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1931年间负责中国问题的共产国际组织机构的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组织机构论文,中国论文,年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共产国际在东方负责中国工作的分支机构的形成的想法，是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 所编辑《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注：指《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 》，第1—4卷，1920—1927年，莫斯科1994—2003年。)档案文件集过程中产生的“副 产品”。在不久以前，由于现代史档案资料的缺乏，许多中国汉学家都不很清楚共产国 际和中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机制和杠杆，以及这些关系的组织形式和方式。通过对档案 文献的不断阅读，使人们从这个角度了解到，共产国际在中国以何种方式开展组织工作 ，如何寻找进行这项工作的有效方式，如何派出一些人到中国实施莫斯科的方针。要知 道，如果没有人的活动，任何历史都会丧失价值。而在共产国际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存 在和经常改变的不只是负责中国问题的机构，而且还有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工作人员。
共产国际建立之时，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发生革命暴动的“预感”，在20年代初变成 了第二步计划的任务。共产国际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东方，其中包括中国。这种转变是因 为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其中包括预计中的世界革命的发展速度明显放缓，东方国家的民 族解放运动自发性的高涨和其领导力量的缺乏，以及将“最先进的学说”的概念和模式 创造性地翻译成“当地语言”的愿望。(注：见《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的思想·文件集 》，莫斯科，1998年；《联共(布)、共产国际和日本(1917—1947)》，莫斯科，2001年 ；《共产国际和拉丁美洲·文件集》，莫斯科，1998年。)因此，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 际二大提出了在东方国家的工作方针，即“支持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这 些国家创建共产党和建立广泛的宣传鼓动小组网”(注：见《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和 殖民地问题提纲》，《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文件资料集》，莫斯科1986年，第9—10页 。)。根据共产国际二大的指示，在远东共和国领土上建立了许多港口和码头工人联合 会、外交人民委员部代表机构(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使团东方局)、俄共(俄共中央 西伯利亚地区局和俄共中央远东局)和苏联政府机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导致这些机构 无法协调行动，重复和白白浪费人力和物力，以及部门之间出现磨擦。
共产国际整顿远东工作的第一次尝试是在1920年7月，成立了以原西伯利亚使团东方局 领导人加蓬为首的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地区局东方民族处(设在伊尔库茨克)。该处成为领 导东方国家工作的主要机构，一些翻译、情报人员和宣传鼓动人员被从其他部门转派到 该处。东方民族处下设地区科(中国科、日本科、朝鲜科和蒙藏科)、总务科、宣传出版 科、联络科和情报科。东方民族处计划分别在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地设立由4至5人组 成的局作为其分支机构，但这一计划没有获得成果，工作没有组织起来。像从前一样， 与东方民族处并列存在的还有俄共中央中国共产主义者中央组织局(设在上乌金斯克)和 以M·留金为首的隶属于州党委的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局(划归中东铁路用的地带)。共 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В·Д·维连斯基和朴金树独立于东方民族处进行活动。远东共 和国政府干预东方民族处的工作。
为了消除隔阂，1920年9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在东方民族处基础上，在伊尔库 茨克成立以Б·舒米亚茨基(笔名为扎哈罗夫)为首的领导远东全部共产主义工作的最高机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东方民族处和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使团遂被取消。远东书记处的组建工作从1921年1月持续到3月，人员配备持续到这一年年终。在机构组成和任务范围上，远东书记处在许多方面同东方民族处相似，其中包括下设地区科(执行委员会)。但是，根据远东书记处的原则，之后实际上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即由一位俄罗斯人和一位“当地”书记负责地区科工作，由他们组成领导委员会(没有明确的固定的组织和主席)。舒米亚茨基要求赋予他共产国际(从1921年共产国际向中国派遣工作人员起，同时建立了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代表制度，代表的委任状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确定)、红色工会国际、外交人民委员部和青年共产国际的全权，因此，新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是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与东方民族处不同的组织，其成员有Я·明斯克尔副代表、责任书记Г·Н·维经斯基和А·鲍得里茨基，情报科长С·И·斯列帕克、中国科俄方书记И·К·马马耶夫、共产国际青年工作全权代表С·А·达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驻中国(上海)代表Б·尼克尔斯基(瓦西里)，办公室主任布卡特等。
