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荒文艺社：一个被历史遗落的社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团论文,文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西南联大高原文艺社因刘兆吉、赵瑞蕻、林蒲等社员的回忆文章提及，还为文学界人士有所知晓的话，西南联大南荒文艺社则更不为人知晓了，以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大公报〉百年史》等史书和《萧乾传》、《〈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等专著都未提及。它已经被人们遗落在历史的尘埃中了。幸好，南荒文艺社的两位骨干——方龄贵（辛代）先生和周定一先生还健在。经过他们的介绍，我们得以了解南荒文艺社的基本轮廓，再经过仔细调研考证，终于能写出关于南荒文艺社的文章了——南荒文艺社由高原文艺社转化而成，是因萧乾倡导而组织起来的文学社团。
1939年春天，身为香港《大公报》记者、“文艺”副刊编辑的萧乾赴滇缅公路采访，途经昆明。他从沈从文、杨振声、王树藏等处了解到西南联大高原文艺社的一些情况，知道半年多来在香港《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作品的西南联大学生大多数是高原文艺社的成员，于是产生了把昆明地区的学生作者组织在一起的想法。随后，他找了高原文艺社负责人，向他们介绍了社外作者，这样成立了南荒文艺社。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上述几人以及香港《大公报》和西南联大的关系。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编辑原先是杨振声和沈从文，1935年，沈从文推荐刚从大学毕业的萧乾去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工作。萧乾最初完全依靠杨振声和沈从文进行编辑，编辑方针也是由杨振声和沈从文帮助确定的，基本作家队伍是杨振声和沈从文组织，乃至副刊《文艺》也是他和沈从文共同策划并编辑的。后来他出任上海版《文艺》主编，一些稿件也经过杨振声和沈从文之手交给他。“八一三”战起，上海版压缩版面， 《文艺》在裁减之列，萧乾因之被遣散。流亡到武汉，后又和赴任西南联大的杨振声、沈从文一起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昆明。这时天津《大公报》搬到汉口，他应邀在昆明遥编汉口版副刊《文艺》，稿件主要靠杨振声和沈从文组织。编辑之余，萧乾常与杨、沈讨论战争形势和文学的抗战问题。不久，大公报社筹办香港版，请萧乾前去复职。接到召唤，萧乾犹豫不决：在交通阻隔、作家朋友四散的战争年代，远去香港创办一份文学副刊，谈何容易！又是杨振声和沈从文帮助他下定了决心。7月下旬，萧乾包里装着沈从文的作品，心里装着“稿件不用愁”的慰藉，踌躇满志，从昆明启程赴香港就任。8月13日，《文艺》随《大公报》开版，开篇之作是沈从文的《湘西》。香港版《文艺》副刊大约每二至三天出一期。《湘西》连载43次，直到11月17日结束，为《文艺》支撑了三个多月。这给仓促创办的副刊编辑，提供了充分的组稿活动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萧乾联系上了许多老作家，同时结识了一些新作者，收到了数量不少的稿件，解决了编辑的材料问题。而在昆明一方，沈从文不负所言，不仅亲自撰写稿件，还发动身边的朋友和西南联大师生创作作品，组织了大量稿件输送到香港。西南联大的教师作家，孙毓棠、卞之琳、李广田、朱自清等本与萧乾是故交，当然会赐稿支持，学生的稿子，则基本上是经过沈从文修改之后再转寄给萧乾。校外的学生稿也基本如此，如李霖灿的长篇报告《湘黔道上》，每一篇都倾注着沈从文的心血。后来成名的作家汪曾祺、林蒲、辛代、流金、杜运燮、李霖灿等人，在回忆中，都说到沈从文先生为他们改稿、寄稿的事。
