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新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经济学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传播到中国，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已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目前，中国经济学家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已经非常熟悉了，一些研究人员也越来越倾向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但是，笔者感到有两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一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总体认识还没有一个总结，另一方面，在利用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思路时，尚缺乏一个明确的体系和指导方针。本文拟就这些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思考，以就教于方家。
一、西方经济学在中国
从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最开始是作为政治经济学对立面的反面教材进行批判性介绍，然后是一分为二有取舍地分析，再后是应用其具体理论乃至全盘照搬。现在，随着一些归国留学人员的影响，人们渐渐开始尝试利用其方法体系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目前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大致可分为：（1 ）彻底加以批判，认为西方经济学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且与中国国情不合；（2 ）认为西方经济学在根本上是错的，但在技术层面上可资借鉴，并在技术层面上加以评论，指出其谬误；（3 ）实际上在“套用”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且倾向于全盘照搬；（4 ）利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体系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在西方经济学研究者中，又存在几类不同的群体：（1 ）在国内学习西方经济学和出国进修的归国人员，他们将西方经济学应用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但更多地是“套用”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现成理论；（2 ）出身理工学科对数学方法得心应手而改行研究经济学的研究人员，他们有分析技巧，但略缺经济学思维和直觉；（3 ）在国外尤其是北美经过了系统严格的博士学位经济学训练的归国人员，他们的研究与国外最为接近，但多集中在应用研究上。
从国内知名专业学术杂志刊发的文章来看，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越来越大，论文水平确实提高不少，而且行文逐渐遵循一定的“八股”程序：引文、论述、结论、参考文献。这些论文至少在形式上越来越符合专业规范。
笔者认为，利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体系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这种倾向应该鼓励。但在这一方面，和国外经济学界相比，我们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所存在的突出问题是：
第一，应用西方经济理论而不是方法。国内受到西方经济学影响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应用，更多只是将西方经济学理论移植到中国，而不是方法的一种应用或理论的一种发展。而且部分研究显得比较生硬，有刻意模仿的痕迹。例如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出现了道德风险、效率工资、委托人一代理人理论、纳什均衡、流动性陷阱等这样一些经典概念或原理。问题是，什么时候也能有如此经典的论述出自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笔下呢？另外，在运用这些理论或方法时，也显得有些生硬，并没有充分考虑理论的适用环境，不做变通。例如，在分析中国利用降息的货币政策治理通货紧缩时，很多文章都提到中国出现了流动性陷阱。但是，流动性陷阱的真实含义是，由于货币需求的无限利率弹性，市场利率低至不能再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不可能进一步地降低利率。这里的关键是，利率的变动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货币政策是借助于市场作用于利率的。那么，我们的利率连续数次下调是货币市场主导的吗？一年期存款利率2.25%已经到了底线了吗？并非如此。只要中国人民银行认为必要，一纸命令便可再次下调利率。这里更多的是行政意志，而不是市场行为。既然如此，则流动性陷阱从何而来？这表明，过于强调中国流动性陷阱的作者似乎没有消化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第二，基础理论的研究并未应用到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体系。即使是在国外受过正规博士学位经济学训练的归国人员，研究也都集中在应用研究上，基础理论的研究尚未起步。
