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永纯[1]2006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考察（1978—2005）》文中提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国策的重要内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20多年来，利用外资始终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相伴而行，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根据党的有关会议精神、国家出台的利用外资方面的方针政策，对利用外资政策的发展演变历程进行了考察，对利用外资不同阶段的政策变化特点、绩效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利用外资的基本经验，并针对利用外资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本文由绪论、七章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组成： 绪论主要阐述了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目前的研究现状及论文的基本构架、创新之处、难点及写作方法。 第一章，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的历史回顾。本章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的理论来源，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发展的历史轨迹，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利用外资的曲折历程进行了历史回顾。在此基础上，对利用外资实践出现曲折的原因、利用外资的效果进行了客观评价。改革开放前，中国利用外资的经验教训为改革开放后利用外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第二章，利用外资的酝酿与起步。本章首先回顾了利用外资政策酝酿的国际国内背景及酝酿过程。国际背景主要是和平与发展时代条件下的世界各国经济贸易联系的日益加深。国内背景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前20年左倾错误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文革”后，中国领导人纷纷出国访问，中国经济考察团出国考察后，深刻感受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在十一届叁中全会召开前，经过国务院务虚会、全国计划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充分酝酿与讨论，中央领导层在利用外资加快现代化建设问题上达成共识。其次，考察了利用外资政策出台的过程。包括利用外资机构的设立与法律的草创、落实华侨政策，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创办经济特区作为利用外资的试点地区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利用外资的一些具体政策及实施。再次，从利用外资的环境、优惠政策、管理经验等方面分析了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从利用外资的方式、来源、产业结构等方面分析了起步阶段利用外资的特点。 第叁章，利用外资的初步发展。1986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外资企业法》和《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决定》，标志着中国利用外资政策开始进入初步发展阶段。针对起步阶段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这一阶段外资政策调整的重点是进一步改善利用外资的环境，明确规定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加强对利用外资工作的管理和引导。分析了1988年中国“第二次投资热潮”出现的几个相关因素。第二
邹向俊[2]2001年在《中国利用外资与民族工业的保护》文中认为既要利用外资、又要保护民族工业，是一个自18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被世界理论界、实业界乃至各国政府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鱼与熊掌”二者如何“得兼”的问题。本文在查阅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利用外资的现状与总结外国保护民族工业的得失的比较系统全面的分析，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无论是利用外资，还是保护民族工业都要把握一个“度”：既不能“过”，又不能“不及”。 本文主要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揭示了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辩证地从叁方面进行了论证：其一，在分析外资对我国经济的总体效应上，既肯定了外资对增加国内外汇、补充国内资金、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及充实国内市场有利的一面，又指出了货币政策执行、资金闲置、结构调整、国有资产管理存在被动的一面。其二，分析了外资对我国汽车工业、电子工业以及保险金融等行业将面临严峻挑战的时局。其叁，侧重就外资增量、存量及其结构调整和地区分布进行了前瞻性预测。 第二部分首先扼要提出了李斯特理论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倾向，简述其贸易保护内涵。重点介绍了经济发展阶段论，枚举了五个时期，进而将其划分为叁个阶段，并且把每个阶段的特征及其相应对策进行了描述和罗列。其次从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发展不平衡、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制定贸易规则的主导权和经济全球化的正负效应几个问题展开了论证。 第叁部分总结了国外保护民族工业的实践活动，较为集中地介绍了转变政府职能、调整产业结构、增强本国产品和企业的竞争力的几种做法；从而找出了一些异同点；在总结诸多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时，既阐述了保护不会“过时”的道理，又反映了发达国家也重视保护的客观现实。 第四部分提出了一些资政对策，重点从八个方面展开了思考，即加强法制、限制收购、提高透明度、走出去、管理涉外借款、国家安全、国民健康、幼稚工业等。在思考的同时还兼及开放四个新领域、加深开放程度和改善投资环境叁个方面的探索。
王世勇[3]2004年在《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历史考察（1978—2003）》文中研究表明中共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已在我国几近灭绝的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逐渐得以恢复并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本文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对1978年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分析。侧重于从历史发展的视角，考察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对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的认识及政策演变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并针对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和对策。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叁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主要论述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目前的研究状况以及论文的基本构架、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并系统分析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第一章 几十年难解的历史课题----改革开放前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演变。