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整合与执政党的功能调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功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社会整合与政党的功能作用
“社会整合”源自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主张社会是由相互关联单元构成的有机整体，整合就是以制度规范为中心，协调系统各单元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社会整合是指按照特定的价值规范和程序规则，对社会中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各方面要素进行调整或协调，使之关系和谐稳定有序，以形成社会统一体的过程。社会整合和社会分化是相对的概念，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就体现为由整合化的传统社会经历错综复杂的社会分化到现代化基础上社会再整合的过程。具体的社会整合内容包括：社会价值观的整合，即构建核心价值观念，使之在各阶层公众中形成共识，对公众行为产生普遍的指导作用，并对其他共存的社会意识形成有效制约；社会利益结构的整合，即把利益分化控制在社会公众可以接受的程度内，注重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以及利益获取的合法合理性，以减缓利益矛盾，消解利益冲突；精英与大众关系的整合，即通过社会上升渠道的疏通，恢复精英群体与大众之间的社会流动，形成两者之间相互融合的分布状况和代表—支持的互动关系；社会组织结构的整合，即大力促进自发性生成的各类公民组织，积累社会资本，在此基础上通过跨阶层、跨职业、跨地域的政治性、群众性组织搭建联系紧密、运作有效的社会组织网络体系。这种新的社会整合以先前市场化导向的多元社会分化为基础，以社会和谐为价值导向，在经济现代化基础上构筑稳定且具有持久活力的社会系统，最终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政党作为公共权力与社会公众的联结体，对社会发展起着引导和促进的作用。民主制下的政党通常发挥利益表达功能、利益综合功能、政治录用功能和政治社会化功能。①这些功能在政府和社会之间进行着利益要求、精英人物、政治思想等因素的传输，对社会系统各方面的整合产生影响。有的学者直接把整合作为政党的重要功能，萨托利认为政党是执行“凝聚”功能的机构，其中包括：国家整合，指国家建设、创立国家认同和建立合法性的问题；政治整合，指共识的维持或共识的培育；社会整合，与解决分裂有关。②亨廷顿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时也认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形成强有力的政党却能以一个制度化的公共利益来取代四分五裂的个人利益”，“一旦羽毛丰满，政党就会成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③当然，政党在社会整合中并不必然发挥促进作用，在多极化多党制或原子化政党体制下，政党如果一味固守特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在政治斗争中拒绝必要的妥协，只会加剧社会的分裂和冲突。
二、社会整合与中国共产党政党功能现状的不适应因素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最终转型的社会整合过程中发挥着引领和培育的作用，保证整合方向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整合过程的有序进行。党为适应和推进社会整合进行了多方面的体制创新和政策调整。例如，针对社会价值观缺失等现象，提出建立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针对利益分化过度等现象，逐步调整收入分配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更加注重公平；针对社会组织化进展缓慢，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适应阶层多元化和公民社会兴起的要求。这些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一元化体制的解体和社会分化的加剧，使得党在公共权力与民间社会之间更多地向前者退缩，对社会的渗透力有所下降。就政党对社会的领导能力而言，仍未放弃一元化体制时代过强的政治控制，而对日益分化的社会公众的回应功能则未有明显增强。具体而言，当前中国共产党政党功能仍然存在如下不适应社会整合要求的因素：
首先，政党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削弱，不利于社会价值观的整合。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意识形态不断与时俱进，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强有力的指引作用。与此同时，社会政治思想多元化，对党的意识形态也构成了多方位的挑战。来自左翼的挑战包括传统左派思想和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等；来自右翼的挑战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等；以及日渐兴盛的民族主义思潮。这些社会政治思想虽然在某些观点上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总体而言都存在着偏执、短视、不合时宜的弱点。尽管如此，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它们都能找到自身的认同者，有些甚至因片面强调某种特殊群体的利益，而在该阶层或群体中信奉者众多，具备一定的民粹色彩。另外，就生活政治的角度而言，一方面，党的意识形态官方强制灌输的色彩浓厚，无论是内容表述还是宣传风格方面，与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的要求仍然存在相当的距离，而且社会中诸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实然现象与意识形态标榜的应然要求存在明显反差，削弱了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力和说服力；另一方面，各种民间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佛教等宗教的复兴，以及特定社会群体自发形成的各种社会亚文化，与党的意识形态存在着区隔或疏离，限制了意识形态教化的受众范围。与此同时，党内的思想状况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这些问题进一步削弱了党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教化能力。
