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红色经典”做文化研究——以《〈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一书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岩论文,为例论文,一书论文,是怎样炼成论文,红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4)-01-0018-11
感谢首都师范大学，感谢胡老师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交流。在选择所讲话题的时候，胡老师说听众主要是研究生，最好做学术性强但不一定热闹的话题，所以我就选择了这样一个讲座题目：怎样对“红色经典”做文化研究——以《〈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以下简称《〈红岩〉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为例。这本《〈红岩〉是怎样炼成的》恰好是一篇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著作，所以可能会对在座的研究生同学有一些针对性和启发。当然我也想到，首都师范大学是国内做文化研究的重镇，我在这儿谈论怎样做文化研究，好像有点班门弄斧的意思，是不是胡老师？
一 作者是如何写作这篇博士论文的
这本《〈红岩〉是怎样炼成的》我在去年的时候前后读了两遍，前半年读了一遍，后半年的时候准备写个东西，又读了一遍，读得应该说很细致。当然，选这本书来细读并且做成文章，我也有点私心杂念。我跟这本书的作者钱振文是非常熟悉的，他是我读研究生时候的同学。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曾在一块儿待过两年。他低我一级，我是87级的，他是88级的。专业也不一样，我是文艺学，他在现当代文学。作者研究生毕业以后一直在河北的一家媒体工作，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在《石家庄日报》。工作了好多年之后，2003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说考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先生的门下，来北京读博了，想见见面聊聊天。我当时说，你既然来到北京了，咱们以后有的是机会，可以经常见面聊天，不急。过了一段时间，他又给我打电话，好像见我的意思特别迫切。原来我以为好多年没见面，他是过来叙旧的。当时我住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团结户”里，和另外一位老师，两家人合住一个六十多平米的房子，就是在那里，我们两人喝酒聊天，炒了两个菜，做了一大锅面条，喝的红星二锅头。我现在还能记得的是当时钱振文饭量不小，吃了一大盆面条。他一边吃饭喝酒，一边问我关于博士论文选题的事情。那个时候是2003年的9月份，也就是说他刚刚入学不久就急于跟我见面，聊博士论文怎么选题，选什么来做。记得他当时对我说：“我在媒体工作了那么多年，跟学术界离得比较远了，你是刚刚博士毕业不久，一定有很多想法。”这等于说是来向我请教的。我问他有什么想法，他说最近看了一些文化地理学方面的书，能不能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做大众文化？他知道我之前在做大众文化研究。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当时是怎么答复他的，毕竟这是10年前的事情了。可能的回答是：我劝他先别着急，刚入学，再摸索一段时间，再读一阵子书，然后再确定选题。
我记得在2003年的那个学期，他还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其中说到能不能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做沈从文研究。他的导师程光炜也说过：“他曾与我讨论过研究铁路与中国现代文学生产与传播的问题，似乎要投入对资料的阅读、发掘、整理，继而发现一条研究现代文学的新路径。”[1]1这是《〈红岩〉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序里面的话，这里也能看出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当然，无论是做大众文化研究，做沈从文研究，还是从铁路入手来谈现代文学，最终都被他的导师否掉了。之后，可能也是在他导师的建议之下，他最终选择了《红岩》这样一个论题。
我再引他导师的一个说法，因为这也是我想谈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他的导师曾经说过，钱振文在定了《红岩》的选题之后，“他马上行动起来，先是与我的朋友、重庆师范大学的周晓风教授联系，自费去重庆实地了解、考证相关资料，访谈了不少小说写作时候的当事人和见证人。接着，又到小说《红岩》责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已故老编辑张羽先生家附近的小旅馆中‘潜伏’了半个多月，运用记者善磨的能力，说服了张先生的夫人，每天去她家里，在张先生遗留的手稿、资料中寻找有价值的东西，这使他收获颇丰。”[1]2后来我又偶然得到了一本书，不是正式出版物，是一本自费出的书，叫《〈红岩〉与我》，是张羽的夫人整理出来的一些和《红岩》有关的东西。我看到这本书开篇就是这样的文字：“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有位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博士生钱振文先生，因写博士学位论文，要调查《红岩》的成书过程。……幸好钱振文通过某个渠道，知道《红岩》责任编辑张羽的妻子我还活着，而且也正在调查《红岩》的知情人，就找到了我的门上。我听说他要研究《红岩》，非常高兴，立即向他提供了张羽保存的所有材料，包括中青社书稿档案的复印件、抄录件、张羽的日记、来往书信、他和其他人发表的有关文章等等，总之是未加整理的全部材料，整整一大格书柜，毫无保留。这些材料我自己当时尚未来得及看，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研究《红岩》，能把《红岩》的真实历史写出来，公诸于世。钱振文在中青社的招待所(就在我住的楼旁)租了一间房间，白天黑夜在我家查阅、摘录了一个星期的材料。”后来，我在书中果然看到钱振文引用了很多材料，而那些材料都是没有公之于众的，在报纸、杂志等出版物中根本找不到，可以说是真正的第一手材料。
