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宁静——中国古代文人追求宁静的心路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宁静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文人论文,心路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初，李大钊先生在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之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静的文化。他说：“吾人于东西之文明，发见一绝异之特质，即动的与静的而已矣。东方文明之特质，全为静的；西方文明之特质，全为动的。文明与生活，盖相为因果者，惟其有动的文明，所以有动的生活；惟其有静的生活，所以有静的文明。故东方之生活为静的生活，西方之生活为动的生活。”（注：《李大钊文集》上册第43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里所说的“东方文明”实即指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本文将讨论的是，中国古代文人在独特的社会氛围中所培养起来的“静”的生活情趣及走向宁静的心路历程。
一
说到静的生活静的文明，人们自会想到老庄思想。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老子》十六章），就是主张弃绝欲念贪妄，以虚静的心灵对待生活，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庄子也倡导清虚宁静的生活，他说：“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庄子·在宥》）庄子认为精神清静才能体悟人生的“至道”，获得人格的升华。
“静”作为一种人生信念，自一提出便显露出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表现为对统治者淫靡生活及专制制度的否定与批判。老子认为统治者沉湎于声色犬马，追逐官能欲望的满足，是造成一切社会丑恶的总根源，他说：“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三十七章）这无异于说君王统治的存在是完全不必要的。庄子更明确提出“清静”乃万物之本，而宫廷的官位不过是些“死龟”和“腐鼠”（《秋水》）。并且嘲讽君王的官员全是些可鄙可笑的“舔痔者”，官位越高，表明舔痔越多（《列御寇》）。这种崇尚清静蔑视权势的思想显示出鲜明强烈的批判精神，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其次，个体的内心世界在挣脱了外物牵累的清静状态下，才能获得超逸自适的愉悦。庄子把最大的人生快乐称为“天乐”，他说：“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天道》）所谓“天”即指与人世社会对应的宇宙自然。庄子既然对专制统治秩序持否定态度，就必然要标举自然的“天”来与之对抗。他认为人生的乐趣不能在人欲横流是非淆乱的社会中寻找，而应直接面对宇宙自然，达到“天乐”，以得到超越外部世界拘限后所产生的自由逍遥的心理愉悦。
二
魏晋时期，随着曹魏和司马氏权为斗争的加剧，儒学崩坏，玄学勃然兴起，人们又在形而上的层面上重新审视老庄的清静思想，试图在严酷惨烈的岁月里得到一些精神慰藉。关于魏晋士人的命运，《晋书·阮籍传》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在这种恐怖的局面里，人们对传统儒学信仰诞生了疑问，重新寻求精神寄托，而能胜此重任的唯有老庄清静思想。阮籍“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嵇康也“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他们崇尚清静固然有保全性命于乱世的意思，但更深层的原因而在于对社会政治状况彻底失望之后，努力超越是非纷争，去探求新的人生价值，阮籍《达庄论》谓：
夫至人者，恬于生而静于死，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清静寂寞，空豁以俟，善恶莫之分，是非无所争，故万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
