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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丽姑苏，小康典范
苏州建于公元前514年，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历史资料显示，明朝中叶（1550年）至清朝末年的361年间，苏州独领“风骚”三百余年，清朝各地商人在苏州府设立的会馆、公所就达227个，其中，全国各地在苏州设立的公馆、公所（相当于现在各地驻苏州的办事处）就达73个，苏州俨然是全国的经济中心。
苏州是全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之一。放眼姑苏大地，满目青绿山水，田野赏心悦目，路边花木扶疏，街巷常年洁净。为数众多的文物古迹，精巧典雅的古典园林，秀美多姿的湖光山色，技艺精湛的民间工艺，风貌独特的小桥流水人家，使苏州充满了魅力，素有“人间天堂”之美誉。
目前苏州下辖常熟、张家港、太仓、昆山、吴江5个县级市和吴中、相城、平江、金阊、沧浪、虎丘、苏州高新区、苏州工业园区8个区。全市面积8488平方公里，其中市区1650平方公里，总人口584万人，其中市区210万人。
改革开放以来，苏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成为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苏州在强劲增长的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以占全国0.09％的面积和0.46％的人口，苏州创造了占全国2.4％的生产总值，2.5％的财政收入，10％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外国和港澳台直接投资超过1／10，其中苏州的台资额占全国的1／4。丝绸产量和出口量占全国1／3；笔记本电脑、电脑主机板、显示器、鼠标产量居全国首位；精密机械、精细化工、生物制药、新材料产业的实力也在国内名列前茅。工业经济总量达近万亿元，是仅次于上海的经济重镇。
改革开放以来，苏州GDP年平均增长14.3％，到2004年市实现生产总值3450亿元。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名列第4位，人均生产总值57992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首位；按现行汇率折算，已超过70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人均GDP3000美元即被视为达到现代化，在我国，这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标志。因此，从人均GDP来看，苏州不仅已步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且已率先建成小康社会。而上海人均生产总值仅为55306元，杭州为39174元，宁波为38858元。2004年实现工业总产值9560.13亿元，其中国有及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突破7000亿元，达7307.54亿元。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总产值132.41亿元，集体工业总产值75.38亿元，三资工业总产值4689.05亿元，私营工业总产值1286.33亿元。三次产业的比重分别为2.2％、65.7％和32.1％。2004年进出口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达到1032.01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507.74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451.92亿美元，内资企业出口额55.78亿美元，外贸公司出口额31.19亿美元，私营企业出口额11.8亿美元。对亚洲、北美、欧洲三大洲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96％，其中对亚洲出口额224.57亿美元；对北美洲出口额132.32亿美元，增长61.3％；对欧洲出口额130.68亿美元。在出口总额中，一般贸易出口90.25亿美元，进料加工贸易出口336.13亿美元，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出口80.58亿美元。2004年全市新增注册外资14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95亿美元，其中有验资报告的约50亿美元。累计利用外资400亿美元。三次产业注册外资之比为0.3∶91.0∶8.7。全年涉外税收207.65亿元，占全市税收的比重达42.3％。
以上数字显示，2004年苏州全年实现GDP仅次于上海、广州、北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次于上海；实际吸引外资规模超过了上海、深圳，居全国各市之首；进出口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仅次于深圳；全部工业产值达到9560.77亿元，仅次于上海。
显然，苏州已经探索出了一条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路子。与创业色彩浓厚的温州模式不同，“苏州模式”是典型的引进发展型，以强势政府和有效政府为基础，以招商引资为手段，以土地换资金，以空间求发展。苏州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到处是一派莺歌燕舞的景象，是名副其实的人间天堂，毫不夸张地说，苏州已经成为小康社会建设的典范，苏州的一举一动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苏州的发展及其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
二、辉煌背后，瑕疵不少
