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低消费率的原因分解与政策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分解论文,启示论文,居民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8273(2009)06-0040-07
伴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加深和GDP高速增长，国民消费却一直处于低水平，这是中国经济特有的一个现象。它与传统的家庭消费理论所指导的市场化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是相悖的，形成国际上解释中国经济增长问题上的一个“谜团”。为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刺激内需扩大消费是根本举措，目前已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目标重点。虽然近年来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刺激居民消费的措施，但是收效并不明显，消费率的降低在近几年甚至有加剧的趋势。本文的分析将遵循如下思路展开：通过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国际比较对中国低消费总体特征加以描述，在此基础上将低消费的成因加以分解，从可支配收入的实际水平和消费意愿两个层面系统地剖析导致中国居民低消费的缘由，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低消费率的现状与国际比较
经典的家庭消费理论告诉我们，当一个经济体的市场化程度提高，资源的配置则更多地趋于由家庭单位决定。换句话说，居民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趋于提高。中国作为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基于这一理论，应当出现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发展趋势，但现实情况则是中国居民总体消费倾向自改革开放以来呈缓慢下降形态，这与同时期的转型国家形态存在很大差异。从统计数据看，2008年中国消费的GDP占比为36.6％，而同期全球转型国家平均水平是55.1％，世界的平均水平则是58.8％。①
从消费主体加以区分，我们将国民消费区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通过对比可以说明中国消费的结构特征。通过1955年到2006年的两类消费占GDP比重的变化，可以发现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变化趋势有所不同，政府消费在过去30年基本保持稳定水平，并在近三年来略有提高势头，而居民消费则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见图1)。
图1 中国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占GDP比重的对比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经济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数据整理。
根据国际学者对中美两国经济的比较，中国目前的市场发育阶段总体上接近于美国19世纪后期的水平。当时的美国刚刚结束南北战争，建成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贯穿美国的铁路、全国性媒体网以及覆盖整个美国市场的大型企业，这三方面构成当时美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特征。今天的中国也在积极修建贯穿全中国的高速公路，完善铁路和航空运输，并鼓励在中国西部进行投资。
基于对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关政策的导向，中国市场应该形成对各类商品和服务更多的国内需求，居民消费将持续扩大，形成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经济增长的主导动力。但是，以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消费水平作为分析指标，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国内消费占GDP比重这一指标在过去30多年中呈现总体下降趋势，明显低于典型的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见图2)，这与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率是不相一致的。结合改革开放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受“短缺经济”形态的影响，中国居民消费受到高度抑制而呈低水平状态，但是在市场化改革后却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伴随市场经济程度提高而逐步提高。过去20年内，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水平是57％，印度则是75％，这个现象是无法用市场化不足来加以解释的。综合上述国际比较的结果，中国的消费水平无疑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这个结果无疑与居民消费受市场化水平影响的国际经验不相一致。
图2 中国与部分国家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对比
数据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orld Bank Data & Research,www.worldbank.org.
二、原因之一——可支配收入为视角的分析
有关中国低消费水平和消费倾向的缘由，较多的研究成果都提到了中国的高储蓄，从“高储蓄、低消费”的这对非此即彼的关系式来解释消费不足问题，储蓄和消费作为可支配收入中的两大主体无疑形成此消彼长的关系，储蓄率提高只是较小的因素，更关键的原因来自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下降。
(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低水平
