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报业思想对其小说理论及小说创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其论文,报业论文,思想论文,小说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895年参与创办《万国公报》开始，梁启超先后创办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国风》等一系列报刊杂志。“若夫立言之宗旨，则仍在浚牖民智，薰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之资格，此则十八年来之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注：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1册。中华书局1941年版。）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支柱，梁启超将小说拉进了维新的行列，将小说作为开启民智、改良群治的重武器来加以使用。因而，梁启超的办报思想和办报经历（本文所论时限，主要集中于戊戌维新前后），无疑也会对他的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发生影响。在今天，研究梁启超的小说创作、小说理论，探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特色形成之原因及其对近代小说创作的影响，从梁启超报业活动和报业思想的角度入手，也许是一种新的方法、新的尝试。
一
1912年10月22日，梁启超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追述《中外公报》（应为《中外纪闻》，系梁氏记忆之误）的缘起时说：“当甲午丧师以后，国人敌忾心颇盛，而全瞢于世界大势。……但知欲改良国政，不可无此种团体耳。而最初着手之事业，则欲办图书馆与报馆。”（注：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1册。中华书局1941年版。）1895年8月，22 岁的梁启超协助其师康有为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梁启超“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梁氏特别指出，该报“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注：事实上，梁启超的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中外纪闻》实有阁抄、照译路透电、选择西报、录各省报、译印西国格致有用诸书等栏目。至于论述，仅见《中西纪年比较表》（11月21日）、《论垦荒广种屯田为农务之本》（11月27、29日）两文。此外还有康有为写的作为维新派政治宣言的《开会主义书》（即《强学会序》）。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136页；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页。 ）这说明他对报刊的“论说”是十分重视的，“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注：梁启超：《五月间与穰卿足下书》，《汪康年师友书札》（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3页。）1898年8月，梁与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他任该报主笔，负责抒发言论之事。《时务报》共发表政论、文章133篇， 他一人就撰写了60篇。（注：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 第557页。）“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注：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记》，转自戈公报：《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5年版，第114页。）该报于第一册发表了梁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梁认为报刊的作用是“去塞求通”，“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他强调说：“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此时，梁启超已开始涉足小说理论领域。在《时务报》上，梁开辟了“域外报译”、“西文报译”诸专栏，刊登各种译作，篇幅几占全册报纸的二分之一。《时务报》第一册发表汉译侦探小说《英国包探话喀迭医生奇案》，连载《华盛顿传》。连载于该报的梁氏著名的《变法通议》一文，在第16—19册上专列《论幼学第五》一节，专论“说部”，提倡革新“诲盗诲淫”的传统小说，取而代之以新编说部书，“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他甚至主张把这种用白话新编的说部作为幼学教科书，列入课表，请教师每日为学生解说。这一年的9月，梁在为其友人叶浩吾、 汪甘卿创办的《蒙学报》和其门人章仲和、章伯初合办的《演义报》所作的序中，竭力称赞他们创办的报刊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教小学，教愚民，实为今日救中国第一义”，并且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归功于小说：“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夥。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创办报刊，登载小说，对国人特别是幼童、愚氓进行启蒙教化，成为此时梁氏心目中“救焚者之突梯，救溺者之桔槔也。”（注：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序》，《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此时， 梁已渐渐地把小说作为维新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开启民智的利器来看待，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与宣扬。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初步形成，一开始就得力于报刊，得力于开通风气、启迪民智、鼓动变法的政治需要。这也基本上决定了梁氏小说理论其后的发展历程和主要内容的形成。
