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大地——全国获奖儿童文学作品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文学作品论文,大地论文,儿童论文,全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八十年代末，我在展望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时，曾写过这么一段话：“它将是更加富有人生感的文学，它将更多地回到中国的大地来，回到现实中来，把少年儿童的生活作为人生旅途中的一段。而切入生活的途径将是多种多样的”。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获奖作品，似已显露了这种趋向。可以说这是现实主义的回归，但这种回归显然带着一种新的审美风格，清新如风，令人欣慰。
大地情结
所谓大地情结，就是对中国这块广袤大地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的爱，包含着对故土、对自然、对纯朴的情愫。
儿童文学作家们所刻划的少年儿童形象，出没在槐花香河水青的沅江水乡（（庞敏：《淡淡的白梅》），出没在辽南山区野鸽成群的河谷（车培晶：《神秘的猎人》），出没在长江三峡西陵峡北岸雄峻屹立的深山老林里（董宏猷：《十四岁的森林》），出没在冀东大平原上咕咕冒泡的暖水河边（丛维熙：《裸雪》）。而点缀其间的是一个又一个民间传说、民歌童谣，例如在丛维熙的长篇小说：《裸雪》中，各种儿歌、小曲竟有二十余首之多，散发出浓浓的民间文化的气息。儿童诗人满怀深情地吟唱“我们村庄的银杏树”；“望得见那棵高大的银杏／就望得见我们村庄了／我们村庄的炊烟和笑声／在繁茂的枝叶间袅袅地／升起淡蓝”（邱易东：《到你的远山去》）。字里行间荡漾着强烈的乡土感情。
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金曾豪的长篇小说《青春口哨》。我们随着那自由奔放的青春口哨，不仅结识了四个活活泼泼各有个性的男孩子女孩子，而且领略了阳澄湖边、虞山脚下的一路风光。跨塘桥下临河一长溜摆开的小吃摊，大林村和小林村那条名叫“舅舅”的河堤，那凉风习习、荼香阵阵的虞山茶村，还有“古老得像绢画”般的山前湖、古拱桥、十里亭，耸立在十里青山胸膛上那洁白的阳澄湖抗日烈士纪念碑，“像一个水上八卦阵”那样的阳澄湖芦苇洲，都被作者有机地组织到情节中去。传说故事也层出不穷，诸如萤火虫在龙身上安家、言子为孔子指路、船身钉上一枚金钉就可平安无事、葬着一颗金子头颅的将军墓地、跳进盐铁河用身体堵住堤洞的舅舅……等等。作者让富有历史人文内涵的景观集中出现，作为小主人公行为方式的历史文化背景，挖掘出了中国少年儿童成长的深厚文化土壤。这是九十年代儿童文学所出现的一种新的审美风格，渗透进文化意识的审美风格，民族文化走进儿童文学后形成的审美风格。
民族文化之于儿童文学的意义，集合着文化对民族、对文学、对下一代的重要性。只有在民族文化进入儿童文学以后，中国的儿童文学才具有个性，所塑造的文学形象才具有鲜明而不灭的特征。越有个性就越有生命力，无论对具体的形象还是对一部作品，以及对整个儿童文学来说都是如此。只有在民族文化进入儿童文学以后，中国的儿童文学才会与整个中国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呈现出文化的整体性和延续性，从而给下一代以民族文化的熏陶，解决文化传承问题。儿童文学固然有着与生俱来的与文化母体的血肉联系，然而，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作家、一批又一批作品在强化、扩大这种联系，甚至反而弱化、缩小这种联系，那么，很显然，儿童文学的文化面貌就会越来越模糊不清，直至很难寻觅到母体的影子。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从上面提到的一批作品中，看到儿童文学与文化母体的血肉联系正在强化、扩大。不但属于显性层次的文学因素，那些具有民族色彩的风土习俗、人情世相、生活起居、娱乐游戏频频在作品中露面显相，而且属于隐性文化的民族文化精神，更深一层的情感道德等方面，也进入了儿童文学作家探求的领域。正如金曾豪在《青春的口哨》的《后记》中所表白的那样，在表现“小感情”的同时也要表现“大感情”，“大感情使人的小感情健壮，丰富，鲜亮”。因此，他把大感情的获得作为少年儿童成长的标志，当小主人公天平深深感受到大地情结的博大感情时，在心底喊出：“这哪里是土筑的大地，这是这一方土地上世世代代老百姓的亲人”，立刻“感到我的灵魂蜕去了一层什么”。这种新的感情视角显然是与文化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在感情升华的时候产生了长大的感觉，大地情结已经化为孩子心灵的情愫。
通过获奖儿童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九十年代儿童文学正在向现实主义回归的过程中。
爱之树
儿童文学作家车培晶在他的小说集《神秘的猎人》的后记中写道：“大山应该为河流让路，让河流去滋润龟裂着的麦田，去浸泡枯涸着的心灵，使绿色之河与人们心中的爱树相伴成为永恒。这便构成了我文学创作的主脉。”这段创作体会十分确切地概括出了九十年代儿童文学的创作倾向，爱的主脉绵延在许多作品之中。