很多国际学者的研究指出中国居民消费相对于市场化发展水平的滞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导致高储蓄率的文化和制度等因素[1](pp.1-20)。毫无疑问，储蓄率问题是解释低消费的重要原因，但非全部。经相关研究考察，中国居民部门的储蓄倾向自1992年到2000年处于小幅下降趋势，从2002年以来才缓慢回升至1992年的水平，可以说是一个总体上波动不大的发展趋势。②而从储蓄占GNP比重的指标看，中国消费率在20世纪90年代末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之际开始持续提高，在此之前储蓄率经历了从占GNP19％的比例(1992年)到GNP的15.8％(2001)的下降，随后不断提高直至2007年超过20％，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则相应从90年代末的25％攀升到目前的34％左右。根据储蓄水平的这一变化，如果假设可支配收入保持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将储蓄在相同时间段内的提高空间“搬移”到消费的下降空间，仅相当于消费比重下降1.3％(从48.2％下降到46.9％)，但实际上消费比重下降幅度达到9％(降至39.6％)，而另外将近8％背后的力量实际上来自居民收入本身的下降，根据国民收入的资金流量，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从1992年的68.69％下降到2005年的61％，③这才是导致消费下降的真正原因。
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下降作为导致低消费水平的核心因素，与消费函数的基础模型的内涵是一致的，即收入与消费的正相关关系。这里的收入我们需要引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加以描述。从宏观数据看，居民收入水平相比经济增长在经济高速增长的20多年时间内一直呈现稳定并略下降的态势。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将近20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速度达到全球之最，但是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GDP以平均10％的速度增长，各级政策的财政收入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但是按支出法统计的GDP构成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持续放慢，与GDP的增长态势相比，两者的差距不断扩大(见表1)。
从中国可支配收入的构成情况看，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居民收入向城市倾斜的特征非常突出(见表2)，这对于目前仍然占人口比重接近60％的农村而言，是阻碍农民扩大消费的首要原因，也成为我国整体消费水平偏低的重要因素。另外，不同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也在扩大。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收入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收入的5—10倍，因此城乡之间的差距以及城市内部不同行业的差距对于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体带来较高的风险意识，进而导致当期消费意愿降低的结果。
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直接效应，经济增长率持续提高，但是相应的开放经济部门的劳动者收入变化与此并不匹配。在改革开放前沿的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制造业的劳动者实际收入增长缓慢的现象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研究报告指出广东省是中国最富裕的一个省，但是其劳动力市场雇员的薪金收入占GDP的比重(通过收入来衡量)却从改革初期的60％下降到2006年大约38.7％。④进一步分析这个形态背后有时滞的因素，但是这个趋势在整个改革时期都长期持续，其症结在于中国现存经济增长模式下偏好资本品忽视劳动力要素。这个因素导致增长的回报更多地偏好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
(二)可支配收入的分解
为了对居民收入偏低的原因作进一步探讨，我们将可支配收入加以分解，将收入粗略地分解为劳动报酬(薪资)、来自政府的财政转移以及个人投资收益。通过国际比较可以看到，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来自劳动报酬的收入占了绝对主体，由于在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中，通过税收使用与公共服务所体现出来的财政转移非常低，而投入收入在目前的中国仍然受到多重约束而提高缓慢，因此劳动报酬构成了居民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在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中尤其明显。从平均水平看，劳动报酬长期以来占据整个居民收入70％的比重，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绝对主体。
居民获得的劳动报酬来自企业向居民支付的报酬和政府向居民支付的劳动报酬两大部分。我们发现，来自政府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自1992年以来呈上升态势，而企业向居民支付的劳动报酬则下降较快，构成居民劳动报酬净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根据居民收入内部主要项目占国民初次分配收入的比重数据(见表3)，可以看到劳动报酬净额占比从1992年的36.66％下降到2005年的31.46％，反映出企业和政府向居民支付的劳动报酬在国内收入中的比重总体上下降，其中来自企业的部分持续下降了6个百分点，对应到企业初次分配收入占比的上升态势，这个下降与企业的收入提高之间是直接对应的，因此，来自企业支付劳动报酬的减少是导致可支配居民收入下降的最大原因。从个人投资收益看，虽然金融市场经历改革活力不断增强，居民投资活动的收益还非常有限，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居民获得的投资收益仅占1.43％，这相比转型国家平均超过10％的比重而言非常低，这就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对于劳动报酬的高度依赖。