其次，政党的利益表达功能不足，与利益综合及政策制定功能脱节，不利于社会利益结构的整合。利益表达是公民个人或利益集团对政治系统提出要求的过程，政党是利益表达者与公共权力之间主要的机构性联结渠道。中国共产党也执行着重要的利益表达功能，其典型的表现就是党的干部重视调查研究和遵循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当然，与西方议会型政党的程序化利益表达机制相比，共产党对其所依靠的阶级阶层的利益表达更多地建立在以先进理论进行指导的基础上，因而被认为“更有可能控制社团性的利益集团，而不是传送这些利益集团所形成的要求”④。长期执政和监督不足使得一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弄虚作假，导致党群关系淡化，进一步削弱了党的利益表达功能。由于缺乏足够的利益表达基础，政党的利益综合和政策制定转而依靠领导意志和专家路线的结合。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决策的效率和专业性，但这种依靠主观认定的利益表达在实际政治过程中往往与群众真切的感受或需求存在差距，有时难以得到群众的理解而执行困难。并且，由于缺乏基层利益表达要求的制约，社会结构中出现了知识、财富和权力精英结盟的现象，并诱发了诸种领域腐败的易发多发，使得政策制定的利益倾向有利于强势社会阶层和既得利益群体，不利于减缓社会冲突，加深了本已分化严重的社会利益结构的内在裂痕。
再次，政党的参与功能弱化，政治录用功能的民主程度有待提高，难以实现精英与民众的互动性支持。政治参与是公民试图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的活动，是人民主权的具体表现。⑤在代议民主体制下，选举投票是公民参与的主要形式。温和、有序、有效的制度化参与是社会政治体系赖以维系和正常运作的重要保障。政党是组织公民参与的制度性机构，也是储备、培育政治精英的关键性组织。在民主选举制度中，政党通过向选民推荐候选人，引导选民投票，把公民的政治参与和精英的政治录用两种功能衔接起来，形成两类社会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防止社会出现精英集团和普罗大众的结构性分裂。当前，我国各类选举中较能体现选择性和竞争性的发展成果仍然停留在基层民主，未能实现政治精英和民众的有效互动。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在执政党主导的干部选拔制度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公信度不高、暗箱操作、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屡禁不止的恶劣现象。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势必导致民众参与的效能感弱化，造成严重的政治冷淡现象，损害民众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另一方面，精英群体的录用单纯向上负责，形成精英与大众的壁垒，阻碍社会上升流动的渠道，引发社会结构的断裂。
最后，政党对社会的组织联结功能和对民间组织的协调统筹功能不足，不利于社会组织结构的整合。公民的组织化是社会整合的重要条件，原子化的民众无法支撑各项政治功能的制度化运作，是滋生民粹主义和暴民政治的土壤。公民自发形成的各类民间组织是现代社会交往的主要渠道，公民在参与民间组织时形成的协作、信任、互助等关系构成了民主政治良性运作和社会组织化整合所必需的社会资本。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社会流动急剧增强，社会阶层重新组合，对党依托固定化的单位制设置的基层组织产生了严峻挑战。在调适基层组织的设置和职能方面，中国共产党做出了统称为“强基工程”的系统化部署，如加强在社区、新社会组织和新经济组织中的基层组织建设等。但是，仍然存在诸多不适应之处：一是部分流动性大且相对处于下层的社会阶层中的党组织建设发展缓慢，尤其是农民工阶层，党员密度很低，组织分布稀疏；二是党的基层组织本身一直未能找准功能发挥的基点，笼统地强调围绕本单位的中心工作服务，往往忽略了政党组织的政治属性，陷入了政治组织无法承受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困境；三是政党的基层组织及其控制的各类半官方的群团组织和新兴民间社会组织在组织原则、活动方式、管理模式等方面差异很大，从而导致联系状况松散。这些不适应之处使得政党未能有效促进公民的组织化和社会组织机构的整合。
三、社会整合对中国共产党政党功能调适的基本要求
就政党在公共权力和社会之间的角色定位来看，应当扭转政党过度依赖政府权力运作、政党组织在民间社会的渗透力及政党功能的作用力退缩的趋势，努力形成政府中的党和社会中的党的密切互动而又有效平衡的局面。就政党对社会的控制和回应来看，应当逐步减少依靠公共权力对社会进行管制型强控制的状况，而要更多地通过政党在社会中的组织和成员进行引导型软控制，增强对社会的回应功能，并以此作为政策制定以及政党自身结构功能调适的依据，形成政党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1.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改进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促进社会价值观的整合。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首要经验。面对多元社会意识的挑战，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的要求。学习型政党要求我们党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和新经验。中国共产党需要进一步增强政党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吸收各种社会思潮的合理成分，扩大与其信奉者的政治共识，扩展党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一方面，坚持党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属性，另一方面，根据时势的需要，合理调整意识形态的理论重心，使其在坚持基本政治原则的前提下，确保意识形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前瞻性指引作用。充分利用文化产业大发展的契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各方面的内容以社会公众易于接受的文化产品形式推广开来。注重意识形态的层次性要求，适应普通群众的认识觉悟水平。一是缩小意识形态的说教要求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提高意识形态的说服力；二是与宗教信徒等社会亚文化群体的社会意识求同存异，减少党的意识形态与他们的疏离程度。把对群众的普遍性要求和对党员干部的先进性要求结合起来，让党员、干部模范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群众中真正起到引领作用。总之，通过思想建设的改进，把意识形态的解放政治方面与生活政治方面结合起来，提升对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群众的潜移默化的政治社会化能力，促进全社会在政治理念和核心价值观方面形成稳定、一致的共识。
