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产业政策及其在日本现代化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政策论文,日本论文,作用论文,在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F1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2－3291（2001）03－0102－04
一、产业政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现代产业政策首先兴起于日本。早在日本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就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产业的政策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仍是一个后进的工业国，它的工业技术水平乃至整个经济实力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为了发展经济，摆脱经济落后状态，实现赶超欧美国家的战略目标，日本政府陆续制定了一系列以供给管理为主的产业政策。通过产业政策，确定了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并不失时机地选准了对推动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产业部门作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根据国内外市场的变化，引导企业去发展今后有发展前途的产业，调整今后要衰退的产业，从而保持日本商品的竞争能力。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政策体系。战后，多数西方国家经济的增长是运用总需求管理理论取得的；而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则是运用对总供给进行管理的超常规产业政策取得的。
产业政策这一概念20世纪50年代在日本开始流行，但直到1970年前后才开始由官方正式使用[1](P7)。在产业政策成功运作下，日本20 世纪60年代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迅速实现了现代化。20世纪70年代，产业政策走向成熟时，恰逢西方经济出现滞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走向危机。于是，人们转向日本的以供给管理为主的产业政策研究。从此，产业政策在世界范围内得以运用并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二、产业政策理论的理论依据
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产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主要由三个方面的理论组成：产业结构理论；产业联系理论；产业组织理论。
1.产业结构理论 产业结构理论的前提是对产业的分类。配第——克拉克定律是在产业三分法基础上得出的产业结构演进规律。该规律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各产业之间收入上及附加价值上的差异是劳动力转移的直接动力和指示灯。哪个产业收入高，劳动力就向哪个产业转移。这一定律通过许多国家经济的统计数据得到充分验证。
配第——克拉克定律不仅可以说明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而且可以说明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发展的过程。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结构的演进规律，即从轻工业化过程、重工业化过程、高加工度化过程到技术集约化过程。经济赶超国家的赶超过程就是实现工业化的过程。根据上述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结合世界经济分工体系，日本产业经济学家针对后起国家如何赶超发达国家，提出了落后国家产业开发的理论。如赤松要提出的落后国家产业开发一般经过进口——国内生产——出口三个阶段的雁形发展形态理论。美国专家弗农提出的后起国利用国际贸易来开发自己的产业的产品循环理论。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提出的动态比较费用说。他认为，产品的比较成本是可以转换的。从某一时间上看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的产品，但从发展的眼光看却可能转化为优势产品。因为那些有潜力、对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能带动整个产业结构发展的产业，虽然目前是幼小的产业，但经过10年～15年的扶持，是可以成为强有力的出口产业的。这一理论是日本战后选择战略产业，从而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重要依据。
2.产业联系理论 在一般的经济活动中，各产业都需要其他产业为自己提供各种产出，以作为自己的要素供给；同时又把自己的产出提供给其他产业进行消费。正是由于这种彼此相联的供求关系，各产业才得以生存和发展。产业间的这种关联关系，被称为产业联系理论。
一般来说，在产业结构这一系统中，某产业在生产过程中的任何变化，都将通过产业间的关联关系而对其他产业发生波及作用。但一般说来不同产业的感应度和影响力是不同的。
日本铃木多加史通过对日本各产业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的分析[2](P145～146)，认为感应度系数较大的产业大多是一些与物质生产领域直接有关的服务性产业及基础产业，而感应度系数较小的产业则基本上都是那些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服务性产业；在影响力方面，影响力系数较大的产业主要集中在加工迂回度较高的制造业内，而影响力系数较小的产业则主要是一些服务性产业。日本著名的产业经济学家佐贯利雄运用产业联系理论，从产业联系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战略产业领先增长的理论。他认为，日本产业结构迅速实现高度化的秘密在于，在摸清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产业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选择了那些对其他产业诱发效果大的战略产业。对这些产业重点加以发展，领先增长，从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3.产业组织理论 马歇尔是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他首次提出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问题——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之间的内在矛盾冲突，即“马歇尔冲突”。