第三，谬用数学。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强调数学工具，我国经济学研究人员也越来越多地认同这一点。这本来是一个进步，但是，如果不管是否需要和合适，先写一些公式再说，就无异于狐假虎威了。在一些文章中恰恰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反过来，哈耶克的著述所用数学甚少，却并不影响他作为经济学大师的地位，也不影响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四，大题小做。有些文章，框定的题目太大，而且不做分解，做研究时便很难落到实处，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是泛泛空谈。
上述问题的存在积年已久，是国内的经济学研究与教育体制造成的。国内大多数高校的经济学博士培养方法和国外存在非常大的差别，培养的人才很难和国外经济学界进行直接学术交流。另外，由于科研体制的局限，由于职称评审体制的要求，由于真实可信数据的缺乏和难于寻找，由于科研环境的限制，要做到真正和国外经济学研究接轨在近期是难以实现的。例如考虑一下科研体制上体现出的差别。在国外，如果能够每年在《经济计量》（ Econometrica ）（注：Econometrica在中文里没有对应的词句，其含义是经济学的数学化和计量化。它在词形上接近于计量经济学，而且也包含计量的因素，所以姑且译为经济计量。该杂志的声望犹在《美国经济评论》之上，被美国经济学家视为经济学的《圣经》。）、《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经济理论杂志》和《货币经济学杂志》等这样的顶尖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不仅能够稳获教授职称，而且可以得到如哈佛大学这样名校的终身教职，能够跻身一流经济学家之列。因为这样的论文是创见，能够在经济学史上占一席之地，在经济学界广为诵读。相比之下，在国内，一年如果不发表数篇论文，那就不是做学问了。问题是，如果每一篇文章都有创见有重大意义，能够在经济学史上留下痕迹，那只能是天才中的天才了。再看一下科研环境的影响，在大家都采取原来的方法研究问题时，少数人也很难利用新的方法，遵循新的规范。这就像百米竞赛一样，如果对手跑得很慢，则即使是飞人也不可能发挥自己的潜力，创造出最好的成绩。
但是，对国内经济学的现状，并不是每一个学者都清楚。相当一部分人反而很乐观。有很多国内的经济学博士希望去国外做博士后研究，并询问如何（不是询问能否）获得国外的研究基金资助。其实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研究方法完全不同，没有合作的基础。就算能够拿到研究资金，恐怕回国后就会被国家安全局调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境外有人愿意出钱与你合作，那是希望你为他的中国问题研究提供资料。中国自然科学的博士是可以拿到博士后研究资金的，那是因为国内国外的研究方法和体系完全一样。顺便说一句，博士后其实只是在取得博士学位后找到工作之前的一个缓冲。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做博士后，一面研究一面继续求职，以保持体面和尊严。关于国内的经济学，甚至不乏这样的天真乐观的想法：中国经济学家可以于10年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殊不知，该奖主要是授予理论经济学家的。而我们的研究方法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相去甚远，更不用说还存在着不同意识形态的差异。当然，如果为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出谋划策，也是可以获奖的，但那只能是和平奖。
二、评估西方经济学的现状
关于目前的西方经济学，笔者认为，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它已经建立起一个非常完整庞大的体系。在西方经济学家自己的眼里，整体上看，西方经济学就像是已经竖立起来的一栋坚固大厦，主体结构已经完成，不能再更动，所能做的只是添砖加瓦，或者是进行室内装修。如果能够再加上一层，那就是了不起的贡献了，能做出此贡献的就该是经济学大家了。如果将原来的经济学体系推倒重建，或是进行框架结构的翻新，那更是不世出的大师了。修建经济学大厦的有两种人，经济学大师和普通经济学家。二者的区别在于：经济学大师为大厦进行设计，打下主体框架，而一般经济学家则在主体框架下作业。
当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指出，这栋大厦是建立在沙基上的，或者说是上下倒置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目前，它尚未倒塌，在一定条件下还会继续矗立。另一方面，即使在西方的经济学家自己眼里，这栋大厦也可能需要进行根本性的结构调整，也可能要推倒重建。但是，这些绝不是一日一时之功所能完成的。在历史上做到这一点的少而又少，也就是如斯密和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学大师了，他们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西方经济学体系，或者是对西方经济学从整体上进行了改写。总之，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学的发展是渐进、缓慢的，在体系上是静止的。
