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与信息时代的文化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息时代论文,逻辑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非虚构概念自西方传入中国后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何为非虚构却还是一个需要深究的问题。近年有学者在谈到非虚构写作普及到中国的彼得·海斯勒时，表达对学界无法准确理解非虚构概念的不满：“这种体裁至今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名称。一些人称之为‘记述性非虚构作品’、‘创意性非虚构作品’、‘文学类非虚构作品’或‘长篇新闻报道’……在他(彼得·海斯勒——引者注)看来，‘非虚构’以否定的句式下定义，本身就是个奇怪的词。”①也就是说，将非虚构作为虚构的对立面来理解的流行做法难以把握其核心内涵。 术语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础，需要将其置于一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动态考察，才能揭示其内在的规定性。本文试图通过梳理从虚构到非虚构的文化逻辑，为非虚构的意义指向做出更为准确的定位。 一、非虚构的时代语境 虚构与现实势不两立，这在欧洲思想传统中由来已久。今天，人们却惊奇地发现虚构与现实的距离在渐渐消失，虚构在逐步转化成现实，这一沧海桑田的变化是由信息技术的发展引发的。一方面，人们获得了具体体验和直观感受。麦克卢汉认为：“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②情书使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必须依靠一定的想象和虚构才能实现，德里达据此将情书和文学等同起来。然而，如果通过电话来说情话，则拉近了情人之间的距离，增添了现实感，于是，电话的出现使得情书不再可能。如果说电话消除的是空间距离，那么录音机则消除了时间上的距离。读记录前人说话的文字，给人恍然隔世的感觉，而如果听前人说话的录音，则如闻其声，假若再配上照片，则又有了如见其人的感觉。电影、电视将虚构的情节再现出来，在形式上更加逼近生活本身，将观众带入现实场景中，让人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彻底改变阅读文字带来的虚幻感受。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不仅将虚幻的东西转换成具体可感的情境，还为人们的直接参与和体验提供了契机，营构出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米勒将信息时代出现的图像化看作是“非现在的现在”，是一种仿真的虚拟世界，他说：“所有那些蜂拥而至的电视、电影和因特网上的影像，由机器所唤起或魔术般使之出现的众多鬼魔，打破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正如机器打破了现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区别一样。”③ 另一方面，虚构与现实的融合引发了人们在理论探讨上的浓厚兴趣，成为文学界关注的焦点。20世纪中期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率先在欧美发达国家得到长足发展，开启了工业革命之后的信息时代。与此相对应，虚构与现实的对立涣然冰释，二者的融合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表示虚构的“fiction”一词在英文中也指小说，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元小说就是在呈现虚构的过程和方式的时候，揭示虚构的现实性，意在表明虚构无法与现实分离。杰拉尔德·格拉夫在60年AI写作了《自我作对的文学》一书，明确提出：“‘生活’与‘现实’本身都是虚构。”④这一说法实际上就是在弥合现实与虚构的罅隙。伊瑟尔不满足新批评那种将文本细读与现实生活隔绝的做法，其《虚构与想象》一书提出要用虚构、想象、现实的“三元合一”来代替虚构与现实的二元对立⑤。 众所周知，虚构与文学有不解之缘。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一致主张将诗的写作理解为摹仿，柏拉图认为最高层次的美是理念美，自然美是对于理念美的摹仿，处在次等的地位，而艺术美则是对于自然美的摹仿，是最低等级的美。摹仿的要义在于拉开理念、现实与艺术的距离，突出艺术与现实的不同之处，与西方文论中所说的虚构意义相通。凭借虚构从事创作的诗人被看作超凡脱俗的化身，突出与普通人的差异。19世纪以来，虚构与现实对立的特征被进一步强化，成为文学与非文学的分水岭，或者说，正是因为虚构不受现实社会的约束，才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 于是，一个隐含的问题便浮现出来，即伴随着信息时代虚构与非虚构的此消彼长，纯文学将要接受命运的拷问。那种沉浸在文学营造的虚构世界中的情境已经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非虚构写作如雨后春笋，呈现勃勃生机。杜鲁门·卡波特倡导的“非虚构小说”和“新新闻报道”曾一度被认为是美国文学创作的方向，德国柏林《国际文学》杂志社在2003年设立了国际性的旨在奖励非虚构写作的“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国都设有表彰非虚构写作的重要奖项。更具说服力的是，大量统计数据表明，非虚构图书在西方的销量一路飙升，而纯文学作品则往往束之高阁。非虚构写作这股西风近年来迅速东渐，在中国形成潮流。