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新的妖怪——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妖怪论文,秩序论文,冲突论文,世界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亨廷顿的新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雄心勃勃地试图为普通公民和政策制定者认识冷战后世界制定一个理论框架。亨廷顿的范式并不象我们在冷战期间所做的那样将权力和意识形态作为研究的重点，而是强调文化上的竞争。
亨廷顿的中心论点言简意赅。他写道：“在冷战后世界、不同民族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意识形态、政治或经济，而在于文化。”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正在转向对更大的文化实体即“文明”的认同和忠诚，并且这种转换正在迅速产生一种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他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政治成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政治。”结果，文明之间的冲突将多于文明内部的冲突，“最普遍、最重要、最危险的冲突将是归属不同文化实体的民族之间的冲突。”
《文明的冲突》之所以能比其他提出冷战范式后的尝试更有生命力，至少有三点理由。第一，亨廷顿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对历史掌故独具慧眼。亨廷顿一直是机敏的概括者，他能将各种不同现象归入简洁、难忘的框架，这种诀窍极其鲜明地贯穿于该书之中。他还是一位掌握学术韵律的大师，例如他写道：“在伊斯兰，上帝是凯撒；在中国和日本，凯撒是上帝；在东正教，上帝是凯撒的小搭挡。”文风上的巧妙、贴切使这本书读起来十分生动，并使其论点的吸引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第二，这段时期不论谈论的课题是外交政策，教育工作，性角色，还是家庭价值观，文化阐释都非常流行。因此，亨廷顿的主张正好与现在的知识潮流合拍，尽管许多知识分子很可能在他的一些结论面前望而却步。
第三，亨廷顿的主张乍看起来是极具说服力的。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差异可以产生误解和猜疑。甚至随便浏览一下历史，我们都可以发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集团之间曾在不计其数地的场合相互开战。简短地翻阅一下任何一张报纸，似乎都能为这种文化观点提供进一步的证据：“西方”克罗地亚人、穆斯林和“东正教”塞族人在波斯尼亚相互敌对；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为克什米尔争吵不休；“东正教”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一直向穆斯林车臣人和阿塞拜疆人开战；中国与其非中华文明的各邻国之间的麻烦现在可能正处于酝酿过程。因此，初看起来，最近的事件似乎与亨廷顿的论断惊人地一致。
然而，即使存在这些优点，该书的核心论点仍然经不起仔细的推敲。亨廷顿没有解释为什么忠诚会突然从民族国家层次转向“文明”层次，他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这种所谓的转移会导致更大的文明间冲突。其次，他的一些关键性论点与历史和当代的现实是相矛盾的。最后，亨廷顿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文明的人概念上，致使他忽视或淡化了民族主义更为有力的作用。结果，“文明的冲突”对于正在显现的世界秩序只是一种不可信赖的向导，同时也是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政策蓝图。
一种政策蓝图吗？
亨廷顿将文明定义为“人的最高层次文化归属和最广泛层次的文化认同 。（文明）既是由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和惯例，也是由人的主观自我认同限定的。”克内尔（W.Mcneill)、布劳德尔(F.Braudel)、奎哥利(C.Quigley)和施宾格勒(o.spengler)等历史学家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亨廷顿确认了六种现代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和两种可能的候补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上述八种文明中的五种分别具有主要的核心国家（印度、日本、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但非洲文明、伊斯兰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却没有这样的核心国。
