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资本论》中所有制的含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论文,所有制论文,角度看论文,经济运行论文,含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决定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必然成为整个政治经济学说甚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的核心。因为不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进行深刻的剖析，不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本质，就看不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看不到资本主义的历史归宿，就得不出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同样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论。然而，遗憾的是，马克思并没有给作为生产关系基本范畴的所有制下过标准的定义。这使得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从各种各样的角度赋予所有制各种各样的含义，加之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经常是在不同的场合都运用相同的“所有制”一词，使许多种理解都能够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经典论据”。本文试图在评述经济理论界有关所有制的几种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从经济运行角度认识所有制的新思路。
一、经济理论界有关所有制的几种观点述评
总起来看，对所有制的理解主要有四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所有制本来并不是一个经济学范畴，而是法学范畴，所有制无非是一个法权问题，甚至主张应当把所有制排除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我以为这种意见似乎不妥。应当说，所有制关系首先是一种经济关系，并不仅仅是一个法律形式问题。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往往是将所有制和所有权等同起来。实际上，所有制是比所有权在外延上大得多，在内涵上宽泛得多的经济学范畴，只是如果离开了经济关系，法律关系就会变得无可捉摸。法律上确定的人对物的关系，实际上是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与人关系的反映，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进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提出了明晰产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等改革思路和改革方案，特别是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一些法权概念开始进入经济理论研究视野，这无疑拓宽了经济理论研究的领域和思维方法，但如果仅仅从法学角度来分析经济问题似乎显得本末倒置。因为“一定所有制关系所特有的法的观念是从这种关系中产生出来的”〔1〕。 不了解客观的经济关系，就不能正确理解作为反映经济关系的法律意志。同样，虽然西方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宣称将产权列入经济分析，革新了正统的经济分析，甚至革新了人们对经济发展史的解释，但是，离开了对客观经济关系的分析，人们并不能正确地理解为什么会做出这样或那样的法律上的产权安排。
第二种意见认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并且是决定生产关系根本性质的方面。斯大林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斯大林在其名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将生产关系定义为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其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最根本的方面，它决定了后两种关系。人们对斯大林的生产关系概念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批评，最典型的批评集中在斯大林将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理解为生产资料的归属，理解为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并据此认为斯大林实际上是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在一些“斯大林定义”的批评者看来，虽然在形式上，斯大林是把所有制包括在生产关系体系中的，没有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把所有制当作存在于生产之外的既定前提，但是，由于他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与“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并列，实际上是将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中的其他关系割裂开来，使所有制问题成了只涉及物归谁所有的问题，实质上变成了以人对物的支配关系为内容的所有权，由它来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就把真实的关系弄颠倒了。〔2〕因为生产资料的归属这样一种人对物的权利关系， 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相反，所有与非所有、公有与私有这类从权利关系角度对生产资料归属状况的描述，如果脱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就会失去确定的社会经济意义。当然，这些批评意见不能说没有道理。问题在于是不是一谈到“生产资料的归属”就真的离开生产领域而成为一个先验的前提了呢？难道所有制不包括生产资料的归属吗？将所有制仅仅归结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显然是不妥当的，将生产资料的归属完全排除在所有制概念之外恐怕也是不很妥当的。
第三种意见认为，所有制是直接生产中的关系和过程。这种观点首先肯定所有制是一个生产关系范畴。但是，生产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是包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的生产关系体系，后者只是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而所有制只能同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狭义生产关系相对称。所有制就是直接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或直接生产中形成的人们相互间的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必然会随着直接生产的进行而作为过程展开，因此，所有制又是在直接生产中发生的社会经济过程。
第四种意见认为，所有制概念是对全部生产关系体系的概括，与第三种意见将所有制理解为狭义生产关系不同，这种意见将所有制理解为广义生产关系。
无论是第三种意见还是第四种意见，都有许多支持者，并且都从马克思经典著作那里找到了立论根据。如第三种意见的支持者引用了马克思这样两段话：“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制（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复。……如果说在任何所有制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说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那末，这是同义反复。什么也不据为己有的占有，是自相矛盾。”〔3 〕“既然生产者的存在表现为一种在属于他所有的客观条件中的存在，那末，财产就只是通过生产本身而实现的。实际的占有，从一开始就不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想象的关系中，而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能动的、现实的关系中，也就是实际上把这些条件变为自己的主体活动的条件。”〔4 〕第一段话中的两“同义反复”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认为所有制与人们通过一定社会形式对自然的占有，即一定社会形式的生产过程是一回事，而不是外在于生产过程的东西；第二段表明，无论原始公社中的劳动者对生产条件的占有，还是地主、资本家对生产条件的占有，都必须使生产资料同劳动者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结合起来，也就是使劳动者借助一定社会形式对生产发生能动的、现实的关系，否则，这些不同社会的所有制关系便只能是一种想象的关系。
第四种意见的支持者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经常引用马克思的下面两段话：“所有制形成蒲鲁东先生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分工和蒲鲁东先生的所有其他范畴是总和起来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社会关系。”〔5 〕“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6〕
实际上，虽然马克思经常谈到所有制，但在不同场合，所有制的含义并不一样，用马克思的这段话去否定另一段话并不是科学的态度，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割裂了马克思的思想，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科学的态度应当是从整体上系统地理解马克思的原意。另外，我们还应当充分地估计到有时是难以避免的翻译误差的问题，有时候人们对所有制之所以会赋予这样或那样的理解，与翻译的准确性也有相当的关系。
以上列举的只是几种主要观点，且都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除此之外，还有人将所有制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如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消费品的所有制，劳动力的所有制，等等，这里不再详述了。
二、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所有制的含义