比如，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开设“非虚构”专栏并组织“非虚构与文学的可能性”研讨会。《收获》、《十月》、《当代》等有影响的文学刊物都加大了非虚构栏目的策划力度。2012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与人民文学杂志社举办“2012年中国南方(国际)文学周”时，贾平凹、苏童、马原等以虚构写作闻名的作家讨论的却是非虚构写作问题。与此同时，纯文学研究也在走向没落，纷纷转向后殖民、媒体、大众文化、性别、种族等现实问题的研究。 从虚构到非虚构，划时代的意义被凸显出来。“文学即虚构”并非永恒的真理，而是在特定语境下产生的观念。米勒在《文学死了吗》开篇就说：“雅克·德里达在《死亡：虚构与见证》中指出，‘文学’一词源于拉丁词根，它不能脱离它的罗马——基督教——欧洲根源。但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则是在西欧出现的，最早始于17世纪末。即便当时，这个词也没有现代意义。按牛津英语词典，‘文学’第一次用于其现代意义，是很晚近的事情。”⑥更具体一点说，与工业文明时代印刷术的兴起有关。印刷术和火药、罗盘针一起被马克思称作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印刷术对于精神文化的影响尤其深远，“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制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⑦。按照米勒、尼尔·波兹曼等人的说法，印刷术之于文学的意义在于，作品批量印制可以拥有更多的读者，为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便利，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口耳相传的方式是一种被动的、直接的接受方式，而书籍和报刊的出版和阅读要经过文字这个中介，拉开读者与作者的距离，培育个性化和自我意识，为虚构的滋生提供精神土壤。也就是说，只有在印刷时代的文化语境中，虚构才是“言而有据”、“言之成理”的，而在信息时代则会发生相应的改变。米勒提出“文学终结论”时特别强调：“技术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媒体的发展，正使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逐渐死亡。我们都知道这些新媒体是什么：广播、电影、电视、录像以及互联网，很快还要有普遍的无线录像。”⑧ 二、非虚构的逻辑起点 信息技术的兴起，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多维的，既包括物质层面又涵盖精神层面，这些固然都为探讨从虚构到非虚构的转型提供了宏大的背景和丰富的素材，然而对于一个时代特征的把握，需要首先探讨初始的、也是最为根本的环节，才能建立起学术创新的基本框架，为知识体系更新寻求坚实的学理依据。哲学思维与科学技术相互影响、作用，它们作为精神文化最为集中的显现，是体现时代特征最为醒目的风向标，构成探讨从虚构到非虚构的逻辑起点。 在古希腊时期，虚构遭受现实的排斥，形成二元对立的基本结构，凸显西方哲学思维最初模型的特征。柏拉图对于虚构的贬损，虽然在后世引发了诸多争议，但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亚里士多德虽不同意柏拉图将诗人逐出理想国，但同样强调虚构与现实的异质性，呈现出与柏拉图思维方式的一致性，只是对虚构的价值持不同看法而已。此后，文学世界就依靠虚构与现实世界彻底划清边界，建立起独特的精神王国。康德、席勒、维柯、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均遵循这一思维模式来为诗辩护，他们发表的“文学独立宣言”大体认为，通过虚构建立的文学不会成为现实、社会、自然的附庸，只有在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否定中才能获得独特的价值意义，甚至还可以获得比哲学更为崇高的地位。 西方学者提出非虚构这个概念，目的是为信息时代陷入困境的纯文学寻求出路，就是从反思古希腊萌生并相沿成习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起步的。米勒引用怀特海的话说：“全部西方文化就是柏拉图的一个注脚，不论柏拉图自己的作品有多少出处渊源。”⑨在米勒看来，柏拉图确立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在此后的岁月里不断发扬光大。在现代印刷业兴起之后，筑起了“严格的界限、边界和隔墙”，“印刷业的发展鼓励并且强化了主客体分离的假想”⑩，从而促进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的诞生。阐释非虚构理论的另一重要理论家宇文所安也明确指出，二元对立思维设定的模型赋予诗人这一“小造物主”编织虚构和隐喻的权利，设定了西方文学理论的基本格局，他说：“西方文学理论是柏拉图批判理论的孩子，尽管它们反叛并与更少污点的家族联姻，它们仍然无法逃离这一谱系。”(11)黑格尔虽然在柏拉图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但总体上未脱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窠臼，宇文所安提出非虚构就是想在思维方式的层面彻底改弦易辙，走出黑格尔所说的艺术终结论的困境。 到了信息时代，在西方哲学史上已经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被撼动。信息不是完全由客观物质决定的，也不能根据物体的动能计算出运动结果，信息思维要求在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中，融入人的意识、情感，显然就是对主客二分思维的纠偏。