑志，韩愈碑志多新变；而相对于后世碑志，韩愈碑志又被尊为正体。宋元明清碑志创作，莫不以韩愈为宗。他一方面是达到了碑志创作前所未有的新境界，同时也最后完成了碑志文体的演进历程。以下就韩愈碑志的“变”、“正”分而述之。
韩愈碑志的新变首先直观地表现为变骈为散。这实际上是顺应古文运动的时代潮流，有意识地以散代骈，一改骈文一统文坛的局面。其实，初盛唐以来碑志已有骈中寓散、骈散兼备的发展趋势，直至韩愈正式完成这样一个由渐变到质变的骈散流变的进程。事实上，骈四俪六的骈文形式将汉语言文字节律韵律方面的审美特质张扬至极。整齐对称的骈文在铺陈时固然体现出汉语言文字的美感，但严整有余，流丽不足，非但不长于描写人物，也限制议论抒情。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大力推进者，在语体的革新方面乃是致力于变革六朝以来的骈文，回复三代两汉的古文传统。他不仅在理论上大声疾呼，而且在创作上身先士卒，他的各体文章无不运之以散文的气势，但与此同时也将偶对声韵的技巧灵活多样地运用于散体之中。究其实，韩愈为文并非将骈文古文、骈体散体视为水火不容，而是以散为本，辅以骈偶，融通兼美。碑志作为一种雅正雍容的实用文体，此前一直以骈文为宗，韩愈碑志则有意识地变骈为散，一反这种约定俗成的规范。通观《韩昌黎文集校注》中的七十多篇碑志，“传”的部分，无一例外纯为散体。与此前碑志相比，显示出韩愈有意变骈为散的自觉意识。甚至与同时期的古文家柳宗元相比，韩愈有意运用散体创作碑志也与柳宗元的碑志保留齐整凝重的特色不同。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第390页将韩愈碑志与柳宗元碑志比较：“碑志之文，韩愈事多实叙而驰以奇，乃用太史公之传体；宗元语虚而凝以骈，厥承蔡伯喈之碑志。”可见钱氏以为韩愈碑志的据实叙事承继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而柳宗元的碑志却更多地保留了六朝以来规整雍容典正的风貌。韩愈上追两汉用散体融史入碑，以史家笔法撰写碑志，加以他本人所具有的史家气魄见识不自觉地渗透到碑志创作中，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碑志文体的品格，提升了碑志文体的地位。这一点特别体现韩愈碑志新变的价值与意义，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一直存在着文体高卑雅俗区别的。
事实上，以长短参差的句式取代整齐对称的遣词造句，的确可以更灵活随意地取舍碑志的各个要素，也更宜于在碑志中细腻生动地描写人物，更为自由地论理与抒情。所以变骈为散成为韩愈碑志新变的突出特征，同时又是韩愈碑志其他方面得以新变的前提。“铭”的部分，韩愈碑志则在以四言韵文为正体的同时，骈散参用，句式多样，率性自由地颂美论理和抒情。
碑志中的“铭”，自蔡邕以来习用四言韵文，至庾信碑志谨遵格式，于碑志结尾无一例外地用“乃作铭曰”、“铭曰”表示。韩愈碑志中用四言韵文的常式为多，占碑志中的多半部分。据《韩昌黎文集校注》中第六第七两卷碑志共75篇统计，四言韵文的“铭”有40篇，有少部分运用其他句式，如纯为散体的有14篇，骈散参用的有8篇，碑志中没有“铭”的有9篇。
“铭”之变格如《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铭曰：“宦不遂，归讥于时。身不得年，又将尤谁？世再绝而绍，祭以不隳。”用三四五言短句散体。
又如《集贤院校理石君墓志铭》以极为精要的笔墨叙述石洪的行迹，结尾特别点明碑主嘱韩愈为铭，铭曰：“生之艰，成之又艰。若有以为，而止于斯。”用三四言的短句作三言两语的议论。
韩愈碑志的新变突出表现为变雅为奇。“尚奇”作为韩愈的文学观念和审美价值取向，已经为人们普遍认同，学者也多有论及。其碑志则表现为将蔡邕、庾信以来汉魏六朝一直尊崇的雅正之体变而为奇特之文。就结构形式而言，基本上打破了庾信碑志将各要素按顺序组合的固有模式，而是根据碑主身份个性差异灵活自由地布局谋篇。如《施先生墓铭》先用“辞”突出施先生深受学生爱戴的经学家的身份，再叙述其世系仕历。一反碑志先叙述碑主世系仕历最后才作铭颂的固有格式。对于这种变格的谋篇布局，曾国藩评曰：“或先叙世系而后铭功德，或先表其能而后及世系，或有志无诗，或有诗无志。皆韩公创法，后来文家踵之，遂援为金石定例。究之，深乎文者乃可与言例，精于例者仍未必知文也。”[7]称赞韩愈这种深乎文者的创法。
