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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6)01～0048～09 柔克义(W.W.Rockhill)是晚清中美关系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是19世纪末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起草人，亲历了中美关系中一系列重大事件。国内许多研究晚清中美关系的论著都会提到柔克义这个名字，但受资料条件的限制，国内学界对柔克义的了解还十分有限，尚缺乏深入的专题研究①。本文利用美国哈佛大学所藏柔克义个人档案及美国外交文件和相关英文著作，既对柔克义生平做一比较系统的介绍，同时就柔克义与美国第一次庚款兴学的关系做一比较深入的考察，从一个侧面揭示他在晚清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和对晚清中美关系的影响，希望借此对柔克义研究有所裨益。 一 柔克义其人② 柔克义1853年4月1日出生于美国费城一个律师家庭，但第二年父亲的去世改变了他的命运。9岁那年，柔克义随母亲移居法国巴黎，开始就读于当地一所中学。中学毕业后，柔克义以名列第九考入法兰西第二帝国中央工艺学院。1871年，通过美国驻法国大使的帮助，柔克义进入法国西点军校——圣西耳军校学习。在1871～1873年就读圣西耳军校期间，柔克义除学习军校课程外，还师从在法兰西学院任教的哲学和历史学家、闪灭特语言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学习东方语言，并在勒南的引导下，阅读了法国神父古伯察M.Huc的《鞑靼西藏旅行记》，萌发游历西藏的念头。此外，他还在课余期间前往法国国家图书馆，在法国东方学家里昂·费里(Lenon Feer)的指导下研究西藏问题。1973年军校毕业后，柔克义又在阿尔及利亚法国外籍兵团服役三年，于1876年退役并返回美国，与卡洛琳·泰森(Caroline Tyson)姑娘喜结连理。1881年又举家前往瑞士投奔其母亲，重新潜心学问。1883年，柔克义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藏学著作，把一部藏文佛经《自说品》(Udonvarga)译成英文出版。次年，他又把另一部藏文佛经《解脱经》(Pratimoksba sutra)译为法文出版，并根据藏文资料，编译出版《佛陀的一生》一书。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使得柔克义在年仅30岁时便在西方汉学界崭露头角。 怀抱着对中国特别是西藏的兴趣，柔克义自1883年开始谋求以武官身份来北京学习汉语和藏语。1884年4月，柔克义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来华任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1885年7月，他晋升为使馆秘书；1886年12月至1887年4月前往朝鲜汉城署理朝鲜事务。在北京使馆工作的4年里，柔克义一直跟随一位来自西藏拉萨的北京雍和宫僧人学习藏语。1888年柔克义因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不和，辞去公使馆秘书职务，12月17日启程前往中国内地游历，次年5月抵达西藏，历时6个月，行程4900英里。1891年12月1日柔克义又自北京出发，开始第二次中亚之旅，历时10余月，行程8000余英里，于第二年10月回到上海。根据这两次旅行经历，柔克义不但在美国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主办的《世纪》(The Century)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考察报告，还于1891年和1894年由史密森学会先后出版《喇嘛的地域》(The Lands of the Lamas)和《1891～1892年蒙藏旅行日记》(Di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Mongolia and Tibet in 1891 and 1892)两部游记，获得国际汉学界的广泛赞誉，他也因此于1893年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金质奖章。 柔克义在藏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不但在国际汉学界赢得声誉，同时也为他进入政界创造了条件。1893年，他的学识得到当政的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总统的赏识，开始进入国务院工作，一年之后即被提升为三等助理国务卿；1896年1月又提升为助理国务卿，协助克利夫兰总统解决古巴危机，并处理对英事务。1897年共和党人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当选总统后，柔克义一度有意谋求驻华公使一职，但他的这一愿望未能实现，麦金莱任命与其关系密切的律师出身的参议员康格(Edwin H.Conger)为驻华公使。是年7月，柔克义结束助理国务卿职务，出于经济考虑，勉强出任美国驻希腊、罗马尼亚公使。1899年4月，通过其在华盛顿的朋友亚当斯(Henry Adams)、海约翰(John Hay)、艾迪(Alvey A.Adee)、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等人的帮助，柔克义又调回华盛顿，名义上任美洲事务局局长(Director of the Bureau of American Affairs)，实际上主要精力都用在另一兼职——国务院远东问题顾问这一职务上。 