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内蒙古牧区社区文化建设 问题现状及应对策略研究
李再红1龚正育2
(1.赤峰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2.中共内蒙古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委员会，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00)
[摘 要] 从2014年深入内蒙古考察指导工作，到201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内蒙古代表团讨论，总书记一直对内蒙古寄予厚望。内蒙古也按照总书记的指示要求，深化区情认识，完善发展思路，明确发展理念、目标及定位：提出努力打造 “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边疆安宁、生态文明、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风景线”，把“我区建成体现草原文化、独具北疆特色的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基地”的自身发展重要任务愈加清晰；挖掘、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这一目标变得更加明确。然而，具有蒙古族特色的文化要发展传承，民族文化产业要振兴都离不开牧区社区的参与。但在新时期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的大背景下，出现了以下状况：牧区社区生产生活方式发生转变；文化创新能力滞后；社区建设投入不足；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文化发展等，进而使得牧区社区在文化建设方面面临着诸多问题。从内蒙古牧区社区的文化现状、人财物等资源的投入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影响、社区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来分析当前牧区社区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思考如何促进牧区社区的文化建设发展。
[关键词] 新时期 牧区社区 文化建设 文化堕距
为了更好地贯彻十九大精神，内蒙古自治区根据地区和民族特点，实施具有区域特色的发展思路，努力打造 “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边疆安宁、生态文明及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风景线”，“把我区建成体现草原文化品位、独具亮丽北疆特色的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基地”这一任务被摆到了特殊重要位置，为我区下一步发展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提供了重要契机。
近年来，在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农村牧区与城镇互为市场和资源，经济发展变为发展的主题，农村牧区进城务工人员逐渐增多，牧区社区人口逐渐减少，牧区社区原本游牧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我区的民族文化根植于草原，蒙古族的习俗、节日及运动等民族文化现象依托于牧区社区游牧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牧区社区是文化产生、传承和发展的载体。但随着根植于游牧化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文化的土壤在逐渐萎缩，在此基础上我区的民族文化外在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大部分在牧区社区中消失，部分在萎缩或变相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蒙古族传统文化在传承、保护、传播和发展上，都经受了巨大的冲击，民族文化所表达的内涵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牧区社区的文化建设还受社区建设投入和地区发展思路的制约，各项文化活动开展受阻，社区居民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不高，社区文化发展远远落后于地区经济发展。
总的看来，我区的民族文化建设，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巩固和发展，但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导致传统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逐渐萎缩，加之牧区社区的建设投入不足和地区发展中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间的矛盾使得牧区社区的文化建设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区的这一民族文化建设现状，与经济、政治、环境、社会和文化五位一体的目标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社区文化建设远远滞后于牧区社区牧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条件，我区的民族文化建设可谓任重而道远。本文将从牧区社区文化建设的角度，阐述牧区社区在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上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以及牧区社区如何加强管理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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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牧区社区文化建设的内涵