以这种形式工作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存在了一年的时间，直到1922年2月远东各民族 代表大会(即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译者注)结束之后被改 组。舒米亚茨基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1921年3月至1922年3月的工作成果报告中说：“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是一个辅助机构，通过这个机构共产国际在远东国家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如在中国成立了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工会组织，为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物色了参加者，“在完成自己的任务之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作为辅助机构已不复存在”(注：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卷宗135，第13—19页。)。按照俄共的模式和样子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政策和策略目标实现的继续者，这个目标即是建立人民政权。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更换领导人：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参加者舒米亚茨基在1922年2月奉命到赤塔工作，维经斯基被任命为取代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而成立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主任(注：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卷宗131，第4页。)，斯列帕克为远东部副主任，达林被派到中国工作。В·Л利金来到上海，取代了Б·尼克尔斯基(瓦西里)，接管了他的一切联系，但到1922年6月也不得不中止工作。Г·马林曾公开到广东，“以加强与中国其他社会团体的联系及收集南方的情报”(注：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卷宗136，第81—85页。)。布卡特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伊尔库茨克联络站(国际联络部)主任。到1922年年中，国际联络部联络站在远东的数量缩减到3个(赤塔—哈尔滨—上海)。
东方工作的领导中心从伊尔库茨克转到莫斯科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后，实际上在共产 国际四大(1922年秋)以前没有固定的组织机构。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局决定将现存的共 产国际东方处改称东方部，将其分成三个部分，即近东部、中东部和远东部。而1922年 夏秋间进行的缩减共产国际编制的行动，使维经斯基、斯列帕克和政治顾问Л·Г·考夫曼这三位新成立的远东部的工作人员，不得不负责整个远东的工作。这种改组破坏了一年来建立起的联系，对自共产国际三大后建立起来的国际联络部的并不完善的机构的压缩，导致了远东工作的停顿。
突破发生在1922年12月12日，维经斯基提出关于远东部机构的组织、义务的划分、支 出的概算等方面的措施。维经斯基指出，应当直接在东方国家开展工作，以便更详细地 了解这些国家的现状、政治经济状况的特点和年轻的共产党的组成。1923年1月2日，共 产国际执委会组织局批准了维经斯基的建议(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 宗495，目录154，卷宗186，第1页。)，在海参崴成立了共产国际局，维经斯基、马林 、片山潜、И·И·法因贝格、考夫曼(马林和片山潜只是名义上的成员)被指派参加该局工作。海参崴局工作之初便碰上了远东共和国最高权力集团的改组：马特维耶夫成为政府主席，阿诺欣和库比亚科负责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布留赫尔负责军事委员会，科肖尔被任命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书记(注：见《从远古到现代的西伯利亚历史》，第4卷，列宁格勒，1968年，第161页。)。显然，海参崴局的活动不可能独立于远东共和国领导层的监督之下。
维经斯基认为，远东部和海参崴局的最重要工作是“使人数不多的中国共产党(300人) 接近工人群众，建立全国一切民主力量的反帝统一战线”。因此，中国共产党“特别需 要共产国际的领导，因为它实际上只是从这一年起才开始以真正的政治组织而不是宗派 主义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姿态出现在国家政治生活舞台上”(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 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卷宗194，第7—9页。)。尽管海参崴局成立了情报机构 ，创办了印刷厂等，但远东局还是没有保持生命力，不能够与各国共产党，包括中国共 产党建立固定的联系。
