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 重读 重建——论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两次重要转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次论文,误读论文,新时期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传统和经典的有意或无意地误读，这似乎是人类思想史上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鉴于此，一位当代美国文艺批评家甚至认为：“一部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①不过，在我们看来，误读的原因并非仅仅是个人的“主观精神”性质的，而且更有其“客观精神”性质的。这就是：(1)文化传统间的隔阂或不可完全沟通性（包括语言、民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等因素）；(2)时代精神的差别：(3)意识形态的强有力影响。并且，“误读”从来就是和反误读的“重读”（或“正读”）形影不离、相伴而生的。因此，一部思想史与其说是一部“相互误读史”或“离经叛道史”，不如说是一部误读和重读相交替的历史，以及不同传统间的“相互交流史”，进而达到“重建传统”的历史。
笔者以为，以上结论同样适用于改革16年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过程。因为该过程基本上是由这样两次重要转折趋势所构成的。第一次是80年代初开始的，是以反极“左”教条式“误读”为已任的、“重读”经典的研究思潮，它主要是一种历史向度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式的研究活动；第二次是90年代全面展开的，是以理论性地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逻辑为目标的、“重建”经典的研究思潮，它本质上是一种面向现实的、发展哲学向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建构式的研究活动。简而言之，该过程是由从“误读”到“重读”、再由“重读”到“重建”这两次重要转折所组成的。进而言之，该过程是由从意识形态性质的反误读到文化传统性质的反思、批判、比较，再到对传统和社会现实的建设性思考这样三个递进层次、步骤或阶段所组成的。
一、意识形态性质的“误读”和“重读”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引入、译介、传播、宣传和研究，或许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它甚至影响到中国现代史的具体进程和面貌。这中间，误读和反误读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兴衰和成败。所以，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引起误读和反误读的重读的首要原因。改革十几年来的思想史学术史首先就是一部基于党和国家最高政治思想和利益需要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恢复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的历史。
埃里希·弗洛姆在谈到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时曾结论性地指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思想退化为意识形态；纯粹的词语取代了人类的现实；这并不是一个例外，而是一条规律。”②也许，弗洛姆的概括过于消极和偏激了，因为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并不一定意谓着学术研究水平的退化，也并不等于对经典的误解。但我们必须承认，也不难发现，极“左”的教条主义化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确实表现在：一是把完整的丰富的思想体系随意肢解并抽象化为没有历史感和现实感的、内容干巴贫乏的片言只语；二是用经典思想言词来取代和掩盖中国的国情和现实。所以，反误读的重读表现为：一是恢复完整的、思想史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本来面目；二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来重建实践形态即现实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前者是80年代思想界的中心任务，后者首先表现为80年代经济界政治界和社会各界所进行的经验性探索性的改革开放实践活动，进而在90年代上升为理论界思想界的自觉的理性建构活动。换言之，前者旨在“启蒙”和“解放”思想，后者是要“操作”和“重建”现实。
二、文化传统性质的“误读”与“重读”
文化传统性质的重读是意识形态性质的拨乱反正的逻辑继续和深入。因为意识形态性质的误读无非是文化传统性质误读的“无意识的”外在表现。事实上，极“左”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和中国国情的曲解，恰是近现代中国和西方两大文明传统相互的双向的误解的必然结果。概言之，它是用一种“中国化”的西方文明使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观念理论“西方化”的产物，即双重意义上的误读。一方面，它源始于近代之初的“防御性现代化”那种“西学中源”、“中体西用”式的排外文化心理，不自觉地用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去同化西方文化的科学理性民主精神；另一方面，它又萌生于本世纪之初全盘西化的新文化浪潮对传统的迁怒心理以及相应的对西方文化解释体系的依从或顺化心理，不自觉地用西方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来直接裁判中国的社会历史和现实。