在这个一定时期内处于静止的体系中，经济学已经研究了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如宏观的财政、货币、经济增长，微观的厂商、保险、合同制定等等。相应地，留给后来经济学家的重大问题在相对变少。当然，经济形势在发生变化，新的经济问题也层出不穷。但是，这些经济问题仅仅是流量而不是存量。因此，经济学家找到一个好题目并不容易。对经济学家而言，他们都接受过严格的经济学研究的训练，并通过训练奠定了坚实的分析技术基础。相对而言，他们不缺乏分析技术，缺的是研究对象，一个好的题目。这就像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投资机会越来越少，边际利润率越来越低一样。与此不同的是，在中国，投资赢利的机会很多，同样，经济学中待解决的问题也很多。我们缺乏的是技术而不是研究对象，就像在经济活动中我们缺乏资本而不是资本投资的方向一样。
既然经济学大厦已然竖立起来，经济学家所做的就只能是添砖加瓦了，只能做具体而微的细致工作，而不可能人人去构建宏大的理论体系。换言之，即小题大做。这种小题目可以具体到只分析失业救济金的增加对寻找工作努力程度的影响，或是研究地下经济活动的增加对通货存款比例的影响，如此等等。甚至有经济学家郑重其事地研究妇女体重对其薪酬的影响，在文中还应用了数理方法和计量方法。把所有的这些小题目或砖瓦综合在一起，就是日益完善、越来越高的经济学大厦了。
在这栋大厦里，西方经济学不仅将所有的经济问题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中，同时也将触角四处延伸，广泛地侵入到传统上属于非经济问题的其他学科领域之中。比如用经济学研究方法研究选举、政党竞争、生育、婚姻、犯罪等等。于是在西方经济学界有了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一说。或许此举有不少非议，但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非经济问题应该说是一个学术进步。因为这并不是要取代其他社会科学，而只是对其他社会科学所做研究的一个补充，是换一个思路来理解其他社会科学欲解决的问题。而且，应该说，这种不同的思路有其成立的依据，这就在于，社会科学要研究人的行为，这种行为虽然不完全是经济行为，但是都打下了经济行为的烙印，或者是或多或少由经济动机来驱使的，或者是按照经济活动的原则来行动。经济学所假设的理性原则不惟经济行为在遵循，在其他非经济活动中人们同样是理性的。
另一方面，应该看到，西方经济学也有制度分析。西方经济学分析人和社会的经济行为。经济行为表现为一系列规则约束下的选择，相应地，西方经济学包含两个层次的分析：对既定规则下个人选择的分析和对约束人们选择行为的规则的分析。前者是传统经济学的范畴，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的；后者则在近一二十年里比较盛行，如新政治经济学，是典型的制度分析。当然，这种制度分析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迥然不同的。新政治经济学只是分析了各种制度性缺点，却把原因归咎于目前的资本主义制度还不够资本主义化，从而得出必须完善资本主义制度的结论。这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对此我们必须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非常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有根本的缺陷，必须也必然被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
三、重新审视西方经济学流派
在这栋经济学大厦里，有没有流派呢？这好像是句废话，很多人都认为是有的。但是，笔者认为，流派是有，但其含义并不如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流派间的界限在逐渐淡化。我们有一个确切的标准用以划分经济学流派，即根据在研究方法、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上是否一致而划分流派。但是，按此标准，仔细阅读西方经济学文献，很难看到西方经济学中有真正意义上的流派。当然，有些理论被冠以流派或主义的称呼，但严格地讲，并不完全符合上述标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等都是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流派。但是，我们同时看到，第一，这些流派至少在鼎盛时期上是不同步的，例如当凯恩斯主义流行时，其他流派影响力很弱，而当理性预期学派（即新古典主义）当红时，其他流派的声音除新凯恩斯主义以外几乎完全被覆盖。第二，有些流派的影响力似乎是经久不衰，如凯恩斯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理性预期的理论、奥地利学派、新古典主义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地位等等。第三，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中，有影响的主要理论都被融入一个完整的体系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在这个体系中，虽然理论出自不同流派的学者，但它们首尾一致地结合在一起；虽然有理论分歧，但相互之间并不是根本不相容，反而在分析体系上是完全一致的。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否定了马歇尔的微观经济理论吗？罗宾逊夫人认为是这样，但萨缪尔逊则认为是相辅相成的。都认为理性预期学派（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否定了凯恩斯理论，在结论上固然如此。