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理解视域下工程知识的精准传播论文

公众理解视域下工程知识的精准传播

于金龙,郭鹏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 要: 随着工程对世界的变革和对公众的影响不断增强,公众与工程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特定的公众正在实现从理解工程到参与工程甚至影响工程的角色转变,而为了与这一逻辑演进相适应,内在地要求从工程到公众进行精准知识传播。在回溯公众理解工程概念提出的背景及其对工程知识传播的理论指向的基础上,指出工程知识的精准传播是公众理解工程的重要途径,针对工程知识传播的本质应精准把握传播重点、细分传播对象、设置传播内容和选择传播机会。

关键词: 公众理解工程;工程知识;工程知识传播;公众参与;精准传播

工程对世界的变革力量以及对人们生活的广泛影响,客观上把工程与公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公共理解视域成为揭示工程的公共性问题,并为其提供了一种理论认知框架。在工程的公共性阐释基础上,探讨公众理解工程内涵的逻辑演进和实践需求,揭示从工程到公众进行精准工程知识传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可以促进公众更好地认识或评价工程、推动或选择工程,提高公众工程素养乃至增强工程文化自信。

一、公众理解:从公众理解科学到公众理解工程

公众理解(Public Understanding)研究是关于公众对某种对象的认知水平、接受程度、公众与对象的互动关系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的一种认知路径。工程作为与公众利益或生存条件密切相关的对象,自然成为公众理解的关注点。在概念上,公众理解工程衍生于公众理解科学,成为对工程的公共性进行研究的理论认知框架的基础。

(一)公众理解科学——引入公共性的视角

公众理解科学概念提出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将公共性引入对科学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进而将科学与公众、公共决策紧密联系在一起。

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鲍默发表《公众理解科学》(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报告[1],其中首次提出“公众理解科学”概念并对“公众”“理解”和“科学”分别给出了内涵界定,将公众引入与科学相关的公共政策领域。此后不久,与公众理解科学紧密相关的公民的科学素养问题成为关注对象,如美国学者米勒(Jon Miller)提出了公民科学素养的定量测度体系,其中包括公众对科学概念及术语的掌握、对科研活动及科学本质的理解、对科学技术影响力的认识等三个维度[2]。杜兰特(John Durant)发现普通公众对科学和技术的关注越来越多,希望能够更多地参与到科学技术发展的决策中去,他的研究成果表明,公众对科学的有足够的理解,就能够在科学与社会的交融中带来新的机遇[3]。进入21世纪,洛温斯坦(Bruce Lowenstein)和怀恩(Brain Wynne)等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科学素质研究范式”“公众理解科学范式”和“科学与社会范式”三个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范式[4—6]

公共性的引入,起源于对科学的分析,延伸和拓展为对技术以及工程公共性的一种较为普遍适用的研究范式,或者称为公众理解的公共性研究进路。在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框架下,“科学”一词已经超越狭义的科学概念,进而被更广泛地使用,并逐渐延伸到与科学有关的包括技术和工程内涵在内的宽泛科学含义。这种状况一方面表明,传统公众理解科学认知框架不足以涵盖包括工程在内的公众理解问题,同时也表明了可以用公众理解的研究框架对工程问题进行独立研究的可能。

(二)公众理解工程——工程公共性的分析

对工程的公共性的强调和公众理解的公共性研究范式,使“公众理解工程”研究成为可能。1998年,美国工程院(NAE)提出了“公众理解工程计划”,强调对工程变革世界和影响人们生活诸多特性的研究,制定和实施公众理解工程的一系列措施[7]。该计划的提出可以认为是公众理解工程的概念从公众理解科学概念演化生成。公众理解工程既是理论问题,同时也是实践问题,如关注公民的工程素养等基本问题,美国工程院于2001—2005年就曾开展过公众认识工程的社会调查。

从图1中可以看出,不同样本处理的挥发性盐基氮含量初始值基本相近,贮藏第6天时,B组处理的挥发性盐基氮含量明显低于A组、C组。到贮藏14d时,B组处理的挥发性盐基氮含量最低,仅为7.62mg/100g;其次为A组9.36mg/100g;C组处理达到了10.67mg/100g。