1898年的维新变法运动只坚持了一百天就被绞杀，从此也一举击碎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指望依赖光绪皇帝、推动全国变法的政治梦想。梁启超等人自此也将工作的重心由皇帝的身上转移到舆论的宣传上，开始了大规模、多层次地对民众进行启蒙思想教育的工作：“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意。”（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7页。）1898年12月，惊魂甫定的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发刊《清议报》旬刊，在《清议报叙例》中，梁将该报的宗旨定为“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支那人之学识。”（注：梁启超：《清议报叙例》，《清议报》第1册，1898年。 ）对一份报纸有如此之高的期许，正可见梁氏报业思想之一斑。1902年，梁相继创办《新民丛报》半月刊和《新小说》月刊，并陆续在这两个刊物上大量刊登小说作品和小说理论文章。《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爱国儿女传奇》、《殖民伟绩》、《十五小豪杰》等作品；在《新小说》这个近代中国第一份专门的小说月刊上，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羽衣女士编译、谈虎客批评的《东欧女豪杰》，梁启超译《世界末日记》等中外作品。梁启超还在这两份杂志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中国未来记〉绪言》、《〈世界末日记〉绪言》、《〈世界末日记〉译后语》、《〈十五小豪杰〉译后语》等小说理论文章，进行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宣传工作。这一段时间，是梁启超一生中最具有群众影响，所办报刊最有吸引力、感染力的黄金时期。梁的小说创作和对小说理论的阐释、宣扬，也正是在这一黄金时期进行、展开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梁在我国小说理论史上的地位，即是在这一时期确定的。
在此之后，梁虽然在《新小说》杂志上仍然有一些简短的小说评论，也仍在报刊上继续发表政治小说，提倡小说界革命，宣扬政治小说理论，但由于其理论与创作本身的局限，而无法再深入进行下去。虽然梁一直关注着近代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的发展，并在1915年于《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告小说家》一文，对小说创作中的不良倾向进行了谴责，但他已不再将小说作为开启民智的利器了。
二
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其目的在于“专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注：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14号，1902年。）因此，为“发表政见，商榷国计”（注：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新小说》第1号，1902年。），把道理说清楚， 论辩自然也就成为小说创作最应选择的方法了。1899年，梁在向国人介绍日本小说对于明治维新的功绩时，着重指出：“著书之人，皆一时之大政论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固不得专以小说目之。”（注：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清议报》第26册，1899年。）梁提倡在小说创作中，应着重阐述作者的政治思想，所谓“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注：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14号，1902年。）梁用写政论文的方法来创作《新中国未来记》，对小说创作中政论化方法的赞许，其最直接的根源是受到了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已有许多著述加以分析论述，在此不再多谈。但是，尚有一个向不被人注意的根源：梁启超同时也受到了自身政论文写作的深刻影响。
戊戌时期，政论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以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为代表的政论性报刊，既不同于以阐扬教义、劝人信教的外国传教士所办的宗教报刊，也不同于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业报刊。它以政论为报刊的统帅与灵魂，政论成功则报刊兴，政论失去光芒则报刊亡。《时务报》前期大放异彩，应完全归功于梁一系列政论文章的魅力。梁在开始主持《时务报》时，一至五十五期几乎每期都有一至二篇论文。《时务报》的销路，也因为梁的政论文章而由原先估计的四千份激增至一万余份。（注：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2《康有为构乱始末》。 ）而当时一般报纸杂志的销量不过数百份。（注：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出版社，1955年版，第102～103页。）《时务报》的销路之广、影响之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称许《时务报》的出版，定能“渐开风气，增光上国”，并对“旷世奇才”梁启超“益为神往”（注：陈三立：《致汪康年》，转自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177页。）