但是，再读一读20世纪8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的文献就会发觉，凯恩斯的最新追随者在强调于宏观经济学中构建微观基础和在重视理性预期对经济结果和政策效果的影响方面与理性预期学派几乎如出一辙。再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莫迪利安尼声称，我们都是货币主义者，而作为回应，货币主义的代表弗里德曼又讨好地说，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也是凯恩斯主义者。第四，不管是哪个学派，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都有共性，在骨子里都大致按照同一个套路从事研究。我们称所有的这些理论为西方经济学，不仅是因为它们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立场，还因为它们都在同一个宏大的体系下从事研究，使用根本上相同的方法。也正因为如此，我国理论界又认为这些流派没有实质性区别。第五，有些理论我们称之为流派很容易引起误解。例如公共选择，在国内被认为是一个流派，公共选择学派。但是，既然是流派，一定与其他派别有根本区别。那么，你能认为公共选择和新古典主义有实质区别吗？他们使用的方法完全一样，但研究对象全不相干，这怎么有可比性呢？如果认为它是流派，依此类推，则光学和力学就是两个不同的流派了。
我们再看看西方的经济学家是怎样对待经济学理论中的流派的。西方经济学起源于英国，成体系于英国，但不可否认，现在是美国人把它发扬光大了。弗里德曼、纳什、卢卡斯和阿克洛夫等人以及美国高校的经济学系让人们体会到经济学作为科学的严谨神圣并领略到其作为理论的美妙，格林斯潘的妙手则把经济学作为一门工具的实用发挥到极致。但是，美国人很少去研究经济学中有哪些学派，他们或许更希望创新，而不是以研究别人的理论为己任，或许认为就没有真正的流派区别存在。如果说对学派有研究，他们更热衷于对某一个专题、某一个主题做综述，对前人的成绩进行总结，为后来者提供方便。例如我们在《经济学文献杂志》中经常能看到的某某综述，或是在一些书籍中读到的评述性文章。但是，这些不是科学研究。而且，如我们所知，当他们提到主义时，并没有太当回事，不像我们看得非常神圣，乃至于还要把主义与思想、理论在名分上加以区分，以示层次有别。当然，也有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学流派感兴趣的，那就是英国人了。我们都知道，英国人本来就喜好沉醉在辉煌的过去，对历史更感兴趣一些。流派本质上是历史，代表着已经发生的事情。相对于美国而言，英国经济学家中有更多的人对业已发生的事情感兴趣，于是对前人的理论成就进行整理、总结和评论，以此为主业，津津乐道，乐此不疲。而美国人则为未知事物激动不已。
关于西方经济学流派问题，更准确一点说，经济学在根本的研究方法上是一致的，但研究的对象不一样。如果研究的对象一样而得出不同的理论结论和政策主张，而各种观点的正确性又不分轩轾的话，其原因往往是假设不一样或出发点的侧重不一样。例如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使用的方法完全一样：强调个人理性，并强调个人理性活动对宏观经济结果的影响；研究的对象完全一样：是否存在非自愿失业。但是假设则不同：新古典主义假定市场的完全性，新凯恩斯主义则看到了工资和物价的刚性。因而结论完全不同：新古典主义认为市场经济是稳定的，不需要干预；新凯恩斯主义则正好相反。结论有根本的区别，但孰是孰非则在目前没有定论，还取决于经验研究的进一步验证。或者讲，两者都正确，只是侧重点不同，新古典的结论适合于长期，短期的过程被忽略掉；新凯恩斯主义适合于短期情形；二者的结合则构造了一个整体。当然，这里的另一个也是关键性的问题是，长期究竟有多长。再例如，关于李嘉图等价定理，巴罗用叠代模型分析后得出结论，以发行公债来替代税收，并不会让人们认为自己的财富增加了从而增加消费，因为理性的经济人会看到现在的减税意味着以后的增税，其持久收入没有变动。但是反对者则认为，巴罗是个知识分子，有闲情逸致做如是想，普通人则未必。他们指出，个人并不像巴罗想像的那么理性，能够高瞻远瞩地计谋到如此久远，相反，短视其实始终存在于普通人的生活中。因此他们坚持，购买到的公债是一笔净财富，消费会因此增加。那么究竟谁反映了真实情况呢？这很难证实。在一些减税和发行公债的年份里，消费确实增加了，但这只是一个相关性，却不一定代表因果关系。
自然失业率和菲利浦斯曲线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地位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学流派。菲利浦斯曲线的提出者并没有明确的流派认同，该曲线也只是一个经验研究成果，但萨缪尔逊等人对这条经验曲线作出了理论上的解释，把它用来论证自己的理论和政策结论，该曲线也就打下了新古典综合的烙印。紧接着，弗里德曼提出了自然失业率概念，指出菲利浦斯曲线并不总是呈现出如萨缪尔逊等人所理解的那种形状，而是有短期和长期之别，于是菲利浦斯曲线也就成为为货币主义辩护的工具。再后来，新古典主义参与进来，再次重塑了菲利浦斯曲线。现在，在绝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中，菲利浦斯曲线和自然失业率都是必写的内容。那么，现在你认为菲利浦斯曲线到底属于哪个学派呢？属于所有的学派！属于西方经济学！在这里，菲利浦斯曲线和自然失业率成为经济学的通用研究工具，而不再是哪个学派的专属。不同经济学家的不同假设会产生不同的曲线形状。大家都一致地同意，菲利浦斯曲线要说明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交替关系是存在的，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成立，成立多长时间。虽然70年代出现过滞胀，但不能认为它否定了菲利浦斯曲线，它只是改变了菲利浦斯曲线起作用的形式。