当时的所谓善恶之分、是非之争其实是各势力集团的利益冲突，这种争斗在阮籍看来毫无意义。处在那样一个环境，他只希望用一种恬静旷达的信念对待人生，像高山深谷那样沉稳静穆，虚怀寂寥。这是阮籍陷身于险恶处境中，寻求自我解脱的精神支撑。只有在这宁静恬适的境界里才能稍微抚慰一下凄怆的心灵，让久被压抑的扭曲的人格精神得到些许的舒展放松。嵇康的性格要刚直峻切得多，他愤世嫉俗，“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对权势者保持着傲然漠视的态度，终于在四十岁时被司马昭杀害。嵇康对人生本有着深切的眷恋，也十分珍惜生命，他研究过养生之道，其《养生论》说：“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安静少欲有益于祛病延年，然而嵇康对“清虚静泰”的重视，目的尚不止在养生长寿而已，更紧要的是要解决人格精神问题。他憧憬着精神的宁静超逸，鄙视世人所渴慕的“名位”和“厚味”，故对世人奔波于荣华富贵的举动极其厌恶，而追求精神契合于“道”的永恒。另一方面，当时那种险恶的现实也让他明白“动者多累，静者鲜患”（《卜疑》）的道理。“静”可以避祸，他愿成为这样的“静音”。其《释私论》说：“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超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嵇康对世间的是非怀着深深的鄙薄之意，故能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著名主张。
阮、嵇的自我意识极强，这就使他们都怀有强烈的是非感。阮籍善作青白眼，惹得“礼法之士嫉之如仇；”嵇康则明确宣扬“非汤武而薄周孔”，其态度又何其鲜明！阮嵇都追求内心的宁静，而实际上何尝有片刻的宁静！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晋书·阮籍传》）表现出内心的极度悲楚。嵇康性格更为刚直倔强，其“越名教而任自然”既有落拓难平之气，也流露出内心的凄楚悲苦。阮、嵇二人内心的痛苦，表明他们对于人生有太深的执著，所以于世事始终未能忘情。阮、嵇“表面上毁坏礼教，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注：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但当时的礼教已被司马氏利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就迫使阮、嵇非毁名教来发泄自己的愤懑，并将这愤懑化作对宁静的追求，以宁静闲谈的心境让悲怆苦闷的精神得到一块栖息之所。但他们所向往的“静”的境界只存在于空幻的理想之中，并不具备实践的品格，实在不足以承载那沉重的心灵，于是他们的生和他们的死就不能不染上浓重的悲剧色彩。
相比之下，能挣脱世俗的牢笼，在宁静的内心世界里体认自我独立的人生价值，并将这宁静外化为一种现实存在的陶渊明。关于人生志越，陶渊明说：“少年来好读书，偶爱闲静……尝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宋书》本传）可见闲适宁静，钟情自然，是他从少年时就已有的人生志趣。但其思想意识里还有另一侧面：“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之八）这可以看出青年陶渊明也曾有过兼济天下的志向和入世进取的情怀。故鲁迅曾指出陶渊明并非浑身都是静穆（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之七》。）。追求高洁淡泊的生活方式，又希望在社会中一显身手，宁静的志趣与豪壮的热情共同构成他最初的生活理想。就陶渊明的实际人生道路来看，虽说他有过建功立业的念头，但却从来不曾以积极的行动去实现这一理想。据史书所记，早在他第一次踏上仕途之前，便以著名的《五柳先生传》表明了自己的志向：“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功名未立，禄利未得，便已对他失去了诱惑力，“闲静少言，不慕荣利”遂成为陶渊明性格的恰切写照。他鄙视荣利喜好闲静，除了其性格因素外，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对社会与人生作过深入思考。他反复读过董仲舒的《士不遇赋》的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前人的经验使他对现实社会与自己的前途都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识。陶渊明也作了一篇《感士不遇赋》，其序谓：“夫履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扑守静，君子之笃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解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他明白自己在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社会里，就像是罗网前的骇鱼惊鸟，命运前途并不乐观。于是他不再幻想，放弃了慷慨豪情，走向老庄“抱朴守静”的人生路。陶渊明也出仕作过几次官，不过那并不是为了什么功业，只是出于养家糊口的基本需要，在最后一次当了八十天彭泽令之后，他终于喊出了自己的心声：“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一篇《归去来兮辞》极真切地传达了他此时的心情，字里行间流溢着脱离牢笼重返自然的欢欣和轻松。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归”字，它透露出中国传统文人心理结构中的一种深层意识。
