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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种“字本位”说
学术界目前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字本位”之说：一是指徐通锵先生1991年起所提出的“字本位”之说（徐通锵1991，1994，1997，2004，2008），一是指白乐桑先生1989年在他与张朋朋合写的法文本汉语教材里所提出的“字本位”之说（Bellassen and Zhang 1989）。二者其实只是术语相同，实质有别。徐通锵先生是就汉语本体及汉语语法研究说的，认为“字是汉语句法的基本结构单位”或“字是汉语基本结构单位”，而语素、词、句都是印欧语的东西，不适合汉语（徐通锵1991，1994，1997，2004，2008）。白乐桑先生则是就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说的，更确切地说，是就汉语书面语教学说的。白乐桑（1996）指出：“汉语教学上不是有两口锅吗？我们认为有这么两口锅：以字为基本语言教学单位的书面语言算一口，以词为基本语言教学单位的口头语言算一口。”
下面先讨论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观点。
二、汉语结构单位是字不是词的反证
对于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理论，有人赞成（潘文国2002；王骏2009；王洪君2007，2008），有人不赞成（曾宝芬、彭泽润等2009）。对于徐通锵先生为摆脱印欧语的束缚而提出“字本位”理论，我们赞赏他那种勇于进行理论思考与探索的精神，而且相信提倡这种精神有助于汉语研究的深入和汉语语法学科的发展。但将字作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还没见到有说服力的证据。
徐通锵先生一再强调，“‘字’是汉语社团具有心理现实性的结构单位”，因此“汉语句法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而不是‘词”’（徐通锵1997）。“汉语社团具有心理现实性的结构单位是字，而不是词”，这是徐通锵先生“字本位”理论很重要的依据。但是，给出证明了吗？没见着。我们倒发现上述观点的一个反证实例——根据我们对口吃现象的调查，发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凡双音节词或多音节词，口吃的人说话时，音节重复、停滞、拖延之处，一定不会在一般认可的“词”之后。请看：①
（1）我 我 我本 本 本想 想 想多 多 多看 看 看几 几 几本 本 本书。
这个句子包含的词都是单音节词。除了最末了的一个词之外，每个词都可以出现音节重复、停滞、拖延的现象。一换成双音节词，情况就不一样。请看：
（2）a.我 我 我本 本 本来打 打 打算多 多 多查 查 查阅两 两 两本 本 本书。
b.*我 我 我本来来 来打算 算 算多 多 多查阅 阅 阅两 两 两 本书。
（3）a.昨 昨 昨天我 我 我们参 参 参观了北 北 北京科 科 技 技博 博 博 览 览 会。
b.*昨天 天 天 我们 们 们参观 观 观了科技 技 技 技博览会。
例（1）都是单音节词；例（2）有单音节词，又有双音节词；例（3）都是双音节词或三音节词。按目前一般的认识，认为“我”、“本”、“想”等是词，“我们”、“本来”、“打算”、“博览会”等也是词。例（1）—（3）表明，口吃的人说单音节词时，原则上除了最后一个词之外，每个词在音节上都可以重复、停滞、拖延；而说双音节或三音节词时，音节重复、停滞、拖延只出现在词的末尾一个音节之前的音节上，词结尾的那个音节不能重复、停滞、拖延。上述情况说明，在口吃的人的心理中，汉语语法结构单位是词而不是字。如果我们进一步作这样的假设：单音节词也包含两个语素，只是一个是实语素（用X表示），一个是零形式语素（用
表示），单音节词可以描写为“X”；双音节或三音节词里的语素都是实语素，可以描写为
。这样，我们可以说，口吃的人在说话时，其音节的重复、停滞、拖延都出现在词中靠前的语素音节上，不在词的末尾那个语素的音节上。如果这样的假设可以被接受的话，那更说明我们很难断定，汉语社团社会心理一定没有“词”（当然叫不叫“词”，那是次要的），而只有“字”这种单位。我们承认“词”这个概念来自西方语言学，但这不等于非得承认汉语社团社会心理中有关汉语语法的结构单位一定不是词。上述汉语口吃者的言语表达也是一种汉语的语言事实。
三、摆脱印欧语语法束缚的切入点不是结构单位
汉语语法研究是要摆脱印欧语语法的束缚，最早明确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朱德熙（1982b）。怎么摆脱？摆脱的切入点应选在哪里？朱德熙先生自己早就一直在探索，他将摆脱的切入点选在语法的总体分析与描写上，朱先生所提出的“词组本位”观点，正是他探索的成果。徐通锵先生将摆脱的切入点选在语法结构单位上，从而提出了“字本位”的观点。那么徐先生这个切入点选得怎么样？