转引自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6期；2004年和2005年数据来自《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经作者计算。
此外，在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中，居民部门从政府获得转移支付也非常低，2007年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为5.62％。其中的原因是多重的。首先，实现市场化转型后的国有部门将大量社会责任加以剥离，但政府在短时期内难以承担，导致相当一部分居民工资外的收益直接下降。其次，长期以来的低所得税，使得政府用以公共服务的财力相对不足。
(三)深层次原因的分析
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模式构成了忽视居民收入政策的大背景。我国经济增长历来呈现“重投资轻消费”的格局，居民消费在宏观经济增长动力格局中一直处于次要地位，无论是现行的税收政策、信贷政策以及其他政策都旨在激励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行为，表现在各类大基建项目的投资一直是从中央到地方经济工作的“中心”。国家各类经济政策和社会环境对消费重视不足，且对个人消费扩大构成抑制效应。
“消费与投资”组合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也形成鲜明的差距。中国居民消费的增长率虽然总体上有所提高，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呈波动形态，而且2007年增长速度落后于转型国家，其中从2002年以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与转型国家和世界水平相比都存在着差距，而且该差距逐年扩大(见表4)，这个低消费高投资的结构性特征，已经造成了中国消费和投资之间的严重失衡。
这个现象与中国多年来GDP崇拜下的经济发展理念有密切关系，各级政府形成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求经济总量的迅速增大，与此同时，消费市场发育不成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化，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而同时消费品供给结构调整相对滞后。以城市为主体的居民消费模式内部的差异不断扩大，而相应的市场供给以及配套的包括消费信贷在内的政策建设则步伐缓慢，诸多时尚类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供应不足，而包括住房、医疗和教育在内的投资品和服务产品的市场秩序尚未理顺，对扩大有效需求的形成了障碍。
其次，从提供劳动者报酬的源头，即企业主体而言，除了劳动保障制度薄弱等法规因素之外，还存在更加复杂的金融系统问题。工资作为企业偿付雇员的体现，与企业对于资金管理的理念直接相关，这一状况又高度受制于以银行为源头的宏观融资环境。自从上世纪90年末以来，中国金融体系进入变革进程，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经历重组和改革。改革的一项重要目标是将银行累积的不良贷款剥离，对它们进行重新注资。为此，银行被要求在规定时间按照优化贷款组合、资产收益率等进行内部重组。这些举措的一个伴随效应是银行在参与正当的内部风险管理和风险定价中趋于保守。对企业融资的限制伴随着经济增长呈现趋紧态势。面临这个融资环境，企业采取的应对原则是在运营资本上更倾向于将所得用于投资，融资结构日趋依赖自有资金，导致工资在运营资本中的比例下降。从企业储蓄水平的数据可以看到，企业内部积累水平非常高，体现为企业更倾向于以内部积累进行投资，导致“挤出”雇员的薪资。这个现象在中小企业中尤其突出。
三、原因之二——中国居民低消费意愿的分析
前面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主要是，中国低消费水平来源于以居民劳动报酬为主体的可支配收入下降。该结论在消费函数下反映出收入的下降直接导致消费“源头”的缩水。为了进一步分析边际消费倾向背后的原因，我们需要探索导致居民消费不足的主观原因，即影响消费者行为背后的消费意愿。
(一)消费函数模型的扩展
消费意愿是消费主体的居民在消费决策时主观意识的综合结果，这里包含了消费习惯和对未来家庭开支的预期等多种因素，不仅包括反映居民对预期收入和开支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因素，也包括各类与个体特征相关的影响因素。对此，我们引入消费函数的扩展模型，把收入之外与各类影响因素引入到模型中，即引入一揽子描述宏观经济特征和中国经济进程的参数，并借鉴相关的实证研究成果，探索影响消费意愿的主要因素。
我们借鉴消费函数模型的基本模型，增加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宏观变量，形成消费函数的扩展模型如下⑤：
根据一项有关解释中国各个省份之间消费率差异原因的实证研究，⑥我们可以对影响中国消费水平的若干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强度加以考察。这项研究发现，政府对居民社会保障的相关投入对居民消费行为有最密切的影响，这主要是通过影响居民预期的家庭支出来影响当期的消费。我们可以从中解读影响中国居民消费意愿的主要因素。在解释变量组内的系统变量中，包含了政府作为居民社会保障领域核心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上的支出占比、国有部门占工业的比重以及包括金融业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居民家庭人口结构特征和税收在内的变量，通过这些解释变量相关程度的验证来考察影响居民消费意愿的因素构成。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中各个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到他们对于消费率的解释强度与相关程度。其中，相关系数最为显著的解释变量是政府在教育和医疗服务上支出占比(两项开支占政府财政开支的比重)，它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具有强烈正效应，说明政府对于教育和医疗服务开支的提高有助于更多的居民消费。该变量的相关系数达到了1.17，这意味着该开支比重每提高1％，被解释变量，即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上升1.17％。