这里我还想提供一个细节，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还在北师大校园里住着，有一段时间，我总是能在北师大主楼巨大的顶棚下与钱振文不期而遇。他当时的形象是斜挎书包，形销骨立，目光游离，状若幽灵。问他为什么在此游荡，他说刚从中国电影资料馆查资料回来。跟他说话，他也只是“嗯”一声，好像整个沉浸在了他的论文的世界里。在座的各位研究生同学也都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可能会被论文折磨得形销骨立。我也经历过那样的阶段，所以很理解钱振文当年做论文的状态。最终就有了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之上写成的这本书——《〈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在出版这本书之前，书中大部分篇章已经以论文的方式发表出来了，引发的反响很不错。他的论文出来以后，可能一些写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就有点下不来台，因为他们使用的一些史料是错的。美国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也注意到了他的论文，由此可见他的博士论文是真的下了功夫的，真的做得不错。
二 这篇博士论文写了些什么
有了以上的开场白之后我们现在就来进入正题。既然钱振文的这篇博士论文下了很大功夫，做得不错，那么这本论文究竟写什么，怎么写？这个问题我其实没有跟作者本人作很多的交流，我是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自己琢磨的。《红岩》这本小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当时非常轰动，据说累计印数达一千万册，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这个记录后来很难被打破了。现在是个商业时代，莫言又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借助这个因素他的书已经卖得非常好了，但是他的某一部小说能不能卖到一千万册我说不清楚。但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红岩》被人冷落了，不光是被普通读者冷落，而且也被专业人士悬置，像样的研究少之又少。我看到钱振文的书中也提到了这样的情况。2004年左右，当钱振文想来做《红岩》研究的时候，他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比较尴尬的研究格局。我也在琢磨，当出现这样一种研究格局的时候，怎么办？它给作者提出了怎样的一些难题？他应该形成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下面是我当时面对这本书的时候所思考的问题：为什么《红岩》曾被热捧而后来却遭冷遇？如果它是经典则意味着常读常新，但为什么五六十年代的这种经典失去了“可读入性”？作家之所以是作家，首先意味着他们从事的是一种个体的精神活动，所以才有了所谓的“创作”，但《红岩》从最初的讲述到最后的小说，除罗广斌、杨益言两位署名作者外，还有那么多人参与了它的生产过程，这能算严格意义的创作吗？如果不算文学创作，我们把它定性为文学生产，那么它又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这样的生产具有某种典型性吗？而面对这种文学生产，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动用文学研究的传统思路单单对它做文本分析？如果作为有缺陷的文本它已失去了某种解读价值，那么最适合它的研究路径究竟是什么？我这是为作者思考，但是我想作者本人肯定思考得更多。当这样一些问题摆在面前的时候，那么怎么对《红岩》做研究？采用的研究路径究竟是什么？最终这些问题会集中到作者那里，让他形成相关的思考。后来他采取了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就是做文化研究。
做文化研究其实是我自己的判断，作者在他的书里面并没有明确亮出文化研究的旗号。但是我读了两遍之后发现，他就是在做文化研究，虽然他没明说，但是从他借用的理论资源——如英国文化研究大师霍尔的“接合”理论等，使用的研究方法——民族志，关注的研究层面——文学生产与消费等方面看，我觉得他就是在做文化研究。从整个论文的设计看，他的重心和侧重点，他的兴奋点，都可以看出他就是在做文化研究。后来我想或许不是作者选择了文化研究来面对《红岩》，而是《红岩》的生产方式，组织形式等等召唤着作者只能如此选择。于是我想到了张承志在《心灵史》中曾经说过：“正确的研究方法存在于被研究者所拥有的形式之中。”现在我们再来研究《红岩》或《红岩》这类作品的时候，很可能只有这种方法才能逼近问题的本质。
我在面对这本书的时候非常欣赏作者这种掰开来揉碎式的梳理和分析，他真的分析得非常细致。刚才已经提到，他的资料搜集得非常完备充分，好多是别人闻所未闻的资料，同时他又很擅长把资料运用到他的分析的过程当中，把它呈现得非常清晰，非常饱满。在普通读者的心目中，《红岩》就是那部长篇小说，但是在钱振文看来，小说只是文学生产过程的最终结果，他要呈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种种“前文本”①的讲述是如何一步步被规范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在这之前还有种种口头讲述活动②如何与书面写作相互渗透，又为受众后来的阅读活动作了先期铺垫；种种被组织的写作活动如何突破了文体底线而抛弃了“审美成规”，结果“有用或无用”的“事实成规”逻辑便统摄了全部写作。③从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到长篇小说《红岩》，其中的“过程”也触目惊心——“大跃进”带来的机遇，党组织对小说写作的介入，马识途的意见，沙汀的慧眼，“毛泽东思想”的作用，中青社作为重点稿的投入，责任编辑张羽对《红岩》的修改和加工等等，它们构成了小说生产过程的一道道程序和一个个环节。
我举几个书中的例子。第一，《红岩》中实际情况是，江姐得知了丈夫老彭牺牲的消息，但并没有看到挂在城门上老彭的人头。江姐确实受到了严刑拷打，但并没有被钉过竹签。然而，从《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回忆录开始，种种夸张描写开始出现了：江姐看到“木笼里面挂着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一根根竹签子，从她的手指尖钉进去，竹签碰在指骨上，裂成了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出来……”[2]86这种描写也一直延伸到小说《红岩》之中。对于这种现象，作者提出了如下问题：“‘讲述革命故事’为什么可以同时占用‘真实’和‘虚构’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范畴？”[2]88书中提供的资料显示，在报告和演讲中，添油加醋就已经开始了，后一遍讲和前一遍讲就不太一样，加进去了一些虚构，而虚构的成分也得到了观众的配合。比如给江姐施刑如果不够残酷，观众好像就不答应。这两者之间开始配合，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观众允许他们虚构，有时候他们讲的不太圆满的时候，观众还要替演讲者圆一下。面对这样的状况，作者思考之后给出的答案是：“真实”和“虚构”是审美成规，这种成规在“讲述革命故事”的文化行为中是需要被抛弃和被超越的，取而代之的则是“有用”或“无用”原则。[2]88也就是说，凡是对我的讲述有用，我就拿过来，没用的我就可以抛弃。只要有用我就可以虚构，越做越大。当时这样操作是被允许的。
