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心理疾患与传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疾患论文,中国人论文,心理论文,文化论文,与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人们的心理困扰不断加剧，心理健康日益恶化，心理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已经跃居首位，并呈现继续加重的趋势。（注：M.Phillips：《中国的精神健康问题：21世纪的挑战和选择》，北京，中国／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高层研讨会资料汇编(1999)，第59-61页。）当代中国人心理疾患产生的原因、表现形式和求助方式是十分复杂的，其影响因素不仅包含有生物学因素，而且还有心理社会因素，尤其是具有明显的文化历史根源。
一、心理疾患产生原因的文化历史根源
个体心理疾患产生的原因除了生物学因素以外，还有心理社会因素，后者遍及人格、家庭、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而最深层次的根源是文化上的某些缺陷。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妮(K.Horney)认为，产生神经症的个人内心冲突，虽然不排除个人因素，但本质上却来源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也就是说，神经症的根源要从社会文化中去寻找。霍妮强调了三种主要的文化矛盾：一是竞争、成功与友爱、谦卑的矛盾；二是人们为断被激起的享受需要与人们在满足这些需要时实际受到的各种限制之间的矛盾。这些社会文化困境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产生难以调和的内心冲突，正常人与神经症病人的区别仅仅是程度上的。可以说，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冲突是一定文化内在冲突的缩影，神经症是时代和文化的副产物。（注：（美）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2-244页。）当代中国人心理疾患的产生除了由于人类“现代文化”所固有的矛盾和缺陷所致以外，也与我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的中华文化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社会取向，即个体服从整体，淹没于整体。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取向又可具体分为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等四个方面。（注：杨国枢：《中国人的社会取向》，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科际学术研讨会(1992)论文集，第6页。）过分强调社会性的取向压抑个体性的取向，导致了“非个性化”的自我结构，表现为人格上的依赖性、求同性以及自我的萎缩。结果极易造成个体的独立性差、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刻板、适应能力低；过分强调社会性的取向还体现在社会对个体的高度约束性。“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凡是与道德礼教相违背的言行都不允许，这样往往容易使个人欲望、情感受到过分压抑，而得不到必要的表达和宣泄；过分强调社会性取向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人际关系，而且人际交往中有着极为复杂的交往准则。如何掌握并且灵活运用这些人际交往准则，以便在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之间求得平衡，则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这也是引起心理冲突及心理失调的一个重要的根源。结果使人们的大部分心理能量都被消耗在人际关系的调和处理之中，其中不少人对人际交往充满畏惧。可以说，中国人所患的社交恐怖症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传统文化中的关系取向对个体的社交能力的过高要求。
来自文化上的上述特点直接影响到中国人早期社会化的内容与方式。在传统文化的指导下，中国人的早期社会化多经历依赖、求同、自抑等方面的训练和塑造，神经症中的强迫症、抑郁症、焦虑症的形成便与此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注：上官子木：《心理疾患的社会文化根源》，载《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第22-23页。）具体地说，依赖训练是出自于中国人际间的相互依附关系，特别是在家庭中子代对亲代的依附关系。在中国的家庭中，代际之间在人格和自我上缺乏显著界限。父母往往把子女视为自己生命的延续，所以不希望代际间出现断裂，为此要训练子女对自己的依附，依赖训练便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方式，结果导致子女独立性差、社会适应能力低。一旦在实际生活中无所依附，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紧张焦虑、恐慌退缩等神经症倾向。求同与自抑训练就是在培养孩子遵守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同时，学会抑制自己那些被主流文化价值体系所贬斥的个人情感欲望和异端思想行为。这种训练的实质是非个性化，抑制了个体本能欲望的正常表达，从而引起焦虑不安、情绪抑郁。此外，还极易导致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刻板、不灵活，产生强迫性观念或强迫性行为。
二、传统文化对心理疾患表现形式的影响
一般来说，中国人的心理疾患在表现形式上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1、躯体化