本章回顾了十一届叁中全会以前，党和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政策演变的曲折历程。一方面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和理论上的初步探索。另一方面，对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做了较为系统的回顾和分析。本章着重分析和探讨了这一时期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不断出现曲折反复的深层动因及其经验教训。第二章 “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初步形成。本章主要论述1978至1988年间我国的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政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的个体经济逐步得以恢复，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首先确认了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在个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私营经济开始萌生。不少人对此持有异议。党和政府决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对新生的私营经济予以默认和保护。1987年，中央正式承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存在，并确定了“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的方针。与此同时，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外资经济也开始悄然起步。在对外开放初期，我国政府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并通过兴办沿海经济特区，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引进外资的局面初步打开。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叁大初步确认了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即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至此，新时期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已经初步形成。第叁章 徘徊与调整----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摇摆。1989－1991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剧变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出现了大幅度滑坡。本章阐述了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的治理整顿、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及此后一度有所抬头的“左”倾思潮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在这一时期，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介入经济领域的非经济因素，党和政府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受到质疑。受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我<WP=4>国的个体私营经济陷入困境之中。面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大幅度滑坡，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党和政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调整政策，稳定个体私营经济，使这一势头得以遏止。与此同时，由于我国政府保持了对外开放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外资经济仍保持了旺盛的发展势头。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呈现出在徘徊中缓慢增长的态势。第四章 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重新确立。本章论述1992－1997年间非公有制经济理论与政策的演进历程。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冲破了姓“社”姓“资”的羁绊，掀起了思想解放的高潮。邓小平提出的“叁个有利于”标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直接为党和政府制定进一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和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方针。这一时期各级政府相继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大力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对外开放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党和政府积极改善投资环境，拓宽利用外资的领域，并逐步实行外商投资的国民待遇体制。这一时期，党和政府还加强了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监督和规范化管理，完善各项政策法规，以保障其健康发展。此外，还加强了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政策引导，积极拓宽新兴社会群体参政议政的渠道。第五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历史性突破。本章论述1997－2000年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和政策的重大发展与突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有人再度对其发展前景提出质疑，于是，思想理论界发生了一场姓“公”姓“私”的论争。针对人们思想上的种种困惑和疑虑，1997年5月，江泽民发表了着名的“五·二九”讲话，冲破姓“公”姓“私”的羁绊，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新高潮。党的十五大在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和政策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非公有制经济归属问题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与此同时，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入世”的挑战，我国政府对外资政策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实施利用外资多元化战略，多渠道、多方式吸引外商投资，强化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导向，并积极改善投资
