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与保持政治稳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稳定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键词 反腐败 政治稳定 对策研究
提 要 反对腐败与保持政治稳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带有战略全局的根本性问题。稳定是前提，反腐败是保证，二者相辅相成，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反对腐败，必须保持政治稳定，这是由政治的特殊功能和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决定的，中国的最高利益是稳定。保持政治稳定，又必须坚决反对腐败，这是因为腐败破坏稳定的群众基础、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反对腐败，保持稳定，必须加强对策研究。
反对腐败与保持政治稳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带有战略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今后，必须按照中央的部署，坚持不懈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遵照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要“把反腐败斗争同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结合起来”，坚决反对那种把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同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的错误观点。对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来说，稳定是前提，反腐败是保证。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深入领会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败斗争，保持政治稳定，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反对腐败，必须保持政治稳定。
在邓小平理论中，政治稳定主要有四层含义：第一，政治思想稳定。主要是指“老祖宗不能丢”，要保持理论上的坚定性，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当然，这种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第二，政治制度稳定。主要是指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邓小平指出：“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1]所谓不能动摇，就是必须保持稳定。第三，政治组织稳定。主要是指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必须稳定。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第四，政治生活稳定。主要是指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政治秩序、政治局面的稳定。归结为一点，就是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实现各种政治利益关系的协调，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
反对腐败必须保持政治稳定，是由下述原因决定的。
第一，这是由政治的特殊功能决定的。重视政治在社会发展中的动力功能，是唯物史观的一条基本原则。恩格斯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经济因素并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决定历史发展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诸如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这是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谁如果否认这一点，那就是把经济的决定作用的命题变成了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针对资产阶级思想家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恩格斯反驳说，如果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他只须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或者看看《资本论》，就可以看到马克思是如何肯定政治斗争、政治事件和政治行动的立法所起的特殊作用了。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2]所谓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就是指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特殊的能动反作用。所以，恩格斯说，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
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出发，反对腐败，促进社会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政治的特殊功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反腐败斗争健康发展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证。邓小平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反腐败就没有根基，没有方向。四项基本原则对反腐败斗争的政治保证功能主要是：(1)保证反腐败斗争有一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2)保证反腐败斗争有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3)保证反腐败斗争有一个团结稳定的环境，使之能够井然有序地进行。上述三种保证功能的充分发挥，是当代中国政治稳定的动态表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腐败，促进社会发展，离不开政治稳定的前提。
第二，这是由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的。反腐败斗争之所以必须有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必须保持政治稳定，从根本上说在于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主要表现是：(1)腐败现象的严重性。邓小平指出，党和政府内腐败现象的实质是存在“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力”[3]，是一种权力的腐败。党员和干部贪污受贿、徇私枉法，本质上是把自己所掌管的本来属于人民的权力资本化、商品化。对于腐败现象，虽然我们不断地进行惩治，取得过显著的成绩，但是腐败活动仍然在蔓延滋长。从腐败发生的领域看，具有越来越大的广泛性。从腐败的基本性质来看，具有越来越大的公开性和合法性，在一定范围内，腐败甚至已成为某些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腐败已经变成了有某种错误舆论支持的行动。从腐败行为的主体来看，已带有相当的普遍性。事实表明腐败已经严重侵蚀国家权力，其危害性就更大。(2)腐败根源的深刻性。江泽民同志指出，腐败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这一论断深刻地揭示了一切腐败现象包括当前我国社会中腐败现象的根源。在我国，虽然剥削阶级消灭了，但是剥削分子依然存在并还在新生；虽然剥削制度消灭了，但是剥削行为依然存在并还在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渗透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与此相联系，作为腐败行为思想基础的利己主义，也就必然会在社会生活中继续存在，并同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思想结合在一起发生影响，滋长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等消极现象，对人们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产生冲击，也会侵蚀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队伍，甚至毁掉一些意志薄弱者。因此，从上述意义上说，腐败现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就有产生和存在的土壤。(3)反腐败斗争的风险性。从国际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来看，反腐败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常常诱发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导致现政府的垮台。我们虽然不能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与资产阶级政府相提并论，但是如果政策不当，警惕不足，也会出问题。
这就是说，反腐败斗争的任务是复杂而艰巨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认真吸取中外反腐败斗争的经验，就是要保持政治稳定。任务越复杂越艰巨，就越是要保持高度的政治稳定。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就越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特别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核心不动摇。这样，就决不会因为反腐败而引发反对共产党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动乱。邓小平立足于改革开放的全局，把保持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上升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他指出：“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4]“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5]这些论断把稳定的重要性阐述得入木三分，那种认为强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会束缚反腐败斗争的观点，是错误的。
二
保持政治稳定，又必须坚决反对腐败。
这是因为，腐败直接危害和威胁着政治、社会的稳定，也极大地危害和威胁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破坏精神文明建设，破坏四项基本原则。腐败对稳定的危害主要表现为腐败破坏稳定的群众基础、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第一，腐败破坏稳定的群众基础。从根本上说，政治、社会的稳定是人民群众的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才会有真正的政治、社会稳定。因此，马克思主义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6]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盛赞巴黎公社，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称赞公社所采取的把公职人员的薪金减低到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7]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用两句话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含义或任务，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8]早在战争年代，他就指出：“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9]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考虑、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正因为这样，我们赢得了人民，赢得了革命，赢得了建设。
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忘记了为人民谋利益这个规定我们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听任腐败现象蔓延，严重侵犯人民利益，就会从根本上脱离群众，失去民心，酿成社会动乱。邓小平在总结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反革命动乱和暴乱时，深刻指出：“这次出现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10]因此，他强调一定要取信于民，使人民放心，要惩治腐败，拿事实给人民看。这就是说，腐败破坏稳定的群众基础。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得到人民拥护，真正实现稳定。