对于萧乾而言，老师的稿子自是求之不得，学生的稿子一方面经过沈从文的润色和把关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就《文艺》培养文学青年的传统而言也应该热情接纳并推出。这样，西南联大作者在香港《大公报·文艺》上的作品之多，如果按作者效力的工作单位来计，其数量高居第一，无出其右者。试想，假若没有沈从文和西南联大师生的支持，萧乾在“准备几近于无”的情况下，“空手来负起这份编辑责任”，①几乎无能为力。正如他在总结半年来的《文艺》时说：要编好一份文学副刊，“即使一个神通多么广大的编者，在今日交通脉管时断时续的情形下，全凭自己也一筹莫展的。”②由于深知这一点，在他编辑香港《大公报·文艺》的全过程中，表现出对于西南联大作者的倚重，即使在他以杰出的编辑才能，聚集了往日的作者并引来了文学新人的支持，获得了宽广稿源的情况下，仍然倚重于沈从文和西南联大。倡导成立南荒文艺社，就是萧乾倚重沈从文和西南联大的一个例证。除开在稿件上依靠沈从文、杨振声和西南联大外，萧乾和西南联大还有另一层私人关系：他是西南联大的姑爷。王树藏是他的当任妻子，当时在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读书。萧乾去香港后，杨振声和沈从文一直帮助照顾着王树藏。这次他到昆明，就是杨振声、沈从文和王树藏三位接的站。
萧乾想把昆明的学生作者组织在一起，一方面是要为《大公报·文艺》组织牢固的作家队伍，另一方面是为了减少老师沈从文为《文艺》组稿、改稿以及寄稿的操劳。因为学生的稿件可以先交到社里，由社里作初步修改，然后直接寄给他，由他选编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对于高原文艺社的一些作者，因曾发过他们的稿件，萧乾较熟悉，所以，他很快找到了向长清（向薏）等高原文艺社负责人，并把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过作品的西南联大校内外学生作者介绍给他们，希望吸收为社员。高原文艺社的骨干从壮大社员队伍，团结校内外更广泛的学生的角度考虑，接受了萧乾的建议。但是，高原文艺社作为西南联大内部的一个学生组织已成为事实，不便吸收外校人员，且“高原文艺社”之名，又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文艺团体所用，须得另起名称。经过认真讨论，他们决定另组一个文学社团。社团以西南联大高原文艺社为班底，吸收校内外学生作者参加。在考虑起用新的名称时，大家提出了不同意见，最后确定为“南荒”，意为“开发南方的荒地”，从文艺的角度说，就是“开发南方的文艺荒地”。萧乾极为赞成，并且主动报名参加，成为社团一员。
南湖诗社因离开南湖而更名高原文艺社，高原文艺社因组成南荒文艺社而自动解散，这样，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和南荒文艺社构成了一条发展链。若以组织情况和文学观念而论，可以把它们看作一个社团的三个发展阶段，但依西南联大学生的习惯，这里仍然把它们分作三个社团看待。
65年后，被问起“高原文艺社”为什么变成“南荒文艺社”时，当年的骨干周定一先生解释道：“主要是扩大了队伍，而且是吸收了校外的成员——社员变了；创作也不限于高原文艺社的诗歌、散文，增加了小说、报告——文体变了；而且作品发表形式也不再是壁报，而以报纸为主——载体变了，所以改名为南荒文艺社。”③这位语言学家，说话很讲究语句的顺序及其逻辑关系。而另一位当年南荒文艺社的骨干，现在是历史学家的方龄贵先生似乎更注重历史事实，他向我们提供了基本成员的名字及其基本情况。他说：“南荒文艺社以高原文艺社为前身，所以成员以西南联大学生为主，同时吸收了校外的一些学生为成员。西南联大的学生中又以中文、外文、历史系的人为主，骨干是林蒲、陈三苏、穆旦、向长清、陈祖文、周定一、龚书炽、何燕晖、王佐良和我等。外校学生有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同济附中的，骨干是同济大学的庄瑞源、陆吉宝，同济附中的曹卣，中山大学的方舒春等。萧乾也报名参加了南荒文艺社，当然是名誉社员。”④关于成员，周定一还提供了陈士林、周正仪、邵森棣等。他们都是高原文艺社社员，方龄贵没有参加高原社，对他们不太熟悉。