。汪恩至则吹捧道：“虽天下至愚之人， 亦当为之蹶然奋兴，横涕集慨而不能自禁。”（注：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页。）《时务报》的广行天下，使梁名声鹊起：“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注：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4《党人列传·梁启超传》。）1901年，梁启超本人还兴致勃勃地回忆当时人们争阅《时务报》的情形：“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注：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期，1901年。 ）《时务报》政论文章的巨大冲击力和政论报刊的巨大影响，使梁也将此移植到创办《新小说》杂志和创作《新中国未来记》之上，这正是情理中的事了。
梁启超的政论文确实开一代风气之先。所以如此，除了文字的平畅通达外，其议论之精辟，气势之磅礴，感情之充沛都是重要的原因。所谓“雷鸣潮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魂，时或哀感曼鸣，以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注：吴其昌：《梁启超》，胜利出版社，民国三十三年版，第29页。）而梁启超戊戌时期的文论（主要是小说理论），其实正是他政论文的一部分！这只要读他那篇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就可以一目了然。文章劈头一句就是典型的梁氏笔法——振聋发聩，语惊四座：“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接着更是振振有辞，滚滚而下：“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小说之力大矣，大到可以改变一切？！我们现在当然不会再相信小说有这样匪夷所思的魔力，这样的神话早已不攻自破。但在那时的中国，却不只是新人耳目而已，实有石破天惊之势的。此点我们不必深论，只看梁的逻辑思路即可明白：原来新小说乃是为了“新民”之政治目的，那么，所谓的小说理论，所谓的对小说“不可思议之力”的阐释，说到底，就只是他功利的政治理论的表述罢了。
1902年，《新小说》杂志上发表了梁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构思这部小说已有五年的时间，《新小说》杂志创刊的目的，就是用以督促自己，“限于报章，用自鞭策”，完成这部“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注：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新小说》第1号，1902年。 ）的政治小说。基于这样的创作指导思想，梁在这部作品中不厌其烦地录入了大量的法律、会党章程、名人演说的文字。在已完成的五回小说中，第三回《求新学三大洲环游论时局两名士舌战》，集中表达了梁的“政见”。这一回中，主张君主立宪的黄克强和主张激进革命的李去病，就两个政治主张的优劣进行了长篇累牍的论辩，几乎没有故事情节和小说框架可言，只是一种简单的对话的记录，先是李君说，接下来是黄君的反驳，然后又是李君的申述，黄君的再反驳，“拿着一个问题，引着一条直线，驳来驳去，彼此往复到四十四次，合成一万六千余言。”（注：平等阁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总批》，《新小说》第2号，1902年。 ）这完全就是政论文的写法。梁通过黄、李这两位刚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青年学生之间的辩论，非常清楚地向读者传达了作者此时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的政治主张，从而也实现了他写作这部小说的真正目的：“但提出种种问题一研究之，广征海内达人意见，未始无小补，区区之意，实在于是。读者诸君如鉴微诚。望必毋吝教言，常惠驳义，则鄙人此书，不为虚作焉耳。”（注：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新小说》第1号，1902年。）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我们还能指望他真心实意地把小说当小说来写？
从阅读小说的读者角度来看，梁启超这篇“似说部非说部，似裨（稗）史非裨（稗）史，似论著非论著”的小说，实在是个“四不象”。就连著者自己也“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然失笑。”但是，他的读者诸君面对这部“编中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的“小说”作品，（注：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新小说》第1号， 1902年。）是无论如何笑不起来的。时人评曰：“此卷（按指《新中国未来记》）所短者，小说中之神采（必以透切为佳）之趣味耳（必以曲折为佳）。”（注：黄遵宪：《与饮冰室主人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0页。 ）梁自己也承认这篇小说“毫无趣味”，有些愧对读者（注：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新小说》第1号，1902年。）。 但从表达作者“政见”这个角度来看，这篇“谅来看小说的人眼也看花了”（注：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第一回楔子、第二回、第三回。）的小说，其创作手段却是十分便捷的了。事实上，按照作者的交待，《新中国未来记》是将“现任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觉民”的《中国近六十年史讲义》“从头至尾录出，一字不遗。一面速记，一面逐字打电报交与横滨新小说报社登刊”的。（注：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第一回楔子、第二回、第三回。）