社区是人类生产、生活的最基本单位，同时也是文化根植的土壤。它通常是指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和文化维系力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主要由人口、地域、组织结构和文化等四大要素构成，基于这一定义和特征，城市、乡村、工业园区、城乡结合部等均可构成社区。从地域划分上来看，社区大致可以分成城市社区、集镇社区和农村社区，其中牧区社区是农村社区中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通常我们所说的农村社区是指以粮食生产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共同体，其有固定的生产区域和耕地，而牧区社区则是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为主，总的来看其所处的地理空间并不固定，但其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和在某一时间内来看其生产区域较为固定。而与农村社区相同的是，牧区社区的人口异质性较低，人际关系维系则主要靠感情和交往，其组织结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嘎查(村)为主要形式，具体表现一村一社区、一村几社区和几村一社区。如今，这种以游牧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牧区社区开始向定居转化，大量的牧民新村开始出现，牧区社区也就具备了新的表现形式，本文所引述的牧区社区就是以这种散居游牧转化为定点经营生产的牧民新村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除了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经济生产功能以外，社区还承担着文化的创造、发展与传承的功能。本文中所引述的文化是指，由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内涵主要包括物质层面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设施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民俗活动、民族艺术、宗教信仰、仪式、礼仪、价值观念认同等，其中生产生活方式是基础；民俗活动和艺术、宗教信仰、仪式、礼仪是外在表现形式；价值观念认同是核心。
从关系上来说，社区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而文化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可以说社区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以社区为母体进行的，社区是文化的土壤，其发展、传承和保护也离不开社区的建设。相应的，文化对于社区也具有维系社区内部成员关系、增强社区成员组织认同感的反作用。因此，文化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社区文化建设，就是指文化的外在表现在社区当中的继承、开展、推广和融合。而进行社区文化建设的目的则是为了加深社区内部和社区与其他社区的价值观念认同以此达到人和环境的融合以及满足个人归属感的需要。
在实际的道路桥梁施工建设当中，施工单位如果不能够妥善的处理好桥梁的桩基问题，那么必然会引起整个桥梁的安全质量问题，从而严重的威胁着行驶的车辆安全问题。在道路桥梁的施工建设过程中，桥梁桩基问题是整个桥梁建设的基本。桩基的质量严重的影响着整个桥梁的安全问题。然而造成桥梁桩基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打桩工艺的好坏问题。此外在实际的施工中，施工单位要高度重视打桩工艺环节的建设，从而保证桥梁桩基的质量，进而有效的保障桥梁整个质量。
此外，打造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对民族地区的文化推广也至关重要，上世纪80、90年代，美国靠其“三片”(影片、芯片、薯片)征服了世界文化市场，使其成为最大的文化输出国，同样的日本依靠其强大的动漫产业打出了自己的文化产品，并被周边乃至世界各国接受，在这方面，内蒙古作为民族地区并不是没有资源可挖掘，如民间流传的格萨尔传说、固伦淑慧公主的故事等优秀的历史题材值得深入挖掘和创新，并以此来增强具有草原文化特色的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
二、牧区社区文化建设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成因
城乡一体化的过程是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城乡二元化体制的过程，在给农牧区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文化的融合和社区组织形式的变化，也给文化建设带来极大问题，主要体现在，民族传统文化在牧区社区流失、社区文化开展受阻、社区文化建设落后于经济发展等三个方面。
(一) 民族传统文化在牧区社区流失
1.问题表现
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都根植于其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具有蒙古族特色的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同样依赖于牧区社区，但目前牧区社区的这一功能正在逐渐削弱，主要体现在原本应根植于牧区社区的部分文化活动、民族艺术、仪式、礼仪等文化现象的流失。在赤峰北部的贡格尔草原，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后，作为民族手工艺代表的传统马鞍的制作近乎失传；那达慕当中重要的比赛项目——射箭，其重要载体，传统的蒙古角弓制作也近于失传，在以传统弓射艺著称的巴林右旗，参与传统弓射艺的民众也不过300人。同时，一些传统民俗活动和仪式也在赤峰市蒙古族牧区社区中消失，如兴畜节，仅在赤峰市西北部有所保留；蒙古族文化中作为典型代表的蒙古象棋，也面临着人才断层、受众群体少的局面，除克什克腾旗外，全市的蒙古象棋棋手不过几十人。
2.成因分析
造成民族传统文化在社区流失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与牧区社区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学校与社会在此方面的培训力度、文化冲击和文化自身创新能力等方面有关。
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是造成民族传统文化在牧区社区流失的最主要原因。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必须根植于某种生产生活方式，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牧区原有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被打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土地草场包产到户，草场由原来的无主资源，变为条块分割、产权清晰的承包草地，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由游牧状态转变为集中化、规模化、定点化的生产，严格意义上的分散的游牧民变得越来越少，例如在蒙古族人口较为聚集的内蒙古东部盟市，游牧民人口已不足15%，在克旗的达日罕乌拉苏木，1998年以后，实行游牧的牧民就不存在了，近7000余户的牧民中，全部由游牧转变为定居。而在巴林右旗近八万七千人的蒙古族牧民中，也近九成牧民为定居。