因此，极“左”思潮来自于近现代中国对西方传统和本民族传统的双重误解，进而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断裂性危机和当代中国文化生长的无根性危机如此双重危机的局面。它不理解西方文化那种特有的在思想（语言）中、在历史中追求绝对理性的逻各斯主义文化传统；不自觉地用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式的道德理想主义来同化和诠释近代欧洲泛科学主义的“物质统一性”世界图景；它不懂得西方的价值与事实二元性的文化特质，用传统文化的价值与事实的混沌性统一观点来理解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价值与事实在实践基础上有机统一的历史辩证法。在这里，道德价值判断高于科学事实判断的道德理想主义（或“应然论”）传统同逻辑判断优先于经验事实判断的泛逻辑主义（或“是然论”）传统不自觉地被混为一谈。结果，弗洛姆所讽刺的“纯粹的词语取代了人类的现实”那一幕景象再度出现。极“左”教条主义重犯了欧洲文化传统中的根深蒂固的“错置具体性的错误”（怀特海语），即把抽象的东西误认为是真实本身，彼岸性的“应然”取代此岸性的“是然”冒充为“现实”、“真理”。马克思主义在他们手里最终变成了一种脱离时代和国情的、披着科学外衣的泛道德论空想。
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历史向度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式的重读，既是重读西方传统和中国传统的开始，又是这种更大规模重读的产儿或组成部分。它一方面是要从教条主义意识形态所限定的狭窄解释框架中挣脱出来，走向广阔的思想史世界，在其中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的欧洲文化传统特质、再现其19世纪的时代精神；它另一方面则有意无意地开了中西方文化传统比较交流浪潮的先河。从80年代初与马克思主义直接有关“青年马克思热”、“人道主义热”、“西方马克思主义热”，到80年代中后期的西方文化热、中西文化比较热乃至90年代今天的传统文化复兴热，这都表明：思想界理论界已逐渐把兴趣中心从表层次的政治意识形态争论移向深层次的广泛的文化传统的反思；并力图纠正中西方文化传统的长期对抗和相互误解，实现相互沟通和理解，在更广泛的思想视野内和宽松的清醒的时代精神中实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自我更新和发展。在此，历史向度的重读不仅是要为现实向度的意识形态提供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而且它的确意谓着是在现代和传统、东方和西方双向开放的前提下对现代化发展的文化基础的重建。
三、“重读”和“重建”的时代精神反差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新转向
应当说，理论上的重读本身便意谓着实践上的重建。但二者并不是一会事，也不是自然或自觉地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在整个80年代，无论是在解放思想反教条主义中形成的历史向度的思想学术研究浪潮（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还是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外向型”的“文化热”、“丛书热”，以及实践唯物主义、人道主义大讨论等，它们与其说是对当时改革实践和社会生活现实的自觉的直接的反映，不如说是对过去的错误思想历史的痛苦检讨和愤怒清算，以及对扑面而来的新思潮的惊叹乃至盲从；它们只是为改革实践扫除了思想障碍，创造了活泼的富有想象力的时代思想气氛。它们虽然使改革实践者们拨开了错误的思想乌云，看清了中国现实的大地，但没有为他们奠定理论基础，更谈不上提供可操作性可预见性的理论指导。因此，改革这种“重建式”的实践和理论界的那种“重读式”的研究，虽同处于80年代，但它们各自的“时代精神”却有明显的不同，乃至矛盾。
一方面，理论界的思想主流是面向过去（或批判或怀恋）、面向国外（西方）（或向往或抵制），但很少真正面向当代中国现实；另一方面，政治界经济界和社会各界则很快摆脱教条束缚，在实践中大胆地改革、经验地探索。很明显，理论上历史向度的自我批判自我反思的时代精神和实践中现实向度的自我改革自我建设的时代精神，二者的不同步性、不协调性和相互矛盾是可想而知了。
一方面，改革实践虽然没有深受理论界思想界那种忏悔式反思式的历史包袱重压的折磨，可谓“轻装上阵”，但它毕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既饱尝了没有理论指导的盲目“近视”之苦，又时常受到来自各方面错误思潮的干扰。另一方面，理论界则既受着极“左”教条的束缚，又受着自由化浪潮的冲击；既得不到社会现实的充分理解和尊重，又回答不了现实的许多尖锐问题和严峻挑战。缩居在象牙之塔的哲学家、文化人，面向的“对象世界”似乎不是这个让人不太满意的巨变的世俗的社会，而或是令人诅咒令人怀念的过去，或是寄托希望的未来。回避现实、附和现实、批判现实而不是建设性地思索现实的哲学，的确是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实践功能意义上的危机，③理论和实践两个领域因时代精神的巨大反差，矛盾愈益尖锐。
实践上的重建要求理论上的重建。如果说8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只是侧重于自身学科的重建，那么，90年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以来，哲学理论界则自觉转向对现实问题的建设性思考。因此，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继80年代初那次历史向度的反误读的重读之后，在90年代开始实现了第二次转折。概而言之，可归纳为以下诸方面：