依据亨廷顿观点，未来的世界秩序将由以下几种强大的趋势限定。第一，西方主导的时代正在终结，几个非西方国家正在凭其自身的资格而作为大国异军突起。第二，这些新兴大国越来越反对西方的价值观念，偏爱它们自己的文化规范；西方物质优越性的持续衰弱将极大地削弱其文化吸引力，因此亨廷顿反对认为现代化将导致西方与非西方在文化上趋同的观点。第三，由于市场和媒体的作用，使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加上象马列主义或自由主义那样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停止了对信仰的支配，所以，每种文明内部蕴涵的主要文化价值观念作为个人和政治认同的根源将变得愈加重要。总之，这些趋势预示着将要出现一个新的多极世界，其中每一个大国将分别是不同文明的核心国家。对于亨廷顿来说，冷战的结束是国家对抗的旧世界与文明冲突的新世界之间最重大的历史分界线。
在这个多极、多文明的世界，世界政治将是何种情形呢？亨廷顿承认国家仍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者，但他认为国家会越来越根据文明来界定它们的利益。结果，“各个国家经常与那些具有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进行合作或相互结盟，而与那些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经常发生冲突。”或者，正象他正该书其他地方所讲的，“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合阵线，正在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合阵线。”
因此，冲突将或者发生在“文明分裂的国家”(Cleft countries)中，或者发生在“断裂带战争”(tornline wars)中。“文明分裂的国家”是指人口中的大部分分别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象乌克兰；“断裂带战争”则是指沿着两种或多种文明之间的界线发生的战争。后一种冲突由于地区敌对双方分别试图从他们的文化弟兄国，特别是文明核心国（若有的话）那里得到支持，因此可能是极为复杂的。最首要的危险则在于，一个或多个这种“断裂带战争”有可能逐步升级为超越文明界限的大国冲突。
对于西方来说，下面两种危险尤其突出。第一是伊斯兰教。人口爆炸、文化复兴和缺少强大的核心国，几个因素合在一起使伊斯兰教形成了极易动辄冲突的倾向。亨廷顿承认，伊斯兰教是一种极度分裂和相对虚弱的文明（它在世界经济生产中所占的分额不足西方的1/4），而这些事实没有使他获得更多的慰籍。事实上，他认为伊斯兰教和西方已经非常接近于战争状态，他说：“勇于献身的伊斯兰斗士利用西方开放的社会将汽车炸弹安放在选好的目标上。西方军事专家则利用伊斯兰社会开放的天空将灵敏的炸弹投放在选好的目标上。”亨廷顿认为，来自伊斯兰教的挑战本质上是文化方面的，并且可能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第二种挑战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如果说伊斯兰教自己威胁部分程度上反映了数百万被动员起来的穆斯林难以驾驭的活力，那么亚洲威胁则来自于促进亚洲经济优势的秩序和戒律。亚洲社会正在摒弃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他们的经济成功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和扩大全球影响的欲望。因此，亨廷顿把利益之间的冲突，进而是文明之间的冲突——看作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
亨廷顿从他的基本框架中直接引出了对策。在一个以文明分野为特色的世界上，他提倡西方成员国之间实现更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使拥护北约扩展、吸收其他西方国家（象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加盟；他希望将拉丁美洲并入西方集团，同时阻止日本向中国靠拢。因为中国和伊斯兰文明是对西方的最大威胁，所以西方还应该接受俄罗斯在东正教国家的霸权，并极力限制中国和伊斯兰权力的增长。在后方，美国必须阻止“多元文化主义”倡导者对西方文化传统的破坏，并鼓励移民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另外，亨廷顿警告说，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涉将是“不稳定的唯一最具危险性的根源”，但他并没有建议西方要完全放弃这类活动。