1939年5月底，南荒文艺社在翠湖公园里的海心亭举行成立大会，社员绝大多数到场，萧乾也出席了。大家踊跃发言，纷纷表达要创作出反映抗战、鼓舞斗志的作品。萧乾讲话并希望大家深入生活，读懂“社会”这本书，写出表现人生的深刻作品，然后由社里寄给他，他负责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一一推出，以产生更广泛的社会效果。南荒文艺社既没有确定宗旨，也没有制定章程，只是要求大家努力写作，争取多发作品，无愧于抗战的伟大时代。会上没有确立组织机构，选举领导人，社务工作仍由原高原文艺社的主持人向长清负责，靠几个热心的社员共同主持。⑤会议提出全体社员每周集会一次，联络感情，商讨创作问题。关于社费，采取“以文代费”的办法，要求每个社员向社里交一篇作品，文末注明“南荒社”几字，社里推荐发表，稿费归社里。这就是后来香港《大公报·文艺》和别的报刊上一些作品后面出现“南荒社”或“南荒文艺社”字样的由来。南荒文艺社主要在校外活动，没请导师，至于老师对个别学生的指导和帮助，如沈从文老师对林蒲、辛代等人的指导，属于个人交往。
南荒文艺社成立后开展的主要活动是每星期集会一次，地点在翠湖海心亭。大家一边喝茶，一边自由交谈，并非正式会议，像一个沙龙。主要内容是社员相互交流情况和传阅作品。例如：写了什么作品，是怎么构思、怎么写的；最近读了什么作品或书，有什么特点，是否愿意推荐给别人看；遇到了什么人和事，打算怎样反映生活等，当然对社里的工作也提出建议。传阅作品即各人将自己的作品带来给社友阅读，读后提出修改意见，一时读不完的则带回去读，下次带来交换。还有就是社员利用集会的机会将自己满意的作品交给主持人。由于中山大学设在澂江县，方舒春很少参加集会。南荒文艺社的另一项活动是修改并推荐稿件。稿子交到社里后，主持人自己或请人审读，有的代为修改，有的提出意见转作者自己修改。比较好的稿子由社里寄给萧乾或其他报刊杂志。由于社员大部分发表过文章，与报刊编辑熟悉，许多时候是社员自行投稿。
关于投稿，方龄贵先生还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 “当时昆明《中央日报·平明》副刊的编辑是凤子，她前来约稿，南荒社答应了。可是有一次一个社员投去的稿子，她没发表，惹怒了作者，不知是谁提议对她封锁稿件，大家都不给她投稿，结果她闹了稿荒。”方先生接着说：“那时年轻，很调皮，干了这么一件事，后来想起，实在没有必要。”⑥查《中央日报》，“封稿事件”大约发生在南荒文艺社成立之初。1939年5月南荒文艺社社员的作品频频出现在《平明》副刊上，6月突然消失，仅见陆嘉的一篇散文。陆嘉即陆吉宝，同济大学学生，不住昆明。他的文章或许早就投去，或者他不知“封稿”之约而投去。7月《平明》的期数减少，或许与稿件不足有些关系。 《平民》为每周三版，7月初突然中断，至中旬才见恢复。而中旬起，有南荒社社员的作品出现，到了10月，南荒社作品开始增多，不过，数量已不如5月了。 “封稿事件”虽为南荒社青年意气所为，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南荒社的地位和南荒社社员的自信——南荒社需要报刊，报刊也需要南荒社。
南荒文艺社充满了创作活力，其作品在香港《大公报·文艺》、重庆《大公报·战线》、昆明《中央日报·平明》和《今日评论》等报刊杂志上频频出现，以至南荒文艺社成为抗战大后方文艺报刊倚重的一支骨干力量：香港《大公报·文艺》离不开它；它封锁稿件，《中央日报·平明》就闹稿荒。仅以香港《大公报·文艺》为例，南荒文艺社社员在其上发表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有56题，分112次刊出，其中不包括名誉社员萧乾和老师的作品。如此巨大的发表量，对于一个学生社团来说，十分可观，而且作品几乎出自七八个骨干名下。我们看到，在香港《大公报·文艺》上，南荒社的作品许多处于该版首篇位置，有时同一期上刊载了同一作者的两篇作品，有时全版皆是南荒社的作品，甚至第781、783、784相邻的三期都是南荒社和西南联大老师的作品。 《大公报》是当时最著名的报纸之一， 《文艺》是最有吸引力的文学副刊，其上多登名家之作，一般作者则以在上面发文为荣，而南荒社有一百多篇作品发表在上面，足以说明这个社团的艺术水准。