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心灵的现实转向：读报纸与现代性（1894—191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古典论文,现实论文,心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位授予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指导教师】黄旦
本论文运用“阅读史”的方法，以数十位晚清“普通”读书人的日记为史料，根据舒茨（Alfred Schutz）的“社会世界”[1]理论安排行文框架，试图从“人”自身出发，向历史探询：报纸这一“现代文化形式”[2]如何参与到近代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之中。
一、研究缘起
关于报纸与现代性的文字已汗牛充栋，散落于现代性概念的不同层面。以晚清为例，当报纸与制度勾连时，它往往逃不过“公共领域”的概念，“学校、报纸和学会，构成了近代中国的公共空间”，“在于独立政治建构之外形成公共交往和批判性的公众舆论”[3]；而涉及理念时，报纸则是“传递现代思想、理念和知识最重要的媒介”[4]；此外，“报人”群体常被放在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洪流中予以审视，就如他们的先辈王韬一样，报纸是文人“自我实现”的新方式[5]。
不过，这些基于“传者”、“文本”的研究，往往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困惑”，即那些现代制度或理念，在报人、文本之外的阅读者那里，究竟曾产生了什么样的回响？过去，这一问题或受限于史料、或思维方式，而未曾得到较好地回答。以至于，人们只能暂时假定文本的陈述和读者的接受是同一的状态。
与此不同，本文的观察对象是读报纸的平凡人等。受西方阅读史研究之启发，以及个人内化之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作者转移视角，在历史的恒河沙数里挑选到极其有限的史料——甲午至辛亥间三类普通读书人（上层绅士、地方读书人、青年学生）之十余本日记，试图在具体而微的阅读碎片中初步挖掘报纸在近代中国文人读者的生活世界所引发的现代转向及其社会文化意义。
二、研究前提
1.对报纸的认识论：视之为一种“现代文化形式”——不仅是中性的知识载体，同时，也规范着知识的类型（type of knowledge），所以，偏向观察它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差异；在本文中，则明显地将之与“儒家典籍”的知识形态区分开来。
2.关注的是“生活世界的现代性”[6]，即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展示的对世界的态度、情感和行为等，而非制度、理念或美学意义上的现代性。
3.从人的根本存在去理解报纸的意义。具体到文本，则借用舒茨的“社会世界”概念，烛照现代意识发生的内在机制：报纸通过重构“周遭”、“前人”、“共同”三世界的关系，从而引发了人的现代转向。
三、主要内容
全文除导论外，共分三部分七章。分述如下：
第一部分“撤离‘前人世界’”，包含以下四章：
第一章“古典心灵：一个国度的‘美学共同体’”，以1894年前几位分散于不同时空的读书人（孙宝暄、皮锡瑞、蔡元培、刘大鹏、张棡）之阅读、交往、求学及日常生活，试图“建构”一个“古典心灵”的日常理想形态：在权力中心以外，传统读书人处于同一个“知识共同体”之中，偏好以审美方式阅读儒家典籍，却甚少关注当代事物，而处在以“前人世界”为导向的生活状态。除了对立足之地的耳闻目见（“周遭世界”）以及邸报描绘的“朝廷”景象外，普遍缺乏对现实世界的了解。