李孟刚[4]2006年在《产业安全理论的研究》文中提出产业经济学的产生,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但其真正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在20世纪的中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产业经济学理论有着广泛的创新和发展空间。现有的产业经济学理论一般包括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结构理论、产业布局理论、产业政策研究等四个方面。但是,我们研究产业组织、结构、布局和政策理论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指导产业实践,也就是为了实现产业生存和发展的安全。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产业安全问题应该作为贯穿于现有产业经济学理论的一条主线,产业安全问题也应该作为产业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实践的终极目的。产业安全是经济安全和发展的基础,是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实行经济干预最基本的出发点。尽管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产业安全问题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产业政策实践中广受关注,但其在理论研究中却是被普遍忽视的。在很多论着中,产业安全往往被隐含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或被贯穿于国际贸易理论中,至今尚未形成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安全理论的研究是对产业经济学框架的拓展和对产业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构建产业安全理论、深入分析产业安全影响因素、完善产业安全评价体系及预警机制,不仅有助于产业安全维护实践,并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同时也有助于推动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布局等产业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提高。研究产业安全理论是产业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需要,是产业经济研究工作的创新,是对产业经济学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完善。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点如下:1、本论文首先系统梳理了安全观的演变,并强调产业安全观的产生是安全观的最主要变化,是对经济安全观的重要补充。产业安全核心观的提出丰富了国家经济安全理论的内涵。2、本论文在对现有产业安全研究成果分析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对产业安全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深入阐述了产业安全的特征、分类及影响因素等。本论文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构建了包括产业保护理论、产业损害理论、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产业控制理论、产业安全评价与预警等五部分的产业安全理论体系,以期丰富和完善产业经济学的理论框架。3、为更深入地运用产业经济学理论框架分析产业安全,本论文在以“传统国家安全理论——现代国家安全理论——国家经济安全理论——产业安全理论——产业安全评价——产业安全预警与维护”为研究路径的同时,又把产业安全放在较为成熟的产业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结构理论、产业布局理论和产业政策理论)框架中进行剖析和观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产业安全研究路径。一方面用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结构理论、产业布局理论和产业政策理论对产业组织安全、产业结构安全、产业布局安全和产业政策安全进行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也试图说明产业经济学解释产业安全问题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基于此种路径的研究,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产业组织安全、产业结构安全、产业布局安全和产业政策安全等概
曹普[5]1998年在《论对外开放与中国发展》文中研究指明当代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在对外开放中促进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1978年后，曾经长期饱受封闭之苦的中国人民，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和指导下，义无反顾地打开国门，走上了自觉、自主对外开放的道路。对外开放同改革一道，成为近20年来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巨大引擎，是造成新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根本原因之一。本文的主题，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外开放的基本理论特别是邓小平关于对外开放的理论为依据，从基本的国情、世情以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出发，研究当代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历史必然性、当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进程和当前态势等，阐明对外开放是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对20年中国对外开放作出总体评价，总结20年来对外开放的主要历史经验。 全文分序言和七章。序言部分对对外开放的概念及其内涵作出界定，阐明写作本文的目的意义，导入正文。正文的内容，第一章，从对外开放发生的社会经济动因写起，阐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经济开放理论的探索以及马恩列毛等有关对外开放的论述，意在通过较为广阔的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阐明对外开放是世界发展和进步的大趋势，因此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选择；第二章，以对外开放问题为主线，通过对中国历史演进的大跨度概略回顾与评述，揭示开放与封闭两种不同的选择对中国社会发展所造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及其给后人的启示；第叁章，以邓小平理论为依据，分析当代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确立的条件、依据、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成果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以及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基本战略和必须坚持的原则等；第四、五、六章，分别从创办经济特区、利用外资、发展对外经贸等方面横向展开，探讨当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具体实践，揭示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和现实影响等，并就对外开放过程中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第七章，从总体上对中国20年对外开放成就作出评价，总结20年对外开放的主要历史经验；分析世纪之交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机遇、挑战和战略选择，展望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21世纪的中国发展的前景。