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按理说应该是一片叫好声，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许多专家学者在对苏州的超常规现象进行了研究后，各种看法不一而足，有赞赏声，有声讨声，有鼓劲声，有叹息声。更有甚者苏州的发展模式引来了很多著名学者和地方领导干部的尖锐批评。批评者的主要观点集中在一点，那就是苏州名声响不实惠，引进外资多，GDP增长快，但人均收入与GDP大不相称，增幅远远低于GDP增幅，老百姓从引进外资和经济增长中得益不多。甚至变得相对贫困，例如苏州人均GDP超过上海，但人均收入只有上海一半；在人均收入的群体中，差距也特别大，在公务员群体中，平均每位公职人员的年薪则为6—8万元，基本做到了收入水平与生产总值（GDP）增长的同步；而同期一般企业员工的年收入则为1.5—1.8万元左右，充其量只相当于一般公职人员的年终奖，两者的差距达到了4—5倍。在外国资本掠夺性的投资过程中，真正获益的是公务员群体。在长三角15个大中城市中，苏州GDP总量超过浙江任何一个城市，但论人均收入浙江几个城市全部高于苏州；在许多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经济指标方面，如商品零售总额、储蓄余额、私车拥有量、人均住房面积等，苏州甚至比不上地处西部内陆、经济发展较迟缓的成都。例如，苏州现在的房价平均是每平方米4745元（苏州英文周刊2005年4月10日），一个工薪阶层的三口之家年可支配支出是30000元，按90平方米计算（小康水平参数），要有15年的不懈努力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说明经济高速增长，但大多数人的生活并不轻松，并不富裕。通常，人均GDP 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关系大致是后者是前者的75％。而苏州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4451元，只占人均GDP的25％。这个差距太悬殊了。由此也说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远低于经济增长，这也是多数苏州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难以感受到经济增长对提高生活质量有什么突出影响的重要原因。同时，对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性支出之间进行比较也可发现，居民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消费性支出了。2004年苏州市区人均消费支出为9783.07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8％。再加上近年苏州房价、水电气等价格快速上升，导致生活成本激增。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尽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增加，但对于改善或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产生什么显著作用，生活成本的快速增加，部分地抵消了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居民大部分可支配收入都用于消费性支出，还要应付教育、医疗、养老及其他方面的应急需求，因此在目前情况下，要想扩大居民的消费支出是非常困难的。人均GDP 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距，突出地反映了目前苏州以工业生产来拉动GDP增长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使得经济快速增长难以转化为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为此，重庆市的一位领导公开质疑“苏州模式”，认为这是典型的“只长骨头不长肉”。
从理论上讲，经济总量较多地区的居民就该有较高的收入，但苏州GDP总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却存在着如此之大的反差，着实令人吃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是苏州外资带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当然也有统计方法的问题，按照现在的统计方法，计算人均GDP是不包括外来人口的。300多万外来人口把GDP的光荣献给了苏州，却拿走了工资报酬。苏州的人均GDP是按照598.85万户籍人口计算得出的。也就是说，人均GDP把本来应该摊到3个人头上的钱，摊到了2个人头上。但是，这2个人并没有拿到3个人的收入。不过，全国其他地方也是如此统计的。近年来，苏州成了全国引进外资的典型，媒体称苏州已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一些专家认为实际上只是世界工厂的加工车间，出口的都是技术含量不高的低端产品，连做衣服都是贴人家的牌子，赚的是极其低廉的加工费，扮演的是挣钱最少的打工者的角色。即使拿苏州、昆山那里密集的电脑生产企业来说，名义上是高科技产业，实际上与研发、设计无缘，装配女工长时间坐着一动不动，从事的是简单重复的装配工作，只能说是高科技产业链条末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环节部分。例如，罗技公司是一家总部设在加州的美国公司，每年有2000万个在苏州制造并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鼠标运往美国。在美国其售价约40美元，在其价格构成中，罗技拿8美元，销售商拿15美元，零部件供应商拿14美元，而中国只能从每只鼠标中拿到3美元，其中包括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性开支。