(二)实证分析结果的分析
这个结论从目前的现实经验中也得到了印证。改革进程在地区间的差异导致当地政府的服务职能在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差别，其中关系民生的公共服务投入实际上趋于减少。目前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义务教育体制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总体上处于变革过程中，对居民生活而言构成了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对于相当一部分中低收入的家庭而言，大大增加了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这成为居民强化储蓄意愿的直接原因。以医疗保障体系而言，这是目前我国保障民生问题中最为敏感的问题。自从上世纪90年末以来，原有的全民公费医疗体制被打破，改革后的医疗保险制度和各地政策安排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种种矛盾，至今仍然没有形成一个各方普遍接受的模式。在医疗开支方面，从1990年到2000年个人开支比重持续上升，政府开支所占比重反而下降。从近年来的构成变化情况看，个人支出比重有所下降，但是仍然是三类主体中比重最高的一方。目前居民个人承担占比仍然达到45％以上，其次是社会支出部分，而占比最低的就是政府支出部分(见图3)。这个情况导致居民对未来预期开支提高，故而采取减少当期消费的决策。
就政府的教育投入占比而言，中国长期处于全世界的低水平行列，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2年的2.65％微升到2005年的2.81％，从教育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占比看，该比例从1992年至2005年间的趋势线看变化不大，2005年相比1992年呈小幅下降，下降到13.75％(见表5)。这个宏观数据与现实中城乡普遍存在的家庭教育负担加重的格局是互为表里的。⑦
这两个效应反映到现实中是中国经济转型内政府承担社会职能的现实困境，早先国有部门的存在提供了就业保障以及退休待遇的保障，这些好处有助于减少由经济改革推进而带来的不确定性，而目前能够取代国有部门的相关职能只能依靠政府在更多医疗服务和教育服务上的投入，这对于减少居民在医疗需求和教育服务方面的预防性储蓄将发挥积极作用。
在实证分析结果中，另一个对消费构成显著影响的解释变量是国有部门所占比重变量，这个变量对居民消费之间呈现负的相关性，说明国有部门的萎缩导致居民消费下降，这背后的原因类似于政府对于公共服务投入的因素，也因为国有部门萎缩带来的保障减少，而传导为居民为未来不确定性判断的加强，故而采取预防性储蓄，减少消费。对此相关的解释如下：一方面，中国国有部门在体制改革之前是一个“铁饭碗”，而改革引发的国有部门萎缩直接导致其保障国有企业职工就业的功能逐步消失，相关居民为应对这一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刻意降低消费意愿。另一方面，国有企业长期以来银行贷款可得性较高，资金获得的便利对于这些企业的员工而言是一种风险防范机制。而且这类企业更可能给员工发高于非国有部门的工资。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大量国有企业关停并转，导致相关职工风险意识提高，从而增强了进行预防性储蓄的意愿。[2](pp.353-380)
上述两个变量的共同点在于都代表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影响居民生活不确定性的制度特征，两个变量系数表达的相关性符号所指导的政策意义都体现为政府投入减少生活不确定性对于提高消费是一股积极的力量。
在解释消费意愿的其他变量中，相关性相对较显著的还有金融市场发展的变量以及家庭赡养率变量。前者使用的指标是金融资产占GDP的比重，回归结果表明该变量前的系数显著为正，代表更多的金融渠道有助于扩大消费，说明金融市场的繁荣提高了居民在一段时间内运用新的市场化金融市场产品来平滑消费的能力。后者是有关家庭特征的变量，该变量的相关系数为负，表示它与消费的关系呈现负的相关性，这意味着家庭赡养率越高，消费越是少，表明有更多的孩子和老人的家庭更不愿意消费，这与西方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解释的结果不同。对于这个结果，我们的解释是：改革前中国居民用于退休的储蓄不需要个人承担甚至不纳入居民的消费选择，而近几年中国社会发生的急剧变化引发退休生活的不确定性，导致个体消费决策之间的不统一性，部分居民往往倾向于更多地进行储蓄来保证孩子能进入大学。
四、相关的政策建议
综合上述结论，导致中国居民低消费的成因可以分解为来自收入偏低的主体原因，以及来自不确定性预期的消费意愿不高的次要因素。后者具体表现为用于教育和健康服务的政府开支的提高对于提高居民消费具有最显著的影响，两个层面的原因相应地需要两类政策目标，一类是关于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另一类则是有关解决居民“后顾之忧”的各类社会保障政策的力度。政策启示也相应地落实到积极的收入政策以及基于政府财政手段的公共品投资政策。
从现有的文献看，国外学者从宏观消费理论出发，对于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导向已经做了广泛的理论探索，并从不同的视角给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学者们对刺激内需所需的政策手段作了学理上的分拆，指出国内市场持续发育将使得消费成为推动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动力，相关的政策组合安排包括降低储蓄、扩大服务业规模和人民币的升值。[3](pp.31-33)