书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当年禁闭和关押革命者的地方本来叫“瓷器口集中营”，但在50年代初期的故事讲述中已变成“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后来简称“中美合作所”。历史上确实存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这样一个机构，那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成立的，当时是为了对付日本，一方面是获取情报，一方面是干扰日方，但在抗战结束后“中美合作所”就被解散了。讲述活动之所以要篡改并借用这个机构，是因为随着朝鲜战争开始，激发人们的反美情绪成为主要的政治意图，而讲述发生在“中美合作所”中的那些血债故事便成为合适的“讲义”和“教材”。
还有一个例子是，《红岩》第二稿写出后，因“低沉压抑”和“满纸血腥”而饱受审读者批评，为了帮助作者从渣滓洞“跳出来”，敢于“大胆虚构、大胆想象、大胆创作”，沙汀建议作者到北京参观刚刚建成的军事博物馆和革命历史博物馆，以开阔眼界。而罗、杨两位作者不但参观了博物馆，而且还看到了毛泽东没有正式结集出版的写于解放战争期间的一些文章。作者“读过毛主席的著作，认识了战争形势，认识到敌人是处在全民包围中这一真理时，思想解放了，笔下也就自由了”。[2]121罗广斌甚至说：“三稿以后出现的转机，就是毛泽东思想照亮的。”[2]130从此，“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成为《红岩》描述敌我关系的基本模式，甚至成为革命文学的一个公式，敌人厉害，我比你更厉害；敌人越猖狂，我们越强大。于是作者分析道：“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翻过来，改成‘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是革命文学生产中‘处理’‘敌人’时具体的操作方法和常用‘公式’，是对‘纸老虎’‘原理’的延伸。”[2]127
这里我还可以做一些旁证，我在研究《沙家浜》的几个文本时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文牧写出的《芦荡火种》初稿很不成熟，原因在于他写反面人物，写阿庆嫂与敌人智斗时虎虎有神，但一写到芦荡中的战士生活时就无法出彩。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剧团党支部领导同志建议他们学毛主席著作。而他们也正是从《论持久战》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中受到了启发，于是“他们设想，毛主席这两篇文章，在芦荡中指挥斗争的指导员郭建光也看到，因而他是以毛主席的思想教导战士，而使战士们在暂时性的敌强我弱的形势前，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从这一思路前进，他们觉得十八伤病员的情形是可以理解的了。这样，一段段符合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唱词也写出来了，就一改剧本初稿写到芦荡时所流露的抑郁气氛，而把指导员的高瞻远瞩，以及他在困难面前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坚定性有力地表现了出来。剧本提高了一步。”④现在想想，毛泽东的著作文章的确隐含着文学生产的一些“配方”，如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等。大众文化的生产很讲究配方，找到一个好用的配方以后，就可以反反复复使用，开始批量生产，批量制作。这种配方无法处理复杂的文学问题，但是却简便易学，很容易成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中的秘密武器。而一旦采用这种配方，便不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种配方走到极端，“三突出”“高大全”和“红光亮”之类的创作原则也就呼之欲出了。
三 这篇博士论文给我带来了哪些启发
我看这篇博士论文的时候，主要想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红色经典”，一个就是“文化研究”。由此形成的问题是：“红色经典”是如何被经典化的？它在今天是否还具有某种文学价值？究竟该如何为“红色经典”定位？而这些问题又牵涉到文化研究层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对“红色经典”做文化研究？做这种文化研究行之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顺着这样的思路，我来谈论几个问题。首先，“红色经典”是如何被经典化的。先从书里的内容谈起。此书专设“《红岩》的阅读与评论”一章内容，把评论家与普通读者阅读和解读《红岩》的盛况呈现了出来。《红岩》出版后，中青社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先是在主流大众媒体《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上展开宣传攻势——发表书讯、书评和整版的读者座谈会发言记录。在那个年代，《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又期望得到“两报一刊”(《人民日报》《文艺报》和《人民文学》)文学权威的评论和推荐，这样就更加增强了其影响。凑巧的是，《红岩》大批量印出的第一个月，正好赶上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大会的筹备会，文艺理论界大腕云集，在侯金镜的推介下，何其芳、王朝闻、张天翼、张光年、陈荒煤等17人让人买来了《红岩》阅读，同时侯金镜也组织王朝闻、李希凡、王子野、罗荪写出“《红岩》五人谈”，并发表于《文艺报》1962年第3期。[2]172～173有了文学权威的大力推荐和最初解读，《红岩》开始在1962年走红，多家报纸也开始连载这部小说，以至于1962年的报纸副刊可称为“《红岩》年”。1963年，《文学评论》《哲学研究》等权威刊物进一步发表专家解读文章，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天津人民出版社也分别出版了《悲壮的〈红岩〉》，《永葆革命青春——从〈红岩〉中学习些什么》的小册子。[2]174与此同时，普通读者的“读后感”也大量见诸报端，他们的解读与专家的解读活动目标一致，“都是从人物和故事中抽象出一种‘思想’。只不过普通读者所‘发现’的‘思想’往往是大理念下的一些小道理，分析的对象也是小说中所描写的一些小细节。”[2]177作者指出，这种状况“是《红岩》走上经典化过程的重要标志”[2]175，但他并没有在理论层面加以论述。