在任国务院远东问题顾问的6年里，柔克义为当时美国政府中难得的一位谙熟中国文化的官员，同时也由于他本人与国务卿海约翰、总统罗斯福的关系，成为这一时期美国远东政策的实际制订者，对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起了重大的作用。针对19世纪末列强在远东掀起瓜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为维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1899年夏天柔克义与中国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贺壁理(Alfred E.Hippisley)草拟“门户开放”政策照会。在起草照会过程中，除了强调贸易机会均等之外，柔克义还力图加入有关维护中国行政和领土完整的内容，表示希望看到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所作的声明将能“被中国理解为我们对维护帝国完整所作的一个承诺”③，指出由英国、俄国和其他列强所做的有关维护和确保中国完整的保证“应该以更为强烈的语言和更为明白的形式表达出来”④。他认为，对华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维护中国的完整，不但有利于美国对华贸易，而且也可促使北京政府向所有条约国家承担其国际义务⑤，同时也将极大地提高美国在北京的声誉和影响⑥。柔克义本人也因此被称为“门户开放外交家”。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柔克义又于8月底作为国务院特使来华了解情况，1901年2月初接替康格代表美国负责《辛丑条约》的谈判。9月返回华盛顿后，继续担任国务院远东问题顾问，协助国务卿海约翰和接替麦金莱的罗斯福总统处理主要与中国有关的亚洲事务，被罗斯福总统称为“我们亚洲政策的制订者和倡导人”。国务卿海约翰也对柔克义任职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在他离任时写信称赞他为国务院做了“十分出色的工作”⑦。事实上，柔克义本人也对他在制订美国对华政策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感到很有成就感，以致对谋任美国驻华公使一职不再感兴趣，在1902年8月写给贺壁理的信中说道：“自从去年回国后，我在国务院有关中国事务方面的意见获得极大的信任。如果我必须干预有关中国事情的话，我更愿意从华盛顿着手，在这里我可以比在北京公使馆更容易和有效地推行我的观点。”⑧ 1905年4月，柔克义离开华盛顿，启程前往中国接替康格出任驻华公使。尽管清政府对柔克义的任命表示热烈的欢迎，但中国发生的收回粤汉路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使柔克义这位远东问题专家的外交使命受到严重的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在制订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影响力。在收回粤汉路权问题上，柔克义一方面意识到这将严重损害美国在华的利益和影响力，希望清政府不要收回粤汉铁路，但同时承认这件事的责任主要在于美国华美合兴公司违约。对于抵制美货运动，柔克义一方面代表美国政府一再要求清政府加以取缔；另一方面，他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又抱有一定的理解，认为它们不同于义和团的盲目排外。柔克义在处理中国问题上与美国政府表现出来的一些不同看法和主张，引起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罗脱(Elihu Root)对他的不满，他们批评柔克义在远东呆得时间过长，以致于用一个中国人的眼光看待问题，而不是从一个美国人的立场看待问题⑨。 1909年4月前陆军部部长、共和党人塔夫脱(William H.Taft)继任总统，为推行他的金元外交政策，特别是为了加强美国在中国东三省的势力和影响，柔克义再次被委以重任，出任美国驻俄大使。但由于美国推行的金元外交政策与俄国存在根本利益冲突，柔克义在驻俄大使任上并无什么建树。尽管他极力贯彻美国政府的金元外交政策，就“满州铁路中立化”计划和币制实业借款等问题代表美国政府与俄国政府反复接触、商谈，但毫无外交成果，均被俄国政府拒绝。结果，他在1911年6月实际遭降职，调任为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Knox)在柔克义离开圣彼得堡之前的一封指示信中即表达了对他没有很好执行金元外交政策的不满，指出塔夫脱总统希望“大使的精力将始终如一地转到实在的和商业事情上来，不要放在美国在近东的学术兴趣上”⑩。而柔克义本人也对华盛顿方面在有关中国问题上越来越不尊重和听取他个人的意见而深感失望，他在7月间写给贺璧理的信中说道：本人十分高兴能够离开俄国，到土耳其履新，“我憎恶始终处于要两面讨好的境地。至于我个人在圣彼得堡位置上对政府的价值，华盛顿方面的人对在远东执行我们政策的方式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不需要也不介意我对中国问题的意见，他们比我更了解中国”(11)。 1911年8月柔克义抵达君士坦丁堡履任后，土耳其即发生革命，因此他在土耳其大使任上也无外交成果可言。