“还有那紧要的章程，壮快的演说，亦每每全篇录出。”（注：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第一回楔子、第二回、第三回。）梁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创作着他的“小说”。尽管他本人也意识到“小说之作，以感人为主，若用著书演说窠臼，则虽有精理名言，使人恹恹欲睡，曾何足贵？故新小说之意境，与旧小说之体裁，往往不能相容。”（注：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第一回楔子、第二回、第三回。）但是，他的小说还是这样做了，并且还十分得意地在小说行文中对自己的这种“著书演说”进行吹嘘：“诸君，你看从前维新老辈的思想议论气魄，怎么不叫人五体投地呢？这场驳论，一直重叠到四十几回，句句都是洞切当日的时势。原本最确的学理，旗鼓相当，没有一字是强词夺理的，不单是中国向来未曾有过，就在英、美各国言论最自由的议院，恐怕他们的辩才还要让几分哩。”（注：《〈新小说〉第一号》，《新民丛报》第20号，1902年。）所以如此，原是因为“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注：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新小说》第1号，1902年。）这也就是说，为了作者政治思想的表达， 创作者不得不以牺牲小说的本质特征来作为代价了。梁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宣传家，提出小说界革命，创作政治小说，目的在于推动政治的变革。因而，他不可能让政治迁就于小说，而是努力要用小说这个通俗易懂、人人乐观的形式作为传播其政治思想的载体，更好地为政治服务。早在1899年，梁在向国人介绍日本政治小说的社会作用时，就明白地提醒国人，日本政治小说的作者，“皆一时之大政论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固不得专以小说目之。”（注：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清议报》第26册，1899年。）“不得专以小说目之”，即是说，这些作者首先是政治家，这些小说首先是他们表达政见的载体，是“借尸还魂”，只要有“魂”、“魂”在，怎样的“尸”是无关紧要的，至少是次要的。说白了，小说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拿在手中既顺手又好用，还能起到好的效果的工具。
梁启超这种用写报刊政论文章的方法来创作小说，对于近代小说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欧女豪杰》、《女娲石》、《女狱花》等作品及其评点，也都表现出了对小说政论化倾向的热衷与褒扬。政论化小说的流行，和报刊刊登小说引起小说书面化倾向有着很大的关系。（注：参见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 916），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9～93页。）
梁启超在回顾其创作《新中国未来记》时说道：“余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顾卒不能成一字，况年来身兼数役，日无寸暇，更安能以余力及此。……鄙人自审十年来之宗旨议论，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矣。此编月出一册，册仅数回，非亘数年，不能卒业，则前后意见，矛盾者宁知多少。况以寡才而好事之身，非能屏除百务，潜心治此。计每月为此书属稿者，不过两三日，虽复殚虑，岂能完善。故结构之必凌乱，发言之常矛盾，自知其决不能免也。”（注：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新小说》第1号，1902年。 ）除了自谦和自我辩解的成分外，我们从此还是可以见出梁氏当时创作此小说时的窘状，虽自知非“屏除百务，潜心治此”不可，然而终于不能。于是，只能从其时最迫切的现实需要出发，按照他其时最擅长的写作思路和方法，用最快捷的方式来进行写作了。这一点正是与他创办《时务报》等报刊的经验及其影响密不可分的。实际上，《时务报》中就有不少文章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牵强附会的毛病，也反映了作者写作态度上的轻率。这倒并不是他故作轻率。对此，梁曾作了自我解剖：“当《时务报》初出之第一二次也，心犹矜持，而笔不欲妄下。数月以后，誉者渐多，而渐忘其本来，又日困于宾客，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责亦几不免。”（注：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 ）造成这样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有这样的思路：“创此报之意，亦不过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俟后继起者之发挥光大”，“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只要能打开局面，言论得以传世，其中的思想发挥了影响，具体的细节问题无须那样认真，更何况时间又是那么紧而少。另一方面，则与作者对报刊文章的认识大有关系：“以为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注：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 ）梁创办《新小说》杂志，原本就是他开启民智、进行维新宣传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类旨在宣扬维新、开启民智的文章是为“觉世”而非“传世”（注：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觉世之文的价值不体现于文字， 而表现在启蒙的功效上。“报馆者救一时，明一义者也。”（注：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应于时势， 发其胸中所欲言，被之报章，供一岁数月之遒铎。”（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原序》。）