我为什么要向大家呈现专家、学者、普通读者解读《红岩》的盛况呢？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秘密。为了说清楚这一问题，这里有必要引入赵毅衡先生对经典问题的相关分析。几年前，我读过他的一篇文章《两种经典更新与符号双轴位移》，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赵毅衡是我们国内做新批评、符号学研究比较早、也很到位的一位学者。他其实借用了符号学当中的说法，用横组合轴和纵聚合轴来谈论两种经典。一种是传统的经典，这种经典的生成方式，用他的话说，是在专业之内，通过一些专业人士、权威人士的比较分析，也就是在一个纵的聚合轴上操作。一部作品出来后能不能成为经典，够不够经典的资格，是通过和此前的作品进行比较来确认的，在比较的过程中有商榷有争议有交锋，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这是传统的文学经典在形成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过程。还有一种经典是在横组合轴上展开的，而横组合轴上的操作进程很快，一些作品很快就会成为经典之作，这就是所谓的“群选经典”：大家伙儿都来投票，聚集人气，依靠网上的点击、投票、海选，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把一部作品捧红。按照我的理解，赵毅衡所论及的两种经典，一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经典，这种经典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才能被认可。比如现在我们都承认《水浒传》《红楼梦》是经典之作，承认鲁迅的作品是经典之作。二是当下商业大众文化时代的“群选经典”。我思考的问题是，这种经典的成型方式可不可以运用于红色经典？当年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况？我把赵毅衡的思考移植到“红色经典”的分析当中，发现“红色经典”在成型过程中是双管齐下的。按照赵毅衡的思路，这两种经典成型方式不一，受众群体有别，似乎是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在“红色经典”的形成过程中，我们看到专家、学者、权威人士在里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推荐，他们在引导；普通读者也在不断把自己的读后感呈现出来，这又是群选经典的盛况，这两种经典的生成方式都参与到了《红岩》的生产过程中，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图景。
既然“红色经典”是这样生产出来的，那么我们该怎样面对“红色经典”？“红色经典”在今天是不是还具有某种文学价值？毫无疑问，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争议。比较官方的观点是会承认“红色经典”的价值，但是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又会受到质疑，甚至否定。比如我们知道北京大学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很有名气的一本教材，他虽然在教材中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但是对《红岩》的组织生产持否定态度，这也就意味着他对这种生产模式是持否定态度的。
另外，我也看到了一些情况。2002年，在当代文学“经典”重读的第二课堂教学活动中，海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一些本科生倒是读了《红岩》，但首先这是一次有组织的阅读活动，其次，这些本科生读后，大都对《红岩》的文学价值持质疑和否定态度。去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本科生课堂上因放映电影《我最好的朋友江竹筠》，曾问及学生是否读过小说《红岩》，结果应者寥寥。时过境迁，现在的年轻人对这样一种小说已经没有太大的兴趣了，除非是老师在中国当代文学课上布置阅读。由此我想到了美国学者布鲁姆(Harold Bloom)在《西方正典》中的一个说法：“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3]如此看来，普通读者对此类作品的远离，也反证出“红色经典”与真正的经典存在着不小的距离。但是，也有学者为“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极力申辩，并把《红岩》等作品放在文学价值的第一档次。此档次“既有文学史价值，又有超越时空的文学价值，即使与此前及后来的杰出作品摆在一起，也具有无可取代的艺术魅力”。[4]48而具体到《红岩》，其文学价值则体现在“它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有生动感人的人物。确实，里面的正面主人公，其意志、品质都是超常的，与我们身边人物距离较大，但大部分读者并未因其过于完美而对之彻底怀疑以致厌弃，像对待《金光大道》那样”。[4]50我们在谈论一部作品的价值的时候，会关注其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比如这些“红色经典”无疑具有文学史价值，但是有无文学价值，我觉得还是需要商榷的。
我想，在当下研究界，可能只有对“红色经典”有着特殊情结或以此申报课题成功的专业人士才会真正投入其中做文本分析，做非常正宗和纯粹的文学研究。否则，自发自愿的文学研究很难展开。比如，李杨之所以会写《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是因为做博士论文时受到某些限制，所以他“希望在完成自己的论文之后，能够有机会延续我在博士论文中未能完全展开的思路，做一次纯粹的红色经典解读，尝试一种完全从文本进入历史和阅读历史的方式”，[5]这其实是源于他的某种情结。阎浩岗之所以会写《“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是因为他从小熟读“红色经典”，多年之后依然认为“‘红色经典’的作品给我带来的审美愉悦和精神资源，是其他类型的作品不能代替的”。而当他2005年以此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并通过立项后，他甚至“非常激动：这些过去曾给我这个地处偏远乡村，物质匮乏、精神寂寞的少年带来极大审美愉悦和精神陶冶，让我热爱生活，教我以远大理想、高尚心灵和坚强意志的作品，就要由‘国家’委托我堂而皇之地进行专门研究了！”[4]283这种研究心态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症候，值得深入分析，但我在这里就不再展开了。我想指出的是，这种研究很可能是最后一轮具有某种“建构”色彩、依然把它们看作经典的文学研究，试图挖掘出其中的文学价值、美学价值。