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社区牧民的生活理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公路将农牧业产品与市场和商品直接联系在一起，随之而来的是摩托车、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取代传统畜力，加之集约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引进，牧民无需通过迁徙获取优质农畜产品，也不需要通过自给自足的渔猎方式获取食物。因此，一些根植于游牧生产的文化现象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例如蒙古族射艺文化，其重要的载体蒙古角弓，以短小、拉锯大、结实耐用、射程远著称，适用于马上骑射和远程抛射，其制作技艺复杂考究，且这一技艺在2008年已经申报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随着1998年后轮牧制的推行，游牧民的减少，牧区从事定点种植畜牧业的人口增多，作为游牧传统的象征，以角弓为载体的活动和比赛渐渐淡出牧民的日常生活，除了巴林右旗保留有传统弓箭馆以外，在赤峰市范围内制作、使用角弓的人也越来越少，即便是各旗县、苏木举办的那达慕大会上，所使用的也是现代工艺制作的反曲弓和仿传统的玻片弓。
(1)生产生活方式转变
(2)学校和机构的组织管理力度不够
主要是指学校和机构在文化活动方面的培训力度不足。少年儿童是传承文化、发展文化的重要力量，因此，民族文化是否能够很好的传承与对少年儿童在文化活动方面接受培训的好坏有直接关联。目前，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我区乡镇苏木的民族学校基本合并到旗县，虽然能够做到将优质的师资力量集中到城镇，让更多的牧区社区少年儿童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但在各旗县下的基层的民族学校中，在文化方面的教育力度却仍显不足。以蒙古象棋的教育为例，作为蒙古族文化的典型代表，这一传统文化活动被人们耳口相传流传至今。而在我区举办的历届相关比赛中，赤峰市则在此项目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近几年却濒临失传，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才的断层，尽管赤峰市有的学校已经将蒙古象棋设为正式的课程纳入教学计划，但这部分学校仍旧属于少数旗县的少数学校，如克什克腾旗、巴林右旗、阿鲁科尔沁旗等几个旗县的蒙古族中学和小学，远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与此同时，从全市范围来看，除了克什克腾旗外，其他四个北部旗县的蒙古族聚集地区，参加由社会团体、民办培训班开展的蒙古象棋培训及相关活动和比赛的人数仍然较少，程度不够深入，蒙古象棋的年轻棋手不到几十人，年轻年棋手的水平仍然需要提高(该数据由赤峰市蒙古象棋协会提供,2012年7月)。
(3)汉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冲击
(1)牧区与城镇的收入差距显著
图2可见，在本研究所设置的样本量范围内（1500），正确判断率均在0.75以上，随着n增大，正确判断率逐渐增大，最终稳定在0.94附近；金标准符合率逐渐降低，最终稳定在0.72以上；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判对率均在0.92以上，随着n逐渐增大，判对率逐渐增大，最终稳定在0.98附近。
(4)传统民族文化自身发展乏力、缺乏创新
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在用车的排放治理工作，通过完善的法律法规、协调配合的机制、严格的监督管理，使在用车污染排放得到有效控制。如美国联邦制定了专门治理机动车排放的法规，并配套了制度评估手册、实施指南。美国实施I/M制度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措施：构建了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对汽车排放维修治理站实施分类许可，强化汽车排放维修治理站的事中事后监管，建立检测与维修治理数据互联互通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制定严格的路查、抽检与处罚制度，建立配套的保障机制，提供维修治理技术和相关配件保障等。图1所示为1992-2015年《美国空气质量标准》规定的主要污染物测量值变化指标。
有一些传统民族文化是民间自发性的活动，其传承模式还处于口耳相传，自然传承的状态；此外，其文化内容上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呈现档次低、文化味不浓、艺术价值不高的特点，这类民族文化自身发展乏力，很难传承，例如酒文化，在赤峰地区，尤其是牧区的文化习惯中，敬酒是对客人的尊敬，同时也是主人表达热情的重要方式，并没有专门的文字记载和资料整理，但是这一文化习惯衍生到今天则成为了一种极端的强行敬酒和劝酒，并且不同的旗县区还有其不同的方式方法，这一习惯以当代人的眼光看来就是档次较低，文化气息并不浓厚的文化内容。对此，我们认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不要求全部原汁原味地继承，不同时期人们有着不同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念，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理念或许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此外，传统文化当中并非所有的文化现象都是优秀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传统民族文化传承的正常现象。有一些传统民族文化虽然品味很高，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但缺乏创新，缺乏融入时代特征价值理念，也很难得到流传，例如游牧文化中的代表物——勒勒车，其制作过程和使用特点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体现，反映了当时蒙古族独具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且其制作工艺也于2005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名录。但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这种文化也不再具有时代特色，也很难进行创新，因此逐渐被淘汰。文化自身的继承与发展，是一个新陈代谢，不断创新的过程，文化发展的实质，就在于创新，文化创新是社会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 文化活动开展受阻
1.问题表现
——不管别人已经做过多少研究，每个“点”自己都要动手摸一遍；若干年后将这些“点”串联起来，便是“线”，是自己构建的“自己的解释体系”(历史就是这样由不同之人构建的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体系).