二、逻辑递进:从公众理解工程到工程知识传播

工程的公共性是公众理解工程概念提出的必要条件,而理论上对工程认识上的深化,把工程理解为相对独立的人类实践现象,则是公众理解工程概念的内在依据。公众理解工程的现实需要,特别是随着当代工程规模及其产生的影响的深化,要求改变传统公众工程传播方式,探索更加主动地从工程到公众进行工程知识的精准化传播新模式,以快速有效地表达工程公共性、促进公众与工程互动的现实需要。

(一)理论认识深化——从“二元论”到“三元论”

尽管20世纪末在公众理解科学概念的基础上,演化生成了公众理解工程概念,并突显出工程与科学的差异性。但是这一差异性尚属经验现象层面的不同,二者的理论基础仍然是相同的,即在科学—技术“二元论”的理解框架下认识工程与科学,因此工程和科学二者的本质差异性还没有从学理上得到更加清晰的阐释。在该“二元论”的理论视野中,工程不是独立的实践活动,仅仅是科学和技术的应用,是技术在实践领域的自然呈现,工程对公众的影响和对社会的变革也只是科学或技术的影响范围的扩大,换言之,工程问题可以还原为技术问题,进而从根本上还原为科学问题。正因为如此,在促进公众理解工程的操作模式和具体途径上,与公众理解科学的做法基本一致。比如,工程技术领域(工程院、工程协会等机构)向公众提供技术知识、专业技能和实践智慧等,以深化公众对工程的感知,提升公众的工程素养。此外,正规的大学和研究生教育,以及科技场馆对工程的系统展示等,也都是提高公众工程技术素养的通常举措。

21世纪初,国内外工程界和哲学界都开始了对工程的哲学研究,在理论上不断深化对工程本质的认识,将工程作为与科学和技术有着根本性不同的人类特殊实践现象,提出所谓的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思想,为工程本体论思想的确立奠定了学理基础。“三元论”首先不否认工程与科学和技术存在多种方式的内在关联,但突出强调了工程作为一种独立的人类实践活动的特殊性,认为科学、技术和工程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科学活动是以探索发现为核心的活动,技术活动是以发明革新为核心的活动,工程活动是以集成建构为核心的活动”[9]。“三元论”从理论层面突出了公众理解工程的必要性[10],同时意味着要探索与工程本体相适应的公众理解新路径,进一步精准定位公众理解工程的目的意义和具体内涵。

(二)实践需求推动——从一般性普及到精准化传播

工程建造和发展中的大量案例表明,公众对工程的认知与理解越好,就越能够有效促进公众参与工程实践、助力解决工程问题;公众对工程缺乏了解甚至产生误解,就可能阻碍甚至破坏工程的社会选择以及工程建造活动。

当代工程,特别是大型工程项目,如水利工程、生物工程、信息技术工程等,对人类自身、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环境,对社会和经济等都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显在或潜在的影响,工程将人、自然和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公众与工程互动作用也越来越紧密。这些工程实践的顺利实施,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可能来自公众的制约性,另一方面还需要积极争取得到公众的理解支持和推动促进。公众参与工程,不仅是公众的需要,同时也是工程的需要。公众理解工程是公众参与工程的前提,公众只有有针对性地理解工程,才能更有效地参与特定的工程。在工程实践中,需要及时研判和动态把握公众对工程的认知需求,并把有关工程的特定知识和信息传播到特定的公众群体,进而促进公众精准理解工程。工程知识精准传播正是在公众理解工程的理论与实践视域中,成为工程活动整体中不应忽视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也是公众理解工程的有效路径。

工程知识传播是工程传播主体主动与公众建立知识性联系、促进公众理解工程的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可以称之为常规工程知识传播。在常规工程知识传播中,公众的工程素养不断得到提升。与此同时还要看到,某些特殊时机下的工程知识传播有助于提升传播效果。这些所谓的特殊时机的存在根源于工程的地域性和时序性,进而转换为精准工程知识传播的地域性和时效性特性。既要坚持常规工程知识传播,又要精准选择特定时机强化工程知识传播,有助于提高工程知识传播的效果。

回归(1)直接考察了金融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依据前文假说与检验式我们引入了kaopen的一次项和二次项, 其1%水平显著的估计结果说明金融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可能呈开口向下的倒U型曲线关系,由于其中轴线正好处于kaopen指标[0,1]的样本取值范围内,这意味着金融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具有非单调特征。