事实上，南荒社在《文艺》上发表的作品，有许多堪称名篇，例如，林蒲的《湘西行》、穆旦的《防空洞里的抒情诗》、辛代的《野老》、向薏的《许婆》、祖文的《端午节》、王佐良的《老》、庄瑞源的《嚇》、曹卣的《一百一十户》等在当时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39年9月初，萧乾赴英国讲学，遂中断了与南荒文艺社的联系。但是，香港《大公报·文艺》与南荒社的联系始终保持着。萧乾离港之前，推荐杨刚继任。杨刚继承了萧乾的编辑思想及人员关系。据方龄贵先生说：“萧乾走前给了杨刚一份名单，凡是给《大公报·文艺》写文章的人都在上面，其中包括南荒社及其社员。”⑦这样，南荒社与杨刚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事实上，南荒社在杨刚编辑《大公报》时期发表的作品比萧乾编辑时更多一些。这一方面是在南荒社的活动时间内，杨刚编辑《大公报·文艺》的时间比萧乾长，另一方面是南荒社成立后很快进入了学年考试复习准备阶段，社员无暇多写作品，再一方面也还有南荒社的组织与创作正处于发展阶段，越到后来越成熟的缘故。
南荒文艺社主要创作诗歌、小说、散文，有时也写报告文学和文艺评论，而以小说和散文的成就较高。小说的主要作者是辛代、庄瑞源、林蒲、曹卣、向薏、祖文、王佐良等。小说反映的生活面较为宽广，大后方、沦陷区、滇缅公路甚至抗日前线都写到，但基本上都没超出他们的生活经验范围，读来真切。这些青年作者善于学习、借鉴和创新，大胆想象并使用新方法，在艺术上多有突破。散文的作者更多，林蒲、辛代、向薏、庄瑞源、曹卣、祖文、吴风、陆嘉、周定一等都发表过作品。他们的散文（包括报告文学）有四大内容：一是迁滇途中的见闻和艰辛，向薏、辛代、陆嘉、林蒲、周定一应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家，他们首次把湘、川、滇、黔、粤等地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旅行中所遇的奇险惊异公诸于世，成为人们认识这些地方的最初材料；二是云南的生活与见闻，云南山水的秀美，昆明文化的殊异，学生生活的艰苦等，这是他们散文描述的中心对象；三是有关战争，滇缅路、空军、射飞机、抓俘虏、跑警报等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有反映；四是对故乡的怀念，家乡的人、家乡的事、家乡的景物、家乡的风俗，这些是游子不可忘怀的，因此常常在他们的笔下出现。诗歌作者主要是穆旦，在南荒社里，他除新诗和诗论而外，唯一不写他种文体。他此时的诗歌创作正处在转变与突破之中。另一个致力于诗歌创作的是吴风，他的散文也多半是散文诗；林蒲和向薏也偶有诗作。这些诗人的作品基本上是抒情诗，表达作者心灵深处的话语。文学评论是西南联大学生以往没有发表过的文体，此时出现在香港《大公报·文艺》上，是值得注意的。文学评论主要有穆旦论艾青和卞之琳的诗，王佐良论书评写作等，殊为可贵。
正当南荒文艺社处于良好发展势头的时候，一些骨干和社员因毕业、工作或学校搬迁等原因相继离开了昆明。1939年7月，周定一、陈三苏、陈士林、周正仪等毕业离校，邵森棣、林蒲离昆他去。1940年6月，向长清、龚书炽、陈祖文也相继毕业。1940年夏，中山大学搬回广州，是冬，同济大学迁往四川李庄。至此，南荒社骨干已去大半，尤其是主持人向长清离开昆明，南荒社失去核心，社团也就没再活动了。
虽然，作为团体的社团不再开展集会等活动，但作为个体的社员仍在继续创作和发表作品，这段时间刚好在暑假，正是个人进行创作的好时机，所以南荒社的实际活动时间还要长些，大约可以算到1940年暑假末。
综上所说，西南联大南荒文艺社成立于1939年5月，结束于1940年8月，是在萧乾的倡导下，由高原文艺社发展而成，成员以西南联大学生为主体，吸收昆明地区外校的学生参加，另有特殊社员萧乾。南荒文艺社的组织意图是为香港《大公报·文艺》提供稿件，所以作品多在其上发表，同时也在昆明和重庆等地的报刊上发表。南荒文艺社不仅是西南联大早期文学社团中创作成就最高的社团，也是西南联大所有文学社团中成绩最为突出的社团之一，同时还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一定贡献的成熟社团。考其成功的原因，大致有三：