这个概括对于亨廷顿极为深邃的分析来说并不是绝对公正的。他直截了当地揭穿了文化趋同论的真面目，并用文化间冲突的大量事例来论证他自己的观点。他对“断裂带”冲突动力的分析，跟他对当代伊斯兰社会冲突特性的讨论一样，是别具吸引力的。文明范式的优点在于它的简单性，该范式对于理解当代的一些重要事件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为什么不能简单地把这本书送给西方所有国家首脑、立法委员和高级政府官员，并准备对付即将来临的文化斗争呢？
要全面掌握“文明的冲突”之所以不应成为美国（更不用说西方）外交政策蓝图的根据，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世界政治在过去的具体情形。这样将突显亨廷顿是如何认为它正在发生变化的，并有助于我们看清其论点上的缺陷。
对命题的详细剖析
冷战结束前世界政治的情形如何？亨廷顿对文化竞争新纪元所确定的起点何在？在过去200年左右时间里，国家特别是大国一直是世界事务的核心行为者。人们一般都承认这些国家属于不同的文明，但却没有人认为这些差别对于理解国际政治至关重要。文化差异的确与此有关，但是它们的主要政治表现所采取的形式却是民族主义。不同文化的集团或民族各自该拥有自己的国家，这种信仰证明是极端强有力的政治意识形态，而且这种信仰巩固了自17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存在的国家体系。
大国冲突在这段时期经常发生。主要因“文化”（即民族主义）原因而爆发的战争则只是偶尔的事，最著名的有意大利统一战争（1859年）和几次德意志统一战争（1864年、1866年和1870年）。然而，在极大程度上，大国冲突是恐惧、贪婪和愚蠢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是国际政治在无政府世界中自下而上的特色。
根据亨廷顿观点，1990年前的大国冲突如果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属于文明内部的冲突。用他的说话：“在400多年时间里，西方的民族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普鲁士、德国、美国等等在西方内部构成了一个多极的国家体系，并彼此之间互动、竞争和开战。”然而，这个描绘却是错误的，因为它忽略了两个非西方大国，日本和俄罗斯，在这400年中，也在与西方（及其他地方）“互动、竞争和开战。”
若加进日本和俄罗斯，那么历史记载能说明什么呢？1800年以来主要发生了四次霸权主义冲突（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每一次都卷入了两种或两种以上文明的国家。另外，大多数其他有大国卷入的战争（包括它们的殖民战争）也是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因此，亨廷顿声称“在冷战世界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政治变成了多极和多文明的政治”，显然是错误的。
另外，这个错误还令人对亨廷顿的下面论断产生怀疑，即冷战的结束乃是一个基本的历史分水岭。这个论断意味着他不能利用以往的文明间战争来论证他自己的观点，因为以往各种样式的冲突并非来源于被亨廷顿现在世界政治核心的文化或“文明”差异。
在这一点上，有人开始怀疑，亨廷顿只是给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之间有时相互开战的旧现象，贴上了一个新标签。这种看法实际上也得到了亨廷顿本人的赞同，因为他写道：“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一直在群体之间引发冲突的因素：对人口、地域、财富和资源的控制，以及相对的权力。”不过，他明确指出今天的某些情况已经不同了，否则为什么要劳神建立一个新的范式呢？
新的特征表现在个人认同上的变化。亨廷顿仍然把国家看作是世界政治的核心行为者，但他认为，伴随冷战结束的是政治忠诚的深刻变换。在对民族主义思想提出的直接挑战中，亨廷顿断定：不论精英还是大众都将越来越与那些同他们共享独特文化的其他国家认同，认同方面的这种变换将极大地减少同一文明内部的冲突，同时加剧文明之间的紧张关系。
认识到这种主张的根本意义和深远影响是很重要的。在过去2000年左右，各式各样的帝国、城邦国家、部落和民族国家曾一再否认文化亲和力，目的是为了追求各自的一己利益。这些政治单位一直情愿与他们自己文明内的其他成员开战，并同样情愿与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结盟，只要这样做对他们是有利的。现在亨廷顿声称国家的行为将以极其迥异的方式进行，他们都将文化价值观放在首位。