所谓躯体化，是指一个人本来有某种情绪问题或心理障碍，但却没有以心理症状表现出来，而转换(transfirm)或躯体化(somatize)为各种躯体症状来表现。患者本身并不知道此一机制，也不是诈病，并且否认自己有任何心理或情绪症状。其所表现的躯体症状，通常无法由各种医学检查找到相对应的器质性病变。换句话说，中国人倾向于以躯体不适的方式去申述自己的心理问题。此一现象在我国大陆、台湾以及香港地区都多有报告（注：郑泰安：《华人常见的心理症与社会心理问题》，见曾文星主编：《华人的心理与治疗》，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7版，第160-163页。）。需要指出的是，一些研究结果发现，西方与非西方（包含大陆、台湾、香港等华人地区）的心理症患者陈述躯体症状的比例事实上不相上下，主要差异在于西方病人在陈述躯体症状的同时，也有相当比例的患者陈述心理症状，而非西方（包含华人地区）的心理症患者则较多仅陈述躯体症状（注：郑泰安：《华人常见的心理症与社会心理问题》，见曾文星主编：《华人的心理与治疗》，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7版，第160-163页。）。
2、神经衰弱
“神经衰弱”是另一个被认为是中国人特有的心理症候群，其特点为疲乏无力、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失眠、头痛头晕等。美国精神病学会早在1980年就已取消了这一病名，认为神经衰弱属于抑郁症。中国的医学界继续保留“神经衰弱”这个病名，也主要是因为中国人更敏感于躯体症状而不是心理症状，并被作为脑力劳动过度的代名词。因此，对心理疾病充满恐惧与歧视的中国人对“神经衰弱”另眼相看。
此外，在我国台湾地区还出现以“肾亏”为临床主诉的心理症候群，其特征为主诉精液流失，患者认为原因来自梦遗、精液自尿液中流失、手淫过度或早泄，对此非常担忧（注：郑泰安：《华人常见的心理症与社会心理问题》，见曾文星主编：《华人的心理与治疗》，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7版，第160-163页。）。
中国人心理疾患在表现形式上的这些特征也有一定文化历史根源。华裔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许琅光曾于1985年从自我结构与界线的角度分析了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一般来说，人类基本上都具有相同的自我结构，表现相似的心理行为。“可是也应看到，随着社会与文化环境的不同，各地的社会人群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形成结构略为不同的心理状态。许琅光认为，个人的内在心理结构与四周人际关系及生活环境的层次，有不同的界线与划分程度。在以个人为取向的社会里，自我的界线较分明清楚，注重内在的精神活动，与四周外界的家人、亲友或朋友较疏远，这种情况多见于现代美国社会。相对地，在以他人为取向、强调人际关系的社会里，如亚洲的社会（包括华人社会），其成员在心理结构上“自我”(Self)的界线相对地较模糊，与外在人际关系较密切，比较忽略内在精神需要。因此，对东西方人来说，同样是“自己”，却有不同的“自己”的结构与界线（注：Hsu,F.L.K.(1985):The Self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In:Marsella,A.;DeVos,G.;and Hsu,F.L.K.(Eds):Culture and Self.TavistockPublications,New York.）。以抑郁症为例，据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华裔美国人主要呈躯体症状，如头疼、失眠等，高加索裔美国人则更多地表现为存在方面的忧虑，如觉得活着没有价值、生活失去意义等。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有着不同的自我结构。西方文化培养的是“个性化”的自我结构，自我具有独立性、可分化性，这使个体能把自己当作客体来认识，而当个体能够以客观的方式来认识自我时，一旦出现心理异常（如抑郁状态），就容易出现与生存意义有关的情感体验。相比之下，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非个性化”的，中国社会的社会化过程（即把一个新生儿教化成为合格社会成员的过程）培养了个体很强的群体归属感。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自我”不会是一个客体。因此，当中国人处于心理异常状态时，大都进入不到存在意识与情感需求的层次，故难以出现那些人格化的情感体验。由于中国人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存在着丧失自我意识的痛苦之感，所以中国人抑郁体验不是关注于个人的内部心理状态，而是关注于躯体状态。其结果自然也就不会主动去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了。
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养生保健观念也是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重要原因。今天我国仍有许多人，有的甚至是受过较高教育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像患感冒发烧那样随时都可能出现心理问题、产生心理障碍，需要进行心理保健。他们认为，只有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才需要救治，而当自己遇到各种心理困扰，产生轻、中度心理障碍，尤其是伴随出现躯体化症状时，既不知道这是一种心理疾病，也不懂得它能在心理卫生专业人员的辅导与治疗下得到妥善解决，却被误认为是患了器质性疾病，花钱费时到处去做各种躯体检查，求医问药，或采取其它非专业性的应对办法，收效很小，延误、加重了病情。到头来还得看心理医生，但此时的疗效已事倍功半了。
除了上述原因外，躯体化现象也可能是个体面对社会压力（如社会对心理疾病患者的歧视、偏见）的一种无意识反应，或者是人们在就医时有意压抑了自己的心理反应和症状，而突出了由情绪所伴随或引起的生理反应，这些生理反应便表现为躯体症状。
三、心理疾病患者求助方式上的文化历史特征
一个人在感觉有病或不适以后，其对疾病或不适的认识、态度、解释以及由此而采取的缓解和消除病患的行为方式是不同的。其中，当人们有了病感或发觉症状后寻求医疗帮助的行为叫做求医行为。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当遇到心理困扰时的心理调节渠道依此为：自我调节、知心朋友、家人、同事、社会咨询机构，也就是说，中国人遇到心理困扰时不大愿意求助专门的心理卫生机构（注：景怀斌：《中国人心理调节模式及其文化心理原因研究》，载《社会心理研究》1998年第4期，第2页。）。
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历史根源的。具体表现在：
