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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他不仅是我国宋代文豪、书画家，而且也是史学评论家。因其长期出任地方官和过着贬谪的生活，故未能属意著史。但从其文章里可知他读过《尚书》、《左传》、《史记》、《汉书》、《晋书》、《旧唐书》等大量史籍，并对史料运用自如。因此，他对自先秦至当朝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所评论。本文以《东坡志林》为例，对苏轼史学思想的特点及其阙失加以评述。
一 苏轼史学观的特点
（一） 直入主题，不落俗套。就事论事，议论横生；见解深邃，非同流俗；抨击邪恶，以评论见长
苏轼在《尧舜之事》里写道：“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①a]这里指出尧舜禹时代，“储君”要受地方首领（“岳牧”）推荐，掌政并考察数十年有了政绩才授之以政。苏轼显然并未否定尧舜禅让之说。此说正与现代史学关于尧舜时代是军事民主制时代，部落首领由选举任职之说相合。然而，他对所谓“隐士”之说却持有异议。苏轼严正指出：这种对国家大事不负责任的态度，有何值得称道？而且，既然逃避君位而尧授之，岂非批评尧用非其人？所以，“自吾观之，亦不信也。”苏子对后世儒生杜撰之词持怀疑态度，其论至当。
在《周东迁失计》篇里，苏轼指出：“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谬）者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粥（鬻）田宅者也。”不幸而有家败，“终不可议田宅”。“卫文公东徙渡河，恃齐而存耳。齐迁临菑，晋迁于绛、于新田，皆其盛时，非有所畏也。其余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我能往，寇亦能往。”一个民族迁逃不是根本之计。作为主战派政治家，苏轼已洞察到北宋朝廷迁都之意图，运用史实对逃跑主义进行了严厉抨击，阐述了去留的利害关系。后来宋室南迁而亡的过程不幸被苏轼言中。面对强敌，厉兵秣马，严阵以待，是自立于民族之林的上策。苏轼还举了战国至汉大量的史例：“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鄀；顷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征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幼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谬）者也。”这里，苏轼以古喻今，给赵宋王朝以严厉的警告，体现了苏轼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积极参与的爱国意识。
在《论鲁三桓》篇中，苏轼指出：孔子建议鲁哀公下令堕三都。实为削弱地方实力，防止“三家分晋”重演。“孔子实欲伐齐”，伐齐的目的是为了转移鲁国内部矛盾，其赢，则“鲁之公室自张”，公室声威可使“三桓不治而自服也”；其不赢，也将逼使鲁国内部矛盾缓和，放弃内争！晏婴久被景公信用而终不免田氏代齐，何况孔氏以羁旅之臣“以律亡国之臣，堕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这说明，三桓也想统一，只是公室无能。三桓如不遇贤君强相，则各各相防，不得已而“坚城藏甲”。因为谁也难以吃掉对方，而又不愿受制于另两方。“方是时三桓虽若不悦，然莫能违孔子也。……孔子盖始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苏子曰：此孔子之所以圣也。盖田氏、六卿不服，则齐、晋无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则鲁无可治之理。孔子之用于世也，其政无急于此者矣。”这充分表明了苏轼注重礼治，注重维护中央政权和国家的统一，反对地方分裂割据势力。
《秦废封建》篇精辟地指出“封建之害，郡县之利”。苏轼回顾了历史上对此类问题的见解，表述通俗而晓畅，合情而贴切，可谓千古公论。他指出英雄可因势利导，“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之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并强调汉高祖所封是变通之法。“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之法也。”同时，他指出，废分封不是秦皇、李斯的发明，“七国皆称王，行天子之事，然终不封诸侯，不立强家世卿者，以鲁三桓、晋六卿、齐田氏为戒也。久矣，世之畏诸侯之祸也，非独李斯、始皇知之。”