如以写作时间极为接近的《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登封县尉卢殷墓志》、《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铭》、《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唐朝散大夫赠司勋员外郎孔君墓志铭》为例，尤可见其布局谋篇的因人而异，不循常格的尚奇意识。
元稹夫人元和四年十月十三日归葬，此篇碑志当作于元和四年末，其余四篇都作于元和五年。[8]元稹与夫人韦丛郎才女貌，两人诗琴唱和的风流韵事当时已家喻户晓。元稹时为官东台监察御史，韩愈也在东都为都官员外郎，两人多有交往，应元稹之约为其香消玉殒的夫人作墓志铭，叙述碑主“受教于贤父母，得其良夫”，“所事所言皆从仪灋”。叙述精要夸赞得体。在铭文中用四言韵文的常式称颂，雅而有度。
为登封县尉卢殷所作的碑志则一改固有的碑志格式，开头既没有碑主世系仕历的叙述，结尾也没有铭颂，只寥寥几笔叙其为诗读书竟至饥寒而死的遭遇。这是卑微者的碑志。对显赫者的碑志则另有作法。如《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铭》的碑主杜兼，是韩愈分司东都时的僚友，韩愈对其人显然并不陌生，但此篇却是沿袭碑志的常式行文，仅仅叙述杜氏世系及其仕历，且特意表明此篇是应杜兼亲属之请而作，全篇无一褒贬之词。之所以如此，乃因为杜兼与宰相杜佑友善，为杜佑所倚重。杜兼为人浮险，豪侈矜气，有大肆杀戮、蓄货足欲之恶行，碑志没有据实叙其恶行，也没有违心故作颂美，方苞评曰：“志无美词，铭亦虚语。”[9]韩愈这样的谋篇措辞其实已经暗寓褒贬。至于《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则尤为碑志别格，开头用一半篇幅叙述张圆之妻转述张圆生前对韩愈的仰慕，及其求铭的遗愿，然后再历叙张圆仕历，赞其：“为文辞有气；有吏才，尝感激欲自奋拔，树功名以见世。”并且有意详书其遇害之地，将爱张圆之才、赞张圆之能、同情张圆赍志而没的不幸之强烈感情溢于言表。《唐朝散大夫赠司勋员外郎孔君墓志铭》中的碑主孔戡，乃是韩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时的僚友，系孔子三十六世孙，佐昭义节度卢从史，人称其贤。韩愈曾作《感春》诗有感于孔戡之死云：“孔丞别我适临汝，风骨峭峻遗尘埃。”“天公高居鬼神恶，欲保性名诚难哉！”碑志紧扣其“贤”谋篇遣词，开头即郑重称呼“昭义节度卢从史有贤佐曰孔君”，然后列举具体事实叙述其贤明义勇、不近利禄，赞颂之情溢于言表。至于其世系则在碑志最后一段用“祖某，某官，赠某官；父某，某官，赠某官”一笔带过。
由上观之，韩愈碑志谋篇布局方面的“尚奇”乃是有独创，不循常，因人而异，决不蹈袭。
惟其布局谋篇的不循常格，故而能服务于再现各具个性的碑主形象。因而韩愈碑志“尚奇”也体现在描写人物方面，与此前漠视人物个性、价值取向单一大异其趣，而是善于抓住碑主独具个性的特征，力求生动地再现，竟至于人人殊面。
关于韩愈碑志生动细致的人物描写，再现出神形兼备的人物形象，学者多有论述。[10]如他为友人柳宗元、孟郊、张署、王仲舒写的碑志，倾注真挚深厚的感情，生动地再现碑主的神韵风采，情不自禁又辅以精辟的议论。李观、樊宗师等人的碑志，则更多地用议论手法，显出一定的政论色彩。还有一些碑志甚至加入了小说杂文笔法，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写出一个落拓不羁的奇男子以欺骗手段娶妻的情节，颇类似于传奇。这中间其实显示出流行的新兴的文体形式对碑志的影响，是不同文体互渗的具体表现。《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则抛开碑主生平事迹，一一列举友人中服药丧身的事例，已迥异于一般常格的碑志。黄宗羲《南雷文案》卷三《与李杲堂陈介眉书》：“昌黎铭王适，言其谩妇翁；铭李虚中，卫之玄，李于，言其烧丹致死；虽至善若柳子厚，亦言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岂不欲为之讳哉？以为不若是，则其人之生平不见，则吾之所铭者，亦不知谁何氏也；将焉用之？”对于韩愈碑志能够再现出人物各具个性的风采称道不已。