郭晓虹[6]2005年在《新形势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与对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经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以及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轨,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理想的投资地点之一,大量的外商投资流入中国尤其是条件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2002年,我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引资国。不可否认,外资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外资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越来越对我国的经济安全构成了威胁。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问题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叁个方面阐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外资挤出效应的实证结果表明,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资金匮乏,外资的适时进入弥补了我国的“投资缺口”,带动了内资的投入,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出现了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国内储蓄不断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加的内外资“双溢出”现象,外资已经从开始的弥补国内资金过渡到了直接替代部分内资。 在利用外资的政策上,我国是采取鼓励和限制相结合的政策,一方面给外资地区性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又限制外资进入某些产业领域,从而导致了我国在利用外资上的产业结构和区位投向的不合理。本文从FDI对我国产业的技术控制、行业控制、市场控制和环境破坏四方面说明了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从引进外资引起的地方政府间优惠政策的恶性竞争、区域经济差距扩大和少数地区外源型经济风险叁方面说明了区位结构的不合理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而这种结构上的不合理,经过长期的强化作用,又使得外资对内资产生挤出效应。对叁个不同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因素的实证分析表明,优惠政策对外商的区位选择具有相当大的作用,而各地区的市场规模也是决定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本文最后从六个方面阐述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如何更有效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首先要全面实行利用外资的中性化政策,真正做到内资外资平等对待;其次利用外资的规模结构要合理;第叁要调整外资进入的产业结构,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第四要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结构,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第五推动长期导向的内源型经济的形成,维护国家经济的安全性;最后把握金融渐次开放的步伐,慎重对待金融自由化。
祝年贵[7]2004年在《招商引资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强国之路，闪现出我国改革开放的亮丽轨迹。招商引资则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显着标志。依靠招商引资，我国促进了对外、对内开放和经济发展。伴随并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招商引资，对于我国的现代化伟业贡献巨大：在发展的早期，招商引资为我们带来了稀缺的资金、技术和广阔的市场：随着发展程度和水平的提高，招商引资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思维、管理模式，推动了中国的改革以及制度变迁。 中国的现代化和强国之路，已经由当初的“数量”阶段进入“质量”阶段。同样，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新的平台上展开。与这种变化甚至变革相适应，人们对招商引资也有了不同的认识。认真研究我国招商引资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论文从叁个层面上构建了我国招商引资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框架。 首先，论文通过概念、演变历史以及经典作家的阐述和学者的研究等建筑了招商引资的研究平台。 本文对我国招商引资的历史进行了大跨度的回顾，对招商引资的概念、类型和特点进行了理论剖析，力图从历史和理论的高度来认识招商引资的作用，同时也期望从历史和理论的脉络来把握招商引资的变化，从而力图建立论文对招商引资研究的坚实基础。 论文还分别对共产主义经典作家、新中国叁代领导人以及国内外学者的招商引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阐述，对招商引资的起源、理论基础(包括流行于西方的各种理论流派)、形式、意义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分析、研究、阐述，建立论文对招商引资研究的理论基石。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马克思认为，不同地域之间利润率存在差异，虽然这个差异最终趋于平均化，然而毕竟存在着获取高利润率的时间和空间，这是资本流动的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者则阐述了投资国对外投资和东道国吸引外资的动因，主要有小岛清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综合理论、韦伯的工业投资区位理论和钱钠里和斯特劳特的两缺口理论，这些西方国际投资理论不仅能够解释东道国大力吸引外资的原因，能够解释一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招商引资。特别是韦伯的工业投资区位理论告诉我们成功的招商引资必须具有一定基础设施和一定的工业基础，才能形成集聚效应.只有充分挖潜拥有劳动力、技术、管理等独特优势，创造一定的集聚基础，进而才能产生出集聚招商引资效应。通过对马克思经典作家和西方经济学者关于外资理论的比较研究，本文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率的理论，认为区域平均利润理论是招商引资的主要理论基础. 其次，在进行了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论文详尽而深入地研究了招商引资主体，招商引资与经济发展，招商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招商引资环境塑造，招商引资的风险与防范等招商引资“范畴”.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研究招商引资的主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招商引资主体的演变，实质上是一个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的变革过程。论文改变了单一的招商引资主体的传统，构建了一个以政府规制主体、企业为核心主体、开发区为媒介主体所构成的叁位一体的集成主体。新型招商引资主体的确立，既是中国国情的招商引资的需要，也是在新的背景下，持续推进招商引资，从而推进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伟业的需要。 本文把内资和外资有机地融合，不仅探讨了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且探讨了国内资金尤其是民间资金跨地区、跨部门的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促进作用不只是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进步方面，更重要的是拉动了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 论文探讨了招商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抉择的影响。招商引资弥补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的资金缺口，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合理化和高效化。但与此同时，招商引资的结构性倾斜加大了我国叁次产业的结构偏差，影响了我国工业整体素质的提高。 本文对投资环境的分析主要是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提出了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投资环境的优劣对于招商引资的重要性.塑造优越的投资环境，降低外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来投资者的风险是招商引资成功的关键因素，作为招商引资的集成主体，政府、企业及开发区应着力加强投资环境的塑造，营造一个基础设施完善、管理规范、服务优良的投资环境。 论文研究指出，招商引资在带来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同时，也会引发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因此，我们在利用外来资金的同时，也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防范可能发生的风险。文章提出了招商引资中防范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的对策措施。 最后，论文通过对招商引资案例的剖析，来验证、支撑和完善论文的理论研究成果。 论文密切结合笔者长期从事开发区招商引资工作的实际，以开发区为个案，深入探讨了招商引资制度安排和创新取向。针对目前开发区多头管理、政出多「1、效率低下等问题，本文提出了以“小机构、大服务”为理念来构造一种相对独立的、扁平式的宏观管理体制。在微观方面则提出了开发公司按企业化运作，实行自主经营，为园区企业提供商业化