但是，亨廷顿从来没解释为什么忠诚会以他描述的方式发生变换。他声称，全球化和不同文化之间日益增加的联系，使广泛的文明认同变得更加强而有力，但他没有提供任何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文明的”忠诚现在正在战胜民族主义？为什么文化或种族关系不再关注国家而是关注更广泛的文明观念？亨廷顿没有给这些问题提供答案。
不仅缺少答案，而且他提出的关于日益增加的文化自信的许多事例也根本不是关于文明意识的。为论证他的观点，如冷战的结束导致了全球性的“认同危机”，亨廷顿指出：“关于民族认同的问题在许多国家得到了极为活跃的讨论如阿尔及利亚、加拿大、中国、德国、大不列颠、印度、伊朗、日本、墨西哥、摩洛哥、俄罗斯、南非、叙利亚、突尼斯、士耳其、乌克兰和美国。”然而，大多数“认同问题”起源于民族主义运动，则不是起源于任何文明的亲和，因此这并不能支持他的论点。
其次，尽管《文明的冲突》用了大约300多页的篇幅对世界政治作了文化分析，但亨廷顿从未解释为什么文明之间的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文明内部的冲突。他认为文化价值观难于妥协，“对于那些异己的能够对自己构成伤害的人，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表示出不信任，并把他们看作是一种威胁。”即使这些见解是正确的——在最后一个问题上我倾向于同意他的观点——但是，它们却不能说明为什么文明间冲突将会决定未来的世界秩序。
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引发战争，恰如文化相象不能保障和谐一样。事实上，一个人可以争辩说，只要各种不同集团可以自由地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文化差异将使冲突的可能性减少。正如亨廷顿本人对“文明分裂国家”的分析所表明的，文化冲突最可能发生的时机不是各个集团相到联系的时候，而是不同文化的成员被迫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的时候。不仅如此，亨廷顿许多让人深信不疑的关于文化冲突的事例实际上来自于局部环境，而不是来自于真正的“文明”冲突。然而，不同文化的成员在单一社会内部的互动方式与所有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互动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最后，支持亨廷顿论点的论据是相当单薄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以往文明间冲突的事例不能支持他的论点，因为这些事件只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不是文明差异的结果。既然亨廷顿把文明范式看作只与冷战后阶段相关联，那么我们大约有6年的经验可以用来评估他的论点。迄今为止的这些历史记载能说明什么呢？
亨廷顿通过引证当代政治领袖使用文化、甚至文明辞令的大量例子来支持他的论点。毫不奇怪，他对这些言辞信以为真，并把它们看作是说明文明亲和力日益增强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但是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李光耀或卡扎菲说了什么，因为谈话是有折扣的，政治辞令可能具有多种功能，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领袖（或他们的国家）实际上将要做什么，以及为了“文明”的利益，他们愿意献出多少鲜血和财宝。
在这一点上，1990年以来有关国家行为的历史记录并没有给亨廷顿的论点多少支持。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就是一个证明。亨廷顿的范式预言，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比文明内部的冲突更频繁、更激烈，然而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攻击的国家与它同属伊斯兰文明，但只有西方和伊斯兰国家的联盟才能够挫败它，当然还有来自以色列的暗中援助。亨廷顿试图通过争辩说大多数伊斯兰人民事实上是支持伊拉克的来拯救他的论点，然而即便这是真的，它所强调说明的也仅仅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利益比对这一种独特“文明”实体的忠诚更为紧要，而这种忠诚感觉起来模糊不清并且只有在政治上才具重要性。简而言之，在海湾战争中，文明认同是毫不相干的因素。