1923年7月，海参崴局的工作被压缩，它的功能转到了与北满建立联络的正式的代表机 构，而中共的影响没有渗透到北满。作为东方部的组成部分的远东部又存在了两年，到 1926年春，共产国际重新回到书记处的集体工作形式。
共产国际新一轮机构改革始于1925年底，结束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后(19 26年2、3月间)，这次改革触及到整个共产国际，几乎整体上改变了它的东方环节。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决定成立11个地区书记处，其中一个地区书记处主管远东和近 东国家，书记是东方部部长彼得罗夫(拉斯科尔尼科夫)。东方部分部相当于书记处，原 远东部部长维经斯基被指定为负责远东国家的书记处的领导。新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 记处成员有：别达赫特、谢马温、蔡和森、杨诺夫斯基、基姆、得洪、卡斯帕罗娃和福 京。在1926年4月远东书记处最初的一系列会议上，讨论了两个重要问题：为中国共产 党拨款和建立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机构的问题。1925年拨出的52000卢布是不够的，192 6年计划拨款72000卢布。(众所周知，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支出的总额达到109390卢 布，并且其中不包括苏联政府其他部门向中国军事政治工作投入的资金(注：俄罗斯国 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卷宗273，第3页；卷宗268，第1页。))。 这种资金投入首先是因为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以及在不利条件下可能的支出的不可预 见性。我们不知道，这个数目是否包括紧急成立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的费用(6 900卢布)。上海远东局是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6年4月29日决定成立的，其成员 是：维经斯基(化名为谢尔盖、谢尔金)为主席，格列尔(教授)负责工会问题，拉菲斯( 马克思)负责出版工作，福京(年轻人)负责青年工作，还有曼达良(切尔尼亚克)。
从1926年夏起，远东局对中共的基本工作准则是：只限于根据中共中央向远东局所作 的报告，“进行总的领导”，但这种原则不能“破坏党的正常发展”(注：俄罗斯国家 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卷宗269，第1—2页。)。实际上，与参加远 东局的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化名老头子，瞿秋白化名文学家)并行，俄国代表团成为远 东局的核心。在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收集到的1926年6月至11月代表团会议记录 表明，代表团的工作同远东局的活动是同时并行的。共产国际通过远东局俄国代表团成 员直接对中共施加影响，代表团成员不仅参加远东局的“组建”、确定其利益范围、设 立远东局秘书科等项工作，并为中共的会议起草了决议，对重要文件作出修改。共产国 际执委会远东局的最高领导机构，通常不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而是联共(布)驻共产 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共产国际执委会小委员会，自然还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 会。这是独具特色的“加强垂直管理”，这种垂直管理要求“牺牲”党的一定的独立性 ，从思想的角度说，党成为共产国际政策的一个关键环节。比较联共(布)和中共的两种 政治实践，寻找西方国家历史中的共同现象，把这些现成的经验运用到中国的现实中， 这些成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开展工作的原则。
由于远东局的工作在中国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效，实际上1926年10月至11月间，联共(布 )和共产国际领导就认为远东局的工作并不令人满意。1927年初，远东局的工作被中止 。鲍罗廷(化名银行家，驻中国国民政府的政治顾问，事实上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 基和罗易(化名约翰逊，实际上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国派遣的取代维经斯基的新代表) 这“三头政治”负责中国的政治问题，直到1927年6、7月间，而鲍罗廷在其中拥有决定 权(注：关于鲍罗廷在中国的活动的详细情况参见：卡尔图诺娃著《布留赫尔在中国(19 24—1927)军事总顾问的新文献》，莫斯科，2003年。)。
参加完中共五大后，维经斯基很快被召回莫斯科。1927年3月10日，联共(布)中央书记 处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批准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新的人员组成：鲍罗廷、罗易和中 国共产党、朝鲜共产党及日本共产党各一名代表，并拟由当时并未在中国的列普赛任远 东局书记。1927年3月17日，远东局原成员福京和曼达良离开中国。除共产国际代表们 的一些信件外，关于远东局在这一时期工作的文件资料不多。6月，为协调政治代表和 军事顾问在中国的工作，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加强了远东局的人员组成：增补布留赫尔 (化名加伦、乌拉尔斯基)。而6、7月间，罗易和鲍罗廷被召回莫斯科，在他们的继任者 牛曼和罗米纳兹(化名伯纳)到达中国之前，远东局只剩下了布留赫尔。共产国际在中国 的领导机构也发生变化：1927年7月8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秘密会议决定 ，成立共产国际执委会常设中国委员会，其组成人员有：布哈林、拉斯科尔尼科夫、布 朗，以及候补委员马吉。