文化活动的开展和文化建设离不开以社区为载体的群众参与，在社区的构成要素中，任何一个要素的不足(短板)都会影响社区整体效能的发挥。而社区人才和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建设及投入同样会影响社区文化建设好坏。在这里，牧区社区文化活动开展则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社区活动形式组织单一；二是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1)社区文化活动组织形式单一
在目前的牧区社区中，除了传统的那达慕大会和敖包祭祀外，更多的文化表现形式是以文化节、比赛等形式出现，而其他类似于蒙古族婚礼、白节等传统仪式和类似好来宝、安代舞等民族艺术性质的文化形式却在逐渐萎缩。在多数旗县，文化活动的开展多是以政府部门牵头，组织牧民进行各种活动的比赛或邀请艺术团体进行汇演，而牧区社区自身组织的具有特色且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少之又少。例如，安代舞表演，作为产生于民间的蒙古族集体舞蹈的活化石，发展到今天，其多是以专业的演出团队到各个旗县、苏木进行表演，而牧区社区自发组织的安代舞表演则越来越少。
(2)社区牧民文化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主要体现在牧区社区居民对组织的文化活动的参与度不高，参与人数较少上。在基层文化活动开展较好的克旗的达日罕乌拉苏木当中，组织社区牧民开展文化活动的成本较高，但很多时候有很少的牧民来参加(该数据由达日罕乌拉苏木政府提供,2014年4月)，这一现象在其他北部旗县中的乡镇苏木当中也比较常见。
2.成因分析
造成牧区社区活动组织形式单一和社区牧民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牧区社区人口密度小；二是牧区社区文化建设投入力度不足。
(1)牧区社区人口密度小、数量少、质量低、结构不合理
首先，就人口密度来看。随着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较好的文化资源被集中到城镇，如群众艺术馆的文化活动中心、舞蹈学校等，很难覆盖到基层的牧区社区，同时大多数牧区社区的地域面积较大，但人口普遍较少且居住较为分散，人口密度小，这种客观条件下，给组织统一的文化活动带来较大难度，以达尔罕乌拉苏木为例，其占地面积约为2700余平方公里，但牧民人口仅为7000余人，且小的聚落之间居住较为分散、距离较大，在这种情况之下，想要进行宣传并将所有牧民组织起来进行文化活动和文化教育，其难度和成本都较大，严重制约了优质文化资源的集中利用。
总而言之,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中使用临床护理路径的效果比较突出,患者的临床病情改善明显,对自身疾病的了解程度有所加深,能够更好的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和护理工作,让护理工作更加顺利,减少了护理纠纷,让护理更加高效,患者的精神症状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临床中可以进行推广使用 。
第五，既然旅游的本质是见异思迁，那么“异”地空间的存在，也即地方性，是旅游得以繁荣的基础，所以旅游产品的开发，应侧重于不同“地方”的地方性和场所精神，这个问题在大刀阔斧地推进城市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中国尤其重要，因为越来越多的乡村正失去其地方性和独特性。这事关旅游产品的开发、旅游景区的规划、城市规划、绿道和步行道的建设、旅游资源的认识和界定乃至社会制度(如户籍制度)的设计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从而最终达到提高生活质量，使生活更美好的目的。
“六环十八河”构建以十八河相联系的南宁市中心城区内的六大环城水系：石灵湖环、大相思湖环（可利江—心圩江—二坑溪—朝阳溪环）、南湖—竹排冲环、凤凰湖环、亭子冲环以及五象湖环。设连通老口水利枢纽的南北贯城渠连通六环，渠水位与老口枢纽水位75.5 m持平，分别引水流量8 m3/s或15 m3/s，南贯城渠连接老口枢纽与凤凰江、马巢河、亭子冲和凤凰江；北贯城渠连接老口枢纽与江北内河西明江、石埠河、可利江、心圩江、朝阳溪、竹排冲，彻底解决南宁市南北内河补水水源。由此构筑“蓝脉绿羽”的城市内河水系和绿地景观系统结构，建设水、景、人和谐共存的“绿城”和“水城”总体布局。
再次，就从人口质量上来看。牧区社区的人口质量普遍较低，大部分为小学、初中学历，因此缺乏文化传播意识和创新意识，无法组织开展体现自身民族特色的创新型的文化活动。
最后，就人口结构来看。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多，牧区社区的人口机构在年龄上呈现出中老年占有主要比例，青壮年所占比例较小的特征，且这一差距还在扩大。人口结构的不合理使得牧区社区文化活动开展缺乏活力，不能够形成较好的影响力，制约了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
(2)牧区社区文化建设投入不足
数据处理层的主要作用是将采集的生命体征数据进行压缩存储，将多维生命体征数据存储于远程数据库服务器中；同时通过建立索引和指针，将索引装进内存，可以极大地提高获取多维数据集的效率。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在农村牧区社区的管理模式和方法也逐渐向城市社区靠拢，成立由农牧民民主选举产生的村(嘎查)两委，但由于建设上的投入不足，农牧区社区在组织机构、人才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仍然存在问题，而这些问题也严重地制约着牧区社区文化建设开展。