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支撑的赛博空间，打造的是虚拟现实世界，依靠媒体技术和编码规则建构虚拟现实系统，化实为虚，将现实处理成信息传递给观众，取代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世界。“虚拟可以说是对传统哲学的根本性扬弃。同时，虚拟是一个新时代、新方式的出发点，它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未来哲学的原则和方式。虚拟是我们从现在的一级文明跃入未来的二级文明的中介系统，是创造未来时代辉煌的工具”(12)。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出现，更是淡化了物理、生理和心理的边界，这种整体性、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实现了哲学思维的重大转折。 信息时代的哲学思维对于文学观念的革新提供了动能。米勒说：“德里达在《明信片》这本书中表述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打破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法。”(13)也就是说，要将信息时代的新思维作为文学观念变革之本，改变虚构与现实、主体与客体对立的状况。非虚构倡导者对相关的学术资源进行深度开掘，这些“他山之石”夯实了非虚构思维方式的基础。具体来说，包括对当代西方人类学方法和中国非虚构诗学传统的借鉴。 人类学方法在西方世界影响很大，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思维变革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人民文学》杂志倡导的“非虚构写作计划”呼吁作家走出书斋，走向民间和生活现场，“借助社会学和人类学‘田野考察’的方法，力图通过‘客观叙述’，从不同的侧面向读者呈现底层生活的真相。警惕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上的‘先入为主’，直接进入生活现场去发现生存的秘密”(14)。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过去一般认为人类学方法注重“fact”(事实)，并会举出马林诺夫斯基作为榜样，认为他长期深入到部落进行调查研究，铸就了人类学写作的典范，他住的帐篷甚至成为注重事实反对主观臆测的符号。然而，随着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被披露，人们才发现他的人类学和民族志写作并没有将虚构、想象拒之门外。如今人们已经更新了关于人类学方法的认识，就如茨纳尔所说：“民族志告诉我们一个显明但却常常被忽略的道理：对任何一种陈述活动，如果忽略或轻视那些直接参加者的经验，这种陈述便不能被认为正确和真实的。”(15)非虚构写作表现出对现实的极大关注，而要真正达到对现实的把握，则离不开写作者主体精神的参与和体验。当代文化人类学研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排斥异己，而是极力主张把不同类型的社会当作一个系统性的有机体来对待，注重分析有机体各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非虚构写作在这种方法和理念的引导下，力图走出自律与他律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即“通过跨文化的训练与经验，大多数的人类学家带着怀疑与惊奇感遭遇了内在于自身文化的‘艺术’范畴。然而在这种疑惑当中，人类学家也已经判定了范畴，简化了与艺术界相冲突的复杂的动力学，从而超出了自律的问题。因而，人类学家们对于相对主义的批判感，已经不能意识到现代艺术自身对‘传统’的内在攻击和对边界的挑战”(16)。 所谓中国非虚构诗学传统，是海外汉学家对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一种评判，即认为中国古典诗歌不是通过隐喻、摹仿去表达，而是以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为素材，因此是非虚构的。他们之所以对于中国非虚构诗学传统有兴趣，主要因为中国诗歌不同于西方源自古希腊的二元论哲学，是非超验性的，属于一元论哲学观。吉川幸次郎说：“如果问虚构文学为什么没能占文学的主流，那是因为它与中国人的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中国人被誉为现实的国民那样，他们认为，被现实地感觉地把握的是客观存在，只有在现实世界中，而不是在空想中，才有陶冶人情操的美好事物。这种哲学决定了将平凡人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事作为素材的文学，并以此作为其文学传统。”(17)林理彰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中国通常将现实以一元论(Monistic)以及内在的术语加以解释……‘摹仿’在中国诗歌理论中指涉作品与宇宙关系时，并不是一个恰当的术语，因为摹仿的意义在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以及新柏拉图及新亚里士多德的批评体系之中，在中国却并没有发展出与之相应的注入柏拉图‘超验’理想形式或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18)。中国关注现实，而不是依仗先验的神学思想，本土的儒教、道教秉持非二元论的世界观，外来的大乘佛教因适应这种思维方式才在中国流行开来。