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艺术与开放道德——浅谈柏格森道德观对于主旋律艺术创作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旋律论文,道德观论文,浅谈论文,艺术创作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来说，学术界通常将艺术分为主流艺术、精英艺术和大众艺术三类，其中，主流艺术最为官方意识形态推崇，这通常指的是主旋律艺术。主旋律艺术有它存在的特殊意义，对于构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进取心与图强意识，有着重要作用。
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不容乐观的现实：许多主旋律艺术（本文重点以影视剧为例）虽有国家支持，有为数不少的财力投入，但往往卖力不卖座，不少获大奖的影片却最终不为人所知，甚至在单位包场、免费观看的情况下也备受冷落。究其原因，正是其中许多影片在主人公形象塑造上存在着通病——支撑主人公行动的，不是道德情感而是道德义务，不是开放道德而是封闭道德，因此影视剧只能以贫乏的道德说教来打动人，但结局往往适得其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试图以柏格森的道德理论来作出回答。
一、是“抱负”而不是“义务”：柏格森眼里的开放道德
曾以一本充满诗意情调的哲学著作——《创造进化论》获得192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以其独到的学术见解在当时久负盛名。在80多岁的晚年，他积一生之思想精华，出版了最后一本著作《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试图对道德与宗教问题作出新的回答。书中的一些思想亮点自不待言，而于我们最有启发意义的，当是他的道德学说。他关于“开放道德”的论述，对于我们的主旋律艺术创作，是很值得借鉴的。
在柏格森眼里，道德可以分为两种：封闭道德和开放道德。什么样的道德是封闭道德呢？柏格森解释说，封闭道德是一种以义务为特征的道德，它源于社会施加给个体的压力。这种出于社会需要的道德具有几大特征：第一，它源于义务，要求个人的是“服从”；第二，由于封闭道德强调服从，因此，道德践行者处于自我压抑的状态中；第三，封闭道德只能促使人用机械的理智去解决问题，而无法激起人的情感，“若从消极方面来描述，……此种灵魂就会表现出漠不关心与无动于衷，就会处于伊壁鸠鲁和斯多葛派的‘不动心’或‘不动情’的状态之中。”“若从积极方面考虑，……那么它的生活便是沉思。”① 这种对于万物漠不关心的沉思状态，柏格森称之为“独立超然的立场。”②
相比之下，柏格森更为推崇的是“开放道德”。什么是开放道德呢？柏格森认为，开放道德不是出于社会对个人施加的压力，而是出于个人的抱负和创造；不是对规则的遵从，而是对崇高境界的追求。开放道德具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它体现的不是社会义务而是个人抱负；第二，在开放道德影响下，个人的行动是出于自我的选择，因此，在内心不会激起源于自我利益的对抗；第三，开放道德激起的不是人的理智，而是人的情感。“那些以身作则的人是如何使其他人追随其后的？在这种情形中，相当于社会压力的那种力量是什么？我们绝无选择。……除了情感，并无影响意志的直接行为。”③
柏格森关于“两种道德”的区分是富有洞见的。他向我们表明，封闭道德只是“起码的”、“低于理性”的道德，它以压制与义务为手段；而开放道德才是“最高的”与“高于理性”的道德，它源于个人的崇高抱负，依靠的是榜样的召唤力量。人类社会如果能够始终前行，人的道德素质如果能够不断提升，那么就必须依赖于开放道德而不是封闭道德。因此，对于一个社会的教育体系来说，道德楷模的召唤作用远比道德规范的压制作用来得有效得多。
二、当前国内主旋律影视剧的通病：封闭道德一统天下