1913年3月民主党人威尔逊(Woodrow Wilson)担任总统，柔克义很快便成为美国政党分肥制的牺牲品，他被当作共和党人的支持者而被威尔逊政府解职，离开了服务多年的国务院。1914年2月，柔克义再次来到北京，出于经济的考虑，以及他本人与袁世凯的关系，接受袁的邀请，出任总统顾问，条件是月薪1000美金，他本人将仍居住美国。随后，他在美国度过一段宁静的书斋生活，于1914年11月28日作为袁的顾问，又从旧金山启程前来北京，途中因感冒而染上肺炎，转至檀香山治疗，12月8日因心脏病去世。 需要指出的是，自1893年踏入政界、致力于外交工作以来，柔克义一直没有中断对研究学问的兴趣，并将学问研究与他所从事的工作结合起来。1897年他在《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发表《走向中国朝廷的外交使节：叩头问题》一文，利用他所熟悉的中文资料，对8世纪至1894年外交使团觐见中国朝廷的历史作了追溯，并对使节在亚洲国家和西方国家地位中的差异做了详细的比较和考察，从而揭示出为什么叩头问题成为清政府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一个重大障碍。在任驻希腊公使期间，柔克义又将13世纪中叶一位法国传道士游历东方的游记《鲁勃吕克远东游记》(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从拉丁文翻译成现代语言，并利用他所掌握的中文资料重新加以编辑，将法国传道士的观察与同时代的中国人的观察进行比较，从中探讨该游记的价值，另在编译的引言中，探讨了当时欧洲国家对蒙古入侵的反应。在任国务院远东问题顾问期间，柔克义又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和东亚国际格局的变化，对中朝关系史的研究产生兴趣，1904年编辑出版《1894～1904年中朝条约和会议集》，次年又出版了一本题为《从15世纪至1895年中朝关系史》的著作。1905年任驻华公使后，柔克义继续关注朝鲜问题，1908年续编出版《1904～1908年中朝条约、会议、协定和条例集》。另，他开始着手编译南宋学者赵汝适的《诸蕃志》，该书为研究12世纪末13世纪初中外商业关系的宝贵资料，编译本最后于1912年由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出版。正是由于柔克义在汉学研究方面的造诣，在他去世前不久，被录选为法国铭文与美文科学院(Academic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通讯员。可以说，柔克义既是美国一名谙熟中国问题的外交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汉学家(12)。 二 柔克义与美国退款之关系 从1900年美国出兵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与其他列强一道参与勒索庚子赔款，至1909年美国正式退还部分庚款，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近10年时间，正是柔克义具体参与制订和执行美国对华政策的时期。因此，他完整参与了美国退还部分庚款的全过程。 1900年北京发生义和团运动后不久，柔克义即被任命为美国派往中国的专使，8月29日抵达上海，随即前往北京以公使参赞和顾问的身份参加辛丑和约的谈判。1901年2月，他被任命为美国全权代表，直至9月7日和约签订，离华返回美国，亲历了有关庚子赔款问题的谈判。 在北京外交团讨论赔款问题过程中，作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实际制定者，柔克义为确保清政府的生存和发展，当时就极力贯彻美国政府的主张，反对列强过度勒索，强调赔款不应超出清政府的偿付能力，损害中国的行政和行政改革能力，危害中国的独立和完整(13)。1901年5月7日，当北京外交团决定向清政府提出总数为4.5亿两赔款的联合照会时，柔克义以这一赔款数目过巨而持保留态度，指出：“绝不应把照会中提到的赔款额看成是向中国的索赔要求，或要求中国对支付这一赔款额做出任何许诺，这仅仅是将其送交全权大臣，使他们能够就中国偿付能力的限度以及准备采取的偿付办法做出正式表示。”而在当日写给国务卿海约翰的报告中，他明确表示列强提出的这一赔款要求超出了清政府的支付能力，“必须对赔款总数做大量的削减”，还认为现在就提出最后向中国要求的赔款总数“还为时过早”(14)。为挫败列强提出的这一赔款要求，柔克义甚至于7、9两日分别致电美国驻南京和汉口领事，密告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希望经由中国全权谈判代表提出困难以达到削减赔款的目的，指出：“总督应通过中国全权大臣力陈他的观点。美国将尽力阻止使中国遭受持久的财政困难。我们宁愿实行行政改革和为外国贸易增加优惠，而不要大笔的现金赔款。”(15)在愚蠢的清政府答应列强的赔款要求之后，柔克义仍然做最后努力，呼吁列强降低赔款，他在5月22日的外交团会议上建议外交团就是否同意对赔款做任何削减进行表决，指出虽然中国政府承认了4.5亿两的赔款，但当初我们提出这一要求只是一个假设性的数字，因此我们不能就此把它理解为要求中国偿付这一巨额赔款的一个承诺(16)。 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后，由于各国申报的赔款总额高达4.6亿多海关两，比和约规定的4.5亿两多出1000余万两，因此各国继续就如何分配庚款问题举行谈判。在此过程中，柔克义继续建议美国政府指示驻华公使康格转告其他列强，在将赔款数削减至4.5亿两之后，美国愿意做进一步的削减，假如其他列强——包括英国在内也按比例削减的话(17)。