而近年来尽管也有少数学人染指“红色经典”并出版了专著，但这些专著大都是博士论文，就我看到的情况，除钱振文的博士论文外，近年出版的博士论文还有周春霞的《解读红色经典——〈青春之歌〉的文本张力与生产机制》。周春霞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她为了做博士论文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专门去采访了杨沫的儿子老鬼，后来取得了老鬼的信任，老鬼就把杨沫的日记全部交给了周春霞。这篇论文做得不错。另外还有一些博士论文，於曼的《红色经典：从小说到电视剧》，姜辉的《革命想象与叙事传统：“红色经典”的模式化叙事研究》，姚丹的《“革命中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考察》。这些研究著作的特点，第一是研究者年纪较轻，他们已能与研究对象拉开一定距离，并能以客观冷静的姿态形成他们的问题意识，这些问题意识又和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研究者是不一样的；第二是他们的研究大都具有某种“解构”意味，且程度不同地呈现出文化研究的思路和路径。所以我的基本判断是，当这样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博士生还在做“红色经典”的研究，但是都不约而同采用了解构的、文化研究的思路时，文学研究界的“红色经典研究”已出现了或隐或显的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位移。
紧接着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原因很复杂，但是这很可能跟“红色经典”失去了某种文本解读价值有关。如果还能够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去挖掘它的价值，那么文学研究还有施展的空间，但是问题是它们在这一方面无所作为了。理论家在谈及文学经典时，大都把有无阐释空间看作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或要素。经典之作之所以常读常新，不同年代的人在读的时候依然能够读出不同的意味来，比如《红楼梦》一代代人在读都能被感动，就证明它有阐释的空间，阐释的空间很大。但是像《红岩》之类的“红色经典”，如果在共产主义教科书的层面去阐释是有可阐释性的，而当年包括那些专家学者在内的权威人士，他们也是在共产主义教科书的框架之内进行解读，但是这样一个阐释空间毕竟是有限的，在这个阐释空间中其意义已经释放殆尽，那么现在面对这种“红色经典”的时候，就不能在这个框架之内解读了。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之后，人们已经不再需要这个层面上的意义了，要去释放其他层面上的意义又少得可怜，这样对它进行纯粹的文学研究会遭遇到尴尬。这很可能意味着，“红色经典”在文学价值层面的贫困已导致了文学研究的贫困；或者反过来考虑，传统文学研究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也对其自身研究构成了某种限制，面对“红色经典”这样的文学作品，它的十八般武艺已很难派上用场。
当文学研究的空间日益萎缩之时，文化研究便有了它的用武之地。在文学研究的极限处，文化研究闪亮登场了。然而，如此一来，相关问题马上也接踵而至：在文学研究的框架中，即便“红色经典”难以成为真正的经典之作，但研究者依然会把它们看作文学作品，但文化研究的对象却往往是文化产品。与此相对应，文化研究的思路常常涉及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或者像霍尔等人研究索尼随身听那样，通过“接合”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呈现表征、认同、生产、消费和规则等“文化的循环”。[6]既然如此，“红色经典”能否适应文化研究的游戏规则？这就牵涉到对“红色经典”的重新定位问题。除“红色经典”这一定位外，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如今也被称为“国家文学”。但我的一个想法是，我们不妨把“红色经典”看作一种特殊形态的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一般被认为是商业时代的产物，“红色经典”如果被看作大众文化，不是为了迁就文化研究而为药找病，而是因为“红色经典”确实呈现出了大众文化的诸多特征。而如此定位，我还是从钱振文的书中所论受到了启发。他指出：“中国当代的文学生产当然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文学生产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作为政治文化产品的中国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生产和被商品逻辑支配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在生产方式上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这样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这一特殊时段的文学首先是一种政治文化产品，其次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另外笔者也认为，这一时段的文学生产符合一般的文化生产规律，如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组织化和集体生产的性质等，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文化生产’的特征在这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直接，程度也更高。”[2]12
这就带来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今我们谈论大众文化，往往删除了政治维度，而把那种商业化的文化工业看作是大众文化的生产机器。阿多诺那个非常著名的文化工业理论就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但是我觉得思考这一问题时要考虑一下冷战时期的特殊语境和背景。资本主义国家，比如美国在冷战的时候，大众文化发展得非常蓬勃，蒸蒸日上。30年代后期，阿多诺到了美国，美国的大众文化已经发展成规模。二战之后大众文化发展得更快更猛。我们一般认为美国是大众文化最发达的国度，一般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会有大众文化，我们当时会说我们是大众化，我们走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但是如果把我们那个年代的文化产品也看作是大众文化的话可不可以成立？我认为是可以成立的，虽然它运作的方式不太一样。资本主义国度是商业化的操作，社会主义国家是政治化的运作。而无论是商业化还是政治化，它们殊途同归，它们最终都具有了文化工业的典型特征：就是大规模地集体生产，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寻找到了某种配方，然后按照这种模式投入到批量生产中。“红色经典”当然有好赖之分，但都是模式化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按照一种模式操作下来的。比如我们经历了二战，我们也有二战的创伤，但是我们没有写出好的战争题材的作品来，为什么我们没有出现《静静的顿河》那样伟大的作品？我们五六十年代的作家都干嘛去了？为什么没有写出好作品来？我觉得说白了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去作大众文化了。这样就可以理解我们那个年代的文学状态，因为要想把大众文化做成伟大的艺术作品是不大可能的。