首先，在组织机构方面，目前牧区社区中，社区机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有的地区，机构甚至只是一个“空架子”，并不能发挥实质性的组织协调作用，例如在达日罕乌拉苏木，虽然在镇内设有文化站，但平时并没有工作人员，且到文化站进行学习的牧民也在少数，这种“你不来，我不去”的非主动性的互动很难形成良好的文化交流氛围。同时，缺乏明确的文化传播导向也使得这些基层文化部门对于自身定位不明确，一些实质性的文化不知以何种目的、何种方式传递给牧民，使得一些文化活动的开展并不具有长效型。
其次，在人才投入方面，虽然近几年来，一直在引导高校学生、军转干部等优秀人才到农村牧区服务，但其缺口仍然不能满足基层社区建设的需要。而资金投入的不足也使得这部分优秀人才待遇普遍较低，造成人才流失。同时，苏木、嘎查社区当中的优质文化教育人才也相对匮乏，在敖汉旗，全旗5所基层民族学校当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优秀教师都集中到了新惠镇，基层民族学校基本上已经被架空。而巴林右旗，全旗13所乡镇苏木基层民族中心小学校当中，师资队伍学科缺编、老龄化等现象更为严重。师资力量的薄弱严重地影响了教学质量，进而也严重制约了文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该数据由巴林右旗民族教育股提供,2013年8月)。
其次，从人口数量来看。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集约化和定点化，牧区社区当中也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因此导致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多。人口的减少直接导致了组织、参与文化活动力量的减弱，同样制约了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
最后，在基础设施方面，当前的牧区社区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并不能够满足文化发展的需要，许多牧区社区中并没有文化活动场所，如文化活动中心、图书馆、牧民讲堂、手工艺技能培训中心等，在有的地方即便是有相应的基础设施，但也因管理不到位、设备简陋等问题不能正常发挥其功能。这同样制约着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和推行。例如在巴林右旗，虽然在162个牧区社区中均有草原书屋，但其持有资源较少，同时缺乏日常管理，因此发挥的作用并不大。此外，由于缺乏活动室，诸如长调比赛、民歌比赛、好来宝等文化活动均不能展开，基础设施的缺乏严重制约了基础文化活动的开展(该数据由巴林右旗文化局提供,2014年5月)。
(三) 文化建设落后于经济发展
1.问题表现
在牧区社区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两者应互为前提和基础，文化需要通过市场来推广；反之经济的增长也需要文化拉动，两者并无先后之分，但在目前的牧区社区发展当中，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却存在矛盾，产生文化堕距。主要表现在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文化建设和重视文化表面而忽视文化内涵两个方面。
(1)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文化建设
目前，牧区社区中存在的普遍现象是对经济建设的过高投入和对文化建设的不重视，在达日尔罕乌拉苏木中，多数牧民会因为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办与其生产日期的冲突而选择放弃文化活动，同样在其他各地区的发展纲要中，县域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特色产业等成为了发展的主题，而对于文化和文化产业方面的发展规划则提及甚少。对于一些赤峰市的牧区社区而言，并非缺失文化资源，但相对比临近的锡林郭勒盟和其他盟市，文化资源的挖掘就显得十分欠缺，例如除克什克腾旗外，其他旗县并没有马文化节、驼文化节、兴畜节、少年儿童敖包等民俗传统活动，而与之相比邻的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则是将这种文化形式常态化。
(2)重视文化表面而忽视文化内涵
以三年级（3）班的管理方法为例，通过制定奖票制度来管理课堂纪律、作业情况、举止行为这些，这一制度也被各科任老师所运用。以早自习情况为例，在8：00之前到班级的奖励1张奖票，迟到的扣1张奖票，早自习认真朗读的同学奖励1张奖票，相应的早自习无所事事同学就扣1张奖票。4张小将票兑换1张大奖票，10张大奖票兑换1张笑脸，在每周五的时候奖票数量位于前面10名的也有相应的奖励，当然后5名也有相应的惩罚（比如扣除一张奖票或者做一件对班级有意义的事），这对孩子们来说，非常具有成就感。这些奖票都是由纸片做成，循环使用，既环保又培养了学生相应的管理能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尽管我区农牧民收入都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但从增长速度和总量情况来看，牧区牧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比较缓慢，收入总量与城镇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贫困问题仍比较显著。这一客观原因也决定了目前我区牧区社区的发展更注重经济建设，并由此产生了文化堕距。