波斯尼亚的情况又如何呢？在那里，穆斯林、“西方”克罗地亚人和“东正教”塞族人从1991年到1995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虽然波斯尼亚悲剧的某些方面与亨廷顿的论点相一致，但其全貌却是对这种观点的一个有力驳斥。1996年由美国统帅超过5万人的部队到波斯尼亚，然而他们在那里并不是去保护西方文化（亦即克罗地亚文化），相反，他们在那里主要的保护对象却是穆斯林。事实上，虽然几个伊斯兰国家的确为波斯尼亚穆斯林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援助，但最终西方国家对他们的援助比他们的伊斯兰弟兄国要多得多。同样，尽管俄罗斯为塞族人提供了某种舆论上的支持，但当塞尔维亚好战分子和贝尔格莱德结成不受欢迎的联盟时，俄罗斯便远离了它的东正教兄弟。根据文化标准，甚至西方国家也不能结成统一阵线，英国和法国更同情塞尔维亚人，德国支持克罗地亚人，美国则把大部分援助提供给了穆斯林。
卢旺达的种族清洗和随后的扎伊尔大屠杀又怎样呢？亨廷顿不能肯定是否存在一个真正的“非洲文明”，但是非常清楚这些流血事件并不是因文明的冲突而起。而且，正象早些时候人道主义组织在索马里那里，外来援助是由其他文明的成员提供的。而这再一次与现在被亨廷顿称作至上的文化标准无关。
因此，冲突与合作并不受亨氏新著所描述的文明疆界的限制。有趣的是，《文明的冲突》恰恰在这一点上提供了决定性的论据。在第256－258页上，亨廷顿为了证明当代伊斯兰教的冲突的本性列了两个关于现代种族－政治冲突的图表。这些图表另外还显示各文明内部冲突发生的频率比文明之间的冲突大约高出50%。这个结果是对亨氏核心论点的直接驳斥，因为亨廷顿认为，不同文明的成员之间的潜在冲突的数量比同一文明的成员之间的潜在冲突的数量要大得多。例如，美国大约可以找到20个西方国家与自己意见相异，但美国却可以和175个以上的非西方国家进行同样的争吵。即使冲突的发生纯粹是由于偶然的因素，我们仍会料想大多数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群体之间。如果文明差异确实是冲突的主要根源，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么这种鸿沟应该是非常显著的，但是亨廷顿提供的论据表明，正在发生的情况恰恰是相反的。这个结果突出的只是如下事实：文化差异在解释冷战后世界全球冲突的起源问题上，只居次要的地位。
《文明的冲突》还令人费解地对以色列表示沉默，自其1948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关注点。冷战期间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从意识形态和战略的立场来看可能是完全必要的。然而从文化的观点来看，以色列与西方紧密联系的基础并不明晰，以色列不是西方的一员（至少根据亨廷顿的标准不是），并且随着宗教原教旨主义变得越来越活跃和犹太人民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以色列可能会越来越缺少“西方”的特色。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文明”探讨，可以证实美国人同欧洲人（作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共同后裔），而不是同以色列人的紧密联系。再有，假使亨廷顿想要避免同竞争的文明之间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假使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它同伊斯兰世界关系紧张的根源，那么他的文明范式想要建议的似乎是，西方要大幅度减少对这个犹太国家的支持。我不知道亨廷顿是否赞同这样的行动步骤，但这却是其论证逻辑的必然导向。他对这个问题的沉默，可能说明他意识到明确提出这样的结论将无助于提高该书的魅力，或者可能以色列仅仅是存在于他分析框架之外的一个例外。然而无论如何，这个问题都进一步揭示了文明范式的局限性。
其错误何在呢？现在已非常明显，亨廷顿的主要错误在于，他认为个人忠诚的对象越来越集中在“文明”上，而不是集中在民族国家上。然而，如果说今日世界存在着一种主导趋势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半打左右多民族文明的携手联合，相反，该主导趋势乃是现存政治共同体越来越倾向于分裂成更小的、主要沿着种族或民族界限组建的单位。作为某种较大“文明”的一部分，阿布哈兹、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车臣、克罗地亚、厄立特里亚、格鲁吉亚、库尔德、奥塞特、魁北克、塞尔维亚或斯洛伐克并没有被说服放弃他们对自己国家的要求，正如作为西方的一部分，并没有使德国减缓重新统一的迫切要求一样。因此，在冷战后世界茁壮成长起来的决不是文明，而是民族主义。
对民族主义的忽视，乃是文明范式唯一致命的弱点。正如亨廷顿本人指出的，“文明”不做决定，它是一种抽象的文化范畴，而不是具体的政治机构。相反，国家则具有明确的边界、选定的领袖。确定的决策程序和对政治资源的直接控制权。国家能够动员其居民、收税、施威、答友和作战，质言之，国家能够采取行动。民族主义之所以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完全是因为它能够将个人的文化亲和力与实际上能够有所作为的机构——国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将来，跟过去一样，世界上的主要冲突仍将是国家之间的，而不是文明之间的，是现存国家与国家内部寻求另立王国的集团之间的冲突。其中有些冲突的发生将要跨越文化的边界——类似亨廷顿予以正确强调的“断裂带”地区——但文化差异至多只是冲突的次要原因。