如果刚才的设想可以成立，就带来了最后的一个问题：怎样对“红色经典”做文化研究。而在这一问题上，《〈红岩〉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也具有某种示范性。从《〈红岩〉是怎样炼成的》的正文部分看，作者征引的材料非常丰富，而且好多材料以前没有公开发表过，是作者亲手所得之物。从序言和后记看，作者又在“田野调查”上下足了功夫。作者说，我们现在能够在公开出版物上看到的当代文学史料只是冰山一角，而大量纸质的资料或尘封在文学生产机构的档案柜里，或保存在当事人的书房之中，甚至珍藏在他们的心里。这种状况“决定了我们研究者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传统的书斋式学问，而应该走出去，到文学生产现场去，进行大量的当然也是艰苦的‘田野调查’”[2]283。这是作者在后记中呈现出的思考。作者也提到，近些年来也常有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过来切磋学问，切磋到最后作者就会告诉他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当代文学研究工作固然是一种脑力劳动，但也是一种需要付出艰辛劳作的体力劳动。”[2]283“体力劳动”的说法我是第二次听到。以前有一位现代文学的老师，有一次他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过：我们现在做学问常被认为是脑力劳动，实际上也是体力劳动。查资料、跑图书馆都是体力劳动。我记得童庆炳老师给罗钢的博士论文写的序里面特别提到，罗钢当年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一趟一趟往北京图书馆(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跑，一呆就是一天，带着干粮。这也是一种体力劳动。钱振文所付出的体力劳动可能更大，他做访谈，做田野调查，不仅在北京跑，还要去重庆，来来回回，只要是当事人还健在，他就试图把他找到，进行访谈，尽量把资料搜集得非常完备。后来我们私下聊的时候，他说还有好多资料没有用完。现在只要谈到跟《红岩》相关的东西，他就会说：“我这儿资料是最全的，好多东西别人没有，就我这儿有。”
于是我想到了文化研究的方法。有一个文化研究学者叫巴克，他曾经指出，文化研究本身并不致力于方法或方法论问题，如果必须得谈论其方法，则更应该关心文化研究的哲学方法而不是方法的技术性问题。在认识论层面，文化研究的方法有三：民族志(ethnography)，文本方法(textual approaches)和接受研究(reception studies)。[7]而所谓民族志，就是“主要来自于人类学的一种田野调查研究(fieldwork research)方法，研究者努力进入到某个特殊的群体文化之中，并‘从其内部’提供有关意义与行为的解说”。[8]从实际情况看，英国的文化研究者(伯明翰学派)最初更擅长采用的就是民族志方法。而种种事实表明，钱振文的“田野调查”已融入了文化研究的方法——以民族志为主，同时兼顾到了接受研究。与此同时，他还采用了文化人类学所谓的厚描(thick description)，即把“那些在任何文化实践中都会出现的、看上去无足轻重却又丰富的细节”呈现出来，从而“揭示在某种文化中正在起作用的内在的矛盾力量”。[9]
这里我想特别谈一下细节呈现和厚描的问题。每年我都在看一些博士论文、硕士论文，看多了之后总是对一些论文感觉不太满意，当然每篇论文的问题都不太一样，但是其中的共性是，当我们看到一些论文的选题时，常常会知道它会得出什么结论。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研究者要大量做的事情是用丰富的细节把它撑起来。就是你的结论不研究大家也能想到，这个时候就要看细节上的功夫，你能不能用一些细节把论文支撑得血肉丰满。我觉得有时候论文写作和文学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性。比如一个没有细节的文学作品一定是粗线条的，读了之后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文学作品想要感人，没有细节怎么可能？塑造人物需要细节，要呈现特征也需要细节。论文写作也是需要细节的。当然不同题目的论文写法不太一样，但是如果能够用细节把文章呈现得饱满，那么论文就会生动很多，就活了，而且论文的含量也就相应地上去了。但是细节从哪儿来？你肯定要去做一些调查。大家可能也知道，从事文化研究的好多学者是从文学研究转行过来的，他们文本分析的方法很擅长，但是民族志的方法相对来说却较生疏。这并不是说民族志的方法如何难做，如何难以掌握，而是因为民族志的方法确实需要研究者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乃至体力，你的笨功夫下到了就做出来了，功夫没下到就是做不好。材料如果很丰富，分析甚至都成了次要的东西了；很重要的材料摆出来，事实就可以说话了。我们的文化研究做不到位固然有多种原因，而在我看来，举证缺少田野调查的第一手材料，厚描没有可资利用的资源，文化生产的细节无法呈现出来等等，很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
通过以上的分析，最后我来谈一下结论：我觉得对“红色经典”做文化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而一些年轻的学人在此方面已作出了某种示范。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从小处讲是对“红色经典”祛魅，从大处讲是对当代文学生产与消费机制的一次重新评估。在“计划经济”时代，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尚且波谲云诡，而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年代，介入到文学生产与消费中的因素就更加丰富复杂了。假如当代文学研究者能够借用文化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去面对已经生产和正在生产的文学作品，甚至去面对正被建构的文学经典，可能会形成与此前研究不尽相同乃至截然不同的结果。这种结果或许会对某些作家和学者的感情构成伤害，但是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却无疑是功德之举。