所有制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特有范畴，并且在整个经济学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意思的是，在马克思最主要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中并没有专门的篇章集中论述所有制问题，或者说并没有专门的篇章论述资本主义私有制。然而，这并没有削弱所有制在《资本论》中的重要地位，相反，整个《资本论》处处充满着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分析，因为离开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分析，资本主义的所有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都变得不可捉摸、不可理解。那末，为什么马克思不就所有制问题单独进行集中论述呢？实际上，这正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所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私有制看作是现实经济关系之外的先验的规定。而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将资本主义私有制看作是经济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产物。为了认清这种经济关系的内在矛盾和演化规律，就必须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过程，而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过程必然会体现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要求和内在规定性。因此，离开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或者说离开了对资本主义表层经济运行的分析，就不能准确地把握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本质和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正因为这样，虽然《资本论》三大卷没有一篇或一章独立地谈所有制问题，但是却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质说得清清楚楚。这也正是从经济运行角度分析所有制的秘密所在。
从经济运行角度分析所有制问题，依据经济运行的层次和范围，对所有制的论述和理解也必然被局限在相应的层次和范围内。而经济运行的层次和范围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体系中，又必然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别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相联系，根据抽象层次确定所有制层次。由此，我们可以得出马克思所有制概念的全部含义。
马克思的所有制概念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指生产资料的归属，第二个层次指直接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结合方式，第三个层次指在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在内的生产总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三个层次的含义用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通过对资本主义整个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分析，或者说，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全部过程的分析贯串在一起，从而形成完整的所有制概念体系。
作为第一层次的所有制，也是最抽象意义的所有制，并不是先验的规定。这种先验的形式来自于生产过程的具体，抽象的理论来自于对具体的材料的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讲得非常清楚：“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7〕”。作为生产资料归属的所有制并没有离开生产领域， 而是在生产之中。因为无论如何，生产资料的归属是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条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了，如果它们对于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另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了〔8〕”。 并在谈到生产条件的分配时说：“这种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产处于怎样的关系，这显然是属于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9〕”。这两段话都表明， 生产资料的归属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况且这种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产品的分配只不过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的背面。而正是在分配领域，一个社会的经济利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可见，我们判断生产的性质的根本标志正是生产资料的属性。生产资料归地主所有，就是封建主义的，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人民公有，就是社会主义的。当然，生产资料为什么归谁所有，离不开对生产过程的分析，离不开一定社会的具体生产方式或劳动方式，但是，通过具体分析得出生产资料归属的抽象，并用这个抽象概念（理论）去解释一定的生产过程，正是深刻认识问题的科学之路。
作为第二层次的所有制是第一层次所有制的具体化。生产资料的归属不与生产过程相联系，就会失去任何经济意义。抽象的生产资料归属在生产过程中会以其自然必然性强制性地发挥作用。生产就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结合。生产离不开生产的条件。生产的条件同时也就是再生产的条件。生产的条件决定了生产的形式，生产具有什么样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时指出：“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只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同样，再生产也只表现为把预付价值作为资本即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来再生产的手段〔10〕”。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所有， 劳动者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成为一无所有的自由人，从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给资本家，劳动者自身沦为雇佣工人，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结合采取了生产资料所有者对劳动者的雇佣形式。正因为这种雇佣结合，劳动者不得不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劳动，正因为生产资料归属资本家所有，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产品只能归资本家所有，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关系必然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是全部生产的基础。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在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中得到分割和实现。所有制在其第三个层次上，即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作为生产关系的总和被复制出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剩余价值必然为资本家所攫取，工人则只能得到与其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相等的工资。工人劳动越多，资本家的剩余价值越多，工人的剩余劳动不会为其带来任何一个价值原子。在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原则支配下，资本家的资本越多，资本家瓜分到的剩余价值就越多。即使是维持劳动者自己生存的消费都脱离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成为纯粹的生理现象。马克思说：“用来交换劳动力的资本转化为生活资料，这种生活资料的消费是为了再生产现有工人的肌肉、神经、骨骼、脑髓和生产出新的工人。因此，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绝对必需的限度内，只是把资本用来交换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可供资本家重新剥削的劳动力。这种消费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即工人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可见，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都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正象擦洗机器，不论在劳动过程中或劳动过程的一定间歇进行，总是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一样。”〔11〕
总之，所有制概念的三个层次是互相联系的三个层次，不能将三个层次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用一种层次的含义去反对其他层次的含义。同时，这三个层次也不是完全不可分的。根据所分析的对象不同，根据理论的不同抽象层次，对所有制赋予不同层次的含义，符合理论发展的逻辑，有利于对问题的认识。否则，同样会不利于认识对象的本质。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08页。
〔2〕参见林岗《并存与竞争中的协调发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0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3页。
〔5〕《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第19 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4页。
〔7〕《资本论》第1卷，第23—24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9—100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9页。
〔10〕《资本论》第1卷，第621页。
〔11〕《资本论》第1卷，第6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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