这类报刊文章，即使是“泰西鸿哲之著述”，“过其时，则以覆瓿焉可也。”（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原序》。）因此，尽可以不必太认真。尽管梁主张“名为小说，实则当以藏山之文、经世之笔行之”（注：《〈新小说〉第一号》，《新民丛报》第20号，1902年。），然而，时代不等人，也急不得这样的小说。写小说的目的在于开启民智，作者的“政见”通过议论在小说中表达清楚了，那么，所期望的效果也当可以达到，所以，小说也就可以说是完成了。至于小说的艺术性，那倒是次要的，而小说理论的总结则更是要向后靠的了。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对梁启超而言，凡此种种的事实和观念，都与他的办报思想和他对报刊文章的认识相关联。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两者之间是一种直接的影响关系。此外，还有一个事实，近代许多“新小说”，象梁的《新中国未来记》那样，大体只写到一半，甚至刚开了个头就无法再继续写下去的作品有不少，其原因也多与此相同。
三
基于将小说作为开启民智、进行群治之载体的需要，梁启超对小说之所以能够发挥社会作用的根源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小说要发生社会作用，首先必须要通过影响读者的思想感情才能收到成效。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总结了小说“支配人道”的四种“力”：熏、浸、刺、提（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 02年。）。概括地说，熏、浸、提三种力，指的是小说作用于读者心理的一种描述。而“刺”之力，则是小说对读者的教育效果——使读者处于一种忘我的精神状态。梁关于小说这四种“力”的说明，目的在于揭示小说对读者的教育作用。它不是一种简单的说教，而是一种作用于读者心灵、引发读者之强烈感情，于不知不觉中被感化的审美移情过程。这四种“力”最终归根于“提”，它是小说的读者与小说作品的相互融化，是作品中的思想对读者某一或几个方面的观念的转变。这也是创作小说，使小说产生社会作用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梁启超对小说移情作用的认识，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他对报刊宣传方法的认识。梁为了使报刊收到预期的宣传效果，起到教育、开启民众的社会作用，他从读者的心理出发，提出了两条著名的宣传方法：浸润的方法和激烈的方法。
浸润，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影响读者。他提出报纸要“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注：梁启超：《〈新民丛报〉章程。）他强调指出：“报馆之视政府，当如父兄之视子弟，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若有过失也，则扑责之”，“教导于扑责同时并行，而一皆以诚心出之，虽有顽童，终必有所感动，有所忌惮。”报纸之于国民，则“当如孝子之事两亲，不忘几谏，委屈焉，迁就焉，而务所以喻亲于道，此孝子之事也。”（注：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 ）报纸应该明确宣传宗旨，“宗旨一定，如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旦夕而聒之，月月而浸润之，大声而呼之，谲谏而逗之。”（注：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期，1901年。）也就是说，用潜移默化的方法，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熏陶，使思想发生变化。“浸润之收效缓”（注：梁启超：《〈国风报〉叙例》，《饮冰室合集·文集》第9册。）但“浸润所得为深造之势力， 故其效之锡类溥施，亦每为浸润之人始愿不及。”（注：梁启超：《〈国风报〉叙例》，《饮冰室合集·文集》第9册。）这种宣传方法， 显然同“熏”、“浸”之力有相通之处。这也就是说，梁在1901年对报纸“浸润”宣传方法的认识，实际上也影响了他对小说移情功能的认识。
激烈，就是用高强刺激的情感化词语、意象，在大声疾呼中使读者猛省。“夫人之安于所习，而骇于所罕闻，性也。故必变其所骇者而使之习焉，然后智力乃可以渐进。”他举例说：“某说部尝言，有宿逆旅者，夜见一妇人，摘其头置案上而梳掠之，则大惊。走至他所，见数人聚饮者，语其事，述其异。彼数人者则曰：是何足怪，吾侪皆能焉。乃各摘其头，置案上以示之，而客遂不惊。此吾所谓变骇为习之说也。”他总结说：“大抵所骇者过两级，然后所习者，乃适得其宜。某以为报馆之所以导国民者，不可不操此术。”（注：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某以为业报馆者， 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注：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 ）对照梁启超对小说“刺”之力的认识：“刺也者，刺激之义也。熏、浸之力利用渐；刺之力利用顿；熏、刺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觉，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骤觉。刺也者，能使人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在这里，梁同样列举了人们读《水浒传》、《红楼梦》、《西厢记》、《桃花扇》这几个说部（梁将戏曲也列为小说）的不同刺激效果。他接着总结说：“大抵脑筋愈敏之人，则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剧，而要之必以其书所含刺激力之大小为比例。禅宗之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注：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
因此，无论是报刊浸润、激烈的宣传方法、策略以及对读者的影响效果，还是小说“四种力”，归根结蒂都是要达到“提”的境界和目的。“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即“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 第1号，1902年。）此入于彼，即是此被彼所化，也就是接受了作者的宣传、导引。