（二） 擅长纵向对比和同类列举，即长于古代史综论，其历史类比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惊世骇俗的感染力
在《游士失职之祸》篇里，苏轼认为古之游手好闲之士都得到先王笼络，各得其所。同庠序之选一样，后世察举征辟，九品中正，科举制皆一脉相承，选拔出“民之秀杰”“役人以自养”之辈。全文论说周详、透彻而精彩。遍举越王句践、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田横、吴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代相陈豨，皆争致宾客。秦朝得天下后则“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而汉代仍允许诸侯招徕宾客，世主不问。恰是接受秦代教训，“以为爵禄不能尽縻天下之士”，强调养士制度的必要性。
《隐公不幸》一篇遍举君王不辨忠奸不杀奸臣反被奸臣所误的例子。苏轼说道：“吾读史得隐公、里克、李斯、郑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祸福如此，故特书其事，后之君子可以览观焉。”苏子善于进行历史人物、事件的类比，论史常纵向对比，于此可见一斑。
《七德八戒》篇从先秦一直议论到魏晋，遍举名君贤臣事迹和虽为名君亦误杀无辜应为后世之戒。苏轼指出：“吾读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为万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为万世戒，故具论之。”“七人”是指太公治齐、桓公不杀田敬仲、楚成王不杀重耳、汉高祖不杀吴王濞、晋武帝不杀刘元海、苻坚不杀慕容垂、唐明皇不杀安禄山。苏轼一一列举后认为，“七人者皆自有以致败亡，非不杀之过也。”“明皇不用李林甫、杨国忠，虽有安禄山，亦何能为？秦之由余，汉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浑瑊之流，皆蕃种也，何负于中国哉？而独杀元海、禄山！”“汉景帝以鞅鞅而杀周亚夫，曹操以名重而杀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杀王彧，齐后主以谣言而杀斛律光，唐太宗以谶而杀李君羡，武后以谣言而杀裴炎，世皆以为非也。”此所谓“八戒”。苏轼认为治理天下如养生，忧国备乱如服药：未犯病先服药，则病未发作而反被药所伤。
此外，前述《周东迁失计》篇列举了中国古代史上大量因畏敌迁都而致亡的例子，也是历史类比方法的典型应用。
（三） 不避小节，涉及面广
举凡政治史、法律史、思想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军事史、博物学、医学、道术、宫廷轶事等等，子瞻无不论及。例如，《张华鹪鹩赋》、《柳宗元敢为诞妄》皆是论文学史上人物性格及心态；《录温峤问郭文语》和《刘伯伦》皆是谈人生哲理；《刘凝之沈麟土》条则是现今所谓“公关学”知识，教人如何待人接物；《贾婆婆荐昌朝》条使佞臣升迁之术曝光，如此之类可以说在苏公笔下无不入史。
（四） 善写短论，言简意赅，评论当世，多客观之论
例如《王安石赠太傅》一文即其例。王荆公与苏轼是同代人，二人政见不同，但在这篇制词中，苏公对荆公的文行出处给予了很高的估价。
再如，在《秦拙取楚》一段里，苏轼指出战国七雄角逐中，秦胜是侥幸，而秦国四十余年不攻齐是实行麻痹政策。齐国对赵、韩、魏坐视不救，致使唇亡齿寒，最后失去盟国，孤军作战而终于败亡。历史证明，非秦败六国而实乃六国自亡于秦。全篇仅以700余字概述了战国时期的政治、外交、战争，以及秦战胜东方六国的原因。论述精辟，见解独到，显示了苏轼非凡的军事谋略和深刻的历史洞见，不愧为千古奇才！
《王嘉轻减法律事见梁统传》篇指出，“汉仍秦法，至重。高、惠因非虐主，然习所见以为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罢肉刑与参夷之诛。景帝复孥戮晁错，武帝罪戾有增无损，宣帝治尚严，因武之旧。至王嘉为相，遂至东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记其事，事见《梁统传》，固可谓疏略矣。”苏轼对汉代法制史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评论，颇得史法之要。
（五） 长于论述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且三者混然一体，形式不拘一格，文体多样化
《论子胥种蠡》篇以吴越诸名臣为例，论述了君臣关系，抨击了扬雄的君臣观。“子胥、种、蠡皆人杰，而扬雄，曲士也，欲以区区之学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谏不去、鞭尸籍馆为子胥之罪，以不强谏当去之说，即欲以律天下之士，岂不陋哉！三谏而去，为人臣交浅者也，如宫之奇、泄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吴之宗臣，与国存亡者也，去将安往哉？”本文辛辣地讽刺了扬雄吹毛求疵的“儿童之见”，指出君臣亲厚以死相报，君臣不合，可不置一词而去。当据实际情况而定。