毋庸讳言，当前国内主旋律影视剧的创作是比较尴尬的：一方是政府部门的大力投入，一方是普通民众的冷漠和逃避。不少主旋律影视剧在民众的眼中成了电视台黄金时段的政治报告片。为什么主旋律片会遭遇如此偏见？影视剧中那么多两袖清风、浩然正气的无名英雄或者人民公仆，为什么只是让为数不少的普通百姓看了之后无动于衷，而很少有人真正受到鼓舞，去学习效仿？究其原因，正是因为主宰许多正面主人公行动的是源于社会强制的“义务”，他们让人看到的只是一个道德常人在面对社会道德压力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无助和彷徨。虽然他们作出的选择是令人钦佩的，但解决问题的手段却是让人惋惜的。人们尊敬他们，但不愿学习他们。而这几乎是目前国内许多主旋律影视剧存在的通病。
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我们先来看一部2000年前后曾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的主旋律电影——《生死抉择》。
《生死抉择》是近年来国内表现反腐倡廉题材非常成功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在2000年下半年以1亿4千万元的票房收入傲视各地票房群雄，并于次年获得中宣部第8届“五个一”工程奖特等奖。该片以大型国有企业——中阳纺织集团的艰难改革为线索，通过一系列权与钱、忠与奸、爱与恨的矛盾冲突，生动地塑造了某市市长李高成、市委书记杨诚等一批正直的共产党人形象，同时入木三分地刻画了郭中姚、陈永明等一批腐败分子的丑恶嘴脸。影片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这无论从它的票房还是从它获得的奖项都可以看出来。然而，如果深入追究下去，我们就会发现，主宰主人公李高成行动的，不是开放道德而是封闭道德。他的行为正吻合了封闭道德的几大特征：第一，他的所作所为乃是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和责任，而不是出于本人的志向与抱负，主宰他的意念是“我应该”而不是“我可以”。石里克说过：“按照我们的观点，出于义务而做好事的人的道德水平，要低于那些出于倾向而做好事的人。”④ 影片中我们看到李高成奋力掀翻了腐败分子的满桌酒席，凛然撕毁了腐败分子的假兼并合同，郑重把30万元巨款交给书记杨诚并与之紧紧握手，慨然带着女儿送妻子投案自首并深深一揖……所有这一切都表现了李高成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正气与胆识，但我们也看到，李高成这么做了，但他也只能这么做，他除了制止假兼并、举报妻子以外，别无选择。他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而不是施展自己的抱负，他只是做了“应该”做的，远还没有到“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的程度。第二，由于人物的行为是因义务和责任而起。所以主人公时刻处在矛盾之中，他压抑了为自己谋划的“小我”，以顺应社会化的“大我”，因此他行动的时候是痛苦的，远没有本真的快乐。我们看到李高成对于自己的“小家”是有顾虑的，所以他才要进行艰难的“抉择”；一方面他爱自己的弱智女儿梅梅，另一方面又要把妻子受贿得来、给梅梅绘画用的名贵花草物归原主；一方面他爱自己的妻子吴蔼珍，另一方面又要把她送进监房。此外，我们还看到，李高成对于自己的“小圈子”也是有顾虑的，所以他批评自己昔日的老部下、腐败分子郭中姚时才那么痛心，与提拔了自己的老上级、但同时给腐败分子撑腰的省委副书记严阵进行斗争时，才那么沉重。他的作为是正确的，但他又是矛盾的，更是痛苦的。他向我们形象地展示了，当一个受“义务”支配的行为人，需要用“大我”压制“小我”时，是多么地心力交瘁和无奈。所以，与其说影片告诉我们反腐可以为社会带来多少利益，毋宁说它同时提醒了我们反腐需要个人付出多大的代价。而这种负面作用足以吓阻众多想学英雄人物、但又难以割舍“小家”与“小我”的普通人。第三，由于主人公是在封闭道德模式下行动，所以他赖以打动别人的是理智而非情感，但理智所起到的教育效果与情感比起来，却要大打折扣。影片向我们集中展示的，就是当一个人陷入国家与个人、社会与自我的冲突之中时，应该如何正确地谋划。李高成的多数重大举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经过理智权衡的。