2.成因分析
分析造成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一、牧区与城镇存在的收入差距的现实情况；二、对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的错误关系定位两个方面。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之间相互影响和碰撞的几率也在增加。我区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省份，其中汉族占人口比例的79.45%，而蒙古族仅占人口的17.11%；在赤峰市，蒙古族也仅占人口的19%。在这种人口优势的条件下，导致占人口比例较小的蒙古族文化处于相对边缘化状态，大部分蒙古族学生放弃蒙语、蒙文转而学习汉语、汉文，在赤峰市松山蒙中和喀喇沁旗蒙中，蒙语教学已经被完全取消(该数据由敖汉旗教育局民族教育股提供,2013年8月)，在赤峰市南部的敖汉旗、喀喇沁旗和宁城县，会说蒙语、写蒙文的蒙古族更少了，随着语言的流失，其他蒙古族传统文化也逐渐消失。同时，一些其他的文化形式在与汉文化的融合下不断被同化，如传统节日蒙古族新年“白节”正在与汉族春节的冲击和融合下不断被汉化。在接受汉文化影响的同时，随着文化一体化的程度加深，蒙古族文化也在接受着来自其他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其中，在许多牧区年轻人当中，对来自蒙古国的流行音乐喜爱有加、趋之若鹜，而对于传统的蒙古长调、短调等则并不感兴趣。此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文化使得牧区年轻人更多的沉迷其中，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程度少之又少。
在当前的牧区社区文化建设中，存在另外一种现象，既只重视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单纯地为了盈利展现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忽视了文化的内涵挖掘，究其本质，是为了经济发展而破坏了文化传承的完整性，比如在某旅游景区的蒙古风情园，一些蒙古族传统表演如马头琴、长调、安代舞等仅仅是作为表演项目给游客进行展示，但其在牧区社区中并不普及，生活中并没有人遵照传统礼仪进行这类文化活动，又如蒙古族传统婚礼，虽然这一婚礼仪式在一些地区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被搬上了舞台，成为一种文化消费品，但在真实的牧区社区的婚宴礼仪当中，有的完全遵照汉族婚礼和西式婚礼的仪式进行，有的则没有完全遵照传统礼法进行，由于婚礼当中“祝赞人”这一重要角色的缺失，婚礼缺乏秩序性和规范性，同时顶门仪式这一重要环节也因“祝赞人”的缺失而缺失，此外，传统婚礼中的“压尘”仪式、婆婆给新娘起名字等重要环节也随着一体化进程，交通方式的改变，户籍制度的改变而消失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现今的蒙古族婚礼更像是一个“空壳”，仅有形式而缺乏内涵。
(2)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的错位
从主观角度出发，造成文化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的原因还在于牧区社区的管理者和社区牧民对于两者的错误定位，当前很大一部分人的观点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尚未发展起来之前，文化建设可以让步于经济，通过笔者在克什克腾旗、巴林右旗、翁牛特旗等几个旗县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无论是社区文化活动的组织者还是牧民本身，对于文化活动开展的热情并不高，认为文化是“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先发展经济再谈文化的论调较为普遍，同时还有观点认为，文化是经济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存在的价值在于为经济服务而非整合社区内部以提高管理效能，因为经济才是一个地区发达与否的重要指标。从这一出发点考虑两者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并没有错，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文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从发展时间上来看经济的增速要远快于文化的发展，从一定时间内来看文化落后于经济发展是合理现象，但是，这种差距也会因过度倾向某一方面而变得过大，一旦这种文化堕距过大，则会减低社区内部成员的认同程度，同时使其缺乏行为规范和制约，那么也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反而也会影响经济的增长， 因此这种“先发展谁再发展谁”和“文化服务经济”的观点并不能完全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在我国上世纪50、60甚至70年代，基础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是同步的，当时的牧区社区文化建设在形式和内容上均比当代丰富，在当时的巴林右旗草原，各项比赛、巴林民歌表演、好来宝等文化活动均有开展，同时也并未影响在此期间的经济发展，而自从经济发展成为中心的发展思路提出来后，文化建设就相应的滞后了。可见发展理念对于牧区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三、对牧区社区文化建设的思考