亨廷顿的分析又一次含蓄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对每种文明内部核心国的强调，重新肯定了从传统现实主义角度界定的大国的关键作用。他承认，“核心国冲突中的问题全部是国际政治传统问题”，例如相对影响力、经济和军事权力，以及对领土的控制权。因此，当他开始讨论大国问题时，文化就成了无关紧要的因素，文明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就退出了他的分析视野。
现实主义、国家主义范式的持久相关性，在该书的结尾，当亨廷顿为中国同西方之间的战争设计一种可能的方案时，得到了最清晰的展现。这场假想战争的几处细节是很引人注目的。第一，这场战争的序幕是中国对越南的进攻。根据亨廷顿的评判标准，这是一场发生在一种独特文明集团内部的冲突。这样，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是由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由一种文明内部的冲突引发的——确切地说，是由本以为可以压制的，增加文化亲和力的一类事件引发的。第二，文化因素不论在促使战争的爆发方面，还是在引起战争的升级方面，实际上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事实上，战争源于对石油的竞争，并因其他国家对长期均势的担忧而升级。第三，随后的战争突出了许多重要的文明间联盟（因均势原因结成）的显要地位。这进一步驳斥了认为文化因素正在成为决定性因素的主张。简单地说，当亨廷顿避开对其范式的详细阐释，转而描述21世纪的冲突实际上最可能表现的情形时，他很大程度上忘记了他本人的创作，所依据的乃是现实政治的传统原则。
树立新的敌人吗？
最后，《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一本极富讽刺意味的书。一个学者，其早期著作曾对国家的作用作过精辟的分析，现在却提出了一种范式，在这个范式中国家成了各种散漫文化的奴仆，这是讽刺性的；一个学者，曾对由肯尼迪(P.Kennedy)等人论证的“衰落主义”观点提出过卓有成效的挑战，现在却胜过他们一筹，指出不仅美国正在衰落，而且西方文明的其他国家亦然，这也是讽刺性的；一个学者，仅在4年以前还在就日本向世人发出警报，现在却对中国和伊斯兰教纠缠不休，并要求人们积极努力去维持日本同西方的纽带，这无疑更具讽刺性。
但是，在这些讽刺当中可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主题。亨廷顿一直是一般性西方文明和独特性美国文明的忠诚卫士。很清楚，他担心的是西方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文化将再也不能迎接它正面临的各种挑战。因跐，他试图通过把当代世界描绘成一个残忍的文化斗争的世界，为我们找出一个为我们所需的新妖怪，以维持我们家园的秩序。
他可能是对的，对一些西方价值观的重新肯定或许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即使西方并不需要新的敌人以使西方团结一致，亨廷顿提出的文明范式也不是制定外交政策的可靠依据。凭借象“文明”这样过大的范畴，我们无法弄清大文化集团内部的差异，它还会限制我们实行“分而胜之”战略的能力。因此，接受亨廷顿的范式可能无意中剥夺了决策人的灵活性，而灵活性一直是外交活动的一个主要优点。如果这个世界象他所想象的那样危险，那么为什么以这种方式来限制我们的选择呢？
此外，如果我们把所有作为他种文明一部分的国家都当作天生的敌对国家来对待，那我们就可能会使本来中立或友好的国家成为敌人。实际上，对外交政策的文明探讨可能是令各种外国文化协调行动，甚至使几种文明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最佳方式。西方依然是最强大的文明，而且在未来一个时期仍将如此。相应地，文明战略可能怂恿两种或多种文明仅仅出于自我保护意识而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在此意义上，“文明的冲突”提供的是一个危险的、能够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越是相信它，把它作为行动的基础，它就越可能变为现实。毫无疑问，亨廷顿会认为这证实了他的理论，但除他之外，我们所有人都决不会对此结果感到满意。
摘自美国《外交政策》1997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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