从国家职业标准来看,职业标准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工作要求和比重表四个部分,其中工作要求为职业标准的主体部分。通过对职业标准进行分析,我们认为,职业标准应该包括职业概况、职业功能、工作内容、工作要求、工作过程、项目权重等六大显性或隐性的要素。由于职业标准来源于真实的工作场景,不能直接在教学中使用。只能通过一定的技术分析手段,将其转换为课程标准,在模拟仿真的教学情境中予以应用。

上述基于工程实践的具体问题的研究表明,工程已经成为公众理解视域下的重要现实问题,需要在现有的伦理维度、制度机制维度等研究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入到知识传播层面对公众理解工程进行研究。

三、工程知识的精准传播:相关问题的一种定性分析

工程知识传播是一个较为宽泛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涉及具体传播什么内容、谁来传播、向谁传播、如何传播、传播效果如何等。笔者并不致力于对工程知识传播有关的所有问题都给予全面分析和研究,而是聚焦其中的一个方面,即基于工程知识及其传播的特殊性阐释,尝试提出有效和精准向公众传播工程知识的相关措施。

国内关于公众理解工程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 21世纪初之际,借鉴国外有关公众理解相关理念与问题,开始对公众理解工程进行理论上的跟进和实践上的中国探索。如胡志强等学者的研究认为,在现有“公众理解科学”的框架下,有必要进一步区分“科学”和“工程技术”概念,要充分认识到二者在本质上的根本差异,并以美国社会“公众理解工程”的做法和美国工程院实施的“公众理解工程计划”为例,指出美国对激发公众对工程技术兴趣的重视程度[7]。李大光结合中国实际,率先提出“中国公众对工程的理解”研究设想,认为要进一步辨析公众理解工程概念,应该把公众对工程的意识、态度、观点、舆论等纳入工程管理和决策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调查中国公众的工程和技术素养状况,对工程本质的理解程度,对国内工程事业的理解状况,辨别真伪技术产品的能力,获得工程技术信息的渠道和方法以及参与工程决策的欲望和意愿”[8]

(一)精准把握传播重点——基于与科学知识传播的比较

工程知识的特殊性根源于工程知识的本质属性。“工程知识是整合、配置各类要素进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知识和知识群,是属于构建、制造、服务和发展人工物世界的知识体系”,此外,“工程活动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工程知识不但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知识和关于人工物的知识,而且广泛深刻涉及‘人与社会关系’的知识和‘人与人关系’的知识[16]”。和科学知识相比,工程知识的本质决定了其在传播的内容、对象以及特征等方面与科学知识传播存在明显不同。

中国学者针对公众理解工程相关问题进行了多方面探索性实证研究。首先,对公众理解工程现状的调研。如许晶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泰安市公众的工程素养、公众理解工程的程度、公众对工程的态度、公众参与工程决策的态度以及影响公众参与工程决策因素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区的公众对工程的理解还非常有限[11]。其次,对公众参与工程的伦理责任的研究。如欧阳聪权等从工程与公众的关系出发,提出公众在工程活动中应当承担理解工程、参与工程与监督工程的伦理责任,并从公众的知情权、完善监督机制和提高公众的工程伦理意识等方面给出操作性措施[12];代亮等聚焦在工程伦理视角下的公众对工程的知情同意问题,探讨了工程中的“自由”与“权利”、“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之间的内在关系,强调提高公众包括技术素养和伦理素养在内的工程素养的重要性和确保公众真正参与工程决策的必要性[13]。再次,基于现实工程实践案例对公众参与工程的路径的研究,如陈夕朦等以九江石化反PX项目为例对公众参与工程的形态路径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公众理解工程—公众融入工程实践—公众反馈评估”公众参与工程模式[14];吴陆锋以上海磁悬浮争议为例,结合已有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梳理以及制度执行情况等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路径依赖、制度机制完善的角度给出具体建议[15]