第二章“转向现实：甲午战争期间的‘时事之网’”，以1894年夏至1895年间孙宝暄、皮锡瑞、蔡元培、张棡等人的日记为史料，试图厘清新闻纸在战争期间带给读书人的变化。研究发现：“上海新闻纸”随甲午战争进入了读书人的阅读世界，他们对儒家典籍的关注让位于时事消息，对朝廷的批判显著增加。由于上海新闻纸的出现，前现代传播系统中，人们仅仅依靠“流言网络”时的那种“如居桃源”或“人心惶惶”的生存状态，得以改善。概言之，人的注意力从“前人世界”转向了“共同世界”——一个由持续的“功能性现在”和公开的“战争”构成的“现实”。这个“现实”的时空在随后的数年间逐步扩展，而渐渐逼出了“民族国家”的意识。
第三章“公众的微光：以报刊为中介的政治批评”，以1896年至1898年孙宝暄、皮锡瑞、蔡元培、张棡的日记为主要史料，探讨维新运动期间的报刊阅读状况与读书人的现代转向。研究发现：以《时务报》为代表的维新报刊，被官方和读书人共同建构为“通今”的知识，从而与儒家典籍之“博古”相对立或补充，也因之取得了学问上的合法性，为读书人广泛接受。从阅读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报人群体没有囿于行政（如农学、矿业、铁路），转而对中国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的幻想”。文人读者们，尤其看重报人的议论。跟随“议院”、“民权”等政治概念，晚清社会中横向地形成了一个跨区域的、政治讨论的文化，艾尔曼（Benjamin A.Elman）曾经批评的以阅读儒家典籍为主的“共同体”，逐渐转向具有政治批判力的“阅读公众”[7]。
第四章“重新理解世界：知识资源的现代转向”，受日记的限制（时断时续），主要以孙宝暄一人1900至1903年的日记为史料，重点探讨《新民丛报》与现代知识观念的形成。研究发现：戊戌政变后，报刊业转入低潮，西方书籍成为读书人主要的阅读对象，西方现代思想与儒家典籍的知识构成了竞争关系。譬如，在孙宝暄身上，就发生了“婚姻自由”与“媒妁之约”，“民族国家”与“大同世界”的观念转换。不过，到1900年后，《清议报》、《新民丛报》成为书籍外，读书人仰仗的另一个重要的知识资源。与其它报纸不同，《新民丛报》不大关注政府的“一时一事”；它与书籍既有相似之处——均传播西方的现代性知识；但彼此之间亦有差异——其内容大多直接指向具有现代意义的“今日中国”，具有“反诸现实”的强烈效果。
第二部分“超越‘周遭世界’”，包含以下一章：
第五章“空间感的重构：‘国家’作为思虑的中心”，主要论及报纸阅读如何使人超越周遭世界，进入到民族国家的空间之中。本章主要以中国下层读书人刘大鹏1902年以后的日记为主，兼及他人。研究发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兼具了从“天下”到“国家”的缩变和从“地方”到“世界”的扩张。这些空间概念同时也是政治概念。在报刊进入阅读世界之前，读书人的空间认知和身份认同主要停留在“乡里空间”（乡、里、邑）；“省”、“省外”的图景十分模糊，而这个空间正是形成民族国家意识的关键。但是同时，他们对于“天下”的论述却多如牛毛，不过，细看之下，却也仅限于想象式或道德化的认识，并非具体事务构成的清晰图像。报纸阅读使人超越“立足之地”，进入到一个由具体事务构成、可以连续呈现的国家空间，国家因而成为“充满意义的真实体验”。本文认为，“知有国家”是近代国家意识形成的基础。
第三部分“‘过渡一代’的社会世界”，主要论述1890年以后出生的新一代阅读报纸的情形，含有以下两章：
第六章“‘青年’的诞生：作为成长方式的报刊阅读”，以1890年前后出生的周作人、梁漱溟、朱峙三等人的日记或回忆录为史料，试图呈现“新一代人”成长的理想形态。研究发现：根据社会学之观念，“青年”在中国传统社会曾经缺乏意义，它只是从童年到成人科举道路上的过渡阶段。但是，1900年前后，青年逐渐与国家勾连，被赋予了青春向上、积极乐观的现代性意义。而且，新一代人的“社会世界”已与传统一代有所不同，其“周遭世界”变成了都市的新式学堂；而“前人世界”对他们的影响力亦大大减弱；一个显著的现象是，阅读报纸成为个人成长史中的重要经历，这一变化对人的精神气质有重大影响：它使青年人较早接触政治，对现实持批判态度，加速了他们与传统思想与学术的决裂。