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话题。谢谢大家！
提问环节：
同学一：我有两个问题，先问一个吧。您最后说的那个田野调查的问题。我觉得“红色经典”之所以还有光彩就是因为那些附加的东西，那些公开的出版物、发表的材料是有原因的。如果一个学者之前去做田野调查，他把材料都收集过来，没办法实现怎么办？举个例子，一个学者跑到一个县城把整个的网络都了解得很清楚，但是最后他的论文还是在北大被存放了起来，没办法呈现。我不知道文化研究会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赵勇老师：我想刚才举到的钱振文的例子能够说明一些问题。按理说“红色经典”也是比较敏感的一个话题，他搞到这些资料以后尽可能地让它呈现出来了，书已经出版了。我的想法是呈现要讲究一个技巧。在目前的环境下呈现尤其要讲究技巧；再一个是我们要相信环境会越来越宽松一些，即使我今天呈现不出来，只要我能把资料搞到手，最终我是能把它呈现出来的。我觉得有这样一种想法也是不错的。
同学一：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说的那个横轴和纵轴的问题。您说的专家和读者的共同的生成是有一个建构的秘密。但是在我看来，这个作品能够让专家和读者同时读懂的时候，经典从来都是专家和读者共同建构的。您刚才举到的例子有《红楼梦》、鲁迅。在《红楼梦》的时代，它的读者直接就是专家群体，鲁迅也是这样，在那个时代，读鲁迅的也就是他们那一批人；如果放到19世纪，像巴尔扎克、勃朗特姐妹，他们大多是长篇连载，他们对应的读者既是专家，也是普通读者，就是一块儿建构的，就变成经典了。所以我觉得绝大多数情况下经典都是专家和读者共同建构的结果，只有特殊的时候例外。
赵勇老师：你说的这种情况肯定是存在的，我们能找到这样一些例子，但是也会找到一些反例，像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些作品，它就是拒绝普通读者。作家在写文学作品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意图。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一个雅俗共赏的问题，涉及到一个我们如何看待雅俗共赏的问题，涉及到文学作品在成为经典的过程中普通读者、专家学者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等等。我刚才那么讲，实际上是从赵毅衡的横组合轴和纵聚合轴的概念受到一些启发，他是把这两种截然分开的，我后来想就像这个“红色经典”，它在那个年代里面，确实呈现了那样一种盛况。而我觉得我们可能经常会看到一种情况，就是为什么会有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分野呢，你可以想想这个情况。我们今天依然存在这种局面，纯文学的作品普通读者会看吗？也会看，但是看得很少；通俗文学的作品专家学者会看吗？也会看，但是相对来说也比较少。莫言属于纯文学的作家，他获奖之前好多人不知道莫言是谁，获奖之后有一个巨大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效应，一下子大家都知道了莫言和他的作品，才找作品来读，但究竟能不能读进去或者读出了什么滋味，那我觉得就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其实你说到的那个情况存在。但是我们在纯文学通俗文学的这样一个框架里边去考虑的话，这样一种东西也一直是存在的，就是各有各的读者圈，各有各的喜欢的作品。当然也有一些作品，专家也喜欢，普通读者也喜欢，但这种作品我觉得好像还不是太多。
同学二：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文化研究也是文学理论介入文化生产的一种尝试吧。但是理论通过怎样一种角色才能真正介入到文化生产环节里面。毕竟文化研究是希望有所作为，有所作用的。但是我自己想这个问题的话，我想到的就是一方面作为理论家的角色，另一方面是作为出版策划这样一种商业角色。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接触过一方面在学院里面当教授，是一个学者身份，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在出版圈当商人的人，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角色，现实之中有没有真的这么做的。因为我非常看中文化研究的作用。
赵勇老师：据我所知，让学院里面的一个学者、教授同时扮演文化商人的角色，在西方世界好像有，但是也不是太多，目前在国内这种扮演者好像不多，或者是几乎没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涉及到一个阵营的问题吧。学者在一个学院的圈子里面，而外面那个文化商业的圈子对他来说相对也是比较陌生的。另外，说到文化研究的作用，我没有想过它非得立竿见影不可。作用于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有时候是要经过一个迂回曲折的方式。
同学三：赵老师，您今天讲这个“红色经典”，把它定义为一个特殊形态的大众文化，然后谈到了大众文化有商业操纵的，政治运作的，从商品生产的方面来讲，都是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组织；从消费层面来讲的话，“红色经典”的消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您刚才提到，在反馈过程中，官方、专家和普通读者，他们都是作用于消费，但是在商业化的大众文化里面，文学消费反而会作用于生产。我想到我的论文，90年代的女性写作，它的消费很多时候是影响到作家的生产。所以，从消费层面来看的话，“红色经典”能不能看作是大众文化。“红色经典”的消费是怎样的。
赵勇老师：这个可能涉及到对大众文化的定位，是从哪个角度，是从生产的层面来定位，还是从消费的层面来定位的。怎么定位大众文化，可能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框架里面对它有不同的思考，有些人可能更多的是在生产层面来定位，但是有的人会把它移到消费的层面。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你说把“红色经典”从消费层面来定义的话有点说不通是不是？我可能更多的是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定义的。一个文化产品嘛，首先有一架文化工业机器把它生产出来，它更多地要呈现出生产文化层面的特征。你说的是被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的时候再生产的问题。它再生产的这个过程中反馈出的东西对作者有作用有影响啊，这个层面还可以再琢磨一下，就是究竟怎么来定义大众文化，怎么定位大众文化更合适、更妥帖。