钟正岩[8]1998年在《正确认识我国利用外资与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系》文中指出正确认识我国利用外资与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系钟正岩一、对利用外资引发的有关问题应作客观判断和全面分析大量的实践证明，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不仅不会对民族工业造成实质的冲击，反而是加快发展壮大民族工业的有效途径。当然，在引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
张立[9]2002年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产业安全问题》文中研究指明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世界各国为了追逐更大的自身利益向外进行利益扩张形成的一种国际利益关系态势。在这一利益扩张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并奠定了当今国际经济交往规则和制度的基本框架，从而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安全构成了现实的外来挑战。同时，我国国内也正处于生产力水平尚远不及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过渡期内，国内现有的一些不尽合理的体制和政策又进一步制约着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和我国产业安全度的上升。于是，来自我国内外部的这种双重制度非均衡现象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下影响到我国应得的经济利益能够顺利实现的根源所在。这里的“制度”包括了支配人们的一切规则、行为准则或以及直接影响人们经济生活的权利和义务的“集合”如公共政策安排等。从制度的这一涵义上讲，产业安全问题的发生和处理，就是一个客观的由非均衡向均衡状态转变的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在我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条件下，这一过程包括了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政策调整两个不同的层次。就侧重于维护我国产业安全而言，经济政策调整的内容主要应包括对我国引进外资政策、外贸政策、对外投资政策、对幼稚产业战略产业的扶持政策、以大集团战略为核心的产业组织政策和产业技术政策等进行创新，经济体制转型的内容则主要应包括对我国现有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的民族企业的企业制度进行创新。尽管存在着上述政策调节和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并非就必定会发生。因为多种不同的制度变迁模式的存在也就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此外，制度变迁还存在着路径依赖特征。再考虑到产业安全问题具有整体性和外部性特点，因而确定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制度变迁模式应当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强制型制度变迁(宏观政策调整)与以民族企业为主导的诱致型制度(微观制度转型)变迁相结合的一条制度创新之路。从发展的角度看，产业安全政策还具有很强的动态性特征。回顾我国产业安全政策的演变历程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因此，产业安全政策的制定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与时俱进。
景玉琴[10]2005年在《中国产业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产业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产业安全关乎国家根本利益,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应该关注的新领域。 本文在梳理产业安全研究的理论渊源及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我国产业发展的实际,提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的产业安全观,进而分析影响产业安全的内、外部因素,建立起新的产业安全衡量指标体系,并借鉴国外经验与政策,提出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若干政策建议。 主要观点包括:(1)产业安全不是指政府庇护下的暂时安逸,而是指本国产业具有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产业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是产业安全的直接表象,企业竞争力是其“内核”,适当的政府规制是其支撑条件。(2)导致产业发展偏离安全状态的因素不仅源于外部,而且还来自于内部。外部因素包括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控制及外国生产商在我国的低价倾销。内部因素有:企业层面的治理机制不完善;产业层面过度竞争与竞争不足共存;政府规制层面的缺位、错位、越位。(3)判断产业安全状况要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建立科学的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4)国外的经验表明,没有哪个国家一贯执行保护主义或自由主义,自由与保护都是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及产业安全的手段。(5)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产业安全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产业界和企业间的协调、配合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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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利用外资与民族工业的保护[D]. 邹向俊. 华中师范大学. 2001
[3]. 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历史考察（1978—2003）[D]. 王世勇.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4]. 产业安全理论的研究[D]. 李孟刚. 北京交通大学. 2006
[5]. 论对外开放与中国发展[D]. 曹普. 中共中央党校. 1998
[6]. 新形势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与对策[D]. 郭晓虹. 南昌大学. 2005
[7]. 招商引资论[D]. 祝年贵. 四川大学. 2004
[8]. 正确认识我国利用外资与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系[J]. 钟正岩. 管理世界. 1998
[9].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产业安全问题[D]. 张立. 四川大学. 2002
[10]. 中国产业安全问题研究[D]. 景玉琴. 吉林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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