《赵高李斯》篇对秦朝历史人物进行深刻地剖析。指出秦国败亡的根由，在于始皇重用赵高。阉尹之祸，史多有例。扶苏、蒙恬持重兵在外，却蒙冤受诛而不复请，为什么呢？苏轼叹道：“自商鞅变法，以诛死为轻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荆轲之变，持兵器的人，看着始皇绕柱而逃，无人能救，是因为秦法不允许上朝人带武器，而且法律过重，人有正当要求，不敢据理力争。“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商鞅、汉武与始皇皆然。而以平易为政，上下相通，虽有奸臣，不能乘隙离间。本篇阐述两层意思：1.戒帝王勿使宦官专权。阉尹致乱，使英主与庸主无异；2.刑法不能过苛过严，否则会闭塞视听，上下政情不通，致使不能救弊防奸。
《论范增》在短短几百字里十分精辟地论述了楚汉战争期间范增、陈涉、项燕、扶苏、楚怀王孙心、项羽、陈平、刘邦等人之间的关系。指出：“增之去，当以羽杀卿子冠军时也。”因为“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以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心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他还指出，项羽不用范增之言，杀其所立，对其必疑。范增“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则是善策。而范增不能早定计是个大错误。尽管如此，范增仍不失为人杰！
二 苏轼史观的阙失
第一，苏轼专注于政治和历史人物，但疏于经济及其影响[①b]，不了解历史更替背后的经济变动所起的作用，只归于政事之得失。当然，这是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的。
第二，评价历史人物时欠全面，且以偏概全。例如，以狭隘的忠义观埋没爱国英雄桓温的功绩；因司马迁对商鞅、桑弘羊的政绩加以客观叙述而斥责“司马迁二大罪”。其目的是以反对历史上的变法人物来非难王安石变法，非难重商行为。他看不到变法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而认为是“与民争利”。尽管“官商”行为是不可取的。为商贾立传，承认商业的重要性，司马迁何罪之有？这恰恰表明司马迁的远见和苏轼的政治偏见。
第三，具有一定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重文轻武思想。如说“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因卫青出身微贱曾为官奴而卑视之，只见其出身，不见其出击匈奴、守边之功，这是不公平的。这反映了苏轼阶级观念根深蒂固。同时断言“汉武帝无道，无足观者”，不见其开疆拓土，保持大汉统一，功大过小。这也说明苏轼历史观的片面性。
第四，具有宿命论意识（散见于杂论之中）。如“天之亡人国，其祸败必出于智所不及。”《东坡志林》卷一“命分”条《人生有定分》第三段都是宿命论说教，这与他深受释道两家思想影响及受时代和阶级地位的局限有关，也是我们在研究时应当批判的。
第五，苏轼史论缺乏系统性，个别地方疏于考证。如所言伍员鞭尸之事即于史无据。然而，苏轼的学见是相当严谨的。即便是即兴的文学作品，在当存疑处也要存疑。如《水调歌头》中“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一句强调“人道是”，即人们说是这样，事实怎样待考证。这恰与卷四“赤壁洞穴”中“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果是否？”相互印证[①c]。
概括地说，《东坡志林》一书中所反映的苏轼的史学思想是丰富复杂的；表达史观的方式（即史著体例）是多样化的；论史重于政治、历史人物和古迹的考辨；论多以古喻今，借古讽今，将古鉴今，着眼点奇伟宏阔，纵谈千载；其文体多样化之特点尤其值得我们当代史学界效法。至于其史观的一些瑕疵，则是其时代性和阶级性使然。我们既不苛求古人，又要在读苏子之论中加以分析扬弃。
注释：
①a 《东坡志林》卷四，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3页。以下凡引此书不再出注。
①b 这里是仅就《东坡志林》而言，并非苏轼全部著作的情况。
①c 周瑜破曹操之赤壁，在鄂州蒲圻县西北，一说在嘉鱼县东北。苏轼所言，乃黄州赤鼻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