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的扇子”：芥川龙之介文学意识及其中国观之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湖南论文,扇子论文,中国论文,观之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1年3月7日，芥川龙之介（1892～1927）终于实现多年来的愿望赴中国旅行。此次中国之行使晚期芥川龙之介作品的文学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首先表现在以中国旅行为界，芥川的文学作品一改诗性的浪漫而开始关注社会与现实，“湖南的扇子”即是体现这种转变的代表作。“湖南的扇子”是芥川唯一取材于中国之旅的一篇纪行体小说，但芥川生前最后一部短篇集，即第八部短篇集却被冠名为《湖南的扇子》（该短篇集于芥川自戕前一个月的1927年6月出版），可见这篇作品对考察晚期芥川文学具有重要意义。也许由于日本二战后漫长的美国化进程，芥川的中国旅行之于其文学的重要意义，尚未引起日本学界的广泛关注，代表晚期芥川文学最高成就的“湖南的扇子”，亦未得到应有的评价。本文希望重新解读“湖南的扇子”，以阐明晚期芥川龙之介的文学意识及其中国观之变迁。
一
小说“湖南的扇子”发表之初，芥川本人曾对这篇作品有过微辞①。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它没有带来同样被冠名为短篇集集名的“罗生门”、“烟草与恶魔”等作品所呈现的研究盛况，为数不多的论说亦多舛误。日本学者塚谷周次评论说：“这篇作品的正文与开篇部分缺乏紧密联系，这是开篇部分被忽略的原因”（塚谷周次60）。塚谷的论说虽然颇具代表性，但似乎并未看到芥川对自己作品的不满也许仅仅是谦辞而已，毕竟我们不能等闲看待他用这篇作品冠名其生前最后一部短篇集的举动。且看“湖南的扇子”② 的开篇部分：“除广东出生的孙逸仙外， 中国卓越的革命家黄兴、蔡锷、宋教仁等均是湖南籍。这自然也得益于曾国藩和张之洞的感化，但为说明这种感化，亦必须考虑湖南人不服输的性格。我去湖南旅行时，偶遇下述小说似的小事件，或许这小事件也显示了热情豪迈的湖南人的性格。”（芥川龙之介第十三卷 136）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毛泽东、刘少奇等湖南籍革命家的贡献有目共睹，这表明晚期芥川文学敏锐的洞察力。与上述引文相呼应，其后所述“小说似的小事件”是：日本旅行者“我”抵达湖南省府长沙，第三天与向导谭永年一起前往岳麓山游览。谭曾经留学日本，擅长日文。途中，二人见到前些时候被斩首的恶徒黄六一的情妇玉兰。当晚，“我”在妓馆目睹玉兰在谭的劝诱下，平静地咽下浸润了黄六一鲜血的巧克力色的饼干。
从表面看，这颇带血腥气的“小事件”似与开篇部分湖南籍革命家的名字毫无关联，因为“小事件”的主要当事人是玉兰，她在众人面前平静地咽下满含情人鲜血的饼干，将湖南人不服输的性格发挥到极致，故长期以来作品的主人公理所当然地被读解为“玉兰”。然而，这样的观点颇值得商榷。笔者以为，有着留日经历的“谭永年”才是芥川着力刻画的重要的人物形象，这种重要性在小说的开篇部分即有暗示。众所周知，日本曾是孙中山开展革命工作的重要场所，开篇部分的三位湖南籍革命者黄兴、蔡锷、宋教仁均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追随者，并且均曾留学日本、与谭永年在籍贯、留学经历等方面不谋而合，这样的安排绝对不能理解为是一种巧合。关于早期留日学生的革命性及其思想动态，开篇所述的孙逸仙在其“孙文学说·有志竟成”中介绍道：“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在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借《苏报》以鼓吹革命，为清廷所控。