在汉学家看来，这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学观念，“人的拯救不是靠神而是靠人自己，这是中国文明的精神所在，也是中国文学的精神所在”(19)。的确，尧、舜、禹、孔子都被看作“圣人”，而不是神，对他们的崇拜不存在此岸与彼岸的分离。 由此看来，非虚构要排除的只是虚构理论所秉持的二元对立的思想，只是否定将现实看作是一种先验存在的观点。虚构、想象与人的情绪、心理、感性、欲望等主观因素相连，如果将之看作是客观事实的对立面，从非虚构中排斥出去，等于制造了新的二元对立，并不符合非虚构的哲学思维。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围绕非虚构展开的争论就可以进行是非曲直的评判了。“新新闻体”在西方文学史上被看作是非虚构写作的别称，有人认为像报纸上的新闻报道一样不能有丝毫的虚构才算非虚构，这其实是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并不符合非虚构的思维方式。就像安德森分析的那样：“假如我们以《纽约时报》的头版作为样本，我们也许会看到苏联的异议分子，非洲索马里共和国的饥荒，一起恐怖的谋杀案，伊拉克的政变，辛巴威发现罕见的化石和密特朗演讲的新闻故事。为什么这些事件会被如此排列？是什么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它们彼此之间的关联是被想象出来的。”(20)汉学家用非虚构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学创作和欣赏的特征，曾引起轩然大波，钱钟书结合《诗经》和唐诗、王元化结合《文心雕龙》中的“神思”说，早就阐述过中国诗歌创作和理论中虚构存在的事实。有学者据此认为非虚构传统的说法不符合中国文学和理论实际：“中国诗人借助想象，即获取内心将永远乃至不存在的事物图景的能力，就得以凭空进行创作……那种认为中国诗人是对真实体验的事加以描述的观点并无说服力，是站不住脚的，中国诗和其他诗歌中俯拾即是的夸张表达的种种例句就足以使这一观点难以成立。”(21)显然，这种简单、机械地将非虚构置于虚构对立面的做法，并不符合非虚构的话语逻辑，是对于非虚构意旨的误解。 三、非虚构的理论视域 虚构作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产物，在西方人文学科体系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按照审美—艺术—文学—语言逐级层层展开，形成比较完整的关于纯文学观念的知识链。信息时代文学观念“旧貌换新颜”，不是表面的整容和修补，而是整个体系的脱胎换骨。这固然由多种因素促成，但不可忽略的是，与非虚构这个变异的基因有着或隐或现的关联。非虚构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拓展了考察文学世界的视域。 (一)美学视域 信息时代美学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就在于将日常生活纳入美学的视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作为新的美学原则，消解了审美与生活的边界，包括家庭装修、时装表演、广告宣传、模特走秀等日常行为方式被纳入审美活动的范畴，并成为审美的主要对象。 日常生活能够进入美学范畴，这一变革与非虚构的文化逻辑并不矛盾。日常生活审美化最早由英国学者费瑟斯通在1984年提出，虽然他主要是从消费文化、经济学角度来阐释这一美学新变，但其中隐含的却是非虚构的文化逻辑。为了突出商品的形象价值，需要借助大量电子媒介技术，运用虚构、隐喻、戏剧化手法来制作广告，创造出仿真的世界，以便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用波德里亚的话来说，就是“实在与类像之间的界限的消弭”、“仿真的超级现实主义”(22)。这种将现实打造成审美对象的技术手段和思维方式，都是非虚构的体现。费瑟斯通对波德里亚的说法是赞同的：“对博德里亚来说，正是现代社会中影像生产能力的逐步加强、影像密度的加大，它的致密程度，它所涉及到的无所不在的广泛领域，把我们推向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日常生活以审美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也即出现了仿真的世界或后现代文化。”(23)这可谓道破了消费文化机制得以形成的奥秘。 由于非虚构作为清道夫破除了传统思维的障碍，才为美学体系的革新铺平道路。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确立，说到底就是人类智慧划分的结果，鲍姆加登因根据感性、情感创立了“感觉学”而被誉为美学之父。美学与分别着眼于知和意的科学与伦理学不同，它强调审美活动的无功利性，只有与生活、自然拉开距离才会产生美感。而认为日常生活具有审美意义，就意味着审美活动走出了传统的藩篱，形成了信息时代美学体系重建的基础。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说：“在物质的层面和社会的层面上，现实紧随新技术和电视媒介，正在证明自身越来越为审美化的过程所支配。它正在演变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审美活动，当然这里所指‘审美’不只是美的感觉，而是指虚拟性和可塑性。针对这些过程，现实的一种新的、本原上是美的意识应运而生。这一非物质的审美化，较之物质的、字面上的审美化含义更深刻。它不但影响到现实的单纯建构，而且影响到现实的存在模式，以及我们对现实作总体的认识。”(24) (二)艺术视域 信息时代艺术领域的变化在于边界的移动，即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界模糊了，艺术追求的纯粹性被瓦解了，现实生活本身也具有了浓厚的美学意味。如今我们无论是在写字楼办公，还是在商场购物，都会深切感到进入一种审美与实用功能浑然一体、虚构与现实融合的艺术境界。 