《红岩》的消费跟我们商业化时代的消费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样一种消费是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之下，它的消费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它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异性，但是我们承认这也是一种消费，它也是一种消费的形式，就是说这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里面，我们的文化消费是以这样一种扭曲的方式出现的，那个年代的消费要打上引号，就是这个消费和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消费还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一般理解的消费就是在商业时代，比较自由地拿钱逛商场，买东西，那个年代不是这样的。包括消费它也是带有组织化的这样一个形式。接受是一个文学、美学层面的问题，消费和生产对应，它有生产就要有消费，尽管这种消费是不健全的消费，一种扭曲的消费，但是它也是一种消费的形式。我觉得无论我们从文学生产消费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和消费来看，把它看作是消费的特殊形式是可以成立的。回到马克思关于生产和消费的经典论述中来看的话应该说也可以成立。
同学四：老师，您刚才提到《红岩》成为经典是一个双管齐下的过程，如果考虑到评论家的官方身份，以及报纸，他们背后的政治的东西其实是一致的。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并不是双管，根本上还是单一的一种力量呢？
赵勇老师：在当年那个特定的年代里基本的话语模式还是差不多的，而且阐释的基本框架也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比如说共产主义教科书。我说双管齐下指的是，一边是专家学者高高在上，一边是普通读者只能从细枝末节的东西上做文章。就是说专家学者和普通读者他们在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上是存在差异的，但是那个年代的特殊情况，它必须去吻合当时的政治形式，要遵守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否则它也不可能公之于众。在那个年代里，你平时说话都是小心谨慎，惟恐说错了，说错了你就会惹来杀身之祸，那你对《红岩》的解读肯定要在一个允许的范围之内来展开你的思考，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如果专家学者是高级读者的话，那么还有一种是普通读者，对这样一个作品的消费、接受有一个不同的层面，在不同的层面上都作用于它，于是一种文学消费的盛况就出现了。我想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意思。
同学五：赵老师，我有一个好奇，在“红色经典”解读的时候，说它失去了文本解读的价值，所以就有了文化研究，那么从文学研究导向文化研究的动机就是因为没有文本解读价值了吗？
赵勇老师：我觉得是这样的，“红色经典”本身是文学作品，一般思路就是来做文学研究，在文学研究的层面上来面对它，这就涉及到有没有文学研究的价值的问题，因为做文学研究我们往往面对的是有价值的作品。为什么《红楼梦》会成为红学，不断有人在研究？为什么也有人反复对莎士比亚进行研究？就是因为它们是有文学价值的，如果它的文学价值都成了问题的话，那你文学研究的立脚点在哪里？你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石之上就会打上一个问号。所以我刚才说，“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如果值得商榷的话，那么再对它做文学研究就成了一个大的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要来对它做研究，文化研究就派上了用场。我想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意思。
同学六：赵老师，我一直不太理解文化研究，像它的范围啊，概念啊，研究对象啊，这个文化研究与以前所熟悉的文学理论各个流派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它还属于文学理论中的一种吗？还是说它是另外一个领域？你怎样看待文化研究？
赵勇老师：这个问题太大了，可能需要一个专门的讲述时间。简单来说吧，最初的文化研究者也是一些做文学研究的人，像英国的文化研究者，最初他们也是研究文学作品的，但是当新兴的文化现象出来后，大众文化现象、青年亚文化现象出来之后怎么解释它，你老是一顿臭骂，骂那些剃了光头，穿着奇装异服，留着长发之类的人和现象，你光是情绪化地谩骂宣泄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这些文学研究者，就是伯明翰学派，就从文学研究转向了文化研究，来面对这样一种文化现象，把它看成文化文本，对它来进行研究。比如说以前流行音乐不会进入到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但是你转到文化研究的思路上来的话，那流行音乐也可以堂而皇之进入到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所以这里面就有了一个转向。实际上就是文学研究者觉得我们社会发展越来越快，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的文化现象，这时候文学研究的思路、角度已经没法再解决问题了，于是就转到文化研究，动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转换思路，去面对新的文化现象。大体上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很丰富的细节，你可以找一两本文化研究导论的书来读一读。陶东风老师也带人翻译过这方面的书，读一读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
此文为2013年4月24日晚在首都师范大学“燕京论坛”演讲的录音整理稿，主持人为胡疆锋博士。
①如杨益言的“私人写作”《我从集中营出来——瓷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等，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集体写作”《圣洁的血花》等。
②如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在1950-1956年做报告达数百次之多。
③如名为报告文学或革命回忆录，但虚构的小说笔法却进入到写作之中。
④徐洁人：《在集体关怀下成长——沪剧〈芦荡火种〉创作记事》，《文汇报》1964年3月21日。笔者在《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有过分析，参见该书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