但由于其他列强的抵制，柔克义的这一建议并没有得到落实，经多番的商讨，至1902年7月，列强仅就他们之间如何分配4.5亿两的赔款达成一致意见，而无意做进一步的削减。 在庚子赔款数额尘埃落定之后，对于列强因“镑亏”问题而与清政府发生的争执，柔克义又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坚决反对列强在庚子赔款中因银价跌落而产生的亏损即“镑亏”问题要求清政府负责补偿，批评列强提出的庚子赔款还金的要求和理由完全不能成立，极力支持清政府的还银主张。1902年6月22日，柔克义以一位当事人的身份，就此问题专门给国务卿海约翰撰写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详尽地叙述了外交团确定庚子赔款数额的经过，具体驳斥了列强提出的还金要求是没有根据和不公正的。他指出：当初清政府接受45000万两的赔款，很明确这是中国方面的一个赔款总数，并且与以往的赔款一样，均以银为付款单位；而列强提出4亿5千万两的索赔要求，也是列强在计算各国的损失和考察清政府的各项财源之后提出的一个总的赔款额，并且也是以银为计算单位的。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应承担列强因银价跌落而造成的可能损失；因金银比价波动所造成的损失，只能由《辛丑条约》第六款中确定的1901年4月1日的固定汇率予以保证(18)。他还亲自草拟国务院致康格的电文指示，要求康格在与其他列强谈论还金还银问题时坚持美国所持赔款还银观点的同时，表示美国将不会盲从其他列强的要求；如果中国将这一问题提交海牙国际法庭裁决，美国将予以支持(19)。另一方面，柔克义还一再鼓动清政府在还金还银问题上坚定立场。在读到6月9日伦敦《泰晤士报》有关庆亲王奕劻、盛宣怀承认还金的报道后，柔克义立即劝说清朝驻美公使伍廷芳，建议清政府将这一问题提交海牙国际法庭公断，统一清朝内部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与美国保持一致，以免其他列强反对美国对《辛丑条约》第六款条文的解释；声称即使庆亲王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但在清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美国仍将坚持自己对第六款所作的解释(20)。 在愚蠢的清政府接受列强的还金要求之后，柔克义为缓解因“镑亏”问题给清政府所造成的进一步财政压力，转而推动由美国率先退还部分庚款，从而达到促使其他列强一同退还的目的。1904年12月6日，他为国务卿海约翰草拟了一份提交国会的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备忘录。该备忘录指出：经调查，美国公民在义和团时期所遭受的损失以及美国军队的开支并非最初估计的那么多。鉴于这一事实，以及中国目前的财政困难和我们过去也曾向中国归还过超出的赔款，向国会提出这一问题是我的职责。我们宣布退还超出部分的赔款有望减轻中国沉重的债务。如果这一建议获得国会的批准，我建议授权行政部门通知中国政府，此后美国只要求赔款总数的一半，随后安排中国与其他列强解决这一问题(21)。 1905年4月柔克义被国务院任命为驻华公使，为早日促成此事，他在来华前夕就如何归还部分庚款征询梁诚的意见(22)。1905年7月12日，在海约翰病逝后的第5天，柔克义又在中国立即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希望他早日解决退还庚子赔款的超额部分，实现国务卿未遂的心愿，声称在过去的几年里，海约翰经常与我说起这件事，每次最后他都这样表达他的意见：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方式将这一公正的事情付诸实施。但这件事在国务院并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只是在海约翰和我之间多次讨论，因此，“提请您关心这件事是我的责任，也是对海约翰的纪念。相信以您的智慧，您能够决定以某种方式完成这一愿望”。在这封信中，柔克义还再次以当事人身份，将他去年起草的提交国会的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备忘录附寄给罗斯福，并进一步指出就美国在庚子事变中的实际损失和战争费用来说，美国即使退还庚款的75％也不为过(23)。 对此，罗斯福在8月22日写给柔克义的回信中虽然表示中国发生的收回粤汉路权和抵制美货运动极大地妨碍了他向国会提议退还庚款的决定，但同时明确承诺在清政府取缔收回粤汉路权和抵制美货运动之后，他本人将会解决这个问题，并声称无论是在移民问题上还是在赔款问题上，他比任何一个总统更愿意公正地对待中国人(24)。在柔克义说服清政府平息抵制美货运动之后，罗斯福即兑现承诺，授权国务卿罗脱与清政府驻美公使梁诚商议退款之事。1907年6月15日，罗脱正式照会梁诚，通报美国政府将豁免庚款超额部分。12月3日，罗斯福在递交国会的咨文中正式要求国会批准他退还庚子赔款超额部分。1908年5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正式授权罗斯福总统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向中国退还1075万余美元庚款。 从上所述，退还部分庚款的决定虽然最终由美国政府作出，但柔克义作为亲历庚子赔款谈判的当事人和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实际制订者和执行者，无疑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是美国政府内主张退还部分庚款的积极推动者。 