读完关登瀛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小脚印》，谁也不会忘记那温暖的师生之爱：“童年的人生啊，竟也有好多辛酸，好多磨难。多亏了康老师，燃起我童年之烛的火焰，挂起我童年之舟的风帆。她将温煦的阳光朗照在我结冰的心湖，她在我融冰的心湖中播下莲藕……”。对师生之爱的描述和赞颂，在儿童文学中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主题，但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曾经有过忽略、漠视这个主题的时代，又有过探索师生之间的理解和对话的时代，到九十年代，笔触又不约而同地伸向师生之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于功利的时代，高扬起爱的旗帜，体现了可贵的文化关怀精神。而且，对师生情谊的描写，也具有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教师的形象不再是蜡烛型的，不再以自身的暗淡去衬托牺牲的伟大，而是月亮型的：“月亮像教师，星星似学生，夜空多温情……”（车培晶《月亮星星歌》）。月亮有月亮的光彩，星星有星星的光彩，月亮在照亮星星的同时也变得更加有光彩，而不是黯然失色，不是失去自我。爱的内容不再等同于牺牲，而在于焕发出生命的新的光彩。正因为有了新的价值观，在表现师生之爱的主题时，才有了新的审美风格。
这种价值观同样也指导着儿童文学作家去描写亲子之爱。从幼儿文学《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郑春华）到少年小说《男生贾里》（秦文君）、《有老鼠牌铅笔吗？》（张之路）、《青春口哨》等作品都跨进了家庭的天地，而且都以表现当代家庭中新型的亲子关系为己任，用轻松、幽默、活泼的笔调叙述孩子与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相处的图景。无论是融洽、亲密的当代家庭气氛，还是小小的矛盾冲突的化解，都洋溢着浓浓的亲子之情，这种亲子之情又以理解和沟通为基础。家庭在儿童文学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并由此形成如此充满谐趣和温馨的审美风格，也是儿童文学的新景观。在这些作品中，孩子作为完整的、独立的、有个性的人而存在，他们的身影和心灵成为汇集作者笔力的焦点和中心，然而他们的父母决不是可有可无的陪衬人物，而是有血有肉，有自我的个性和价值。孩子与父母的关系突破了教训与被教训，溺爱与被溺爱，索取与被索取等固有模式，而演变为相互沟通与同步并进的模式，沟通成人和孩子两个世界的桥梁由爱与理解的混凝土筑成。在九十年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笔下，渗透着爱心、理解与沟通的家庭已经成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摇篮。
如果我们沿着爱之树这条创作主脉走下去，那么还会发现，它正在努力帮助孩子们的社会发展。孩子最早的社会关系通常在家庭之内，随后扩展到一些朋友、到学校，渐渐接触成年人广阔的世界。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孩子们会发觉并了解不同社会角色的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儿童文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以直接影响孩子们的行为方式和情感发展。因此，除了师生之爱，亲子之爱，孩子情谊以外，儿童文学在开辟新的感情领域方面，在深化探索人与人之间关系方面，是大有作为的。从评奖初选的作品来看，九十年代的儿童文学正有志于此，初展拳脚，颇有功力。
庞敏的散文集《淡淡的白梅》所散发出来的淡淡的花香是由美好的人情酿成的。她描绘一个小女孩和人家的奶奶之间产生了相濡以沫的亲情（《人家的奶奶》）；她描绘一个走街串乡的江湖郎中对人家的女儿的真诚关爱（《可可》）。在她的笔下，登山的陌生老人、长江边上的陌生渔夫、陌生的流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爱心。她从孩子的视角，去发掘藏在普通人身上的美好人情。董宏猷的长篇小说《十四岁的森林》则让我们看到了在特定的时空下、在艰苦的生存条件下爆发出来的披肝沥胆式的情谊。他所描述的黑风岭林场中一群小小“知青”们互助互爱的情景就像森林的风声那样具有感撼力和冲击感。
一片片绿叶
形象的塑造，始终是评定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方向来看，获奖作品所刻划的少年儿童形象，可以说是精彩纷呈，他们就像每一片绿叶都是不同的，都有自己的个性。少年儿童形象的个性化正是九十年代儿童文学的重要成绩。形成孩子形象个性化的审美风格的后面，有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儿，也可以说，这是解放思想，张扬个性的结果。这些具有个性化的孩子形象都带有浓浓的时代气息，他们那开放而活泼的心灵，那广阔而丰富的世界，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恩赐。惟有开放，才能发展，惟有发展，才有个性；惟有广阔，才能选择，惟有选择，才有个性。在一个封闭的时代里，在一个狭窄的天地里，谈不上孩子的个性发展，儿童文学作家们进行个性化形象塑造的土壤非常贫瘠。面对着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孩子，儿童文学作家们终于使自己笔下的形象走向无愧于时代的个性化。