现代产业组织理论正是在解决这个矛盾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现代经济增长中，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一直被认为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同等重要的因素，也是大多数企业追求发展的不可替代的必然途径。规模经济主要集中于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体制所带来的成本节约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的市场生存能力通常要明显强于那些非经济规模企业[3](P40)。然而在规模经济性的作用下，竞争的结构必然使市场结构中的垄断因素不断增强。垄断的形成又阻碍竞争机制在资源合理分配上发挥的作用，不仅可能出现资源的低效率配置，而且也往往使整个经济丧失赢得进一步发展的活力。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莫里斯·克拉克提出的“有效竞争”理论为解决“马歇尔冲突”，制定产业组织政策，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现实中的市场结构是既有垄断又有竞争。要维护竞争活力，抑制垄断弊端，只能靠国家的干预，通过国家的“公共政策”和法律来进行调节。国家对市场干预的准则是：既不损害规模经济的作用，又能维护竞争，即实行“有效竞争”。
三、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产业政策
1955年至20世纪70年代初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在赶超目标下，日本产业政策目标是实现重化学工业化，增强企业竞争力。为此，日本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产业政策。
在产业结构政策方面：依据《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 年－1970年），日本政府于1963年提出了《6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 即重化学工业化构想。其核心内容是：①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基本方向是大力发展重化学工业，提高其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其依据是著名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的收入弹性标准和劳动生产率上升标准。②国民经济各部门要确保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实现。对产业结构高度化起关键性作用的部门，如机械、化学等工业部门，应以追求“规模利益”为轴心，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对供应原材料、动力等其基础性作用的部门，要价格低廉，确保供应；生产出口产品的部门应力求制品高级化和多样化，以扩大出口。③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各种政策手段，包括产业体制政策、中小企业政策、产业金融政策、产业劳动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
针对上述构想，政府先后通过了“产业合理化”、“重化学工业的保护和培育指导”和“新产业培育指导”等政策。一方面对某些低生产率部门如农业，提供长期的保护，对某些“夕阳产业”如纺织业、煤炭采掘业等，提供暂时的资助以支持其结构调整；另一方面选择具有潜在的优势的产业，如机械、化学、石油煤炭制品、钢铁、橡胶等，充分运用财政、金融等手段，将大量国家资金投向这些产业，并带动民间资金的投入，扶植和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
在产业组织政策方面：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产业组织政策以追求规模效益为主要目标，兼有对中小企业的保护。20世纪50年代末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加入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就要求实行贸易自由化。 而日本企业能达到一定规模且能参与国际竞争的，其数量非常有限，因此，实行贸易自由化对日本产业发展极为不利。所以，日本一方面对重点产业实行贸易保护，一方面通过产业组织政策，加速企业规模的大型化和集团化，以便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增强国际竞争力。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电子、机械、汽车、钢铁、电力、石油等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国际竞争力大为增强，并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直到1965年，当上述产业成熟并能够抵挡国际竞争时，日本才逐渐实行贸易自由化。
在推行大公司战略的同时，为防止垄断，使经济保持竞争活力，日本政府特别注意保护中小企业，制定了中小企业政策，从财政、金融和政府订货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在培训人才、经营管理等方面提供服务支持，促进中小企业现代化，增强其竞争力。
日本产业组织政策收到了良好效果，大企业走向了国际市场；中小企业具有生存发展空间，可以在国内市场参与竞争，又可以与大企业进行协作，实现专业化生产。
在产业技术政策方面：日本十分重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首先，日本政府确定应予以扶持的重点产业技术领域。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先后确立了三个主导产业部门作为技术扶持重点：能源工业部门（以电力工业等为代表）、基础工业部门（以钢铁、机械、造船工业等为代表）和新兴工业部门（以汽车、电子、石油化学工业等为代表）。然后，对这些产业实行大规模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与创新。政府在经济上给予扶持。通过外汇政策、关税减免政策、优惠贷款政策和折旧制度等，保证关键技术设备的进口；通过政府组织协调政策，保证企业和科研机构对重大项目的联合研究开发；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使企业的技术发展目标与国家的技术发展方向一致。此外，通过技术教育政策为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培养大批人才。据统计，1955年－1970年间，日本博采众长，吸收了全世界半个世纪开发的、几乎全部的先进技术和科技成果，而付出的外汇还不到60亿美元。日本在掌握国外现在新技术的过程中，大约节省了三分之二的时间和十分之九的技术研究费用。