工程知识传播的具体内容是丰富的,按照工程自身、工程与自然、工程与社会三个维度,大体可分为工程知识也相应地分为三个维度:工程-目标(E-T)、资源-危机(R-C)、和社会-伦理(S-E)。工程-目标(E-T)维度下的工程知识,是工程系统内在的工程知识,主要反映了工程自身属性和工程目的知识,具体包括工程理念和意义,工程的技术和工程管理,工程的目标与功能,以及工程的设计与基本规范等;资源-危机(R-C)维度下的工程知识,是工程与自然关系维度下的工程知识,主要反映了工程对环境资源的依赖与影响,以及存在的风险及其管理等方面的知识;社会-伦理(S-E)维度下的工程知识,是工程与社会关系维度下的工程知识,主要反映了工程对社会秩序以及工程对人的社会性存在等方面产生的影响等相关知识。工程知识的不同维度、类型及其主要知识内容如表2所示。

工程知识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与科学知识传播重点的不同。就科学知识传播而言,其传播重点是基于对自然的客观属性的认识,向公众传达有关自然事实的知识和信息,普及自然规律,掌握科学方法,以及弘扬科学精神等,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认识自然。至于在应用层面科学所带来的伦理、社会等方面的问题,通常是科学知识传播一种自然延伸,只有当科学的某些应用(此时的科学已经超越了狭义的科学概念,更多地是处于工程状态)带来明显的问题时,才会聚焦某种科学知识进行精准传播。就工程知识传播而言,其传播的重点在于“工程知识的多重属性”。在自然客观属性上强调工程规划的理论可能性,在资源技术属性上强调工程实施的现实可行性,在社会经济属性上强调工程选择的社会必要性,在伦理道义属性上强调工程实践的公众可接受性,在管理运维属性上传播工程运行的安全可靠性等。因此,和科学知识传播相比,工程知识传播的角度更加多元、内容更加丰富、方法更加综合。

工程知识与科学知识的本质差异及其传播重点的不同,决定了二者在传播目的、传播内容、传播主体、受众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不同。表1对工程知识传播和科学知识传播的主要差异进行了简要对比。当然,这种对比差异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并不意味着非此即彼的绝对差异。

表1 工程知识传播和科学知识传播比较

(二)精准细分传播对象——把握受众的三种类型

通过对工程企业的调研以及工程方管理人员的访谈,以及对工程知识传播现状的梳理,可以发现,作为工程传播主体,通常侧重于向公众进行工程-目标(E-T)维度下的知识传播,希望更多的公众了解有关工程的目的和功能等。该维度下的知识传播对于大多数公众认知工程具有基础性意义。然而,从特殊公众或者热心公众的角度,他们对该维度下工程知识了解的意愿和需求却相对小(图2中的α 点所示)。与此相对应,工程传播主体对资源-危机(S-E)维度下工程知识传播的重视程度还不够而公众尤其是特殊公众或热心公众对该维度下工程知识的需求和了解意愿较为强烈(图2中的β 点所示)。尽管在工程实践中出现负面舆情或者特殊情况后,工程方在应对这些问题时会给与专门说明,但从知识传播的效果看并不理想。因此,在工程知识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与受众在所传播的工程知识内容方面可能存在不对称或者不平衡,这种情况很有可能会引起公众对工程的矛盾和抵触心理。

为了能够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公众进行重点突出的知识传播,就需要对公众进行相对精准的区分或者分层,从中发现一般公众、特殊公众,甚至那些能够对工程施加较大影响的公众群体。公众与工程互动实践的大量经验表明,“工程对公众的影响程度,决定了公众对工程的关注程度,它反映出公众与工程之间的距离。一般来说,工程对公众的影响程度与二者之间的距离成负相关,即影响程度越大,公众与工程之间的距离就越小;反之,二者之间的距离就越大”[17]。尽管公众与工程之间的距离是一个综合性的定性概念,要结合具体工程与公众之间的物理空间距离、心理接受程度(如公众对工程的关注度和态度等)、工程对公众的影响程度等的考量,才可能给出一个相对合理的测度指标体系,但是可以借用该概念对工程知识传播对象进行细化分类。

