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政治学的三维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视角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政治是城市中以及关于城市的次国家空间的政治，它涉及城市中的多样政治结构，包括种族-社会经济形态的多样性。彼得·约翰认为，“城市政治学一方面是对一个空间范围内运行的描述和分析，另一方面则是对与城市和城市区域相关的更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进程，以及关于两者的研究。”[1]城市政治学的兴起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在当前全球化飞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国与国的竞争已经上升为中心城市、区域之间的竞争，城市作为次国家地区其地位和重要性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本文尝试对19世纪末至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城市政治学的兴起与发展、研究视角以及研究主题作一个评述，并在此基础上阐释城市政治学研究的贡献及其局限。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城市化转型时期，但我国关于城市政治学的研究较分散，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对西方城市政治学研究的深入了解有助于我们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并且对我国城市化进程和改革具有启发意义。 一、城市政治学的兴起 城市政治学的兴起有其深刻的实践需求和知识背景，它最初源于城市人口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大所引发的一系列城市问题，这一时期的城市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城市问题的揭露和分析上。其后，随着实践需求的不断变化，城市政治学的研究不断发展和完善。 (一)城市政治学兴起的实践需求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随着工业、交通以及技术的进步，城市从前工业时代小规模的商业中心成为了国家生产的中心。大量外来移民的持续涌入使城市人口比率在1890-1920年间翻了近十倍。同时，城市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人口从乡村进入城市。然而，城市在人口和规模上的急剧增长引发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除了住房紧张造成的公共服务超负荷、低劣的生活环境、传染疾病等社会问题外，在政治方面主要表现为：城市管理部门效率低下和政治腐败。 这些城市问题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其实是当时的城市政治体制无法适应城市政治结构的急速变化，一方面，州政府跨越市政府直接管理城市。由于前工业时代城市的地位和重要性远不如工业化时期，法律设计和制定者们并没有专门赋予市政府管理城市的权力，而只是将城市作为州议会立法创设的公司。为应对急剧的社会变化，州政府设立了多个管理部门共同管理城市，但由于职责不明确造成多头治理引发了管理的混乱。另一方面，市长缺乏足够的行政权。美国当时实行的弱市长强议会制使得议会同时掌握着立法和行政大权，而市议会仅有制定政策和任免部分行政官员的权力，这使得市长缺乏充足的行政权力对各部门进行统一指挥和协调。市政府权力方面的缺失使得整个市政体制效率低下。面对与城市化发展脱节的市政体制，市民纷纷要求改革，城市治理在这一时期表现为对城市行政管理专业化的要求。 (二)城市政治学兴起的知识背景 19世纪末，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兴起和发展，美国学界对城市问题的研究侧重于揭露和分析这一时期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政治腐败、暴力冲突、城市犯罪等。20世纪20年代后，小城镇作为美国社会的缩影成为了城市政治研究的焦点，这一时期美国的城市政治学术研究主要把小城镇作为一个独立的社区进行个案研究，研究内容囊括了社区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各大方面。 大萧条后，美国学界开始从理论层面进行自我反思，特别表现在对自由和民主两大理论的重新定义和思考上。同时这一时期，受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影响，社区研究从小城镇转移到了较大社区中某些层面的治理问题进行思考和分析。