时至今日，苏州经济已经演化成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资（特别是台资）的外生型经济结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外生型的经济模式在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上会碰到一些障碍。外生型经济可能碰到的问题是高度依赖于外来投资所带来的前景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外资可能是因为你这里成本低而前来投资，一旦将来成本高企了，它也完全可能再去寻找成本更低的投资场所。在这种经济结构下，外国资本的投资是一种掠夺性的投资。这种经济模式的增长给百姓带来的福利不及经济本身增长的幅度。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下过多依赖外资的经济结构，会使国有企业的作用日益降低，近年来苏州经济增长的70％以上来自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贡献，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市出口总额的80％以上，地方政府对外资的财税需求依赖性日益加深，苏州的国有经济比重持续下降，民族工业日渐衰弱，曾经辉煌的品牌也逐渐消失。苏州曾经风光过的“四大花旦”已经成为昔日黄花。在苏州规模工业总产值中，国有、集体、私营等本土企业所占比重远低于外资企业，而且本土企业的发展速度也不如外资企业。到2004年国有工业仅占全市工业产值的1.38％，而外资企业占48.9％，大量的产业工人不得不二次就业，其中大部分在外资企业打工， 据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末有54万人在外资企业就业，成了“打工仔”。
三、增长发展，不可混淆
在由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评出的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排名中，苏州没有进入前十位，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异军突起的苏州，是中国经济成长最活跃、最快速的地区之一。它创造了苏南乡镇企业大发展、招商引资承接国际资本大转移的奇迹，苏州在此次评比中未能进入百强城市前十位，主要原因并不是经济实力不强，而是由于在教育、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得分都较低。也就是说，在教育、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没有真正形成较强的竞争力。偌大的苏州，竟然没有一家企业有能力或者有能力但不愿意负担一个足球队或篮球队的费用。
一座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不仅表现在经济快速发展这一面，而且还体现在教育、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方面的发展水平上。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城市，虽然有古老的文化底蕴，但城市规模人口、科教文化设施方面的欠缺，成为城市综合实力上的硬伤。
由此，只重经济增长，特别是GDP增长的发展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那么，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不断提高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发展的结果是让每个人都得到发展，包括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及质量改善。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我们更加需要处理好增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增长与发展在经济学理论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增长”主要是指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是以产出的量的增加作为目标和衡量尺度的，发展强调的是经济、社会、政治的“质”的变迁或进化。增长要求回答“有多少”，发展则既要回答“有多少”，还要回答“有多好”。由此可见，发展比之增长具有更广泛的涵义，既包括增长所强调的产出的扩大和增加，同时也包括生产和分配的结构与机制的变革，社会和政治的变迁，人与自然的联系，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以及发展的自由选择和机会公平等等。经济发展要求在经济增长之外，关注更多属于人、为了人、维护人的权利的指标，如人的营养状况、身体条件、期望寿命、收入水平、教育与医疗水平、政治参与等等。离开人的发展，即使是经济增长了，社会也难有真正的进步。
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数量的增长，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就谈不上发展。但增长不是发展的全部，弄不好还会导致一系列负面的社会问题，两者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尽管在一般情况下，任何经济增长都可能是经济发展，但在特殊情况下，经济的增长不一定构成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是一种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而这种增长是没有多少意义的。比如，经济量的增加不能准确地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结构；经济量的增加不能反映一个经济体内的贫富差距、也难以体现社会公正；经济量的增加不能反映出土地流失、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经济量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加，如提供给社会的劣质服务、豆腐渣工程、假冒伪劣商品，这些都为经济量的增加作出了“贡献”，却不会增加社会的财富和福利水平。再比如，生产提高不等于生活提高。生产水平高不等于收入水平高，即增产不增收。收入水平高不等于生活水平高。生活水平高不等于生活质量高。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的、首要的物质条件，没有增长，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反之，没有发展，长期的持续增长也将是不可能的。
弄清楚了发展与增长的辩证关系，我们就不难理解苏州为什么在由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评出的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排名中，苏州没有进入前十位的原因了。
有人形象地比喻苏州的发展是：
靠吃补药来强身
紧咬增长不放松
不管三七二十一