2.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工作作风建设，疏通利益表达功能，优化利益综合和政策制定功能，促进社会利益结构的整合。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全党要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除了自上而下的利益愿望收集外，还应当拓展基层利益表达渠道，构建以政党基层组织为框架的制度化利益输送方式。一方面，依托当前基层民主自治蓬勃发展的良好基础，把基层政治参与与普通党员、群众的利益表达要求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提高基层党组织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尤其是政策建议、权力监督、选举人事等方面的权利，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民众向政治体系输送利益要求的有效中转站。进而以这种制度化的利益输送方式逐步扭转当前民众越级上访、群体性事件等非制度化利益表达行为剧增的趋势。改善政党与媒体的关系，在确保舆论导向正确的同时，改进党报等官方媒体的宣传传播方式，增强其表达群众利益的能力，提高对民间媒体和新兴媒介监督、批评权力运作的容忍度，使各类媒体成为政党组织利益表达能力不足的有效补充。在充分进行利益表达的基础上，优化利益综合和政策制定功能，把党的领导、专家论证和群众路线充分结合起来，确保政党政策制定同时具备方向正确性、内容专业性和群众可接受性。就政策的利益倾向方面，要在保护社会各阶层的合法利益的同时，更多关注社会中下层群众的利益，减缓社会利益冲突，弥合各类利益鸿沟，促进社会利益结构的整合。
3.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强化政治参与功能，推进政治录用功能的民主化，促进社会精英与大众关系的整合。有序增强各类政治性选举的民主程度，以党内选举的发展带动人大代表选举、行政领导人选举的发展。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基本政治原则的前提下，改进和规范选举程序和投票方式，改进候选人介绍方法，适当提高政治精英的竞争程度，并将政治竞争与党员、选民或人大代表对候选人的真实选择权结合起来，形成政治竞争与政治参与的联动机制。逐步减少环节过多的间接选举，提高直接选举的层次，在民众与中上层政治精英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机制。在选举等集中性政治参与的间歇期，加强代表与选民之间的日常走访联系，创新干部联系群众的方式。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机关工作重心下移，基层干部坚守一线，领导干部要定期深入基层特别是经济落后、问题较多的地方调查研究等。总之，要建立较高层级干部通过基层党组织联系群众的制度化渠道，使政治精英与民众的代表—支持关系实效化、制度化、长期化。“在这些条件下，公民公众能够以话语方式形成意见和愿望”⑥，从而充实民众的参与效能感，增强其对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认同，同时避免精英群体的自我封闭，促进精英与大众之间有效社会流动与和谐关系的形成。
4.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增强政党的组织联结和协调统筹功能，促进公民社会的组织化和社会组织结构的整合。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基层组织要着力扩大覆盖面，增强生机活力，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在政党基层组织的设置方式的调整和创新方面，继续提高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的覆盖面。把党员和党组织的先进性与群众性结合起来，防止过分强调先进性要求致使部分社会成员游离于党组织的覆盖之外，陷入社会政治联系原子化的困境。加大在农民工等一些党员密度低、组织分布稀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中发展党员、组建基层组织的力度。调整和创新政党基层组织的职能，认识到政党组织原本的政治性角色，在支持所依托的社会经济组织开展中心工作的同时，更多地发挥组织党员和群众有序参与政治、表达利益要求等职能。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服务职能，发展党员志愿者队伍，从多方面服务党组织所覆盖的基础群众，帮助其排忧解难，培育良好的党群关系。改善政党组织与民间社会团体的关系，适应其活动目的生活化、组织联系松散化、内部结构扁平化等特点，创新党组织对这些民间组织的联系与领导方式，充分利用共青团、妇联、工会等群众团体以及民主党派组织，从不同领域加强党组织对民间组织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总之，通过政党组织对社会各阶层群体的组织全覆盖和政治功能的有效发挥，实现政党组织协调统筹下的社会组织结构整合。
注释：
①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53页。
②[美]乔·萨托利：《政党的类型、组织与功能》，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3期。
③[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74—377页。
④[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13页。
⑤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⑥[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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