大家都承认，任何语言，就其外在语言（E-language）②来说，都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至今似还未见有人推翻这一看法。在这种音义结合的语言符号系统里，音义结合的符号一定有大有小。语法就是由小的音义结合体构成大的音义结合体所依据的一整套规则。在大小不等的音义结合体中，一定存在着最小的音义结合的符号，即不能再被分割为更小的音义结合体。这最小的音义结合的符号，吕叔湘（1978）、朱德熙（1982a）都称之为“语素”。语素是最小的语法单位。当然，不同的语言其语素形式不会都相同。汉语是节律很强的语言，作为汉语语素的语音形式，绝大部分都是一个音节。
文字与语言密切关联——用什么样性质的文字来记录某种语言，跟那种语言的特性很有关系。由于汉语语素绝大部分都是一个音节，加上汉语无形态标志和形态变化，所以汉字应是用来记录汉语最佳的文字书写形式，我们的语言文字发展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而记录语言的文字一旦确定，反过来也会对它所记录的语言产生某种影响。汉字亦然，所以它有助于汉语语法研究；从事汉语语法研究不能不注意汉字，而且得充分利用汉字。最明显的，由于汉字属于音节表意文字（也有人称之为“音节语素文字”），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汉字替我们作了分析语素的工作”（朱德熙1982a）。
文字虽然会对语言产生某种影响，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汉字就能是汉语语法的基本结构单位。因为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毕竟不是语言，二者不能相混。如果承认本小节上面第二段所说的内容——任何语言……一定存在着最小的音义结合的符号，即不能再被分割为更小的音义结合体。这最小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称之为“语素”，如果仅仅为了彰显汉语语法的特点，因而用“字”这个术语来替代从西方语言学引进的“语素”这个术语，这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我们用“字”这个术语来替代“语素”这个术语，那么作为汉语语法的基本结构单位的“字”仍然得这样下定义：“‘字’是汉语中最小的声音和意义的结合体。”如此定义的作为汉语语法基本结构单位的“字”跟“语素”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换种说法而已。我们这个看法是按照上面所说的内容一步步推出来的。如果有人要推翻上述看法，那么得有理有据地首先来证明：1）语言不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2）在语言这个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内，那些音义结合的符号无大小之别；3）语言的语法不能理解为“由小的音义结合体构成大的音义结合体所依据的一整套规则”；4）在语言中不存在最小的音义结合的符号。
我们觉得，我们要摆脱印欧语的束缚，但是要摆脱的不是语素那样的结构单位，而是句法研究思路。我曾经在多个场合明确指出：汉语句法研究，具体说“分析句子或句法结构，不能囿于句法上的‘主一动一宾’、语义上的”施一动一受“这一传统的研究分析思路”。（陆俭明2010）
四、“字本位”理论在解决汉语语法难题方面的优越性尚未得见
科学研究贵在探索与创新。在学术领域里，对于任何一种带有探索性的新的思路、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新的方法的提出，我们都应该首先采取欢迎的态度，并为之欢呼。但是，一种新的思路、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新的方法的提出，必须有理有据，必须对所使用的新的概念、新的名词术语尽可能给以明确的科学的定义；更重要的，必须考虑那新的思路、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新的方法是否能解决先前的理论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否能解释先前的理论方法无法解释的语言现象，对于先前理论方法也能解决的问题、也能解释的语言现象，新的思路、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新的方法能否做到在问题的解决上，在对现象的解释上优于先前已有的理论方法，特别是否能更简明。从上述要求来看，我们认为，徐通锵先生所提出的“字本位”理论似还未让人深刻地感觉或体会到已经达到了上述要求。
大家知道，在以往的语法研究中，所使用的语法单位分别是语素、词、词组、句子等；另外，为了进行语法研究，需要对词进行分类，需要词类。可是，在汉语语法研究过程中，下面两大问题伤透了研究者的脑筋。