艺术这个概念因为逐渐去除了现实的因素而变得单纯而明晰。1746年，巴托划清了“美的艺术”的边界，主要做法是将之与手工操作的工艺进行比较，认为前者以非实用的愉悦为目的，拉开与现实的距离，后者服从于现实需求，以实用为目的。而雄辩术和建筑则处于实用与非实用之间，因为没有完全弃绝与现实的联系，因此不能归入“美的艺术”，只能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别存在。巴托还对“美的艺术”作了进一步细分，即包括音乐、诗歌、绘画、戏剧、舞蹈五个大类，之所以这样排序，参照的就是这些艺术样式与现实距离的远近，说到底奉行的就是摹仿或虚构的原则(25)。1750年，鲍姆加登对美学学科进行命名，艺术被看作与天才、灵感、虚构等结合在一起，康德也把艺术看作是天才而非普通人的作品，实际上都是在将艺术看作虚构的产物(26)。 那么，艺术边界为什么能够移动呢？我们可以从信息时代的非虚构逻辑中找到答案。以信息技术为原动力和手段的行为方式，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其冠上艺术的美名。用詹姆逊的话来说，就是“现实转化为影像”(27)，使得现实中的诸种现象涂上艺术的色彩。在深层次上，思维方式的改变促成了艺术观念的变革，就如同伯恩海姆所说的：“计算机最深刻的美学意义在于，它迫使我们怀疑古典的艺术观和现实观。这种观念认为，为了认识现实，人必须站到现实之外，在艺术中则要求画框的存在和雕塑的垫座的存在。这种认为艺术可以从它的日常环境中分离出来的观念，如同科学中的客观性一样，是一种文化的积淀。计算机通过混淆认识者与认识对象，混淆内与外，否定了这种纯粹客观性的幻想。人们已经注意到，日常世界正日益显示出与艺术条件的同一性。”(28) (三)文学视域 在信息时代，作者被认为是不完整的、碎片化的，处在不断建构的过程中，所谓现实也并非纯客观，而只是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马克·波斯特认为，网络写作是在“主客体的边界上写作”，“荧光屏—客体与书写—主体合而为一，成为对整体性进行的令人不安的模拟”，颠覆了主体对于世界的期待，这会“给笛卡尔二元论所代表的澄明而确定的世界带来些许含混”(29)。伊瑟尔在《虚构与想象》中主要从人类学的高度探讨虚构与想象的越界问题，认为虚构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特性，不仅仅限于文学活动，还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文学虚构营构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与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可能性世界”(30)。 文学研究范式由传统的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与非虚构的思维方式也是一致的。文化研究关注的是生态、女性、殖民等，都属于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问题。与形式主义批评不同之处在于，不是对文学进行节奏、语音等纯粹形式的分析，而是在更开放的系统中做出深刻的社会学分析，文学不再被当作纯粹虚构的产物来解读。文化研究不同于过去的文艺社会学，后者强调环境、时代、种族的决定作用，形式主义的崛起只是将文学研究的视野由关注外部因素转移到关注语言、结构等内部要素上，在本质上与文艺社会学的思维方式相同。概而言之，文化研究不把社会现实的意义看作由外在因素决定，也不是从先验的理念出发对作品中的社会内容进行说明和评判，而是要求研究者通过自身体验去发现和理解事实。在我看来，信息时代文学研究范式在破除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时，体现了非虚构的哲学思维(31)。 (四)语言学视域 形式主义批评将语言分成日常生活语言和诗性语言，并将二者对立起来，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建立起关于语言的认知，认为唯有虚构、隐喻是文学语言的基本属性。这一观念在20世纪上半叶一直占据文学理论的主导地位。然而，这种观念在信息时代发生了变化，“信息方式促进了语言的彻底重构，这种重构把主体构建在理性自律个体的模式之外。这种人所熟知的现代主体被信息方式置换成一个多重的播散的和去中心化的主体，并被不断质询为一种不稳定的身份。在文化层面上，这种不稳定性既带来危险又提出挑战”(32)。信息时代的语言观念呈现出指称与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作为语言观念转型标志的言语行为理论，旗帜鲜明地将日常话语行为看作是不断建构现实的行为，认为语言以独特的方式遵循现实社会的结构原则，在建构世界的过程中又不乏言外之意，将虚构的原则渗透其间，实现了物我的交融(33)。 为了深入剖析中国非虚构传统的特征，叶维廉从“具体经验的美学”出发，对古代汉语的特点和哲学基础进行分析，认为有如电影的蒙太奇，诗歌的意象具有并发性(34)。而在信息时代，汉语的这种特征在得到强化的同时，多媒体的出现弥补了西方表音体系文字的不足，也日益受到关注。 在西方文化史上，围绕着心灵与外物关系形成的各种流派和观点可谓异彩纷呈，文学观念也随之不断繁衍生息。比较文学研究者厄尔·迈纳指出：“事实性与虚构性，这两个概念是相互关联的，但在逻辑上事实先于虚构。这种情况适用于所有文学，尽管在实际应用中事实性与虚构性的程度会有所不同。”(35)这段话提醒我们，既然现实与虚构是相对的，那么人类对此二者关系的认识发生改变，就会对文学观念进行重新设置。 如果说印刷时代的文学观念是在二元对立的结构中倚重虚构建构起来的，那么信息时代的非虚构则更加注重现实性。非虚构对于现实的把握并非与人的体验相分离，而是融入虚构性，实现人的感知的延伸。一言以蔽之，非虚构并不是对于虚构的全盘否定而是虚构的转型。打个比方来说，非虚构就是将虚构从纯文学的蜗居搬迁到了现实生活气息非常浓厚的文化广场。 ①雷达：《漫说“非虚构”》，载《文艺报》2015年8月5日。 ②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6页。 ③⑩米勒：《现代性、后现代性与新技术制度》，陈永国译，载《文艺研究》2000年第5期。 ④杰拉尔德·格拉夫：《自我作对的文学》，陈慧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⑤(30)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陈定家、汪正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第6页。 ⑥⑧⑨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第16页，第127页。 ⑦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页。 (11)宇文所安：《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陈小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12)陈志良：《虚拟：哲学必须面对的课题》，载《光明日报》2000年1月18日。 (13)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国荣译，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14)张柠、徐珊珊：《当代“非虚构”叙事作品的文学意义》，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2期。 (15)参见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罗钢等编《文化研究读本》，刘象愚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16)George E.Marcus & Fred R.Myers(eds.),The Traffic in Culture:Refiguring Art and Anthropolog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6. (17)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史》，陈顺智、徐少舟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18)林理彰：《中国诗学》，祝远德译，载《东方丛刊》2004年第3期。 (19)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日记》，钱婉约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 (20)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21)张隆溪：《文为何物，且如此怪异？》，王晓路编《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292页。 (22)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 (23)费瑟斯通：《消费主义与后现代文化》，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24)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25)参见朱狄《当代西方艺术哲学》，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 (26)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13页。 (27)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28)伯恩海姆：《智能系统的美学》，汤因比等《艺术的未来》，王治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29)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50—151页。 (31)王轻鸿：《信息转向与文学研究范式转型》，载《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 (32)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 (33)参见马大康《言语行为理论：探索文学奥秘的新范式》，载《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 (34)叶维廉：《从比较的方法论中国诗的视境》，《叶维廉文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35)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王宇根、宋伟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4页。标签：文学论文; 柏拉图论文; 文化论文; 非虚构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二元对立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西方美学史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读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