第二，腐败破坏稳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腐败破坏和动摇政治的稳定，从根本上说，在于破坏了稳定的经济基础。这主要表现在：其一，腐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其二，腐败现象使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行为扭曲、失控，重大改革措施难以得到顺利、正确、统一的贯彻落实，导致国民经济混乱和结构失调。其三，更为重要的是，腐败破坏和瓦解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公有制经济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经济支柱，公有制经济基础的萎缩，必然会削弱党的领导地位，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削弱国家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直接威胁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破坏稳定的经济基础也必然要破坏稳定的政治基础。关于腐败对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的破坏作用，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密切注视着这一点，他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1]这种“发展”显然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因而是应当力求避免的。
第三，腐败破坏稳定的社会基础。马克思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12]马克思恩格斯又指出：“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13]因此，所谓腐败破坏稳定的社会基础，就是说，腐败破坏人们之间的正常的社会关系，激化社会矛盾，从而引起政治、社会的动乱和不安定。这里，最突出的表现是两个方面：其一，腐败扩大了分配不公，激化了人民内部矛盾。其二，腐败严重毒化社会风气，导致社会道德沦丧，破坏精神文明建设，损害社会的进步与全面发展。反腐败问题，本质上是个建设精神文明、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的问题。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社会道德观念，由于腐败现象的影响，使一些人特别是一些青年人的勤俭、奉献、追求事业、助人为乐等道德观念贬值，头脑里充满尔虞我诈、唯利是图、及时行乐、消极处世等颓废观念。腐败活动的猖獗削弱人们自觉地遵守道德约束和抵制腐败行为的能力，动摇人们坚守廉洁奉公的道德规范的决心，使社会舆论在约束腐败行为方面显得软弱无力。腐败行为导致利己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的泛滥，极大地降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磨灭和化解人们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总之，腐败现象所侵蚀的实质上是我们的党魂、国魂、民魂。如果说腐败对于经济建设造成的破坏不可低估的话，那么它导致的精神颓废、道德沦丧对我们中华民族和整个社会的危害则更为严重和深刻得多。腐败现象的蔓延已经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和颠覆的借口。所以，我们必须对腐败现象蔓延滋长的严重性有足够的认识。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我们的党、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人民，是绝不允许出现这种后果的。”[14]因而，那种认为反腐败会破坏政治、社会稳定的观点也是没有根据的。
三
反对腐败，保持稳定，必须加强对策研究。
第一，必须加强法制、机制建设。邓小平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5]反腐败要靠法制，是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核心。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解决执法、守法的问题，必须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状况。要加快立法步伐，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种法规，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使不法分子无空子可钻，无机可乘。
从广义上说，加强法制建设，包括机制建设，特别是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建设。在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机构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这种权力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的相对分离，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成为必要。对共产党进行监督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早在50年代他就发表过《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著名讲话，提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针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邓小平强调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16]江泽民同志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提出要加强各方面的监督，特别是要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增强党组织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目前，在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党的监督为中心，以执法、执纪部门监督为主体，以社会各界监督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监督体系，在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说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在社会主义中国并不是真理。鼓吹必须效法西方的、三权分立的制约机制，同样是一种理论上的误区。当前，我们尤其要注意探索和总结群众参与监督的经验，依靠和发动群众反腐败，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第二，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邓小平指出，反腐败既要靠法制，又要靠教育。在教育这个问题上，他在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所以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17]这就是说，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必须同时狠抓教育。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我们的党员和干部，最根本的是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当前最紧要的是进行理想信念、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教育。通过教育提高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人的素质是第一位的。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第五次全会的讲话中深刻指出：“人的素质高，能够廉洁自律，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人的素质低，即使法律和制度完善，也会有人以身试法，铤而走险。”因此，加强素质教育，使每个党员和干部在思想道德上形成良好的修养，做到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建立起一道以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内心防线，这是对腐败最有力的防范，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要求。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特别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反腐败斗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邓小平在总结动乱发生的教训时指出：“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18]从右的方面袭来的自由化思潮产生和助长腐败，这是一个血的教训。如果右的东西得不到应有的批判和清理，那么，一切个人主义、崇洋媚外、求荣取辱、丧失国格人格的事情就会有继续生存和滋长的土壤，反腐败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所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自由化，警惕右。但是又必须防止“左”，这方面仍然不可低估。有的人把腐败现象的蔓延滋长归结为改革开放，归结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而否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与实践，这就是“左”。这不但反不了腐败，反而会从另一个角度助长腐败，导致更严重的动乱。所以必须坚持两条战线作战，反右又反“左”，这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
第三，必须加快发展和深化改革，加强体制建设。邓小平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19]反对腐败，保持稳定局面，做到长治久安，归根结底离不开发展，关键是发展经济。按照唯物史观，腐败问题说到底是个物质利益问题。生产力不发达，物质财富匮乏，才会有人以权谋私，侵吞别人或集体的利益。所以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挖掉腐败产生的根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体制建设特别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建设。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理顺各种关系，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腐败、保持稳定离不开发展，离不开改革，离不开经济建设这一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反腐败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当然，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可以放松反腐败斗争，更不是主张对腐败现象听之任之。恰恰相反，我们坚持认为一定要从实现跨世纪发展战略目标的高度来认识反腐败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两个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特别是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总之，腐败要消除，政治要稳定，经济要发展。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共同进步。
注释：
[1][3][1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3、292、332页。
[2][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6、320页。
[4][5][10][11][15][17][18][1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3、284、300、154、279、290、325、265页。
[6][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34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
[8][9]《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57、9-41页。
[14]江泽民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1993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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