总结前文所提及的牧区社区文化建设中的若干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其不仅是文化建设的问题，同时也是事关地区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基层民主政治等多方面的综合性问题，对此，笔者尝试从文化创新、社区建设、制度改革等几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加强牧区社区的文化建设。
(一) 创新文化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
应当创新当前的文化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与时代相结合，通过视频短片、电影、电视剧、微博、微电影等新媒体和载体传播推广民族文化，将文化转变为产业，与市场接轨，在不改变原有的文化内涵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创造，在这方面，近几年来的美剧和韩剧给我们很多启示，除了在演员外形、拍摄投入、剧情编辑等方面加大力度之外，美剧和韩剧还不失时机地将其特有的价值认同加入其中，并且加工美化了本国国民的生活状态和文化，使得广大年轻受众群体在接受其作品本身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其文化。
基于以上概念界定示意，本文将从城乡和牧区一体化的背景下分析牧区社区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二)落实牧区社区人财物等资源下放的政策
作为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载体，社区的建设至关重要，在内蒙古 “改善民生和社会管理创新” 发展思路的要求下，这一任务也显得更加突出。为此，应当进一步加强牧区社区人财物等资源的下方力度，充分保障牧区社区举办文化活动的物质条件。
首先应当进一步加大牧区社区的经济支持，把活动经费补贴由旗县进一步下放到基层牧区社区，以此保障社区能够独立自主组织文化活动的能力，变集中利用经费为分散利用。
其次，加大人才建设投入力度，引导优秀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文化站点工作，同时提高基层文化工作人员待遇，防止人才流失。加大学校和机构在文化活动培训上的人才投入力度，鼓励民间艺人开设培训班，引导牧区牧民，尤其是少年儿童群体进行学习，保障民族文化的延续性。
最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牧区文化活动室建设，增加草原书屋、“农村电大书屋”和草原活动室的普及程度，同时加快牧区社区学校房屋校舍改造和升级，不断提高基础设施建设。
(三)加强牧区社区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主要是指加强对牧区社区投入建设力度的保障，以法律法规、政策和行政监管的形式保障牧区社区的资源下放，保障牧区社区进行独立自主的文化建设和独立享有文化建设资源的合法权利。
同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规范文化立法、提高立法水平，保障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也十分有必要，例如早在70年代，美国颁布了的《计算机安全法》《少年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等130条法律条文以规范网络文化，保护本地区的网络文化安全，从而净化了本土的网络环境，保障网络文化的良性发展；此外法国也在上世纪80、90年代出台法律法规，严格限制国外电影的引进和拷贝，为本国电影市场提供发展空间。因此，通过立法手段保护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也显得极为必要。
文化建设的落脚点不仅在于文化传承和社区建设本身，宏观方面的政策导向也应有同等重要的位置，只有将促进文化发展的政策导向和符合各地区文化发展的具体措施结合起来，牧区社区文化建设的作用才能更有可持续性的发展。
干果经济林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果农缺少种植积极性，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果农没有足够的种植技术，不敢去尝试。因此当地林业部门一定要给予果农足够的技术支持，为果农提供技术服务，从栽种、管理、经营等各个方面，将技术人员分片，对果农进行手把手的指导，同时还可以对果农进行集中培训，让果农自己掌握栽种的各项技术，消除果农的后顾之忧[4]。发展干果经济林，宏观上要科学发展，制订好发展路线与规划；微观上要做到精准服务，消除果农顾虑，慢慢发展形成产业链条。
(四)加大民族教育投入
尤其是增加基层民族教育的投入，缩小基层民族学校与旗县区政府所在地民族学校在办学条件上的差距。