当然，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尚奇”消解了碑志一以贯之的“崇雅”的风貌，韩愈碑志雅正雍容的特征明显淡化，布局谋篇不循常格，描写人物彰显个性，通过叙事、议论、抒情的有机结合，在碑志中流露作者自身的激荡情感，将一种程式化的文体形式一变而为一种可以灵活驱遣以表情达意的散文形式。这种新变的结果是为后来的碑志创作拓展了创作的空间，解除了固有的束缚，促成了碑志文体的解放。
综上所述，韩愈碑志变骈为散，变雅为奇，其新变涉及碑志文体的诸多方面，开创出碑志创作的新境界和新阶段。然而变而不失其正，韩愈碑志之正，首先是“守正”，其志墓的功用不变，围绕碑主叙事抒情颂德以突显碑主形象特征的宗旨不变，述世系考仕历的意识也一直贯穿在其创作之中。韩愈碑志之正，其次是被尊为正，与韩愈碑志对前代碑志的“新变”相比，这一点更能突显韩愈碑志在碑志文体演变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他所达到的为后人尊崇的超拔境界，说明其新变前代碑志之作已得到当时及后世的普遍认同。韩愈以文名显赫，当时得以“以文常铭贤公卿”，竟至于形成达官显贵皆以得韩愈志墓为荣的风气，这是韩愈碑志被尊为正的当世事实。当然，这还是非文体因素的辐射影响。而自宋元至于明清的墓志碑铭类作品莫不推崇韩愈，视韩愈碑志为马首是瞻乃是不争的事实。如元代潘昂霄撰《金石例》十卷，首创以“例”研究金石文字，类下设例，以例统文。卷二至卷五考订包括德政碑、神道碑、墓志、碣、墓碑、行状在内二十五种传记文体缘起，并辅以例证，例多出自于韩愈、柳宗元之文。卷六至卷八则专为韩文公志铭括例。明代王行《墓铭举例》中说：“由齐至隋唐诸家文集，传者颇多，然词皆骈偶。惟韩愈始以史传作之，后之文士率祖其体。”其论碑志之例，以韩愈集中碑志为主，兼及唐宋诸文家集中可作为范例之碑志，书中也详论碑志写作技法，如以韩愈《唐故河东节度观察使荥阳郑公神道碑文》为范例论“纲”要“目”详曰：“盖题为纲，文为目。纲既详之而目则略者，嫌于辞之繁也。其纲举其要而目致其详者，如韩文《唐故河东节度观察使荥阳郑公神道碑文》之类是也。”清代有志于墓铭例一类著作者颇多，无一不尊韩愈为正。如黄宗羲《金石要例》中在“称呼例”一条举韩愈集中碑志为例，在“碑志烦简例”一条中赞韩愈碑志“烦简得当”。鲍振方《金石定例》在潘苍崖《金石例》和黄宗羲《金石要例》基础上作严密详审的考订，卷二前小序交代：“文章贵先合体，体者例也。昌黎文越八代之衰，义正词严，《金石例》一宗其法。但例之缘起可否，有不尽于昌黎者。”王振声在序言中也明确指出：“自昌黎振起八代之衰，其法流传。”在卷四金石推例八十条中，以一文为一例，首先列韩昌黎二十条，即占所列十四家中四分之一篇目。至于刘宝楠《汉石例》中也将韩愈碑志与前代碑志比较以后，以为“昌黎之功，诚以不细。”可见就碑志文体演变史而言，是由韩愈最后完成了碑志文体的演变历程。
考察韩愈碑志之正与变，可以得到关乎文体乃至超越文体的诸多启示。碑志作为一种在内容功用上有明确规范的、形式感尤其明显的文体形式，在汉唐这一时段完成了它的定型承传新变的整个历程。而韩愈以其被后世视为规范的创作毫无疑问地成为这种文体最具有标志意义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文体的破体变格首先取决于作者个人才情识见与学养。就韩愈个人而言，其个性才情、史识学养及兼美的创作理念和自觉的创变意识，使之在碑志文体演变过程中具有舍我其谁担此大任的条件。韩愈所处的时代，一方面是志墓的风气盛行，为留名，为存史，归根结底是高扬个体生命价值意义。另一方面撰写碑志隐恶扬美，其“谀墓”又为许多人格节义之士所不屑为，而韩愈作为学高才大、文名显赫的人物，在这种真实的现实境遇中，舍我其谁的担当自负使他坦然尽朋友之情谊，收丰厚之润笔，既能承秉笔直书的述史传统，同时又自然贯注自我的激荡情怀，善于挖掘出碑主各具个性风采的具有个体生命价值的特征，从而带来了碑志的新变。其次文体演变亦得之于文化氛围的孕育，时代风气的有力推动。中唐文士创新变革的意识浓烈，文风文体趋新求变，韩愈不可能超脱于时代风气之外，一方面他是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是创造新的时代风气的潮流人物。韩愈碑志正是中唐古文运动的浩荡声势中文风文体新变的具体成果。其碑志创作成就是他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为后人瞩目的散文成就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