太炎、邹容被拘囚租界监狱，吴亡命欧洲”（周谷城 437）。由此可见，芥川对当时留日学生开革命风气之先的史实心中有数。他在中国曾与留日回国人士李人杰、余洵等会面，赞叹李人杰是“年轻中国”的代表者（芥川龙之介第八卷 46—53）；在上海与章炳麟的会面令他刻骨铭心；章炳麟与邹容是忘年之交，章曾因为《革命军》撰序而被监禁三年之久。可以想见，在与芥川的交谈中，滔滔不绝的章炳麟可能涉及21岁即为革命捐躯的邹容。在近代革命史上，陈天华亦是湖南籍留日学生，他与“湖南的扇子”开篇部分所列黄兴有着深厚的友谊。事实上，名垂青史的留日学生比比皆是，例如李大钊（早稻田大学）、陈独秀（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郁达夫（东京大学）、郭沫若（九州大学）、夏衍（九州明治专科学校）、 田汉（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等。
因此，我们可以说，芥川通过中国之旅认识了当时留日学生的上述性格，将看似与正文所述“小事件”毫无关联的湖南籍革命者的名字列于开篇部分，以暗示谭永年的革命先锋性。其实，谭永年的重要意义在作品结尾处再次得到印证。“湖南的扇子”以“我”乘船离开长沙时的疑惑落下帷幕：“我衔着雪茄烟多次忆起和善的谭永年的面孔。然而不知为何，谭未来送我”；“吃过饭，我在船舱昏暗的灯光下开始计算旅费。……不时地又忆起谭的面孔。我也不清楚他为何要让玉兰痛苦。”如此描述，与开篇部分可谓前呼后应，首尾一致，“谭永年”所隐含的深刻含义再次被突显出来。这表明“湖南的扇子”是一篇具有政治色彩的作品，这与此前的芥川文学是迥然不同的。但是，由于芥川崇尚“诗的精神”的文学理念，他在表现深刻的政治性主题时也往往运用惯常的诗性笔触，这一特点导致人们难以深入这篇作品的堂奥。
谭永年是和“我”是同期由日本东京一高进入东大医科的留学生中的才子，他“和蔼可亲”，留学期间从未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除结尾部分，作者一直强调谭随和的性格。因担任向导的日本人突然患病，谭代替日本人来码头接“我”，但是面对热情的谭，“我”冷淡地告知在长沙“只住三晚”，因为“我当时对几乎所有长江沿岸的城市都感到幻灭，认定长沙当然也只有猪可以看”。这种激烈的情绪缘于旅行者“我”的中国观。由后文可知，“我”脑海中的中国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浪漫色彩，而现实的中国与“我”的想像天地悬殊，这是幻灭感的由来。小说中“我”的心路历程与芥川的感受较为一致。“杜子春”、“秋山图”等中国题材的作品表明，芥川在中国旅行前对中国充满了浪漫的奇思妙想。然而，现实的中国到处充满了令其感到窒息的政治气息，反对“二十一条”的呼声此起彼伏。于是，作家浪漫的中国梦烟消云散，“支那游记”真实地表达了芥川的这种感受，长沙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1921年5月31日致泷井孝作书简中，芥川称长沙的“特产是新思想和伤寒”（芥川龍之介第十九卷 176）；在“杂信一束”中，作家在长沙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参观长沙天心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附属高等小学，古今少有的板着面孔的年轻教师任向导，女生们因为抗日都不用铅笔等”（芥川龍之介第十二卷 221）。这与“湖南的扇子”中“参观某女校，排日气氛意外浓烈，颇觉不快”的描述完全一致。在理想与现实的错位中倍觉幻灭的“我”冷冷道出在长沙“只住三晚”，而后以挑衅的口吻补充道：“如果能看土匪斩首什么的，就另当别论。”