总量上去是成绩
显然，苏州在取得经济的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孕育着很大的风险，在实现GDP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较大的能源、环境代价。曾经长期困扰工业园区的电子辐射风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州环境发生的变化。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为了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但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排放的各种污染物日益增多，严重污染了环境，使得许多地方失去了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危及到生产和生活的正常进行。
从苏州经济的实际情况来看，要保持苏州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必须始终使外资保持一定的规模，其中台资也要保持较高的份额。以土地换资金还能持续多久？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后备土地资源不足因而影响招商引资的困窘，出现了产业链条短的困窘，外国资本对苏州发挥的作用能持续多久？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泡沫在散去，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由于宏观经济形势和国家政策的变化，外向型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矛盾也日益突出。在引进外资方面，今年国家还将严格执行有关土地政策，土地问题仍然是影响引进外资的瓶颈，由于土地严格控制，缺地矛盾突出，导致待批项目延缓和推迟。今年苏州新增注册外资的目标是150亿，按照每亩40万美元的投资规模，苏州全市就需要近4万亩的土地，而江苏省今年给整个苏州市的用地指标只有1.4万亩。这导致了今年注册外资额的下降。今年1—4月，全市新批外资项目790个，注册外资59.15亿元，同比下降 10.1％。
四、建设小康，不二选择
放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国涌现出许多地方发展模式，但在笔者看来，最主要的应该是“苏州模式”和“温州模式”。所谓“苏州模式”，实际上是类似于早年日本和韩国“政府主导型”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但又有自己的特色。归结起来，主要是政府除了做好市场经济下政府应该做的事，比如除提供制度和政策环境外，还通过制订非常明确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来引导投资者进入，并积极参与到引导外部资源尤其是企业家资源的进入（所谓“招商引资”或“招商选资”）。苏州外资经济的发展有其得天独厚的外部条件，也有其谋求发展强劲的内在冲动，主客观条件在特定时空下的对撞，造就了今日苏州外资经济的辉煌。苏州今日的辉煌是苏州的决策者们在不同历史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准确把握，是决策者们植根于现实、适时适地求新求变的创新思维结出的丰硕成果。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仍然要肯定苏州模式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这是因为：苏州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人均收入，以及基础设施和各项社会事业方面在全国都是先进的甚至是领先的。苏州经济快速发展，政府财政实力大大增强，每年向国家上交国家整个财政收入的2.5％，居各个地级市之首。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基础设施和各项社会事业日益完善。人均收入在长三角中不高，但放在全国范围看，还是很高的。苏州经济和社会发展更多地体现了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原则，更能体现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宗旨。事实证明苏州经验对于地方经济发展，尤其是那些资金严重不足的地方起到相当大的带动作用，而我国恰恰是一个资本匮乏的国家。当然，像苏州这样的地区在引进外资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也要及时实行转型，引资方式上要从以资金换市场向以技术换市场转变，在引进资本的同时引进先进技术，带动本地产业升级。同时，项目引进上要从引进生产型项目向生产与服务结合型项目转变，在发挥原有优势的同时，带动本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完善，以利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快地促进百姓收入的增长。
同时，我们仍然要肯定，苏州模式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唯一选择。这是因为：相对于其他模式，苏州的模式更加适合国情。
从中国大多数地区实际情况出发，必须承认，尽管民营企业的发展对于当地经济举足轻重，但中国大部分的地区都缺乏温州那样的传统的商业文化传统，缺乏雄厚的“社会资本”，因此要模仿温州模式，靠民营企业来发展本地经济事实上有一定的困难。一般来说，经济学家都谙熟市场制度的重要，却不太清楚市场制度不成熟时如何运作，谙熟企业家的重要却不太清楚在企业家资源不足时该如何运作。相比之下，苏州模式是典型的引进发展型，以强势政府和有效政府为基础，以招商引资为手段，以土地换资金，以空间求发展，政府创新先行，制订正确的发展战略、发展规划、打造一流的招商引资环境、在本地企业家资源不足、发展资金不足的情况下，靠“引进发展”突围并实现经济腾飞。可以说更加易于操作，易于模仿，易于复制。
因此，可以说，苏州的发展模式是：
以外促内是捷径
强势政府保稳定
骨骼长大再长肉
蛋糕做大自有粥
（说明：未注明来源的数据均来自苏州市统计局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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