传统文人在儒家文化熏陶下，长期以来就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经·开宗明义章》）常常是他们努力追求的人生目标。但另一方面，政治腐败，同僚倾轧，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也如同阴影一样紧紧伴随着他们，难以摆脱。他们的命运没有保障，这让他们困惑，使他们失望。困惑与失望潜入心底便积淀为一种认识：官场仕宦固然诱人，但绝不是人生的最终归宿。作官只是“出”，而返回田园返回自然才是“归”，恬和宁静的田野园林就是人生的可靠归宿。这样的认识虽不始于陶渊明，但是到了陶渊明才将“归”的深刻意义揭示出来，并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只有田园才能让他那“闲静”的心灵获得真实的安顿，那么他的回归就不仅是回到田畴村落，更是回到了宁静的内心世界，回到了自我的精神家园。在他眼里，村庄、草屋、墟烟、林木都是他“闲静”的内心世界的外化：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运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呔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田园居》之一）
在民族精神的发展史上，是陶渊明第一次达到了心境与物境的冥然相合。山水园林在那那里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地平线，而是同诗人的整个身心交融为一体。在阮、嵇那里，清静之思总是与是非善恶牵扯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陶渊明则没有那样的拘执，与最高权力中心也不像阮、嵇那样有那么多的纠葛，因而他能豪无牵扯地摆脱世间的困扰，回归田园，回归宁静。
三
说到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清代的沈德潜首先举出了王维，他认为“王右丞有其清腴”（《说诗晬语》卷上）。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对王维则有一个更为简洁确当的论断，是理解王维的钥匙，“这钥匙便是一个‘静’字。我们细翻全集，知道我们的诗人最爱用‘静’字，惟其他能静，故他能领略到一切的自然的美。”（注：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中册，第424页，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的确，尽管王维写过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一些意象阔大的诗句，但他最具特色的作品则是那些描绘静谧风光的诗作。王维说：“吾生好清静。”（《戏赠张五弟諲三首》之三），这表明诗人之所以要描摹这些幽静的自然风光，是因为只有这种景致方能同诗人的心境发生和谐的交流。青年时代的王维在诗书画和音乐方面都表现出杰出的才华，意气风发，前途充满了光明。但实际上他的仕途并不那么顺利，入仕不久即被贬谪济州十年。这对一个刚刚踏入社会的年青人来说，无疑是相当大的打击。他体尝到了世间的坎坷，同时人生观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由热情开朗走向沉静恬淡。如他在济州时的一首诗说：“虽与人境接，闭门成隐居。道言庄叟事，儒行鲁人馀。深巷斜晖静，闲门高柳疏。荷锄过药圃，散帙曝农书。”（《济州过赵叟家宴》）对宁静的田野风光和乡村生活流露出喜爱之情。《淇上田园即事》亦云：“屏居淇水上，东野旷无山。日隐桑柘外，河明闾井间。牧童望村去，猎犬随人还。静者亦何事，荆扉乘昼关。”乡间的生活是俭朴的，闲散安适，置身自然之中，他那郁闷的心灵才能得到安慰，隐居求静之志滋长起来。