例如，罗伯特林德与海伦林德夫妇在《中等城镇》和《转型中的中等城镇》中对中西部地区权力不平等的研究，以及20世纪40年代末，劳埃德沃纳对美国较大的“扬基城”的社区政治问题进行的分析和探讨。 20世纪50年代，城市政治学将社区研究与地方政府体制相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开创了城市政治学研究的新进路。特别是精英主义与多元主义对城市权力结构的研究构成了城市权力研究的两大传统，开启了长达10年关于城市社区权力结构的学术争论。 20世纪70年代，在反思以上两派争论的基础之上，增长机器论及城市机制论对城市政治学的关注焦点进行了讨论。哈维莫罗奇和保罗彼得森指出，城市政治学的关注焦点应该是研究“谁”为了“什么”而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而不是仅仅侧重于分析“谁统治”。城市机制论者则不再局限于将权力看做是一种单向的控制权，而是将其视为城市发展的手段，也就是一种生产性的权力，这一转变为城市政治学的研究开创了新思路。在美国政治学推进的同时，这一时期欧洲城市政治学研究在西欧获得了重要进展。深受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欧洲一些学者将城市政治置于更为宽广的社会经济和国家背景下，形成了结构主义和工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展开，区域竞争力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受美国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研究者开始对中央与地方关系中不同层次政府的职能分析进行逻辑上的推演，重心集中于自治政府最适当的规模和大都市区最适合的组织上。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城市，城市越来越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中心，如何提高世界城市的竞争力成为了这一时期城市政治研究的焦点，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对此背景下城市政治研究中出现的街区暴力、移民冲突、资源枯竭、新社会运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二、城市政治学的研究视角 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城市政治学形成了精英主义、多元主义、城市机制论、新政治经济学以及多中心治理五大视角，它们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对城市政治生活和城市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并在相互影响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一)精英主义的视角 精英主义认为，在特定的政治系统内存在着少数商业精英，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运行权力、制定政策并影响系统中的其他人。精英主义以社会分层为基础，经历了以米歇尔斯为代表的规范精英理论，以韦伯为代表的技术精英理论，以及以怀特米尔斯为代表的批判精英理论。其中，批判的精英理论首先将精英主义应用于城市研究，怀特米尔斯认为城市权力集中于大型商业公司、政府中央行政机器和军事组织中。弗洛伊德亨特是第一个严格意义上将精英主义理论运用于城市研究的学者，他运用声望分析法试图在商界、政界、公民联盟和社会活动四类群体中找出“究竟是谁在统治亚特兰大”。在亨特看来，声望就是个人权力的体现，他通过深入访问探究这些名单人物中谁被认为最有权力，相互间如何交流，如何在主要社区项目中组织起来，以及他们是通过何种渠道对这些项目施加影响力等问题。他发现，如果不是源于商业精英的意图，或得到他们的赞同，亚特兰大市的统治是不会有所改变的，也就是说，在亚特兰大的权力结构中，少数商业精英通过影响政策制定实际上掌握了统治权力，由此亨特得出结论，地方代议制民主不过是经济利益的幌子而已。 虽然亨特的结论被后来很多学者所批评，如达尔认为精英主义并没有检验一系列特定案例来证实其主要假设。[2]但是，亨特在其研究中所应用的结构功能分析、非正式因素支配城市发展的命题，开启了增长机器论、城市机制论等关于城市权力结构经验研究的传统。 (二)多元主义的视角 达尔、沃格芬和波尔斯比是最早的城市多元主义者。其中，作为领军人物的达尔对美国城市社区纽黑文市的权力结构研究成为多元主义城市研究的典型案例，他将城市再发展、公共教育、政治提名作为主要的研究议题，运用决策分析法观察了纽黑文市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变化。他发现，纽黑文“由一群有凝聚力的领导集团统治的政治体系，已经让位于由许多拥有不同政治资源组合的多群领导共同统治的政治体系了”[3]，纽黑文的权力结构呈现出一个分散的多元主义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地方政府的决策权广泛分布在民众和各种利益集团的手中，公共决策控制权集中在通过选举而当选的政治家手中而非社会精英手中。