国内相关的政策研究结果从目前应对危机的宏观对策上得到了体现，近期针对刺激内需的目标，从中央到地方的经济举措陆续出台，相关经济管理部门对于政策的组合和实施贯彻平衡的原则，即在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的同时保持宏观经济的均衡发展，扭转长期以来国内经济增长和双边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之间的不均衡态势。自2005年以来，中央政府已经陆续出台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和举措，但成效并不显著，问题在于有关措施大多针对作为供给方的产业而没有聚焦作为需求方的居民。根据本文的结论，政策导向应当偏向给予需求方以实际利益，切实提高劳动报酬成为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关键。相配合的产业政策则针对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尤其是中小企业，除了进一步推进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之外，通过改善企业融资环境，从信贷渠道对中小企业经营给予扶持，激发企业活力则是长期政策导向。
根据文中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解构，我们发现政策作用点除了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之外，还有提高居民消费意愿的社会保障政策。经济理论指出，只要经济改革过程导致的结果仍然是在尚未提供足够保险选择的情况下呈现经济规模的扩大，那么结果必然导致对储蓄的激励要大于消费的激励。因此，对应的政策取向是以降低生活保障不确定为导向的相关财政政策，谋求替代正处于萎缩进程中的国有部门提供的生活保障。
自2008年以来，中国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出台了十大政策，作为振兴宏观经济的抓手，其中明确提出了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措施，是目前与扩大居民消费直接相关的政策推手。近年来在宏观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公共财政领域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在日前中央出台的十大宏观经济振兴政策措施中，与刺激内需相关度最大的两个领域分别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和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前者的目标政策包括追加对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投资在内的住房保障制度，后者则着眼于加大对医疗服务需求方的补贴，以及加快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资源的投入。这两个领域相关政策的落实对于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意愿都将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对扩大需求发挥积极作用，这与本文研究结果所指向的政策导向是一致的。
如果将扩大消费问题置于中国宏观经济结构转型的长期发展视野下，需要将构建鼓励居民消费的动力机制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战略相结合。当前，全球经济危机前景的不确定性引发的外部市场约束使得国内市场培育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迫，刺激内需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根本的立足点是在国内形成一个激活产出的内循环机制，这需要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投资机制等各个方面的全面考虑和政策搭配，构成刺激居民消费的一个可持续的政策平台。
注释：
①资料来源：Market Indicators & Forcasts，EIU Data Services，BVD全球金融与经济分析数据库，www.eiu.bvdep.com.
②详细内容参见：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6期。
③数据来源：Jahangir Aziz & Li Cui,"Explaining China's Low Consumption:The Neglected Role of Household Income",IMF Working Paper,WR/07/181,P 6.
④资料来源：新华网2008年7月11日,http://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7/11/content_13789316.htm.
⑤这部分的实证结果和分析过程详见Li Qi & Penelope B.Prime,"Market Reform and Consumption Puzzles in China"，原载于(美)China Economic Review，2008 Dec，P.24-36.
⑥该实证分析采用的是分别来自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省际数据，其中，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数据、分所有制的产出数据均来自来源于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中心数据库(http://chinadatacenter.org)，而人均GDP数据、政府支出变量中的政府教育投入、医疗服务投入和文教投入数据来自中国财政年鉴相关各期和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描述金融发展水平的金融机构的储蓄和贷款占GDP比重的数据来自《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市场利率数据采用的是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利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上述数据选取的都是实际开支金额而不是预算金额。
⑦由于统计年鉴中的家庭教育开支是综合教育文化娱乐的总和，不能反映严格意义上的家庭用于教育的开支，因此本文没有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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