王维三十岁那年，由于张九龄的提携得以返回长安，官拜右拾遗。可是经过十年来的挫折蹭蹬，他思想上已不再有青年时代的彩色幻想和旺盛的锐气，《献始兴公》说：“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食梁肉，崎岖见王侯。”对“崎岖”的仕途感到厌倦，加上佛教空无思想的影响，他乐在山林志归宁静的心愿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其《酬张少府》说：“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安闲自适，与世无争很能说明他此时的心情。而他的生活则是“屏居蓝田，薄地躬耕。安晏输税，以奉粢盛。晨往东皋，草露未晞；暮看烟火，负担来归……静观素鲔，俯映白砂。山鸟群飞，日隐轻霞。”这的确像陶渊明了，在浑朴的大自然中求得心境的静穆安祥，是他的人生哲学。不过有一点与陶渊明不同，王维最终也没有辞去官职，成为真正的隐士。他一方面向往着山野乡间的恬淡生活，在宁静中让精神得到寄托，另一方面又居官食俸，亦隐亦官。他的“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淡化了“静”的思想曾有过的批判精神，他只需要以“清静”来求得安然恬适的慰藉。“静”作为一种人生观，在王维以后主要表现为在蹉跎苦闷的生活中完成心理的自我调适和完善，发展了它愉悦性情的一面。
唐代另一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人生观上曾提出“动静相依”的见解，其《动静交相养赋》云：“天道有常道，万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终静，济之以动；性不可以终动，济之以静。养之则两全而交利，不养之则两伤而交病……不有动也，静将畴依？……不有静也，动奚资始？则知动兮静所伏，静兮动所倚。”所谓“动”，用白氏的话来说就是指“有时而行”；所谓“静”，意思是“有时而居”。这种“动静相依”的认识所反映的实际上正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精神。
白居易入仕之初，仕途比较顺利，他怀着满腔热情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讽谕诗，多方面地展现了人民的困苦生活，也对官府欺压百姓的行径作了尖锐抨击。这时的白居易敢于正视社会现实，揭露丑恶与黑暗。他希望自己的诗文能够“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元九书》），以此来实现兼济天下的雄心。同时，白居易的思想中也有“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修习内心宁静的一面。这集中地表现在闲适诗中，如《夏日独直，寄萧侍御》云：“夏日独上直，日长何所为？淡然无他念，虚静是吾师。”他以“虚静”修心养性，遗弃外累的牵绊。通过讽谕诗和闲适诗，我们不难看到白居易人生理想中的两极追求。如果说那些美刺兴比的讽谕诗体现了他“动”的一面，那么，吟玩性情的闲适诗则抒写了他“静”的一面。他的“动”讲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其中包含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有所作为的热望；“静”讲的是个人品格性情的涵养，又不乏在错综的变故中明哲保身的意思，它表现为一种旷达闲淡的心境。白居易认为，这种动静相辅交融统一的人生才是健全的人生。
然而，正像白居易自己所说的那样，“但是诗人多薄命”（《李白墓》），他那些激愤尖刻的讽谕诗不可避免地触犯了权贵们的利益。元和十年，权贵们终于找到机会将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后又迁为忠州刺史。贬谪对白居易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大大挫伤了他的政治热情，也让他对官场的黑暗有了切身认识。于是他“栖心释梵，浪迹老庄”，期望在道佛思想中获取精神慰安。其《读庄子》云：“去国辞家谪异方，中心自怪少忧伤。为寻庄子知归处，认得无何是本乡。”白居易把庄子的理想境界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归处”的“本乡”，也就是以“静”作为精神的家园。同时佛教思想也给他一些启示，《苦热，题恒寂师禅室》说：“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到？但能心静即是凉。”他希望自己也能像禅师那样，以内心的宁静来对付一切世态炎凉。道佛思想减轻了贬谪带来的忧郁，并与“独善思想相融合，使他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道路，作出新的抉择。现实遭遇既然击毁了他“兼济天下”的志向，那又为何不“忘怀处顺”而归向宁静呢？因而，江州之贬无论在白居易的人生旅程上还是在心路历程上都是一个转折，由愤世嫉俗抨击时弊的“动”走向宁和恬淡乐天知命的“静”。这一转变决定了他后半生的人生指向，尽管他作了杭州和苏州的刺史，但对官场的浮沉已感到厌倦无味，只有宁静自怡的心境让他得到超脱，《闲居》诗：“心静无妨喧处寂，机忘渐觉梦中闲。是非爱恶销停尽，唯寄空身在世间。”他的心绪进入到旷达通脱的境界，对贫富贵贱荣辱寿夭等人生困扰都采取超然的态度。不过，幽闲自怡的生活和淡静的心境并没有让他消极冷漠疏远世事，在杭州、苏州刺史任上以及归老洛阳之后，他都为民众作了不少有益的事，赢得百姓的深深爱戴。这表明，尽管他崇尚闲静，但并未放弃社会责任，仍在可能的范围内实现兼济天下的心愿。只是这时的“动”已融进了对“静”的人生理解之中。