达尔的批评者则认为此项研究中所囊括的议题太少，很多在城市社区中出现的问题根本没有进入到公众争议的范围。[4]多元主义者则回应到，那些被排除在外的议题实际上并没有发生。20世纪80～90年代，多元主义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分层的多元主义、超级多元主义和新多元主义的分野。分层的多元主义认为，在一个分散的多元社会中，存在一小部分的个体，它们要比其他个体更多地参与到政治思想、讨论和行动中。[5]超级多元主义则认为，这种分散的权力过于泛滥，已经到了一个混乱的程度，注定是无法进行统治的。虽然多元主义的分支理论观点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基本前提都是拒绝认为政治权力是高度分层的。 多元主义者对城市政治的研究被认为是解释美国社会权力分配的主导范例，特别是达尔对纽黑文的研究激起了社区权力研究者们真正的辩论，在多元主义之后的许多关于城市政治的观点都是建立在赞同或反对多元主义基础之上的。但是，在多元主义者理论框架内政治领域是高度自主的，社会经济结构被当做外因，它们关注选举、政党竞争和狭义上的政界内的实践，其结果是社会不平等只是被当做影响投票水平或政治参与形式的主要因素而不是结果。[6]同时，多元主义者对制度层面的变化、新社会团体的出现以及非经济问题的冲突的较少关注，使其在地方认同的政治和团体研究中并不具有很高的适用性。 (三)城市机制理论视角 城市机制论强调政府与利益集团间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合作模式，尤其关注如何保持能够达成公共目标的联盟的长期有效存在。斯通认为，所谓机制就是“一个能够得到制度性资源，使其在政府决策中享有持久作用的非正式却相对稳定的团体”[7]。斯通在对亚特兰大两个种族联盟进行40多年的观察后发现，“亚特兰大的政治并非高度自主性的活动，而是同公民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8]，这为非正式的人际网络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在斯通看来，一个城市动议形成基础并不是多元主义所认为的以选举为中心，而是存在着一个政府、商业部门和公民社会相交织的网络关系格局。“为了政治联盟的存活，必须调动与其主要政策日程相称的资源”[9]，这是支配机制形成的“铁律”。斯通进而将美国城市机制划分为维护型机制、发展型机制、中产阶级渐进型机制、低层机会扩张机制，并认为公共政策由三个因素塑造，它们分别是共同体统治联盟的组成，统治联盟中成员关系的本质以及成员带给统治联盟的资源。 城市机制理论对合作模式的强调被视为能够解决将政治领域看作高度自主的多元-精英争论，它不再局限于将权力看做是一种单向的控制权，而是将其视为城市发展的手段。但是，它的合作仅仅是“内部政治中的联盟构建”，并且将研究范围局限在一个城市空间内，并没有考虑到跨区域或跨国的影响。城市机制学者更关注的是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协调，而不是政府与公民间的关系。 (四)新政治经济学视角 新政治经济学视角将城市政治置于理性选择的基础之上，主要包括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主义。公共选择理论将地方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看做市场中的企业与消费者，在个人理性选择的基础上，顾客投票者会选择最大程度满足自己对公共物品偏好的社区模式。[10]蒂伯特、沃伦和奥斯特罗姆夫妇是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公共选择理论招致的最多批评就是其难以兼顾效率与公平。萨维奇和沃格尔批评公共选择理论是具有阶级偏见的，它忽视了其理论中“隐含的中上层社会的假设”，富人外迁至郊区逃避了对城市中心基础设施、服务费用的分摊，而城市中心则满是无能力迁入郊区的贫困者。[11]20世纪80年代，帕克斯和奥克森等地方公共经济学派对公共选择理论进行了修正，他们强调并不是将所有公共服务都交给市场，而是政府只是提供服务的一方，但将生产权通过合同外包承包给企业。 新制度主义将文化和理性选择共同作为其理论的基础，把制度看做城市政治生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并认为制度不同于团体和组织，它是“稳定的、有价值的和经常性的行为模式”。除了对正式规则、结构的关注，新制度主义者还关心非正式联盟和公约以及个体行为者和限制他们的制度之间正在进行的互动。朗兹认为，新制度主义至少在三个方面为城市政治学提供了分析工具：第一，新制度主义的价值批评态度保证了城市政治的规范性；第二，对研究地方具体制度环境如何加强或削弱全社会的制度框架效果显著，特别适用于多层次多层级的治理分析；第三，不同制度主义学派对什么推动了制度化、什么中断了它所具有的争议性推动了城市政治与治理变化的争议与不确定性的讨论。