综上种种，笔者的结论是，流派问题最好淡化。与其说是流派，不如说是仅仅是理论分歧。如果使用流派一词，也应该明确该词的真实含义：它只是西方经济理论不断从分歧走向统一的一个必然过程，是从有流派到这些流派逐渐淡化的一个过程。这也就像经济应该理解为不断从一个均衡经过不均衡走向新的均衡的动态过程一样。正是在一过程中，经济学发展着和进步着。
四、理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主流的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竖起一栋摩天大厦来，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理论都遵循一个共同的基础：沿用同一套规范的方法来研究。回避这一原则的被视为另类，属非主流，如新剑桥学派和加尔布雷思的新制度经济学等。
这个研究体系竭力想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强调科学、严谨，一个结论的提出必须加以逻辑证明，同时能为现实所验证。原因很简单，对经济事物的认识不是常识，不是公理，并不那么直观，所以需要逻辑推演和证实。因此，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一方面利用了数学工具，另一方面大量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胡适将科学的研究方法做了非常通俗非常准确的解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同样适用于经济学研究。对很多经济问题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并不直接，并不是公理，不加以证明是难以说明其正确与否的。下面一个非经济学的反例可以旁证小心求证的必要性。众所周知，何阳的点子在全国大大的有名。他设想了这样一个点子，建议将手机天线下置，以减少辐射。另一个点子是为海鲜酒家支招。内地的海鲜酒家经营的鱼、虾、蟹生猛倒是与沿海城市一样生猛，但需要空运海水来养活它们。既是空运，成本自然极高。不过不要紧，有何阳大师在此。他出主意说，可以在海边将海水蒸发晒成固体运至内地，然后再注入淡水，又还原成海水了！这些点子咋一看很有创意，但只是假设大胆而已，却没有小心的求证。我们的经济研究当然需要这样的大胆创意，但以目前而论，我们更需要的是严格而小心翼翼的证明。好像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类勇者无惧的经济论文：假设固然极为大胆，但求证则太过不小心，充其量只是科幻小说的思路。这里面的不小心又有两种情况，一是粗心或训练不够，一是故意不小心以便得出自己偏爱的结论。葛优说，将喜马拉雅山凿开一个口子，让印度洋的暖湿海风掠过，去浸润中国的西部，使之渐渐生出些许绿意和生气。这当然是一个玩笑，可是，在经济学论文中不是看得到类似的“玩笑”吗？
还可以从西方经济学中的笑话来看这个问题。话说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处理经济问题时被经济顾问模棱两可的建议搞得莫名其妙，于是问道，有没有只有一只手的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家在提建议时总是说，一方面（on the one hand）应该如何，另一方面（on the other hand）又应该如何。杜鲁门无所适从！他所需要的是确切的结论。事实上，这个例子正好反映了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严谨。比如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一方面能够刺激就业，另一方面又会导致价格信号失真，从而引起效率损失。对于总统而言，他需要知道的是，到底哪一种影响更大，净影响是什么。而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则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逻辑推演通货膨胀的各种影响，于是数学可以从这里引入。第二，验证结论，指出唯一将发生的结果，于是需要经济计量学的工具。同样，关于公债是否是财富，从李嘉图时代一直争论到现在，实际上也涉及到“一只手还是两只手”的问题。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一套固定的路数。第一步，通过观察经济现象和（或）阅读经济学文献，找到尚未解决的经济问题，当然还得知道这一问题有无意义，前人对此所做的分析进展到哪一程度，是否有错误需要修改，是否因不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需要完善，是否留下尚未解决的问题需要发展。第二步，将问题模式化，主要是使用数学语言把问题规范化地表述出来，推导出结论；而凡是结论，都需要严格的证明，只有公理不需要证明。在模式化里，需要对所用的一些特定概念或表述下定义，这些概念或表述便是经济学语言了，利用这些语言来表达形成的思想；需要作出假定，将自己的分析限制在一定的环境内。分析语言有两种，一种是大家都熟知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概念，比如乘数原理、消费者剩余等等；一种是文章要使用的独有概念或原理：如果是概念，就要下明确的定义；如果是原理，就必须进行严格的证明。第三步，对得出的结论进行验证，或据此作出预测，并指出尚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方向。