一、存在时间长。时间的长短是相对而言的。南荒文艺社前后共计15个月，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社团相比，存在时间实在太短，但与其前身南湖诗社和高原文艺社相比，又是长的了。南湖诗社存在4个月，高原文艺社存在6个月，两个社团存在的时间相加，还不及南荒文艺社。存在时间长，就意味着展示创作才能的时间长，排除其他条件，仅以时间而论，南荒文艺社比南湖诗社和高原文艺社成就大是情理之中的。
二、创作起点高。南荒文艺社的成熟品格并非平地飞升，而是建立在南湖诗社和高原文艺社基础之上的，这两个社团培养和锻炼出来的创作人才，到南荒文艺社更显出作用，取得的成绩更大一些；另一个原因是社团加入了生力军，原高原文艺社以外的新社员，入社前都在香港《大公报》以及其他报刊上发表过作品，具有较好的创作基础，他们进入南荒，不仅增添了南荒的实力，而且与南荒老社员（原高原文艺社）之间暗中形成了“比赛”，大家竞相创作和发表作品，从而增强了南荒社队伍的整体活力。
三、组织开放。学生社团一般是本校学生的内部组织，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都是这样，而南荒文艺社不仅吸收了外校学生，而且扩大到社会人员。庄瑞源、曹卣、陆嘉、吴风等外校学生为南荒社贡献了大量作品，记者加编辑萧乾对南荒社的作用更不可低估，他不仅发起组织了南荒社，而且不断推出南荒社的作品，激发了南荒社社员的创作热情。此其一。其二，学生社团的刊物一般是壁报，读者有限，难以流传，因而影响受限，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都办壁报，而南荒文艺社则与报纸副刊联手，不仅作品有了发表的机会，而且读者面更为广泛，还可以传之于后世。这样，南荒社的影响就更广泛更长久。由于萧乾把南荒社介绍给了继任的杨刚，杨刚在《大公报·文艺》上刊发了大量南荒社的作品，这对南荒社的创作激励甚为巨大。南荒社的成就与之大有关系。组织开放是南荒文艺社的一个创举，它对西南联大文学社团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经验也为后来的文学社团所继承。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南荒社这样的文学社团不少，取得南荒社那样文学成就的社团却不多——其作品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全国性报纸副刊的主要支柱，一些作品在当时即产生了较大影响，今天看来仍为佳作。它不仅联系着两位现代文学大家，而且培养出了多位文学人才，因此，南荒文艺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有一席地位。但是，这样一个贡献不小的文学社团，70年来却被人们遗忘了，这是令人遗憾的。如此说来，发掘南荒文艺社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的一个贡献。
（拙稿曾经方龄贵先生审读并提出过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注释：
①萧乾：《寻朋友——并为〈文艺〉索文》，香港《大公报·文艺》，第395期，1938年8月13日；汉口《大公报·战线》，第169号，1938年8月15日。
②编者：《新正预告：1939年的文艺》，香港《大公报·文艺》，第486期，1939年12月31日。
③李光荣访周定一笔记，2004年10月9日，北京周寓。
④⑥李光荣访方龄贵笔记，2004年5月21日，昆明方寓。
⑤关于南荒社的主持人，2004年10月9日李光荣访问周定一先生时，周先生肯定地说：“向长清仍是南荒文艺社的主持人。也就是说，向长清主持了南湖、高原、南荒三个文艺社团。”但2005年3月15日李光荣在与方龄贵先生的电话中，方先生说：“南荒文艺社的负责人不是向长清，而是林蒲。”事实是，林蒲1939年秋去贵阳花溪工作，不可能主持南荒社的事务。而在此前，他参与主持过南荒社的工作则完全可能。因此，此处仍然认定向长清是南荒社负责人。
⑦李光荣再访方龄贵笔记，2004年6月14日，昆明方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