远东局开始了频繁的变动：秋天，布留赫尔返回苏联；1927年 11月，罗米纳兹返回苏联；到1928年春，工会国际的正式代表米特克维奇(亚历山德罗 维奇)在中国履行共产国际代表的职责。第二位代表牛曼继续在中国南方广州工作，共 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驻中国代表阿布拉莫维奇(化名阿尔诺、阿尔布列赫特)和驻中 共中央军事部顾问谢苗诺夫(化名安德烈)参加远东局。1928年4月米特克维奇返回莫斯 科后，由阿布拉莫维奇完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职责，直到1929年初。与其他苏联正 式机构不同，远东局没有什么形式的保护和掩护。与莫斯科定期联系的缺乏导致了情况 的复杂化。根据共产国际领导层的决定在哈尔滨建立的国际联系部补充站及建立每六周 一次的信使联络制度，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本来无线电联络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但是 由于价格昂贵，在中国只有苏联的正式代表处才有无线电站。阿尔布列赫特不只一次地 请求上级机关通过柏林派出通晓欧洲语言的“常驻和认真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注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23，卷宗50a，第89—90页。)。192 8年3月，派阿布戈夫到中国的计划未被批准，问题拖延到秋天。
这种拖延也是由于联共(布)领导层的权力更迭，这种更迭引发了例行的改变：为共产 国际六大(1928年7至8月)准备新的章程。共产国际六大再次改组了共产国际的机构(注 ：关于1928—1929年共产国际的改组见阿季别科夫、沙赫纳扎罗娃、希里尼扬著：《共 产国际的组织机构(1919—1943)》，莫斯科，1997年，第135—176页。)，中国共产党 人瞿秋白、向忠发、苏兆征，以及其后的黄平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共产国际代表大 会之间负责领导共产国际的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选出了主席团(中国共产党参加主席 团的是瞿秋白，从1931年起是黄平，他们成为“决定性的机构”——政治书记处的成员 ，1931年12月在莫斯科的王明被批准为主席团成员)(注：索特尼科娃：《王明的政治经 历》，在“中国、中国文明和世界”第11次国际会议上的报告提要，莫斯科，2000年， 第2册，第105—108页。)。建立于1929年的政治委员会这一政治书记处的工作组织，重 新开始处理中国问题。政治委员会仅仅是一个解决军事和干部问题的小机构。共产国际 的改组并没有改变中国工作的内容和形式。共产国际执委会由原来的11个书记处减为8 个，其中之一是东方书记处，其领导人是库西宁。与从前一样，该处与远东局一起从事 东方工作。共产国际远东局后来的领导人是米夫，然后是库丘莫夫和马季亚尔，瞿秋白 、片山潜、加藤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成员。共产国际执委会重新确认了其教导员的地位， 但实质上也只是改变了代表制度的称谓而已。
新的事件是成立于1925年4月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于1928年3月结束了自 己的工作，决策机制又回到了从前，对中国工作的领导正式转回了共产国际。受东方书 记处处务委员会委托，从1928年10月29日起，米夫着手组建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 常设中国委员会(1929年9月开始工作)，在不同时期参加该委员会工作的人员有：米夫( 负责人)、阿尔诺特、瞿秋白、张国焘(晚些时候黄平)、库丘莫夫、加藤、舒宾、纳索 诺夫、阿布克夫、别尔津、格列尔、弗赖耶尔、沃林、马季亚尔、瓦西里耶夫、马祖特 、邓中夏、罗登贤、王若飞、余飞(注：俄图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 录154，卷397，第1页。)。为了高效地解决组织和技术性问题，成立了小中国委员会( 库丘莫夫、米夫、瞿秋白、张国焘，小中国委员会从1928年底工作到1929年，存在了几 个月的时间)和在必要情况下邀请其他机构人员参加的专门的中国问题会议制度。1928 年3月，为帮助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工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成立了军事委 员会，其主席为别尔津，米夫、布留赫尔、赫梅廖夫、马马耶夫、苏兆征、向忠发曾在 该委员会工作。
共产国际进行的机构改革是有选择性的、未完成的和不完美的：增加了一些新的官僚 机构，而那些最迫切的联络和财政等问题，首先是驻中国代表机构的问题，仍旧没有解 决。
只是在1928年9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领导层重新研究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问题， 并就此请示莫洛托夫。可能，请示未果，因此，1928年12月库丘莫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 写道：“尽快派遣有威望的共产国际代表开展对中共中央经常性的工作，这是绝对必要 的。不采取这个措施就不可能实现中共中央和党的组织上的团结。”(注：俄罗斯国家 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卷宗349，第125—126页。)只是到了1929年 春天，才在上海重新成立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其成员有：Г·埃斯勒(在领导人不在的时候暂行领导人职责)、乔治·哈迪(红色工会国际代表，1930年6月返回莫斯科，由红色工会国际的另一位代表с·斯托雅尔替代)、Г·别斯帕洛夫(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这些成员被授予广泛的全权，其领导人是И·雷利斯基(注：详细情况见索特尼科娃：《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远东局成员И．