谭对“我”冰冷刺骨的话语背后隐含的意思心领神会，那颇具夸张色彩的“大笑”与看似“漫不经心地将话题一转”等行为暗示出在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时代，中日两国知识人士间业已出现的深深的情感裂痕。在探讨谭永年的革命先锋性时，我们不能不注意芥川如下创作笔记：“戊戌之变。谭嗣同。富于诗意的。毕永年。出家为僧”（芥川龍之介第二十三卷 424）。谭嗣同为湖南籍人士，是戊戌维新中惨遭杀戮的六君子之一。毕永年是谭嗣同的同乡兼同志，受中日甲午战争影响，怀抱民族革命思想，戊戌维新失败后赴日本，后参加广东惠州三洲田起义，事败出家为僧。日本学者青柳达雄认为，谭永年之名取自谭嗣同、毕永年二者之名，故其革命性不言而喻，且谭将吃人血饼干可“防病消灾”的当地风俗斥为“国耻”，亦暗示出其作为先觉者的本质（青柳逹雄 77）。笔者认为青柳的观点虽然颇有见地，但是仍存有诸多盲点。如上所述，谭永年的革命性在作品开篇处即有暗示，惟碍于诗性的隐喻表述而被忽略。深陷于幻灭感之中的日本游客“我”当然不理解谭永年的革命性，他将梦幻破灭后近乎绝望的心情化做希望，观看斩首现场等满含挑衅的言辞，谭的充满热情的风物介绍亦成为在“我”耳际响起的“一连串骚音”。作为不服输之湖南人的一分子，谭毅然拿出人血饼干作为回应，同为湖南人的玉兰则平静地将饼干咽下，令“我”着实吃惊不小。道不同不相为谋，谭未去码头送行固在情理之中，而这于“我”当然是费解的。
二
“我”虽然对长江沿岸的城市感到幻灭，对谭永年的革命性亦毫无觉察，但是对中国女子却依然颇有兴致，这是值得留意之处。“我”的如此情致在轮船靠岸时即被刻画得淋漓尽致：“我发现在码头对面，——枝繁叶茂的柳树下有一位中国美女。她身穿淡蓝色夏装，胸前挂了块奖牌似的东西，孩子气十足。我的目光也许仅仅因此即被其吸引，但她还望着高高的甲板，鲜红的唇边浮着微笑，像是和什么人约好了似的，手持一把半开的扇子”（芥川龍之介第十三卷 138）。一位“孩子气十足”的“中国美女”吸引了“我”的目光，尤其一把“半开的扇子”增添了女子的妩媚，可见是女子纯情淡雅、飘然若仙的气质吸引了“我”，此处的吸引纯属精神感受，不含丝毫肉体欲念。作者还强调女子是站在“枝繁叶茂的柳树下”的“美女”。柳树与半开的扇子衬托出的中国美女，俨然一幅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树下美人图。无独有偶，表现芥川桃源乡情结的晚期作品“自第四个丈夫”以不染尘迹的中国西藏为舞台，其中“河畔垂柳下抱着乳儿的妻子身上圆光闪耀”（芥川龍之介第十一卷 16）句描绘的女神般的妻子，亦属树下美人。作家在短期内的两篇中国题材作品中描绘树下美人，绝非偶然。
保存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日本国宝“鸟毛立女屏风”上亦绘有树下美人图，因其完成之初饰有山鸟羽毛而得名。《大辞泉》所载鸟毛立女屏风释意：“正仓院保存的屏风之一，共六面。各面绘唐装妇人之树下美人图”（大辞泉 1938）。正仓院为日本宝库，建于天平年间，位于奈良东大寺大佛殿，收藏有天平年间（729—749）圣武天皇生前喜爱的诸多顶级艺术品。日本圣武天皇在位的天平时代是日本倾国力大规模输入中国文化的时代，以佛教文化为中心的中国建筑、美术等源源不断传入日本，使日本人的审美意识发生了质的飞跃。受到中国唐代文化的影响，可谓天平时期最重要的文化特征，而建于天平时期的正仓院所藏圣武天皇遗物中颇多唐文化遗存，著名的唐装妇人之“鸟毛立女屏风”即其代表之一。事实上，树下美人图曾经广泛地存在于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在日本，由鸟毛女屏风引发的树下美人图研究始见于20世纪初，可见这一构图寓意之深刻。它是日本文化之源，亦是芥川文学原点的象征。“自第四个丈夫”的树下妻子是怀抱乳儿的母亲，这是作家的真情流露。母亲的发狂，换言之，母亲的缺位在芥川人生中的意义可见于“点鬼簿”、“某阿呆的一生”等作品，而其大量充满乡愁的汉诗更表明，对东方传统文化的深深依恋是芥川文学创作的原动力。可以说，母亲怀抱乳儿的画面，也许是芥川脑海中描绘的最幸福的图像。