1、传统世俗观念对精神疾病的歧视与偏见是导致人们患有心理疾病而不求医的重要原因之一。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人们从心理上追求伦理规范、行为趋同。相应地，社会排斥与其不符合的行为和想法。自然，在心理健康上，中国人习惯把心理疾病与个人道德品质联系起来。社会形成了心理上有毛病（如怪异的想法和行为），就是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而一旦被贴上这样的标签，其生存价值便被人打折扣，轻则被人嘲笑、轻视，重则甚至完全被否定。例如，各地骂人的方言中都有“神经病”类似说法。这样的后果是，造成了中国人在心理疾病上的讳病忌医，人们要么否认自己的心理问题、强制性地压抑心理痛苦，要么去西医内科或中医科求治，在求治过程中许多人往往主诉自己头痛失眠、胸闷憋气、消化不良、周身不适等躯体症状，而不愿意讲述自己兴趣减退、情绪低落、焦虑不安、紧张困扰以及一些消极念头和本能欲望等等。结果常被漏诊或误诊，不仅花了很多不该花的钱，而且还延误了治疗，并且使病情加重。这些已经成为文化传统，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2、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社会（或群体）取向而忽视个人价值、尊严、权利，往往造成个人隐私权的淡漠，以及喜好窥探和议论他人隐私的陋习。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一个人一旦公开自己的隐私对他在周围环境中的处境往往有损而无益。于是，人们在内心构筑起坚硬的保护壳，不会轻易向别人披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当然也就难以接受以个人隐情的尽情倾诉为前提来寻找致病根源进而达到治疗目的的心理咨询与治疗。另外，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内外有别、亲疏分明。喜欢把所接触的人分成“自己人”与“外人”。对“自己人”就较信任，能谈自己的心事，但也期待能被特别关心，享有特别的好处；对于“外人”就保持距离，不暴露内情。在这种文化环境里，对中国的心理疾病患者来说，心理医生是“外人”、“陌生人”，因此不习惯向心理医生袒露心扉。其结果致使许多人出现心理障碍时不愿意向心理卫生专业人员寻求帮助，而采取其它调节方式，如向自己的家人或知心朋友倾诉。但从心理调适的角度看，这种方式的功效是有限的。
3、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慎独、自省，使人们易形成仅仅依靠个人的自我调节来化解内心矛盾的习惯，阻碍着人们去寻求更加积极、有效的方式来预防、控制和消除心理障碍。包括自省在内的个人自我调节固然有的能达到内心平衡和良好的适应，但其效果往往与心理问题的性质、个人的自我调节能力等有重要的关系。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通过心理自我调节方式所能解决或缓解的只是一些轻度的心理困扰或障碍，而对于那些中、重度心理障碍来说则效果很小，结果延误了诊治，加重了病情。
4、传统文化对非本土化的心理咨询与治疗方法的排斥，使得心理疾病患者不愿求助源于西方的所谓正规的心理咨询与治疗。国内一些心理卫生工作者，在进行心理咨询与治疗时，没有充分考虑到社会文化因素（尤其是被治疗者的文化背景）对心理治疗的影响，而是照搬西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技术和方法，使得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疗效不高，对来访者（亦称咨询客人）或患者的吸引力较低。有人经过长期临床研究后指出，中国人希望为自己治病的心理医生是专家、权威者、有特别的专业知识，也有非同寻常的经验和办法，否则就不能满足来访者或患者的心理期待，若照搬由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创立的“来访者中心疗法”，就难为一般中国人所接受。因为这一疗法倡导非指导的治疗方式，强调重视来访者自己的潜在能力，认为只要心理咨询者给来访者提供真诚、温暖和理解的咨询氛围和心理气氛，并以相信来访者自有解决办法的基本观念和态度，来间接地协助来访者自行发挥自己的潜力，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以“权威”或“专家”的身份居高临下地向来访者灌输、教导、医治。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作用于来访者，不指责、不评论。显然，这种治疗理论反映了现代美国社会里，特别是年青人的心理与观念，适合在这种文化背景长大的年轻人，对患有轻微心理失调的人，特别是缺乏自信心的知识分子较合适。但是如果把这种疗法照搬运用到中国社会，恐怕对不少中国人不适用，咨询效果是缓慢的（注：曾文星：《从文化的角度谈华人的心理治疗》，见曾文星主编《华人的心理与治疗》，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第286-287页。）。又如，由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疗法把心理疾病者的异常行为归因于患者潜意识中的矛盾冲突，其症状是被压抑到潜意识中的本能欲望（尤其是性本能）寻求满足的曲折的表现，也就是说，被压抑的本能欲望既然在现实中得到真正的满足，则只是以症状的形式得到某种替代性的满足。心理治疗的过程和目的就是通过挖掘潜意识，使患者破除对本能欲望的压抑作用，领悟到症状产生的真正原因。这种学说及其以此为理论依据的心理治疗方法曾在我国受到强烈排斥，这其中除了政治因素以外，也与我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因为在注重压抑与控制的传统文化中，强调要节制人的欲望，以便使每个人的行为有所规范，社会有所秩序。对这种以“本我”为着眼点，过分强调“性”在人们心理与行为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儿童的心理发展也染上了性的色彩的精神分析疗法，对于较保守的社会来说，不但不易被接受，还会引起反对（注：钟友彬：《中国心理分析》，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总之，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人心理疾患有着深刻的影响，当代中国人心理疾患的产生原因，表现形式和求助方式等都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根源，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有效地预防和控制我国当前日益严重的心理疾患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