1）语法单位的分合问题和语法单位的界限问题。分合问题是“一个还是两个”的问题。譬如，“死亡”的“死”和“死脑筋”的“死”是同一个语素还是两个不同的语素？“我在给林校长汇报今年本科的招生情况”里的“汇报”跟“我正在写个汇报”里的“汇报”，它们是同一个词还是不同的两个词？界限问题是，像“叶”，从日常言语交际来看，它不跟别的词或词组进行组合，据此“叶”似只能看作语素；但在植物学书本中，“叶”可以单独作主语、中心语，如：“枇杷树，叶可以入药。”“这种花的叶反倒是红色的。”那么“叶”又无疑可以分析为词。这就是语素和词的界限问题。人们常常要问：“‘鸡蛋’、‘小鸟’是词还是词组？”这是词和词组的界限问题。
2）词的分类问题，即词类问题。进行语法研究必须对词进行分类。“没有分类就没有科学”。但是，根据什么分类？该分为几类合适？大家的看法似永远没法统一。
上述两大问题吕叔湘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8）这一经典性著作里都谈到过。已经过去30多年了，至今没有见到解决的良方。在“字”本位理论中，表面看冲破了印欧语的束缚，“语素”、“词”、“词组”、“句子”和“词类”、“名词”、“动词”、“形容词”，以及“主谓”、“述宾”、“述补”、“偏正”、“联合”等这些来自印欧语语法学的名称都看不到了，代之以似颇具汉语特点的“字”、“辞（字组）”、“块（字块）”、“读”、“句”和“辞类”、“一组字”、“二组字”、“三组字”，以及“离散·离散”、“离散·连续”、“连续·离散”、“连续·连续”、“动·静”等名称。如果“字”本位理论在解决上述两大问题上能超越已有的语法理论，那倒真该充分肯定；可惜至今我们还没能体会到这种优越性。
以上只是说了一点自己对“字”本位理论的体会，还没有到要对该理论持完全否定的地步。对一种新的理论方法，既不要急于一棍子打死，也不要急于做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评价，因为一种新的思路、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新的方法提出来之后，需要有一个对这种新的思路、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新的方法进行深入思考、分析的过程，进行实践、检验的过程。有鉴于此，我们真诚地希望持徐通锵先生“字”本位理论观点的同仁进一步阐释徐先生的“字本位”理论，彰显其在解决汉语语法研究难题、解释汉语语法现象中的优势。
五、关于白乐桑先生的汉语教学“字本位”观点
最后说说白乐桑先生的“字本位”观点。
对于白乐桑先生的“字本位”之说，我既赞赏他那对汉语教学勇于探索的精神，也充分肯定他的汉语教学思路——对西方的汉语学习者来说，“字本位”的教学思路确实优于“词本位”的教学思路。
对西方的汉语学习者来说，一个个汉字就是一幅幅神奇的图画，要记住2000幅（或者说降低点要求，只要求记住1000幅）神奇的图画才能学会汉语，简直不可思议。他们对汉字产生极大的神秘感。如果采用传统的“词本位”教学法，以教词为主，以词带字，对于字只是简单地一笔一画地教书写，这不仅不能满足他们希望解开汉字之谜的要求，而且会产生学习汉字的畏难情绪。目前，在西方教学汉语，一般都是先教汉语拼音方案，后教汉字。其教学情况是，教汉语拼音阶段，学生人数很多，假定有100名，到教学汉字阶段，立刻出现“低谷”现象，大量汉语学习者中途退出，最后可能只剩下十至二十个学生。白乐桑先生的“字本位”教学模式，从教汉字入手，而教汉字不是只简单地教一笔一画的书写法，而是对研究确定的400个常用汉字，讲每个字的笔画，讲每个字的笔顺，讲偏旁，讲每个字的汉字部件与结构组合，讲每个字的字源，讲每个字从甲骨文到楷书的形体变化，讲字里的文化，讲每个字的字义字音，讲由字到词的组合。（Bellassen and Zhang 1989；白乐桑1998，2002）这样的教法可以让学生得到解开汉字之谜的满足感，可以引起学习者的兴趣，可以培养学习者认识、掌握汉字的自豪感，从而有利于汉语学习。因此，白乐桑先生提出的“字本位”汉语教学模式，是一项成功的创举。白乐桑教授这一教学模式与理论自1998年引入中国之后，立刻受到汉语教学界的关注与重视。不少学者发表评论表示赞赏，并有逐步推广之势（张朋朋1992；王若江2000，2004；任瑚琏2002；刘颂浩2007；吕必松2007）。
注释：
①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从蓝旗营到回龙观的307路公交车上听到有一位口吃的乘客跟旁边的朋友讲话，发现他重复、停滞、拖延的情况很有意思。于是后来找到我所认识的一位说话口吃、从事数学研究的朋友，有意识地与他对话。本文所用例子就是在谈话中说过的话。为保护个人隐私，恕我在这里不能交代那位从事数学研究的朋友的姓名和工作单位。
②按乔姆斯基（Chomsky 1986；1995a，b）的观点，语言可以分为“内在语言”（Internal Language）和“外在语言”（External Language）。内在语言是人脑心智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在语言则是人类藉以交际所使用的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符号系统。内在语言是人脑心智所具有的一种语言机能，这是类似于人的呼吸器官、消化器官那样的“身体器官”；外在语言是人类语言的外在表现形式。对于语言我们首先要认识其内在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