芥川赋予中国女子如此丰富的意象，与其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有关。无论其热爱的中国古典诗歌抑或《剪灯新话》、《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均有众多美女出现。作家剖析自己对《聊斋志异》的喜爱之心时，曾经这样说过：“中国的鬼有教养，重人情义理，比人可爱多了。若认为这是谎言，请读聊斋志异，数百长篇短札中随处可见这样的鬼”（芥川龍之介第三卷 136）。《聊斋志异》中的“鬼”大多化身为可爱的女子形象，芥川赞美书中的“鬼”，其实就是赞美中国女子；在芥川的脑海里，中国女子的意象与其深爱着的中国古典小说、诗歌世界是融为一体的。除树下美人外，“湖南的扇子”还描绘了玉兰等中国女子。为了出神入化地刻画这些女性形象，作者可谓费尽心机，他对《支那风俗》的参照即是极好的明证。
前述“小事件”中的场景之一，即“我”在谭的引导下游览岳麓山归来，在玉兰所在妓馆见到许多中国美女——实则风尘女子们，其中还有曾在码头见到的“孩子气十足”的含芳。作者对她们如同对含芳一样没有肉体欲念，只尽情享受着与她们共餐时的浪漫氛围，且最令“我”感动的是美女们如“中国小说女主人公的名字”般悦耳动听的名字。多么富于诗意的异国情调！其实林大娇、张湘娥、王巧云、含芳、醉玉楼、爱媛媛等名字，均来自井上红梅著《支那风俗·卷上》之“美人投票”。该文记录了名为“群花选举大会”的上海首届选美大赛情况，参赛者均为上海花柳界女子，当时共选出92名优胜者，按名次分别授予“大总统”、“副总统”……“都督”及“花政长”称号。“湖南的扇子”中所谓中国小说女主人公般的名字大都选自“都督及花政长”获奖者名单，且看如下引文：
都督及花政长▲老民和花月痕 林宝玉▲福宁里 小林黛玉 梁红玉▲新青和青凤钟情（中略）▲迎春坊王宝宝 金大娇▲福祥里—飞红 含芳▲福致里 爱媛媛 赛照云▲小花园美云 日新里真月影▲百花里秦楼 林雅云▲乐余里惠勤 蔓君▲汕头路丽云 安乐里王巧云▲吉庆坊时鸿 同春坊金小红▲寿康里情侠 花妙玉▲精勤坊翠霞轩 醉玉楼（井上红梅 348）
芥川引以自豪的六个人名中，有四人之名完全照搬“美人投票”中的优胜者之名，仅参政院参政“金湘娥”及都督及花政长“金大娇”之名，在作品中被改为“张湘娥”和“林大娇”。据此可见，芥川在刻画中国女子形象时颇费了一番心机，因为无论树下美人含芳抑或有“中国小说的女主人公”般悦耳动听名字的女子，均暗示“我”或作者本人深爱着的中国传统文化，而井上作品中富于诗意的同时代中国女性的名字，正契合了作家的如此审美情怀吧。“我”之所以对几乎所有长江沿岸的城市感到幻灭，却依然感到中国女子的情趣，表明“我”的中国画像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存有巨大落差。“我”怀抱着浪漫的梦幻来到中国，但当时处于民族存亡紧要关头的中国到处充满了令“我”感到窒息的政治气息。正是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落差，令我陷入近乎绝望的幻灭感之中。
三
“湖南的扇子”蕴含了丰富的思想内涵，留日学生“谭永年”与树下美人“含芳”作为一组相对的符号性存在，分别代表“新”、“旧”两个中国。日本旅行者“我”与谭永年语言交流毫无障碍，却对谭的诸多行为感到不可思议，而被语言不通却散发出迷人的东方神韵的含芳深深吸引。芥川通过“我”对谭永年与含芳的迥然不同的感受，折射出“我”落后于时代的浅薄的中国观，以及进入近代以后中日间业已出现的深深裂痕。然而，无论谭永年的革命性抑或含芳被赋予的文化内涵，都是以诗性的隐喻笔触得到显示的。事实上，一如芥川的诸多其他作品，“湖南的扇子”亦充满了诗性的隐喻，被用于题名的“扇子”同样隐含着深刻的寓意，这从作品结尾处的如下文字中，可以见出：