在这种强调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研究、分析中，数学语言成为标准的分析工具，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经济学思想越来越借助于数学语言表达。对此，一部分经济学家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反对者中以我国居多，也包括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布坎南在内。当然，大部分西方经济学家持赞成态度。观察一下反对者的背景，可以看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大部分反对者具有相对较弱的数学基础。因此，这种反对是不是也正好应证了经济学理性原则的普遍适用性呢？但问题在于，在不懂数学的基础上反对经济学的数学化是不是有说服力呢？就像一个国画家对油画作品的技巧不屑一顾一样？
为什么必须使用数学呢？原因一是数学语言简洁、精炼、准确，分析严谨，为研究经济问题提供了精确语言，为结论的证明准备了科学方法。只想想这样一个特点，一个数学表达式可以浓缩全部的信息！比如，一个抽象的效用函数，将效用和影响效用的各种因素之间的不同关系准确地模拟出来。如果用文字，不仅篇幅大，而且各种关系难以说清。想一想，课堂讲授为什么要用黑板呢？因为，在你讲到比方说第五个问题时，关于前面问题的信息仍然显示在黑板上，帮助你理解与之相关的这第五个问题。数学不正是在起同样的作用吗，将有关的信息融合在一起？原因二是许多经济问题需要量化也能够量化。原因三是可以帮助你理解问题。对于很多问题，直观的想法往往似是而非，和实际的结果有一定差别，数学工具可以让你避免犯错，可以矫正或验证你的想法。经济学上有这样一个著名案例：为了减少石油消费，一些学者主张对汽油征税；同时又不想损害消费者福利，他们又提出将征得的税收再一次性地返还给消费者。提案到了国会，很多议员认为，这简直荒诞无稽：征税后再如数返还，除了增加课税成本以外，和不征税有何区别？而事实上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征税等价于相对价格的提高，返税意味着个人收入的增加，两者对消费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这个例子表明，一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是直截了当的，必须审慎地分析。如果有了数学工具，则很容易得出正确的答案，例如利用无差异曲线分析上述减税案。还有一个拉弗曲线的例子可以佐证同一个观点。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拉弗向共和党议员切尼游说减税的好处时说，减税可以增税。他的意思是降低税率可以增加税收。但切尼茫然以对。于是，拉弗不得已蘸着口杯里的水在餐桌上画出一条曲线说明税率和税收的关系。一条曲线便使切尼豁然开朗，拉弗曲线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供给学派的形象代表。当然，在这两个例子中，或许不需要曲线也能在思索后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至少曲线能够使得问题简化。而且，更多问题的答案远远没有这么直接、直观，从而数学就更显必要了。例如，在现收现付社会保障体制下，征税对储蓄的影响是什么呢？不利用世代交叠模型就不能下断然结论。
关于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化，我们或许可以这么来看。首先，经济学的数学化并不是要否定所有其他方法，只是要在主要的研究方面使用数学工具，尤其是在基础研究上要使用数学工具。其次，数学是一个研究方法，但不一定非得是表述语言。换言之，对于专业人员而言，数学是必需的工具，通过阅读用数学语言表达的理论而很容易地看出该理论是否正确，专业人员之间的交流只能主要借助于数学进行。而对于非专业人员而言，所需要的只是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思路和观点，不需要严谨，因此可以阅读通俗化处理了的理论。新古典理论和新凯恩斯理论都是高度数学化了的，对此，一个西方的评论者曾指出，正是因为它们使用了过于高深复杂的数学技术，理论的传播受到了影响。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偏颇的。因为理论研究必须借助于数学，但宣传则可以非数学化，可以很通俗很形象。事实上，不管是经济学的研究人员还是学生，对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都耳熟能详。我们不都在讨论逆向选择、菜单成本、次品市场这些脍炙人口的理论吗？我们再看看一个有趣的故事。托宾的组合投资理论有些很复杂，普通人很难看懂。在托宾获得诺贝尔奖后，有记者问组合投资到底要说明什么。托宾只好说，它表明，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同一个篮子里。于是记者在采访文章中调侃道，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认为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因此，可以预测，明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可能是因为提出吃苹果有益于健康的理论而获奖。调侃归调侃，从这个故事中，你不觉得经济学也很通俗易懂吗？最后，数学只是分析工具，经济学思想才是核心。数学像是一台计算机，经济学思想就是想完成一定任务如编辑文档的人。显然，计算机本身没有用，但一个人不懂如何操作计算机而只借助于传统的手工书写也不可能提高效率。因此，数学和经济学应该有机地结合。
这样，对经济学家而言，要有所成就，首先应掌握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其次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找到待解决的问题；最后是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经济学的方法或技术是要把看到的问题用专业语言规范化地表述出来，这里的专业语言主要也就是数学了。然后再去求解。这一性质决定，经济学家必须受过正规、系统、严格、良好的经济学教育训练。