然而，封闭道德的这种靠理智打动人的说教方式，效果却绝不理想，正如柏格森所说，理智“不可能对抗情感与自我利益”⑤，所以，它只能激起“漠不关心与无动于衷”，最好的结局是使人陷入“沉思”。难道李高成的结局不就让不少“庸人”感到无动于衷吗？更多的人则陷入了沉思。有人因此怀疑：如果不是廉正者的官位比腐败者的官位高（腐败的省委副书记严阵是靠了清明的省委书记出山才落马的），那么李高成将如果收场？所以，“清官反贪官必须有靠山”，⑥ 甚至有人还撰文对《生死抉择》中的法律问题提出了质疑，比如李高成在处理腐败问题时为什么没有公务回避？⑦ 如此等等，都冲淡了这部影片的正面影响力，因为它只是促使我们许多人理性地反思“反腐”的程序性和可能性，而不是激起他们乐于反腐的激情。人们从对腐败咬牙切齿但又熟视无睹的状态，走到“应该反腐”这一步，就止步不前，他们陷入了沉思，希望别人紧跟崇高者的步伐但自己却徘徊观望。他们虽然坚信腐败应该反，但对反腐胜利的可能性表示担心，或者对因为反腐需要牺牲自我感到难以割舍。这种理智激起来的道德感被柏格森形象地称之为“半截德性”。⑧
从《生死抉择》说开去，我们发现，当前国内许多主旋律影视剧都喜欢采取这种用封闭道德教育人的模式。这类影视剧常常先设置一个矛盾重重的困境，然后让主人公身置其中，最后主人公深感自身责任重大，毅然割舍“小我”，做出重大牺牲，然后终于天下太平，国家、社会与个人皆大欢喜。我们的众多主旋律影视剧就这样把封闭道德当作主人公行动的驱动力，并试图使他们成为普通百姓学习、景仰的楷模。然而这种美好的愿望却难以实现，现实中主旋律影视剧所遭遇的冷漠与逃避，使我们必须正面这个难题。
三、表现道德情感而不是道德理性：开放道德在主旋律影视剧中如何可能
作为参照系，我们先来看看一些可资借鉴的主旋律艺术。
中国有比较成功的主旋律艺术吗？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不妨看看一千多年前的唐诗，其中的边塞诗就堪称当时的主旋律艺术。边塞诗把唐代人们那种期望国家强大、以苦为乐的时代精神渲染得淋漓尽致，每当我们读到那些千古名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时候，心中就会激起一股为国而战的豪情。是什么东西在激励着我们？正是诗中流露出来的“情感”，一种把“醉卧”与“战死”相连、“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气，而不是如何直面困难、判断得失的理智。这正是开放道德的魅力所在。近代我们也有这样的例子。50年代所提倡的“雷锋精神”，就是一种开放道德。我们在《雷锋》这部电影中，看到的是雷锋出于一种崇高情感而不是社会义务，在自愿而不是必须的情境下去帮助别人。我们发现一个自愿奉献的人是多么幸福，为了帮助别人，他在物质上损失了很多，但关键是他“没有感到被剥夺”，不像李高成那样必须痛苦地权衡，所以他是快乐的，所以他的行为才是最具感召力的，人们愿意学习他，并且希望自己也像雷锋一样快乐和幸福。如果按照时下导演们流行的拍法，一定会把雷锋设置进一个道德漩涡，让他在其中痛苦地挣扎，最后他排除一切阻力，继续做好事。如果他有妻子，一定会受到妻子责难；如果他母亲还健在，一定会让母亲不理解；如果他有很多朋友，一定会得罪哥们；如果他有很多敌人，一定会遭到坏人妒忌……似乎没有矛盾、没有痛苦就不能突显出一个好人，没有危难就显不出英雄本色。然而，所有这些都只是在诉诸人们的道德理性，而不是道德情感。理智只能让我们认识生活，情感才让我们热爱生活。所以，道德理性让我们无动于衷，道德情感才使我们崇拜英雄。
应该说，当前也有少数表现开放道德比较成功的主旋律影视作品，比如曾获得第7届“五个一”工程奖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这部在国内电影发行界几乎无人问津的电影，被一个日本人花6万美元买断后，却在日本轻松创下800万美元的票房。从电影的获奖纪录来看，也是振奋人心的：第19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演员奖；第32届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受观众喜爱影片奖；第31届印度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银孔雀奖……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一个投资仅210万元的“小制作”电影的魅力所在。影片中什么东西感染着我们？那就是在主人公——“父亲”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开放道德。