第七章“‘自我’的政治化：现代革命意识的形成”，以三位普通青年学生（分别为留日的黄尊三、湖北书院的朱峙三、江南新式学堂的叶圣陶）1905年到1911年的日记为史料，探讨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夕的自我认知。研究发现：青年人从拥护“立宪”到“革命”的心态转折，与报纸阅读关系密切。他们作为一个集体，特别偏好阅读报刊上的激进主义内容，所以，革命党的报纸，尤其是《民报》对他们的影响往往深刻。进一步，处于个人前景和国家命运不定之“双重边缘”状态的他们，普遍形成了“将个人自我放置到革命（国家）框架中去审视”的心态，从而与过去私塾青年的“一心只读圣贤书”，形成鲜明反差。但是，远离社会实际事务的生存状况，又使得他们将阅读报纸、了解国事作为自我实现的第一种替代性途径。
五、研究结论
结语“报刊与近代中国的现实主义”，首先回顾报纸在其它地方激发的现代意识——在普通民众之间培养政治讨论的文化和批判现实的精神，一种为“民族国家”意识做好准备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心理机制；一种激发人们思考自身经验以外的事物的“移情”能力。这些零零种种的现象与近代中国不无相似之处。
但不同文化中现代性发生的方式却有巨大差异，特别是中国报刊的读者，是以儒家典籍为学问之惟一信仰的人，他们习惯于“用思想文化去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而且，诉诸1894年到1911年之具体的中国历史，那时，萦绕在中国读书人内心的头等大事是如何将一个已存续千年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从困境中拯救出来。这一目标几乎规范了那个时代的一切事物，报纸概莫能外，因而被发掘、推举和利用，承担起追寻现代民族国家梦想的重要任务。这与西方社会的那种伴随都市化、工业化进程而诞生的报纸判然有别。
此外，另一个更重要的议题是，报纸这种文化形式，培养了何种特别的现代气质。如果我们忽视报刊作为文化形式的意义，而只将其作为知识载体来看，便只须注意它对“民权”、“平等”、“自由”等现代理念的阐释。然而，既然可以称之为一种形式（知识类型），它自身带给现代社会的精神——即没有它就不大可能产生的现代意识，就逃不过追问。依本文的研究，晚清报刊培养的是一种超越传统经世思想的现实主义精神。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将明末一位名叫倪元璐（1594—1644）的官员之行事风格命名为“政治现实主义”，这个官员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广泛掌握了关于实际问题的知识，譬如赋税、田产、财政、军事等[8]。这种“现实主义”源自于儒家固有的经世精神。1820年代以后，贺长龄、魏源编撰的《皇朝经世文编》广泛流传，它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官僚制度和技术性问题，如铨选、赋役、盐务、漕运、河工、水利等”；讲究的是“如何由制度的安排、政府多种政策的运用以及法令法规的约束以求政治社会秩序的建立”。这些文本的出现，反映了清代中叶以后，“经世思重实际、重实效的趋势，是一种功效性强化的表现，但也意味着当时经世思想的批判精神日趋淡薄”[9]。
毫无疑问，传统经世思想含有某种现实主义精神。不过，嘉道两朝兴起的现实主义，具有明显的“局限”：“第一，它须以致用为目的……第二，以政府施政为立场”[10]。换言之，它虽然鼓励读书人的入世立场，但往往是以关注政府的实际事务为终点，它是行政的而不是政治的。
阅读报刊带来的现实主义，与传统经世精神有原则性的不同。它既没有“致用”的实际功能，又超越“朝廷”的立场。张灏先生说：“19世纪后半叶，中西思想碰撞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晚清的经世传统逐渐从道德和行政上的改良主义思想转变为一场有关传统中国政治的一些根本原则的政治变革。”[11]报刊参与了这场转变，它不仅将读书人从前人世界解放出来，也将它们从一种现实带入另一种现实当中，即从立足朝廷、关心实际事务与耳闻目见的现实中，转到以国家为主体、毫无实际功用、超越个人闻见的政治现实。这种“无用的政治现实主义”恰是现代意识发生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