[12] (五)多中心治理的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城市中心人口持续外迁到郊区，城郊之间在社会、经济财政上的差别越来越明显，而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深入使得区域和城市竞争成为了时代的主题。在批判继承旧区域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之上，“新区域主义”成为了这一时期城市治理的新范式。传统的区域主义关注结构性改革，倡导通过合并、兼并或增加新的政府层次在城市建立单一的大都市政府，新区域主义则关注如何缩小城郊间的差距，重视不同行动者、不同层级间的互动合作，通过合并或治理安排达成大都市的战略决策以建立核心区主导式微的多中心大都市。格里斯托克指出，治理“是统治方式的一种新发展，其中的公私部门之间以及公私部门各自的内部的界线均趋于模糊。治理的本质在于，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或制裁”。[13]区域间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是新区域主义者的立足点，他们倡导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资源和自治权，通过中心城市与郊区的收入分享，廉价住房需求和住房援助项目等措施来缓解这种财政和经济上的不平等。 新区域主义具体对策上也存在不同的分支，如拉斯克等学者认为重组大都市地区的政府结构是缩小城郊差距最有效的对策，他赞成市县合并，主张给予大都市区政府以更大的权力，使其成为能够控制郊区发展的城市政府，并且，郊区的可负担住房可以分散城市中心的贫困人口以促进社会整体的公平。[14]而萨维奇和沃格尔等学者不仅不相信市县合并能带来公正，反而认为这样会损害民主自治削弱少数群体的政治利益。[15] 随着全球化水平的提高，新区域主义被纳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框架。尼尔布伦纳指出，国家范围内地域层次正在进行重构，政治的主体由国家层次向区域、地方层次转换。他批评新区域主义并不是关于大都市区域治理的新形势，而是“新自由主义(国家和地方)政府精简”[16]。“尺度重构”的学者们倾向于将更多的地方服务向新的低层次单位转移，以促成区域新的治理安排，提升世界城市的经济竞争力。 三、城市政治学的研究主题 (一)城市政治的权力结构争论 20世纪50～70年代，围绕社区权力结构是集中还是分散形成了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在城市政治研究中的理论分野。多元主义者认为，在一个民主的系统中，由于成本太高，没有一个团体有如此认知和组织能力去控制和维持一个广泛的控制系统，政治行动者不可避免卷入讨价还价和联盟建设。[17]由于想要让所有人服从的代价是昂贵的，没有一个集团能够有足够的预防措施来缓和社区内的所有不同意见。达尔并不否认商业人物有很高的潜在控制权，但他认为潜在控制权并不等于实际控制权，一个集团实际的政治效力是它潜在控制权和潜在一致性(对关键政治选择的一致性和特定行动的实施)的结合，而其中，潜在一致性更具决定性。[18]哈丁则认为这场辩论表明各方都在用不同的方法论回答关于权力如何被构思和测量的不同问题。[19] 哈维莫罗奇和保罗彼得森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之上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探讨政商关系对城市权力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政商联盟控制了城市的决策制定，掌握了城市的权力，城市成了政府与非政府部门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器。斯通则站在多元主义的立场上反驳到，商人并不能直接制定政策，必须通过政府，而政府在资源、非正式合法性上都很有限，不得不寻求多种政策参与者的支持，因此，亨特所说的亚特兰大市内的集团绝不可能是同质的。[20] 面对达尔和斯通的批评，后来的新精英主义者如巴赫拉契、巴拉茨等则为精英主义引入了“非决策”权力的概念，他们在对于成本过高的质疑中解释到，精英可以通过不让不好的议题进入决策议程，也就是议程控制来减少控制的成本。 (二)地方政府及其与地方政治机构间关系 在城市政治中，政府上下层级间的权力均衡及关系调整，纵向分权和横向协调，直接影响着城市治理目标的选择和发展的进程。优化关系、促进城市的良善治理，有助于形成涵盖政治、文化、经济等更多功能的城市增长点和发展圈。 关于城市政府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角色，二是城市政府适当的规模结构。关于城市政府的结构问题，分别在英美两国产生了十分激烈的争论，这个争论的基础前提是学者们都认识到一个国家基本的政治价值观会对地方政治组织的架构产生影响。例如，美国在杰斐逊政府时期将直接民主看作基本的政治价值观，因此主张“小行政区体系”，它要求小行政区必须保持足够小的组织架构，以便所有民众能够参与到决策中。麦迪逊政府时期，多元主义和代议民主成为当时的基本政治价值观，多元主义强调地方民主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公民个人的政治参与转变成了集团的参与。