四
宋代的苏轼向以豪放风格享誉文学史，可是作为备尝生活艰辛的人，他内心里也有对人生的迷惘和感伤。人们常说苏轼的思想复杂，但思想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与其说苏轼的思想复杂，勿宁说他的生活经历复杂。少年苏轼“奋厉有当世志”，仰慕东汉刚直的大名士范滂。苏轼二十六岁踏上仕途时，北宋王朝的太平景象背后潜伏着一系列内外危机，用苏轼的话来说就是：“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策略一》）因而他提出了课百官、安万民、厚货材、训兵革的改革措施。但他既反对王安石一派新党的激进变法，也不同意后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全面复旧。这样，新党旧党都对他恨之如仇，苏轼身不由己地成为党争的牺牲品。元丰二年新党策划了“乌台诗案”，把苏轼“逮赴台狱，欲置之死”。后侥幸出狱，但随之又被贬到黄州。苏轼此后的生涯大部分时间是在贬谪流放中度过的，恰如他曾自潮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直至逝世的前一年，才从地老天荒的儋耳赦还。
颠沛流离的遭遇让苏轼领教了仕途的险恶，并且也摧毁了他经邦济世的宏大抱负。他有了这样的想法：“世事非吾事，驾言归路寻。”（《归去来集字十首》其五）从“奋厉有当世志”到“世事非吾事”，不平的境遇在他的心头深深地刻下了这变化的轨迹。这种转变始于贬斥黄州之际，他在黄州所作的《临江仙·夜归临皋》下阕云：“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作品明显地流露出厌恶功名的情绪。“江海”作为一个同官场对立的意象，实际上是形象化了的精神世界，诗人的小舟不是要飘向天外，而是要飘向他宁静旷达的心灵。苏轼在《江子静字序》一文中有相关的解释：
夫人之动，以静为主。神以静合，心以静充，志以静宁，虑以静明。其静有道：得己则静，逐物则动。以一人之身，昼夜之气，呼吸出入，未尝异也。然而或存或亡者，是其动静殊也。后之学者，始学也既累于仕，其仕也又累进。得之则乐，失之则忧，是忧乐系于进矣。平旦而起，日与事交，合我则喜，忤我则怒，是喜怒系于事矣……以眇然之身，而所系如此，行流转徙，日迁月化，则平日之所养，尚能存耶？丧其所存，尚安明在己之是非与夫在物之真伪哉！故君子学以辨道，道以求性，正则静，静则定，定则虚，虚则明……所谓静以存性，不可不念也。
这里对“静”的阐述杂糅了儒道的思想。“静”是心灵的宽松状态，具体来讲，就是忧乐不系于仕进，喜怒不系于外事，时时以宽厚澄明的襟怀拥抱人生，以从容割达的心境对待命运的蹇涩。
性情之“静”的外在表现是“闲”，静与闲有着密切的联系，从陶渊明的“偶爱闲静”到白居易的“静将鹤为伴，闲与云相似”，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闲”的意义何在，他们似乎没有考虑，只是到了苏轼才明确地把由静而闲的人生奥义揭示出来。他谪居典州时写的一封信里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与范子丰》之八）自然山水生机一片，让人赏心悦目，又引人遐思。可是通常人们往往驰骋在名利场中，得失利害充斥于心，即使置身林泉佳胜也无意欣赏。所以只有超越得失纠葛，心灵进入淡静闲逸的状态，才能深入领悟宇宙自然之道，似乎景色皆因我而有为我而设，于是感到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即如苏轼邀张怀民夜游承天寺后所感慨的：“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当然，这里的“闲”绝不是富贵者或纨绔子的游手好闲，那种“闲”以物欲享乐为基础，而“闲者便是主人”恰恰是对物欲的否定，包含着对人生的高度觉解，故而它是充实丰满的。闲静使诗人的心灵同自然的交融汇合，这意味着心灵空间的扩大。苏轼的另一个重要感受是时间的延伸，《司命宫杨道士息轩》诗云：“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这“一日似两日”的时间变形表达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在劳碌促迫的官宦生涯中，心为形役，形为物役，使人不免作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此时生命虽然存在，但苏轼认为“此身非我有”。而一旦脱离官场归向宁静，那不属于自己的生命重又为己所有，不就“一日似两日”了吗？在这闲静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下，时间延缓了，空间扩展了，仿佛获得了新的时空，胸襟不能不为之开阔。苏轼之所以屡经贬谪而仍保持着精神的从容旷达，正得益于他闲静博大的情怀。虽然命运不由自主，然而精神境界却可以是自由的。由此可见，苏轼不但是江山风月的主人，更是自己的主人。