我衔着雪茄烟多次忆起谭永年的面孔。然而不知为何，谭未来送我。沅江号离开长沙的时间大约是七点或七点半。我吃过饭，在船舱昏暗的灯光下开始计算旅费。我眼前有一把扇子，在不足二尺的桌上垂下桃红色流苏。这把扇子是我来这里前谁忘记之物。我用铅笔写着，不时又忆起谭的面孔。我也不清楚他为何要让玉兰感到痛苦。然而我的旅费——我现在仍然记得，换成日元刚好十二元五角。（芥川龍之介第十三卷 154）
在当时中国，那垂挂着桃红色流苏——与桃源仙乡的桃花有着同样色彩的风雅的扇子是被随意忘却之物。在整篇“湖南的扇子”中，主要人物谭永年、玉兰均与扇子无关，就连含芳亦不了解那把半开的扇子曾经吸引过“我”，惟有日本人“我”关注过它，因为“我”从树下美人手中的扇子感到了浓浓的异国情调。原来作家芥川是以如此“扇子”为题，讽刺“我”浅薄的中国观，我们不得不叹其运笔之妙。正是由于这种缺乏现实关怀的肤浅的中国观，使得“我”对曾经留学日本、擅长日文的谭永年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只得怀着迷惑不解的心情离开长沙。笔者以为，这不仅是“我”的迷惑，亦是芥川希望读者深思之处，其中包含了晚期芥川文学的问题意识，即通过中国之行，芥川亲身体验了中日间也已出现的情感裂痕：那曾经滋养日本文明达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古典的风雅世界，正在惨遭摧残，而日本文人对此浑然不觉，依然沉溺在缥缈的中国想像中，或在“私小说”狭隘的个人世界中无病呻吟，中日两个民族、两个民族的知识人士正渐行渐远……。作品最后一行强调“但是我的旅费——我依然记得，换成日元正好十二元五角”，作者采用比较的笔触暗示如此情感裂痕，而令“我”记忆犹新的“十二元五角”旅费所显现的荒诞性，正是作者对充斥日本文坛的狭隘的私小说世界的嘲讽。“扇子”的上述寓意正是它被用于题名的重要原因，但同样因为芥川诗性的创作风格，此前论者亦未能揭示出“扇子”的深刻内涵，这自然大大影响了人们对这篇作品的深入解读。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芥川在中国旅行后迅速成长起来，开始关注社会与现实，获得了优秀作家应该拥有的更为敏锐的洞察力，创作出了与前期风格完全不同的探讨同时代社会问题的作品；更重要的是芥川龙之介对以描述身边琐事为能事的日本私小说的批判视角，至今仍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湖南的扇子”散发出的时代气息，是此前的芥川文学作品中鲜见的；其所揭示的理想与现实间的深刻裂痕，反映了芥川龙之介中国观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它终于由诗性的浪漫幻想提升至理性的现实认识，显示了作家精神世界的飞跃。然而，在日本不断陷入战争泥沼的疯狂时代，这种理性认识注定带有悲剧性，因为疯狂的时代动摇了芥川文学赖以依存的文化根基，其后不久作家的自戕，即是极好的明证。笔者认为“湖南的扇子”这篇作品，对于考察芥川文学风格及其中国观的变迁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可谓晚期芥川文学的代表作。这大概就是作家将它作为生前最后一部短篇集集名的原因吧？
注释：
① 芥川在1925年12月31 日致斋藤茂吉书简中写到：“小生在诸多不快中写了两个短篇，但中央公论那篇写得不好。”参见《芥川龍之介全集 第二十二卷》（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199；在《新潮评议会（七）》上说：“《湖南的扇子》结尾写得不好。”参见《芥川龍之介全集 第十六卷》（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261。
② 本文所论“湖南的扇子”及其引文，皆见于《芥川龙之介全集·第十三卷》，以下不再一一注明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