分权与权力制衡成为了这一时期政府机构设置的基础。自治政府的职能是高效的提供公共服务，它要求一个企业家式的政府管理，于是“委员会—市经理制”应运而生。英国的政治价值观是多元主义、政治参与和高效的地方公共服务，其中，高效的公共服务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价值观，这决定了地方政府是提供地方服务的机构，地方议会专门设立了提供某些服务的委员会。关于政府组织结构，争论的焦点在于：制度结构改革的影响以及哪种结构特征能造就分配效率。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少了政治“暗示”，非党派性选举系统会减少政治参与，韦尔奇等学者则认为由于一些美国小城市具有非党派性特征又是大选区的地方有对共和党的偏好，因此比起党派选举，非党派性政治体系使共和党在议会中占据更多席位。埃尔金和斯通则批评现存的城市组织结构过于行政中心化，不利于理性的公众讨论，他们认为地方政府的目的是使公民有能力并愿意参与到公共问题中，因此地方政府结构应该能囊括更为普遍的民主参与。[21] (三)城市社会运动 城市社会运动或城市抗争作为一种城市集体行动，在工业时代初期主要表现为工人阶级为寻求经济再分配的公平性而进行的抗争。卡斯蒂斯是第一个对城市社会运动进行界定的学者，他认为“由于社会支配利益的制度化，城市的角色、意义及结构的主要变革”，城市社会运动“通常是由大众动员所要求的结果；当这些动员造成城市结构转化时，我们称之为城市社会运动。”[22]在城市社会运动中，卡斯蒂斯看到了城市社区居民跨越等级结成联盟的潜在可能性，并认为这种城市权力的根本性变化有利于改善集体消费。后工业时代，社会结构和环境的变化使得城市社会运动出现了转变公私空间边界、从公共到私人范围间财富转移、城市中日益增加的社会不平等、政府职能和公共空间私有化等新的议题，环境运动、妇女和同性恋解放运动、反核和平运动等成为了这一时期城市社会运动的主题，一些学者也把后工业时代的城市社会运动称作“新社会运动”。[23]与城市社会运动相比，新社会运动关注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质疑工业社会对物质财富目标的追求和民主代表体制对公民输入和参与治理的限制，倡导直接民主、自治团体和社会组织的合作模式，尤其关注在社会运动中身份问题与个人行为的关系[24]。这一时期，城市社会运动发展成为横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形成了资源动员、政治机会结构、框架理论等多种研究范式。 关于城市社会运动产生的原因，卡斯蒂斯认为，随着人口越来越集中于城市，劳动力再生产越来越依赖于城市中的集体消费供给，集体消费成为城市中的核心问题，集体消费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城市问题的具体表现。政府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政府必须提供足够商品化的空间来获得利益；另一方面，却要反市场、反商品化地供应廉价城市空间。如此，围绕着集体消费而出现的矛盾，城市社会运动成了与阶级斗争不一样的权力冲突。 (四)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发展 伴随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迅速蔓延，国家与国家、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竞争已经开始转向世界城市和区域城市之间的竞争，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以及治理需求困扰着各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稳定和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主要表现为，在民族国家之外，超国家组织、跨国公司、跨国运动以及全球公民组织成为了全球治理的主体；在民族国家之内，城市成为了全球治理的主体，国家相比以前更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25]19世纪80年代，弗里德曼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角度阐述了世界城市的特征并对其分类，成为了世界城市研究的基础。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沙森在其作品中首创了全球城市一词，他根据生产性服务业来鉴别世界城市，强调全球城市是发达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弗里德曼认为，世界城市是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具有控制力和影响力的主要结点城市，成为全球资本用来组织和协调其生产和市场的基点，同时也是大量国内和国际移民的目的地。