秦文君的长篇小说《男生贾里》所塑造的初一学生贾里的形象，最能证明个性化的成绩，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儿童文学中刻划得最为成功的圆形人物之一，正如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所说的“就像月亮那样盈亏互易，宛如真人那般复杂多面”。贾里的性格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也很难去区分优点和缺点，同时又具有少年性格不稳定的非定型性。他曾在日记中自我评价道：“我敢说自己很有伟人素质：才智不凡、爱憎分明、勇往直前。总之，可以同每个褒义的成语都拐弯抹角地挂上钩。”如此高度的评价只说对了一半，剩下一半只能低度评价。他的确很想做伟人，这个理想的愿望中含有不甘平庸的进取精神，却常常导致为了出名而做出种种傻事；他的确很有才智，可是他的智慧行动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有时还把智慧用于恶作剧；他爱憎分明，可惜有时会弄错爱憎的对象；他勇往直前的结果亦是好坏参半，有时立功，有时闯祸。因此，他的个性就很复杂，聪明得可笑，莽撞得可爱，进取心与虚荣心并存，正义感与报复心都有，但总的说来，却不失为一个朝气蓬勃、心地磊落，个性独立、思想活跃的有为少年。
贾里形象的塑造，得力于作者对时代精神和少年特点的双重把握。基于九十年代的少年儿童的状态，秦文君把贾里放进个广阔的生活世界描绘——有家庭、学校，还有一些社会生活面，同时又处处扣住少年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征，使得人物极为自然地在丰富多彩的情节中凸现出来，达到个性化的高度。另外，兄妹之间、同学之间的关系和友谊，也构成让贾里的个性大显身手的极好环境。贾里与双胞胎妹妹贾梅由于性别的差异而相映成趣；贾里与好友鲁智胜由于志趣相同和性格相异而相得益彰。这些都强化了贾里的个性表现。
《青春的口哨》中的三个有个性的男孩子又呈现出另外一片风景。喜欢猜想、善于联想的天平，灵活有闯劲有适应能力的康儿，重情义重家庭传统的桑堤，基本上属于扁平人物。天平是思维型的，康儿是行动型的，桑堤是感情型的，仿佛烙上印记那样容易辨认，容易给读者留下极其鲜明深刻的印象。三个不同个性的男孩子结成年不可破的友谊，共同经历了一件又一件校外趣事，骑着飞车驰骋于古老的小城，尽情地吹奏出一曲富有时代感的“青春口哨”。由于是三重合奏，使得这曲“青春口哨繁富多变，悦耳动听，丝毫没有单调之感。周锐的系列童话《哼哈二将》重新塑造的两个中国传说中的幻想形象——哼将军和哈将军，从外貌到性格都相映成趣，各具个性。
充满笑声的春天
从情感本质上来说，儿童文学是快乐的文学。幽默对儿童文学就像阳光对农作物那样重要，它是儿童文学的一种耀眼的明亮色彩，对少年儿童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笑声一直较少，幽默更少，造成与笑话迭出的中国传统文化脱节，也与接受对象的阅读兴趣脱节。儿童文学界呼唤幽默已经久矣，然而它却姗姗来迟，直到九十年代才形成幽默的审美风格。因此，它的到来格外可喜。
高洪波的散文集《悄悄话》涉笔成幽默，十分难得。张之路的中篇小说《有老鼠牌铅笔吗？》名符其实是幽默文学，以误会构成喜剧性的情节，以语言的夸张形成幽默的叙述。《哼哈二将》的幽默气息从人物形象身上散发出来，哼将军和哈将军都属于喜剧式的人物。由于性格中的机械成分而引起笑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则以趣味盎然的对照式描写造就幽默，浑然天成，妙不可言。《男生贾里》的叙述语言的幽默化已臻化境，幽默的笔调自然流畅，谐趣横生。这些作品产生幽默的艺术手法各不相同，所产生的审美效果也不同，虽有艺术高下之分，却同向幽默进军，新开出一片可观的儿童文学风景。
幽默，作为一种审美结晶体，至少由两种成分融合而成，在笑的元素中化合进别的元素。对于儿童文学来说，幽默除了笑以外，还应该具备什么呢？我认为，还应该具备一种认知力，使孩子们在笑的同时，发展认识，提高认知力。《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男生贾里》的幽默都达到了这种艺术境界，起到穿透事物的作用，引导孩子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认识成人。还有短篇小说集《神秘的猎人》中的《叶红叶落》就具有这种幽默感，作品描绘了“文化大革命时代”一个骑毛驴进学校的贫下中农老师，以文化与无文化的倒置关系作为幽默的基础，不但读来好笑，而且极其深刻地揭示了“文革时代”无文化的本质。对人物的刻划丝毫也不夸张丑化，不动声色地将一位好农民放进当老师的尴尬情境中去。这种艺术处理方法深得幽默的奥妙，极为成功。
幽默为儿童文学送来快乐，送来智慧，而快乐和智慧都是少年儿童所需要的。愿我们的儿童文学带着快乐和笑声迎来新的世纪，这是我由衷的祝福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