五
古代文人寻求的宁静大致有两层内容：一、生活环境的幽静；二、心态的恬淡宁静。明代诗人高启格外注重后者，他认为心态之静更具有本质意义。他的朋友张来仪有室名“静者居”，高启往游，归而作《静者居记》，其文谓：
今有人焉，处空谷之中，栖长林之下，干戈之声不闻，车马之迹不至，其居静矣。而利禄之念不忘于心，穷约之忧每拂乎虑，虽夷然而行，块然而坐，颠倒攫攘，无异奔骛于埃鹜者，子谓其果静乎？又有人焉，游于邑都，宅于市里，邻有歌呼之喧，门有造请之杂，心倦呼应签，身劳于将迎，其居非静矣。而抱廉退之节，慎出处之谊，虽逐逐焉群于众人，而进不躁忽，视世之挥霍变态倏往而倏来者，若云烟之过目，漠然不足以动之，子谓其界非静者乎？盖静也系于人，不系于居。人能静则无适而不静，是居之静无与于人，人之静亦无待于居也。
高启注意到了“居静”与“人静”的区别，他看到了有的人居处虽然幽寂，却依然利欲熏心，这类人当然算不得“静”。只有那种以超然达观的心态对待人生的人方称得上是“静”。可见高启这里着重强调了“静”的内倾性，认为这是远远高于外在的名位利禄的人生追求。尽管高启认为“人之静亦无待于居也”，可实际上他对“居静”也并不忽略，环境之静与心境之静并不是相互否定的，它们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居静”有助于“人静”情怀的养成，另一方面也是“人静”的外部表现。
高启的思想不难在他的生活经历中找到根源，其《赠薛相士》说：“我少喜功名，轻事勇且狂。顾影每自奇，磊落七尺长。要将二三策，为君致时康。公卿可俯拾，岂数尚书郎？”足见高启原本对自己的才干能力颇为自信。但他生活在无末的战乱年代，群雄割据，时局异常动荡黑暗。他不愿卷入这血腥残酷的混战，跑到吴淞江的青丘隐居起来。他说：“请看近时人，跃马富贵场。非才冒权宠，须臾竟披猖。鼎食复鼎烹，主父世共伤。安居保常分，为计岂不良？”（《赠薛相士》）今朝富贵得意，锺鸣鼎食，说不定却潜伏着来日被祸杀身之害。正是这样一种人生无常的危机感使他选择了“抱廉退之节，慎出外之谊”的宁静生活。在高启看来，“静”是人生的指导，具有座右铭一般的价值，在《静学斋铭》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静”是如何的推崇：“体具动静，实惟二仪。夫静真一，又动之基……凡人之心，本寂而虚。纷纭攫攘，为欲所驱。载驰载奔，蚩蚩者子。内丧外劳，莫知所止。君子山立，其闲其安。不诱于听，不眩于观。”人皆有动静两性，而动之基仍是静，因此人生应以“静”为本。此处的静，就是不“为欲所驱”。高启蔑视那些“载驰载奔”名利之徒，嘲讽他们只是些盲目乱撞的家伙。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是“内丧外劳”，即精神上丧失独立的人格意识，肢体上受劳顿之苦。所以他主张在纷纭错杂的境况中安静自立。也就是要在乱世中使自我人格精神获得一块虚静的栖止之处。他觉得这种生活理想应该不是以难以实现的奢望，而只是一个“薄愿”。其《春日言怀》说：“天道谅不昧，薄愿终能谐。惟当守贞静，有酒陶中怀。”可是他的“薄愿”没能实现，高启虽然又坚持辞去朱元璋给他的官位，去过他的“身退惟宜静，谋疏且任真”（注：高启：《腊月廿四日雨中夜坐二首》其二。）的日子，然而朱元璋终究没有放过他，借故把他腰斩于市，时在洪武七年，高启三十九岁。
以上通过一些个案粗略探讨了古代文人追求内心宁静的心路历程，“静”的生活志趣或许不能包容他们人生观的全部，但也不难看出他们或多或少都怀有对“静”的憧憬和向往，并尽力去达到这一境界。他们的出发点各有不同，有的是源于对统治制度的怀疑与否定，有的是为远离凶险的政治漩涡而退避自保，还有的则是因为仕途失意壮志难酬。总之“静”的境界是人生理想与现实状况发生矛盾冲突之后的精神栖息地。在严酷的封建专制压制下，这种矛盾冲突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因而“静”的意识也就有其存在延续的依据，一代代积沉下来，形成了“静”的文明。“静”的意识既然来自现实的矛盾冲突，那么它的深处就有一定包含着不和谐、包含着悲怆和痛苦，但它又极力把这一切化解为恬淡超然，变作一种韧性的生命力和精神支柱，将个体在外部世界的失意和创痛改造为内部世界的自适怡悦。因而也可以说，“静”体现了古代文人在专制重压下的一种生活智慧，它支撑着人们度越人生困厄，以沉稳克服惶恐，用豁达驱散沮丧。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一代代文人为什么总是向往着“静”的境界，因为那里实在是他们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