《那山·那人·那狗》自始至终都洋溢着一种以奉献为乐的情感。影片中父亲拥有的，是一种对大山的纯然热爱，以及由此带来的无穷快乐。村里人说：“山里人几天不见县长没关系，几天不见乡邮员可不行。”这就是对他的最大尊重，这就是自我实现的最大快乐。还有五婆对他的信任，侗族姑娘的热情，乡民为他们路人准备的凉水，以及每次回家时妻子在桥头幸福的等待……所有这一切，让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恬静的田园山水图，快乐平淡然而令人神往的人生境界。加上影片中那迷人的自然风光，山，竹子，成片的稻田，飞舞的蝴蝶……整个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力，令人有一种也去当乡邮员，也去走那滑滑的青石板路、呼吸山林间清新空气、感受淳朴民风的冲动。而这，正是影片输灌给我们的情感，一种快乐、乐观的情绪，而不是一种为民奉献的理性。正如导演霍建起所说，他“不会把这部片子拍的很实，这部电影肯定带有‘唯美’的色彩，它重在表达人物的感情。”⑨
一言概之，主旋律剧视剧拍的好不好，关键不在于我们表现什么，而在于怎么表现。不是说一谈到弘扬主旋律，就必然会遭到大众逃避，而是因为我们的许多导演在弘扬主旋律时表现不得法，所以引起了普通大众的冷漠甚至反感。我们必须牢记，用封闭道德即社会义务去教育人，必然事倍功半；而用开放道德即人生抱负去引导人，才会应者如云。人们希望看到开放道德主人公因为自己的选择而快乐，不希望自己像封闭道德主人公那样在左右为难中痛苦。封闭道德是对社会规范的被动遵从，开放道德才是一种天才的创造。所以，我们的主旋律电影如果要表现反腐倡廉题材，就应该表现一种开放道德主宰下的道德情感与道德创造，主人公不是受囿于道德难题，而是超脱于社会义务之外；不是在情与法的冲突中左右为难，而是在奉献的快乐中享受人际关系的游刃有余。为什么我们一谈到反腐倡廉，就首先想到的是“反腐”而不是“倡廉”？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思想怪圈。事实上，“反腐”的结局只能是激起我们的道德理性，从而理智地面对问题，在痛苦中作出艰难的选择；而“倡廉”则恰恰相反，它激起的是我们的道德情感，让我们在一种崇高的精神熏陶下，跟上英雄人物的步伐。正如战争中的上策是智取而非力敌，在反腐倡廉题材影片里，“倡廉”是智取，“反腐”则是力敌。我们的许多导演一厢情愿地认为，“反腐”是痛苦但必须的，却没有看到“倡廉”是快乐而可行的。当前，我们就很缺乏那种“倡廉”的影视剧，让主人公在超脱于道德冲突的情境中快乐地生活，让我们感受到那种心底无私、怡然自乐的生活魅力。归结个中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许多影视导演还执着地钟情于封闭道德，而没有看到，开放道德才更具震撼人心的感召力，惟有在道德情感主宰下，普通大众才会愉快地、不计较个人得失地跟随那些天才的道德领路人。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2005年立项课题科研成果［Z—05—112］）
注释：
①②③⑤⑧ 柏格森：《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第55、56、31、75、7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④ 石里克：《伦理学问题》第17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⑥ 石梅堂，等《依靠清官反贪官是不够的》，《法学》2001年第1期。
⑦ 吴步钦：《〈生死抉择〉中的一点遗憾》，《法学》2001年第1期。
⑨ 思芜：《写在后面》，《当代电影》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