四
1915年1月，梁启超在回顾自己自1895 年以来的生活时写道：“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惟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政治谭以外，虽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固有所属，凡归于政治而已。”（注：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2册。）是的，戊戌前后的梁启超首先是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启蒙宣传家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梁的小说创作、翻译和小说理论，给人最为突出的印象，就是这种创作和理论同其开启民智、改良群治的政治活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梁从理论上探讨小说的社会意义、自己动手著、译小说，创办小说杂志，都同他力图用小说来为维新运动服务的中心思想有关，与他将小说当作宣扬其政治思想、开启民智的利器有关。
客观地说，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在中国小说理论史上自有其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梁把小说作为维新运动的工具，进行启蒙宣传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也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在他的号召下，一大批政治小说之类的“新小说”作家应运而生，创作了不少的小说作品。对小说社会作用的鼓吹与强调，也促使了传统小说观念的崩溃，促成了近代小说与近代小说理论的产生。同时，梁在小说理论的阐释上也颇多建树，如他对小说特征的初步描绘，对小说语言通俗化的强调，小说创作方法的划分界定，小说欣赏心理活动的阐释，等等，都表现了他对小说理论探索的创新精神。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使我国的小说理论出现了新气象，并使之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化。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梁启超用小说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用写作报刊政论文的方法写作小说，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治宣传的效果，但这种创作小说的方法和这种小说理论，是有悖于小说本身特性的，是以剥夺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的美学特征、本体特征为代价的。梁启超等人政治小说的非小说化的议论倾向，在政治思想的启蒙过程中恰恰将政治小说窒息了。时人对此给了激烈的批评：“近时之小说，思想可谓有进步矣，然议论多而事实少，不合小说体裁，文人学士鄙之夷之。”（注：俞佩兰：《女狱花·叙》，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近来改革之初，我国志士， 皆以小说为社会之药石。故近日所出小说颇多，皆傅以伟大国民之新思想。但其中稍有缺憾者，则议论多而事实少也。”（注：海天独啸子：《〈女娲石〉凡例》，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132页。）政治小说并没有取得多大的创作业绩，小说界革命也很快地遭到冷落，同小说创作中政论化倾向大有关系。这样的小说，在读者看来，“以大段议论羼入叙事之中，最为讨厌。”（注：别士：《小说原理》， 《绣像小说》第3期，1903年。）甚至连书商也抱怨这类“新小说”“于小说体裁多不合也。”（注：公奴：《金陵卖书记》，《清议报》第48页，1901年。）究其原因，就在于梁启超等人是在用办政论报刊的方法在办小说刊物，用写报刊政论文的思路在创作小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这类小说理论家在小说理论的阐释上所取得的成就并不高，这与他们的办报思想与经历是分不开的。
更进一步地说，梁启超本人对中国传统小说的思考并不多，对西方小说也是耳食多于真知，对外国小说理论更是处在略知皮毛的程度，而且，他是以启蒙思想家、宣传家的身份去看待中外小说及小说理论的，他不可能为小说艺术牺牲了表达政治思想的强烈愿望，在他思想的深处，他原本就没有真正地将小说视为“文学上之最上乘”（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的艺术形式。 梁赞扬日本政治小说的宣传威力，提醒人们“不得专以小说目之”，也正是出于他对小说的根本理解。
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杂志，原是用来“述其所学所怀抱者，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注：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但到第三期（1903 年初），梁启超已没有什么作品可用来发表，只由罗普勉力支撑着局面。直到第八期，才得到上海吴趼人、周桂笙等人的谴责小说、侦探小说的接济，而这类作品又已与梁所提倡的“政治小说”大相径庭，《新小说》至第九期以后，基本上已见不到梁、罗的作品。从1905年2月第13 号起，《新小说》开始在上海出版，此时，它已完全脱离了梁为它设计的运行轨道，变得面目全非了。《新小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梁启超的报业思想带给了中国近代小说与小说理论的偏颇影响和不良后果。
梁启超的报业思想对近代小说语言的变革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白话小说的提倡，也是近代小说理论的重要命题。限于篇幅，在此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