三 柔克义与兴学之关系 在美国第一次庚款兴学中，柔克义不但是美国政府内主张退还部分庚款的积极推动者，而且也是最早主张将退款用于兴学的美国官员。 作为一位学者型的外交家和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实际制订者，柔克义对通过吸引中国学生来美留学以扩大美国的影响情有独钟。1905年2月，他就曾写信给一位美国参议员，呼吁他支持国会通过法案，允许西点军校向中国学生开放，指出：“我不能设想还有比向他们提供我们的教育设施所能提供的便利更为有益的事——不仅对他们来说，而且最终对我们来说。从与许多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官员的长期接触中，我完全有信心地说这些人对他们国家和人民所产生的影响绝对是符合我们利益的。已有不少中国的海军军官在美国接受教育，他们中许多人已享有盛名。我相信如果有可能允许中国学生进入西点军校，将会获得同样令人满意的结果。”(25) 1905年4月，柔克义在来华前夕，就如何归还部分庚款征询清政府驻美公使梁诚的意见时，便提出退还庚款的用途问题，授意清政府最好答应将退款用于设立学堂、派遣中国学生留学，这将有助于退款的决定在美国获得支持和通过。会后，梁诚即致函外务部，转达此意，建议清政府在柔克义抵京谒见时，“倘蒙标此宗旨明白宣示，俾得接洽，则机轴愈紧，成功愈易”(26)。7月12日，柔克义在来华后写给罗斯福总统建议尽快落实退还部分庚款的信中，也极力劝说罗斯福支持将退款用于教育，坚决反对康乃尔大学教授精琪(Jeremiah Jenks)提出的将退款用于清政府货币改革的建议，指出这一方案不切实际，强调接受现代教育是目前中国各项改革事业中所急需的，只有它才能确保中国的生存，并且清政府已答应保证将退款完全用于教育，并很可能会要求我们参与这一教育基金的管理(27)。1906年5月3日，他在写给国务卿罗脱的信中，再次强调接受中国学生留学美国，这是一件对中美两国都有益的事情(28)。 1908年5月25日，在美国国会通过退还部分庚款的决议之后，在与清政府讨论退款方式的过程中，柔克义极力胁迫清政府必须将退款完全用于派遣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在5月25日收到国务卿的退款指示后，柔克义故意没有立即照会外务部，而是非正式地通知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询问清政府是否有贯彻3年前向他本人多次作出的将退还庚款用于兴学的诺言。6月10日，在与唐绍仪和梁敦彦会谈过程中，应后者的要求，柔克义递交了他拟订的清政府致美国政府照会和他本人致清政府照会的草案，供清政府参考。6月30日，对梁敦彦送来的外务部照会草案略去有关声明退还的方式将按美国政府的安排、成立教育使团的文字，柔克义当即表示不能接受，要求梁敦彦转告庆亲王奕劻：如果外务部送给美国政府是这样一个照会的话，我担心总统将不会放弃庚子赔款的权利。如果中国希望美国放弃这种无容置疑的权利的话，必须提出充分和很好的理由，向总统证明他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个人认为，在一个确定的年限内成立一个大规模的派往美国的教育使团，这对总统将有很强的吸引力，将有助于中国希望退还部分庚款的目标，但中国派遣教育使团的决心必须明确、正式地表达出来。7月9日，在与唐绍仪的会谈中，柔克义再次强调：如果中国希望美国早日归还部分庚款的话，清政府必须对坚定不移执行派遣学生留美计划，以及学生人数和实行年限做出明确的声明，实行年限应该与庚款的退还期相同。最后，柔克义与唐绍仪就派遣中国学生赴美达成一致意见，商定头4年每年选派100名学生赴美留学，学习期为8年，此后为每年50人。但为了显示这一方案完全出于清政府的意志，避免外界将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看作是归还赔款的一个先决条件，唐绍仪建议将有关派遣留学的具体计划与正式照会分开，以附件形式发送。7月11日，对梁敦彦送来的照会的附件草稿遗漏实行年限，柔克义在第1段的第6和第7行补上“直至赔款付清为止”一句，要求梁拿回去再加以修改；他本人原计划这一天送给清政府的照会也没有发出。7月14日，柔克义亲自拜访外务部，在确知清政府的照会完全满足了他的要求之后，才与外务部正式互换照会(29)。 与此同时，为保证庚款兴学的计划不被推翻，柔克义还想方设法挫败清政府和美国一些外交官主张将退款挪作创办东三省实业银行的图谋。当时，为了与日、俄争夺对中国东三省的控制权，美国政府内部在退款用途问题上再次出现不同声音。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司戴德(Willard Straight)和助理国务卿威尔逊(Huntington Wilson)等官员极力主张与清政府合作，将退款用于东三省的开发，以削弱和抵制日、俄两国在东三省的势力和影响。柔克义则坚决反对司戴德的这一倡议和活动，并通过国务卿罗脱下达指示，责令司戴德停止这方面的活动，不要插手庚款退款问题，明确交待退款问题的所有安排将完全由美国驻北京公使处理(30)。 同样，清政府的本意不赞同将退款全部直接用于兴学，更希望将退款首先用于东三省的开发，以其余利再用于兴学。因此，清政府在与柔克义就庚款用途问题互换照会的次日，即7月15日，便任命唐绍仪为赴美特使前往华盛顿，名义上感谢美国退款，实则有意劝说美国政府改变庚款用途，支持将退还的庚款首先用于振兴东三省实业计划。柔克义在得知这一内情之后，极力加以阻止。他立即写信给美国国务院，汇报唐绍仪访美的真实意图，建议美国政府不要接受清政府的方案，指出中国的财源愈来愈拮据，财政改革没有任何前景，如果将退还的庚款用于东三省实业银行借款的担保，很有可能在过了几年之后，派遣留学即由于缺乏财政的支持而被停止；从长远来说，将退款用于教育使团的派遣肯定比用在不可靠的东三省实业银行更有价值(31)。