(1)就其时代精神实质而言，实现了从历史向度朝现实向度、由历史性的自我批判和反思到对现实的深入分析和未来的预见角度的转折。8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设定的主要对象是那些被误读的“历史”，而不是这个它还没意识到的或不熟悉的不成熟的“现实”。它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实践唯物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而不是深入思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革与发展的客观逻辑。当然，这并非说明它不关心现实，而是表明思想有独立的发现规律。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就不可能有对现实的深入思考。而现实本身又不会直接产生思想，所以只能到以往的思想史那里去寻得灵感。就其思想主调而言，80年代的哲学理论是一种基于对历史深刻反思和批判而产生的“终极关怀”式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它实际上是极“左”那一套理想主义的否定式的翻版或反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关于中西文化比较孰是孰非的抽象学理讨论，关于对传统文化的溯源式的批判乃至否定，它们一方面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但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地脱离乃至背离了火热的改革的社会现实。因此，90年代以来文化热的逐渐冷却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反应。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哲学理论关心的主要不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人的本质、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问题，而是处于历史转型期的现代化社会发展问题、现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及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所遇到的重大问题。随之而来的发展哲学讨论热、经济与道德关系问题的再度争论、公平与效益问题的思索、文化与市场化的辩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意义探讨，还有那个“哲学要回归到真实的生活界”的深切呼唤……这一切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固然或多或少是哲学基于自身的危机感失落感而产生的，但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出于哲学自身的现实感使命感。所以，哲学已开始从基于历史向度的批判的、激进的理想主义中解放出来，从一种时代精神的错觉中苏醒过来，逐渐趋向于一种冷静、理性、温和即批判与建设相结合的现实主义。
(2)就其研究的方式和兴趣焦点而言，实现了从人文（科）学解释倾向朝社会（科）学解释倾向的转变，即从对文化现象的思辨到对社会经济生活现象的分析。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实际上刚刚论及，故不复述。可以说，甚至在哲学研究叙述的语言风格上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即从80年代的德语式的思辨、法语式的激进、理想风格向英美式的经验、实证、温和、现实、具体风格转变。
(3)就其解释的主导性理论框架和中心概念而言，则实现了由实践唯物主义体系及其相关的人道主义哲学、历史主体论等范式向社会发展论（或发展哲学）、社会结构论的转折。哲学界关注的中心不再是引经据典式批判传统教科书体系，重建实践唯物主义体系，而主要是综合多学科的优势，针对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和全面进步问题，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学、伦理学、人学、发展学等。与之相对应或同步，德法式的“民主”、“科学”、“自由”概念的学术中心地位似已逐渐被英美式的“秩序”、“公正”、“效益”所取代；人、主体性、文化比较之类的人文学概念的中心位置已渐被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迁、文化发展战略之类的社会学概念所取代。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辩证法的主导性解释框架似乎既不是传统的唯物辩证法，也不再是主客体辩证法，而是建立于其上的“发展向度”的历史辩证法。在一定意义上，哲学理论的主要生长点确实是在从历史学、人文学世界向经济学、社会学世界悄然移动。
(4)综上所述，这第二次转折是建立在第一次转折的基础之上的。是十几年理论准备史和改革实践史相结合的产物。它既是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精神之正确把握，代表着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界的一个重要发展走向（可以预言，中国传统哲学的复兴与重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平等的深入的建设性对话以及本文所强调的以发展理论为核心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会成为千年之交的时代精神三大主题），同时，也标志着已有十几年历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在理论上的自觉和成熟。
注释：
①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页。
②哈罗德·布鲁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湖南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页。
③参看拙作《当前我国哲学的困境与出路》，《现代哲学》，1994年第1期。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时代精神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