日本的产业技术政策获得了巨大成功。日本通过技术引进，只用了10至15年时间，走完了美欧各国技术发展大约半个世纪的历程。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在科技上落后于美国30年，到20世纪60年代就缩短为10至15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则基本上消除了这种差距，而且在钢铁、汽车、家电等工业部门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通过上述产业政策，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在工业内部结构中重化学工业的比重显著提高，从1960年的53.7%提高到1970年的68.9%，其产业结构水平超过了发达国家。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上升。以就业人口的比重计算，1975年第一产业下降至13.8%，第二产业上升至34.1%，第三产业上升至52.1%[4](P255)。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实现了贸易结构现代化。
四、日本产业政策与日本现代化
日本产业政策是一种超常规的经济政策，日本政府通过它，采取非均衡的发展战略，使产业结构得到“跳跃式”的发展，大大缩短了经济赶超时间，使日本一跃成为工业技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国。
1.日本产业政策与“贸易立国”战略
日本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紧密相连。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离开对外贸易，经济发展无从谈起，更谈不上现代化。所以，日本政府始终以“贸易立国”为基本国策，把扶植本国企业，提高其竞争力，振兴出口作为推行产业政策的出发点。产业政策的制定以“贸易立国”战略为决策依据，因此，产业政策是实现“贸易立国”战略的重要手段。
“贸易立国”战略分为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鉴于资源贫乏，进口原材料、出口加工制成品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日本经济的振兴必须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就战后的生产水平，还不具备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条件。因此，1945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先是推行了进口替代战略。在此期间，日本政府确定了本国比较发达的轻纺工业为出口主导产业，把尚待进一步发展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重化学工业，置于国家积极干预下的管理系统之中，加以扶植保护。由于当时重化学工业水平很低，为实现替代，振兴出口，日本一方面对幼稚产业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刺激其发展；另一方面对这些产业的进口产品和外国直接投资进行限制，设置关税壁垒，通过外汇配额和进口限额，保证重点发展的产业能够优先获得稀缺的外汇资源，以进口所需的原材料、设备和技术。战后日本重化学工业就是在国家极其周密、严格的保护下得到发展并取得成功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重化学工业已相当成熟，而且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迅速成为了出口主导产业。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
日本的这种产业政策是超常规的，他没有选择比较优势产业，而是选择了潜在优势产业。这种超常规性恰是日本产业政策成功的原因之一。
2.日本产业政策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960年颁布的1961年—197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当时日本的现代化奋斗目标，而引导产业结构的现代化便是其中之一。根据这个计划，日本制定了一整套产业政策，通过“重点优先、倾斜发展”的政策干预，改变结构选择和结构转换的自发过程，促进生产力的合理组织，选择了结构高级化的最短路径，从而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产业结构升级任务，赶上并超过了一些工业化国家。日本在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同时，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现了出口贸易结构的重化学工业化；技术开发成果显著，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以较快的速度和较低的代价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顺利地实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标。
3.日本产业政策的局限性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日本推行的独具特色的产业政策对经济的高速协调发展确实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它也有其局限性。
简单说来，产业政策失误主要表现为，日本走过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20世纪70年代日本国内污染公害严重，日本为治理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产业政策实施后，日本与其它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增多，这也是发达国家反对日本产业政策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金融问题长期不得解决，出现了第二次世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也可以从产业政策方面找原因。日本一贯重视技术的引进和开发，长期以来忽视了基础研究，并在20世纪80年代战略重点的选择上出现失误。在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上落后于美国，从而出现在知识经济方面两国20世纪90年代的巨大差距。可见，产业政策的制定，要求政府的选择必须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决策必须科学，同时必须具有预见性。否则，政策的失误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标签：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