А．雷利斯基》，“中国、中国文明和世界”第11次国际会议上的报告提要，莫斯科，1999年，第2册，第85—87页。)(化名奥斯藤、保尔，从1930年2月到8月去莫斯科)。事实上，共产国际代表们的活动从一开始就局限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官僚制度的框架内，基于组织纪律，他们发挥潜能的空间极度狭窄，没有任何独立性。根据中国实际进行补充的共产国际的指导性指示，由共产国际最高领导机关发往中国，而且必须执行。所有这些将共产国际代表机构变成了一个疲于应付日常琐事的官僚办事处，同时，没有一个人能保证不犯错误。共产国际领导层经常性地更换代表机构的人员组成，就是试图摆脱这些错误，但他们却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
1930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了远东局的新班子，其中有：米夫(领导人，从1930 年10月到1931年4月在中国)、埃斯勒(1931年1月返回莫斯科)、雷利斯基(1930年8月返 回中国，在上海工作到1931年8月)、斯托雅尔(在中国工作到1931年6月)、别斯帕洛夫( 在上海工作到1931年春)。盖利斯1930年7月被批准为远东局成员，同时兼任驻中共中央 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
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青年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与中共中央、世界工会联合会和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一起，除了要解决扩大群众运动的基地的任务外，还要研究 红军的战术问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工作、苏区中央局的组织问题，等等。1930年 6月至8月间中共党内出现的著名的“李立三路线”，在共产国际内遭到了反对，尽管远 东局没有立刻采取行动，但还是帮助减缓了中共领导层一系列冒险计划的实施(注：《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3卷，1927—1931年，第475—490、765—769页；A.M .格里戈里耶夫：《联共(布)、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1920—1937)》，《共产国际历史( 1919—1943)、文献论文集》，莫斯科，2002年，第310页。)。在警察恐怖加强的情况 下，实际上，远东局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机构，其工作在1931年间是陷于瘫痪状态的。 远东局成员被上级领导层遗忘。远东局成员大多为欧洲人，没有“纯正”的证件，经常 成为警察局跟踪监视的绝好目标。1931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 会决定不解散远东局，这是“由于远东局所要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可是到了6月又提 出这一问题：远东局或者撤销，或者转到其他苏联地区，或者寻找新的工作隐蔽的合法 形式，从事此种工作的外国人和俄罗斯人需要掌握一种西方语言和拥有真的证件。似乎 ，共产国际领导人自己都不清楚，如果中共中央上海局成员全部被捕，共产国际代表机 构怎样和为何目标继续留在上海。为真实了解中共党内的状况而去冒生命危险保持情报 机构的存在，这是不能允许的做法。由于接连不断的失败，米夫和盖利斯离开了中国， 接下来远东局的其他成员也相继离开(9名成员中的7位)，代表机构事实上不复存在。
通过以上对1920年至1931年间从事中国工作的共产国际机构提纲挈领式的回顾，我们 可以看出，共产国际领导层总是在寻找最有效和最积极的对中共产生影响的方式。共产 国际与中共的联系和对中共的影响最密切的时期是20年代末，共产国际执委会设在上海 的远东局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讨论所有迫切的问题，制定党的主要文件，影响党的领 导层的组成。中国国内形势发生变化后，随着中共领导层的不断被捕和被迫向苏区转移 ，当中共的积极行动逐渐从上海转到期待他们的思想取得胜利的地方，我认为，共产国 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开始削弱。这里不只是与中共占领区的联系问题(由于转发机功 能弱，无线电联系非常不好)和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穿越白区的困难，而且是因为中共领 导层力量发生了很大变化：党涌现出了新的能逐渐获得影响、拥有战斗和政治经验的独 立的领袖，他们依赖志同道合者的广泛支持。中国共产党如从前一样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但这种影响变得更具有推荐性，而不是那样的不容争辨了。
况且，为了评价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工作，需要一种悬浮的角度。一方面，按“俄罗斯 模式”从莫斯科向中国派遣代表，将共产国际的政治意志强加于中共，使中共的事业受 到教条主义和直接的干扰。可是，另一方面，在共产国际全方位的支持下——共产国际 的政治战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经验、政治上不成熟的严厉磨练、巨大的物质帮助相 对党的领袖的支持——所有这些使得中国共产党避免了一些消极时刻，成为有生命力的 群众性的政党，并在1949年取得了政权和领导中国人民获得了民族革命的胜利。
标签：莫斯科论文; 俄罗斯历史论文; 俄罗斯民族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远东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中央机构论文; 远东集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