为使美国政府拒绝唐绍仪的游说，柔克义甚至对唐个人的能力也加诋毁，他在7月30日写给国务卿的信中说：唐与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对财政、政治经济问题完全无知；虽然他的英文不错，也了解一些西方知识，但无论是从中国人的标准来看，还是从我们的标准来看，他都不能称为是一个有很好教育的人(32)。在接到柔克义的通报之后，美国国务院在唐到访之前即采取了相应措施，在全国广泛公开发表7月14日清政府的照会，“让世人都知道中国将用退还的庚款派学生来美留学”(33)，以杜绝届时唐绍仪提出将退款用于东三省借款的方案。美国国务院官员称赞柔克义“很出色地处理了这件事”(34)。 在挫败将庚款用于东三省实业开发的图谋之后，柔克义又在驻华公使任上再接再厉，将庚款兴学计划具体落实到位，做成定案。1908年10月31日，柔克义将他与清政府共同制订的《派遣美国留学生章程草案》译送国务院，并于当日致电国务卿罗脱，表示他与清政府达成的这个选派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规划“已完全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建议美国政府从1909年1月1日起开始退款，指出：“如果这一提议获得您的批准，这可使中国政府立即执行目前的计划：招考首批留美学生，设立预备学校，并可望第一批学生至迟不晚于明年秋季之前抵达美国开始学习。”(35)他的这一建议很快被美国政府采纳，12月2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命令，宣布美国免除的部分庚子赔款将于1909年1月1日起开始退还中国(36)。 另一方面，柔克义也继续做清政府方面的工作，频频与外务部交涉，敦促清政府尽快落实庚款兴学计划。1908年12月9日，他就退款的使用问题照会外务部，要求清政府“应声叙减收之款，系与派生留学一事紧接牵连”，并“应声明每年所减之还款拨出若干以办学务”，指出只有这样，“美政府方可抵拒列强中国将此减还之款改作他用”(37)。1909年3月20日，柔克义又照会外务部，催促清政府尽快选拔留美学生，指出第一班赴美留学之期将至，美国方面已为接收中国留学生做好准备，“外部愿中国速选学生筹备一切，迅来美国就学为盼”(38)。5月14日，柔克义再次向外务部施压，对清政府迟迟不履行去年10月间达成的《派遣美国留学生章程草案》以及对他的照会未做反应提出强烈抗议，指出根据去年达成的草案，“贵部大臣与本大臣均以此事草章所有应行酌改之处，自必无难办理定卜，于会晤时即可核定，心虽如此设想，而事则惜与愿违。在此三个月中，本大臣迭与那中堂、梁大臣提及此事，催请按照草章及面谈所定之章，即行办理，岂料迄今未曾施行一事。在上年虽曾将留学一事电达政府，美政府也曾允减收之款，即由本年正月起算，然细阅上年七月十四号来照所言之意旨，似系至今全行更变。迨至本年前两月间复行照会此事，迄未准复，更足见系于原所商定之法，均不愿照行”。柔克义最后威胁外务部：“如中政府不按上年七月十四号所云办法及草案速行酌定，本大臣无法，只可达知美政府将现行减收之法停办，俟贵国将派生赴美留学生之章定妥，再行议订减收之法。”(39)正是在柔克义的一再交涉和敦促之下，1909年7月10日清政府颁布《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附设“游美肄业馆”，正式启动留美计划。这个培训学校“游美肄业馆”，便是今日清华大学的前身，该校于成立的翌年10月，因地处“清华园”而更名为“清华学堂”。 综上所述，美国第一次庚款兴学是在柔克义驻华公使任上得以完成的。可以说，柔克义自始至终是美国政府中促成退款兴学的关键人物。如果追溯今日清华大学的历史，不能不说柔克义所起的作用。并且，作为19世纪美国政府中难得的一位身兼汉学家的外交家，柔克义也是晚清中美关系中一位很值得做进一步研究的人物。 注释： ①按：近年国内学界就柔克义的藏学研究发表了数篇专题论文，如胡岩的《早期进藏的美国人》(《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8～14、105页)、郭永虎的《柔克义与近代美国的西藏政策》(《中国藏学》2006年第4期，第60～66页)和宗喀·漾正冈布、妥超群的《美国藏学家柔克义的两次安多考察》(《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第109～112页)等。 ②有关柔克义的生平，具体参见美国学者保罗·瓦格的《门户开放外交家：柔克义的一生》((Paul A.Varg,Open Door Diplo-mat:The Life of W.W.Rockhill，厄巴纳1952年版)一书。 ③《柔克义致贺壁理》(1899年8月3日)，柔克义档案，美国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藏(Rockhill to Hippisley,August 3,1899,Rockhill Papers,Houghton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④《柔克义致贺壁理》(1899年8月18日)，柔克义档案(Rockhill to Hippisley,August 18,1899,Rockhill Papers)。 ⑤保罗·瓦格：《门户开放外交家：柔克义的一生》，第35页。 ⑥《柔克义致海约翰备忘录》(1899年8月28日)，柔克义档案(Memorandum,Rockhill to Hay,August 28,1899,Rockhill Papers)。 ⑦《海约翰致柔克义》(1905年3月7日)，柔克义档案(John Hay to Rockhill,March 7,1905,Rockhill Papers)。 ⑧《柔克义致贺壁理》(1902年8月16日)，柔克义档案(Rockhill to Hippisley,August 16,1902,Rockhill Papers)。 ⑨保罗·瓦格：《门户开放外交家：柔克义的一生》，第80页。 ⑩《诺克斯致柔克义》(1911年6月17日)，柔克义档案(Knox to Rockhill,June 17,1911,Rockhill Papers)。 (11)《柔克义致贺壁理》(1911年7月)，柔克义档案(RockhIll to Hippisley,July,1911,Rockhill Papers)。 (12)按：1915年4月《英国皇家亚洲协会杂志》在发表的一篇纪念柔克义的文章[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Copied from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April,1915),Rockhill Papers]中，称他“既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训练有素的外交家和一位无畏的世界探险家，也是一位能说能写藏语和在西方世界中对近代中国政治史最有权威性的导师”。 (13)《柔克义致海约翰》(1901年4月23日)，《柔克义报告》(Rockhill to Hay,April 23,1901,Report of William W.Rockhill)，华盛顿1901年版，第141页。 (14)《柔克义致海约翰》(1901年5月7日)，《柔克义报告》(Rockhill to Hay,May 7,1901,Report of William W.Rockhill)，第156页。 (15)《柔克义致美国驻南京和汉口领事》(1901年5月7日和9日)，《柔克义报告》(Rockhill to American Consuls in Nanking and in Hankow,May 7 and May 9,1901,Report of William W.Rockhill)，第159页。 (16)《柔克义致海约翰备忘录》(1902年1月22日)，柔克义档案(Memorandum,Rockhill to Hay,January 22,1902,Rockhill Papers)；《柔克义致海约翰》(1901年5月22日)，《柔克义报告》(Rockhill to Hay,May 22,1901,Report of William W.Rock-hill)，第171～172页。 (17)《致康格先生电报草稿》(1902年5月1日)；《柔克义致海约翰》(1902年5月13日)；《柔克义致艾迪》(1902年6月26日)；柔克义档案(Draft of Telegram to Mr.Conger,May 1,1902; Rockhill to Hay,May 13,1902; Rockhill to Adee,June 26,1902,Rockhill Papers)。《海约翰致康格》(1902年5月9日)；《希尔致康格》(1902年6月28日)，美国国务院外交训令，1801～1906，中国，缩微胶卷，第43卷(Hay to Conger,May 9,1902; Hill to Conger,June 28,1902,Diplomatic Instruction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1801～1906,China,microfilm,Roll No.43)。 (18)《柔克义致海约翰》(1902年6月22日)，柔克义档案(Rockhill to Hay,June 22,1902,Rockhill Papers)。 (19)《致康格先生电报备忘录草稿》(1902年)，柔克义档案(Draft of Cablegram to Mr.Conger,1902,Rockhill Papers)。 (20)《柔克义致伍廷芳》(1902年6月20日)；《柔克义致贺壁理》(1902年8月16日)，柔克义档案(Rockhill to Wu,June 20,1902; Rockhill to Hippisley,August 16,1902,Rockhill Papers)。 (21)《备忘录》(1904年12月6日)，柔克义档案(Memorandum,December 6,1904,Rockhill Papers)；《柔克义致海约翰》(1904年12月12日)，海约翰档案，缩微胶卷，第9卷(Rockhill to Hay,December 12,1904,John Hay Papers,microfilm,Roll No.9)。 (22)《驻美公使梁致外务部函》(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收到)，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一)，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23)《柔克义致罗斯福》(1905年7月12日)，柔克义档案(Rockhill to Theodore Roosevelt,July 12,1905,Rockhill Papers)。 (24)《罗斯福致柔克义》(1905年8月22日)，柔克义档案(Theodore Roosevelt to W.W.Rockhill,August 22,1905,Rockhill Papers)。 (25)《柔克义致参议员华伦》(1905年2月28日)，柔克义档案(Rockhill to Senator Warren,Feburary 28,1905,Rockhill Papers)。 (26)《驻美公使梁致外务部函》(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十日收到)，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一)，第76～77页。 (27)《柔克义致罗斯福》(1905年7月12日)，柔克义档案(Rockhill to Theodore Roosevelt,July 12,1905,Rockhill Papers)。 (28)《柔克义致罗脱》(1906年5月3日)，美国驻华公使信函，1843～1906，缩微胶卷，第131卷(Rockhill to Root,May 3,1906,Dispatches From U.S Ministers to China,1843～1906,microfilm,Roll No.131)。 (29)《柔克义致罗脱》(1908年7月16日)，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内政的文件，1906～1910，缩微胶卷，第242卷(Rockhill to Root,July 16,1908,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microfilm,Roll No.242)。 (30)亨特：《边防与门户开放：中美关系中的满洲(1895～1911)》(Michael H.Hunt,Frontier Defense and the Open Door:Manchuria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895～1911)，纽黑文1973年版，第71～72页；查尔斯·威维尔著，张玮英、李丹阳译：《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8页。 (31)《柔克义致菲利普信件摘录》(1908年9月30日)，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内政的文件，1906～1910，缩微胶卷，第242卷(Ex-tract from Letter from Rockhill to W.Phillips,September 30,1908,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Roll No.242)。 (32)《柔克义致罗脱》(1908年7月30日)，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内政的文件，1906～1910，缩微胶卷，第242卷(Rockhill to Root,July 30,1908,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Roll No.242)。 (33)《菲利普致艾迪》(1908年9月9日)，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内政的文件，1906～1910，缩微胶卷，第242卷(W.Phillips to Adee,September 9,1908,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Roll No.242)。 (34)《菲利普致培根》(1908年9月30日)，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内政的文件，1906～1910，缩微胶卷，第242卷(W.Phillips to Bacon,September 30,1908,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06～1910,Roll No.242)。 (35)《柔克义致国务卿》(1908年10月31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8年)》(Minister 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October 31,1908,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08)，华盛顿特区1912年版，第70页。 (36)《国务卿致中国驻美公使》(1908年12月31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8年)》(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hinese Minister,December 31,1908,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08)，第72～74页。 (37)《美国公使柔致外务部照会》(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美国驻华使馆文件(1843～1945)，缩微胶卷，第10卷(Records of the United States Legation in China,1843～1945,Roll No.10)。 (38)《美国公使柔致外务部照会》(宣统元年二月二十九日)，美国驻华使馆文件(1843～1945)，缩微胶卷，第10卷(Records of the United States Legation in China,1843～1945,Roll No.10)。 (39)《美国公使柔致外务部照会》(宣统元年三月二十五日)，美国驻华使馆文件(1843～1945)，缩微胶卷，第10卷(Records of the United States Legation in China,1843～1945,Roll No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