五、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上的，是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理论总结。从这一点来说，应该利用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邓小平同志教导我们，只要能抓住老鼠，管它是白猫还是黑猫呢？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两个字可以从西方经济学中去掉。数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成就大部分都是西方学者作出的，但我们有没有称之为西方数学、西方物理学呢？应该看到，很多理论成就是人类共同文明的结晶。因此，作为学问家，眼中关注的不应该是“西方经济学”，而应该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或者就是“经济学”。
其次，在借鉴西方经济学服务于我国经济建设时，应改变一下思路，不只是要利用一些有用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那套强调科学的分析方法，以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直接提出能解决问题的理论。而且，我们也应该参与基础理论的研究。
当然，还必须指出，对西方经济学进行评论乃至批评也仍然是必要的，但是，我国目前的批评性研究的立足点应该改进。目前无论是从根本上加以批评，还是作具体的评论，往往没有击中要害；许多批评是在没有读懂西方经济学的前提下作出的，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方法。如果不研究西方经济学某一理论的原始论文，只是从对该理论的介绍中了解它，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该理论的结论及其论证过程的。而没有经过西方经济学体系的真正严格训练，是难以读懂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是高度数学化的，而且广泛地应用了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理论，要掌握它，必须经过系统严格的训练，而这在目前我国高校中还没有完全做到。在这样前提下对西方经济学展开批评，那就无异于一个文学家指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错误的一样，这样的批评是不足信的。因此，要批评西方经济学，首先就要理解它，否则就不要批评，批评也只能是隔靴搔痒。对于西方经济学，不管是批评也好，应用也好，必须阅读原文并熟知相关理论，而这又要求接受正规的专业训练。
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确，不管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目的都是促进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服务。因此，从西方经济学研究中也可以借鉴到一些有用的东西。第一，当务之急是，从基础上做起，建立经济学教育和学术研究规范。这样，大家可以在同一套话语体系和分析方法下对话和交流，在研究中使用同样的术语、原理、方法。否则，大家使用不同的术语，是不可能展开讨论的。而这也要求，在成为经济学家之前，进行非常正规、严格、规范的教育。否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大家使用的是同一个概念，但理解却各不相同，这样争论就永远不会有了结。当然这些工具也会变动，但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促使其变动、完善是经济学方法论的问题。第二，应该区分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和通俗化宣传。学术研究必须使用本专业的话语体系和分析方法，可能会艰深、晦涩。但是，不应对此大惊小怪，学术研究只需要同一个专业乃至同一个方向的专家能懂就行，隔行如隔山的现象是正常的。至于研究成果的推广，当然可以通俗化处理了。在前面提到的托宾的故事表明，一方面，严肃的学术是可以通俗化的，另一方面，看似浅显的道理必须经过严格科学的论证。
总之，对西方经济学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国内的经济学研究现状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把握。中国的经济学需要改造，在改造中需要借鉴和利用西方经济学。目前，了解西方经济理论已不成问题，但应该前进一步。更重要的是，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借鉴其学术研究规范，借鉴其教育培训体制，最后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建设中国的经济学，更好地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既然我国经济体系已经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则经济理论也同样可作如是观。窃以为，如果哪一天不再有“西方经济学”的称呼，而只有“经济学”的概念，则真正科学的经济学在中国的崛起就为时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