增加基层民族学校的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师资上的投入，切实改善现有办学条件，改善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层民族教师福利待遇，吸引优秀民族教育人才到基层就业，将基层民族教师聘任常态化，完善师资队伍结构，组织定期的基层民族教师学习交流，提高教学水平和能力，进而提高基层民族学校整体实力，缩小城乡民族教育质量差距，保证农牧区适龄学生就近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五)逐步推行轮牧制
保障蒙古族传统文化在牧区社区当中延续，其关键在于能够保障牧区社区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延续。打破原有的户籍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的限制，逐步推行轮牧制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构建教学环境的过程中，为了激发出学生对课堂的兴趣，则可以将“游戏场”这一概念应用在其中。在此过程中将学生作为教学的中心，使其感受到学习的乐趣，进而激发出学生对课堂的学习兴趣。在该种教学情境中，学生能够主动参与到学习中，教师能够将实际生活场景与知识相互结合，最终达到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目的。在此过程中，在正式上课之前，教师需要预测课堂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对学生的情绪展开适当调节，这种方式能够使学生在课堂中始终保持较高的积极性。
将大片草原分成若干小块，将一个或几个牧区社区组织起来按照牧草的生长情况和规律在小块草原轮流放牧。这一新型的模式不仅能够保障草原植被的可持续利用，同时也与牧区社区原本的游牧化生产生活方式相近，进而保障了牧区社区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的完整，确保了牧区社区文化的活力。
热水器的进水流量是影响加热时间的重要因素，也会影响热水器加热过程中热水所能达到的最终温升。同样将热水温升与加热时间的数学模型导入MATLAB软件进行模拟计算，进水流量按文献[5]确定的合理进水流量区间9～16 L/min以2为步长进行划分，其余参数见表1，热水温升与加热时间的关系曲线如图4所示。
四、总结
牧区社区作为一种特有的社区存在形式，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生态建设、组织机构建设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当中，近年来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牧区社区的文化建设虽然受益于经济发展和各项事业发展的红利，同时也受制于经济发展的过程。由此加剧民族文化现象在牧区社区流失、社区文化活动开展受阻、文化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等问题。究其根源在于传统农村社区、城市社区、牧区社区等几种类型的社区在影响和融合的过程中，不同社会存在之间和社会意识之间相互碰撞而产生的矛盾，这一矛盾一方面促使着牧区社区生产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另一方面也使得社区管理者忽视了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加之主流文化冲击和自身文化创新乏力等因素的影响，从而造成牧区社区在文化建设方面产生了诸多问题。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牧区社区文化建设存在问题，但牧区社区居民仍然有较强的文化认同感，牧区社区当中仍然保留了相对完整的文化体系，牧区社区的文化建设仍然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因此也更加需要我们在社区管理模式、文化传播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不断创新，确保牧区社区文化活动开展的常态性、文化现象保存的完整性以及社区牧民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牧区社区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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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 7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473( 2019) 03-0002-08
DOI: 10.16162/ j.issn.1672-3473.2019.03.001
[收稿日期] 2018-10-20
[基金项目] 本文系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2018年度科学研究项目一般课题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IMRTVU-GSR1818。
[作者简介] 李再红(1963-)，女，赤峰学院，教授；龚正育(1991-)，男，中共内蒙古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科员。
[责任编辑：王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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