沙森总结了全球城市所具有的四方面的特征：高度集中化的世界经济控制中心；金融及专业服务业的主要所在地；包括创新生产在内的主导产业的生产场所；作为产品和创新的市场。[26] 除了对全球城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功能研究之外，学者们还将全球城市置于全球城市区域和全球城市网络的视角之下，尼尔布伦纳指出，随着全球化规模的扩大，国家的规模并不是倾向于缩小，而是全球城市和区域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它们在全球化力量的推动下被重新构造。这似乎使得我们所面对的任何城市问题最终的导向都是规模问题。[27]萨维奇和福格尔则指出，“改变边界和大都市城市治理的制度安排，整体上关系到区域的领导能力和发展战略，进而关系到城市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城市区域“通过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管理体制的调适，在激烈的全球竞争和分工体系中，提高区域的政体能力，争取更大的国家利益”。[28] 四、城市政治学的理论贡献与局限 虽然从19世纪末至今，城市政治学研究视角广泛，研究成果丰硕，为万千变化的城市生活和城市现象提供了不同的思考角度和视野，但目前为止，关于城市政治学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 (一)城市问题究竟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问题越来越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很多城市问题表面看起来是经济问题，例如房价高涨与家庭收入的不相匹配降低了住房的可负担性。但从更长远来看，房价持续高涨的背后带来的必然会是社会的不稳定，这又转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很多城市政治学的理论关注的是政府组织、机构规模、自治程度、权力结构等，城市问题往往过于零散没有被系统的纳入城市政治学的研究。 (二)视角太多，学科研究的整合未完成 城市政治学研究总体是一个超学科的发展领域，各学科围绕城市问题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城市政治学中的许多主要概念和基本范畴大量援引自城市学、市政学、城市社会学等其他子学科。例如，关于城市社会运动这一个议题可能会有资源动员、政治机会选择等很多属于政治学或社会学的理论范畴，一些关于城市决策的新模式如多中心治理等，这些概念看起来能用来放在多种场合，人们看起来似乎有一种舒服感但却没有太大的实质性意义。因此，关于城市政治理论的典型性不够明显，需要对城市政治研究的范畴、范式进行更系统的梳理和整合。 (三)侧重个案分析，方法论过于单一 城市政治的研究多侧重个案分析，分析某个城市或区域或者多个城市间的政治生活和现象的比较研究。与以定量分析为主的政治科学相比较，城市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较弱。而城市政治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学比较，其“地方性”较强，虽然城市空间不可避免受到国家甚至国际层面因素的影响，但城市这一特定空间下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不可比较性的“先天缺陷”。 当代中国正在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之中，虽然近年来对于农村治理的研究成果不断，但由于我国城镇化起步晚，我国学术界对于城市化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和地理层面，对于城市政治学及城市治理的研究相对匮乏，未能形成关于城市政治生活和城市政治现象的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这表现为关于城市中正在发生的各种变化，我们往往难以全面、深入地站在理论高度去解释和分析，特别是在城市制度结构、治理机制以及城市问题的产生等方面，我们缺乏一定的深入剖析理据。西方城市政治学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为我国的城市政治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不同学科研究城市问题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借鉴和吸收国外城市治理的实践经验，将对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该标题为《重庆社会科学》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城市政治学研究评述》。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学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