从工程知识传播的角度,基于公众与工程之间的距离由大到小,可以把公众大体分为特殊公众、热心公众和其他公众,如图1所示。

图1 作为工程知识传播对象的公众分类

公众与工程的距离较小的公众,可以称之为特殊公众。特殊公众对具体的工程关注度高,特别是在实践层面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比如拟新建垃圾处理工程选址附近的居民,对该工程的关注度高,了解工程和影响的意愿也比较强烈,对与垃圾处理方式相关的工程知识保持较大的敏感性(比如燃烧方式是否产生有毒气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免于受到影响等)。特殊公众是工程知识传播中较为重要的对象,其行为往往给工程带来较大甚至决定性影响,有些工程在规划阶段就因为热心公众的消极抵制而被迫终止。公众与工程的距离较大且热衷于讨论工程相关问题的公众,可以称之为热心公众。热心公众通常在政策层面对相关工程保持敏感性,积极参与政策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会给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消极的,也可能是积极的。热心公众对工程政策的民主讨论对于工程决策和工程实践具有参考价值和促进作用。热心公众既是工程知识传播的对象,也是工程活动的参与者,培育和引导热心公众对于工程政策普及、工程实践开展等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公众与工程的距离较远且对工程不感兴趣的公众,可以归类为其他公众,其他公众对工程的影响很小。从不同类型的公众数量上看,特殊公众数量通常很小,而且一旦与其直接相关的工程问题得到消解,这部分公众数量会快速减少或消失。相比而言,热心公众数量多,而其他公众占绝大多数。尽管其他公众对工程的直接影响很小,但因这部分群体的数量最多,其对工程的了解程度、工程知识水平、工程文化素养等,决定着整体社会的工程认知水平,因此是工程知识传播不可忽视的重要公众群体。

从公众与工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区分公众群体并了解不同公众群体的特点,是有针对性地进行精准和有效工程知识传播的基础。重视特殊公众、引导热心公众和培育其他公众,才能建立良好的工程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

为此,2018年8月河北省在北京建立了京津冀“河北福嫂”家政服务员输出基地。该基地是河北省在北京设立的家政人员输送平台,也是河北籍家政服务人员向北京输送的中转站,基地为家政人员周转期内提供免费食宿和对接服务。目前该基地已尝试性开展相关工作,为70多名家政服务人员提供免费服务,并成功对接。

(三)精准设置传播内容——工程知识在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供需平衡

工程知识与科学知识的本质属性不同。科学知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表达,是对事实进行描述的知识体系,具有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的客观性。工程知识是以实现人的目的为前提,既需要符合工程的自然属性,又需要满足工程的价值属性,工程知识是二者相统一的整体。也就是说,科学知识(这里主要指基础科学知识)通常可以理解为是只研究事实本身的知识,而与主体目的性相关的价值无关(当然,当代知识论研究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科学负载着价值,但与工程知识的价值属性相比,仍然强调科学知识的价值中立性),而工程知识则不同,它一方面关涉事实,即工程必须与自然相协调,同时还必然关涉价值,即工程要满足人的某种目的。当一种知识状态涉及到价值领域的时候,它就已经不是纯粹只与事实有关的科学知识形态了,而是指向有目的性的实践领域。因此,工程知识就其本质特性,是融合事实与价值于一体的知识形态。

表2 工程知识传播的维度与内容

工程活动对现实世界的变革力量明显,特别是大型工程活动会给公众的生存环境(政治的、经济的、生态的、人文的等)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公众的切身利益,这种利益诉求会形成公众对工程的反作用力。因此,从工程实践的角度看,公众通常不是工程的旁观者,而是工程的参与者。在工程、特别是在重大工程实践中,公众甚至会对工程施加决定性影响。然而,公众对工程的影响并不是平权的,也就是说,对于特定的工程而言,不同公众对工程的态度和影响力具有不平衡性;此外,不同的公众群体,对工程的认知需求或对特定工程知识的需求也存在明显差异。

图2 工程知识供给—公众理解工程需求关系

(四)精准选择传播机会——工程知识传播的地域性和时效性

当代中国正在从工程大国向工程强国迈进,需要充分发挥公众参与工程、促进工程实践和有效监督工程的作用,让工程从规划、设计、决策、建造、运行以及维护等各环节和生命周期各阶段,融入公众视角,形成公众与工程互动的交互理性视域。

1.工程的空间性蕴含的传播机会

2.2.1 最小二乘法 利用最小二乘法来估计NDVI、RUE随时间变化的线性趋势,能够更合理准确地反映出研究区NDVI与RUE变化的趋势;另外,利用最小二乘法基于像元求解线性趋势可以更好地分析研究区NDVI与RUE随时间变化在空间上的差异[20-22]。 最小二乘法公式如下:

工程是一个特定空间下的系统性存在,与其所处的空间区域和环境紧密相关。工程系统所处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等,同时也是生活于其中的公众的生存环境。工程系统与其多重维度环境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工程与环境密不可分的存在意义上看,可以把工程的环境属性同时理解为工程的属性。无论工程系统本身还是其环境发生变化,都直接引发公众与工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当某项工程对其所处的特定地域的公众的生存环境产生影响或相互冲突时,该地域的公众最有可能成为作为工程知识传播对象的特殊公众群体。这就要求,工程知识传播要根据工程与公众之间多重尺度,如物理尺度(表达空间属性)、人文尺度(表达文化属性)、资源尺度(表达自然属性)、交往尺度(表达社会属性)等具体状况,充分调研和细致分析与该工程密切相关的公众特点和利益诉求,确定工程知识传播的重点和传播强度,有针对性地对特殊公众进行精准有效的工程知识传播,实事求是地回应公众对工程认知需求,更助于改善工程实施的地域性环境。

受批评或处分的学生有时会出现拒绝教育、不承认错误、无理辩解等对立情绪,甚至有的学生“破罐子破摔”,有意制造事端,把班主任推向难堪境地。

2.工程的时间性蕴含的传播机会

工程是时间序列下的具体存在物,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指工程是在时间进程中建造生成的过程,缺少时间维度就难以理解工程的现实呈现;另一方面指工程在不同时间阶段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缺少时间参数就容易忽视工程功能发挥的动态特性。工程的时间性本性决定了工程知识传播的时间性特征:一方面,工程知识在工程的不同发展阶段,如决策阶段、论证阶段、施工阶段、运行阶段、维护阶段等是存在明显差异的,在每个阶段都有工程知识传播的问题,特定阶段下的工程知识供给与特定阶段下的公众知识需求相适应,是工程知识精准传播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当工程的某些特殊事件(如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等)引起公共讨论进而形成社会热点和公众焦点时,工程实质上已经处于其存在或发展过程中的特殊阶段,公众对于该工程的有关知识具有较强的期望,把握这类机会进行精准工程知识传播更有助于提升工程知识传播的效果。

在点源污染控制方面,以往提出的要求是“达标”排放,并习惯性认为,“达标”排放对环境是安全的。即使按照污水一级排放标准控制,其排出的废污水水体也将劣于地表水Ⅴ类。当一个地区的产业布局较密集时,其水污染物排放对河湖水质的危害是巨大的(见表1)。

由表2知,灼烧时间大于30 min后,坩埚即达到恒重,试验中为了避免反复灼烧的过程和节约时间,可以高温灼烧空坩埚30 min即可。

四、结语

工程的公共性意味着公众理解的必要性和工程知识传播的重要性。近年来随着工程界和哲学界关于工程的持续深入的哲学探索及其取得一系列重大理论进展,以及中国不断进行大型工程实践和公众与工程频繁复杂的互动关系背景下,工程知识传播议题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已经突显出来。笔者将该议题置于公众理解视域下以工程的公共性为切入点,对工程知识传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定性分析,认为将工程作为本质上与科学和技术存在根本性差异的“三元论”观点奠定了工程知识精准传播的理论基础,并从工程知识传播重点、内容、对象和机会等方面,阐述了有关工程知识精准传播问题。当然,文章是特定视角下对工程知识传播问题的初步探究,且针对该问题研究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和局限,例如对工程知识内涵从多重视角给出分类界定,对公众与工程之间的距离还缺乏定量实证分析,对工程知识传播主体、传播途径和方式、传播效果评价等问题还没有论及等。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水资源是典型的公共资源,个人通常对水资源只有使用权。为了保护公共利益,政府通常对私人的用水行为进行控制以分配水资源,控制的方法大致包括规制、征用和市场机制。相对于规制和征用而言,用市场机制来分配水资源会使得用水人能够以比市场价格更高的价格转让水资源。从政治可行性的角度来看,采用自愿性的水权交易方法或许是最佳选择,因为政府通过规制用水人的用水行为来再分配水资源通常会引发争议较大的征收问题,这会导致水权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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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Knowledge Spreading Accurately Under the Vision of Public Understanding

YU Jinlong ,GUO Pengcheng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As the engineering change of the world and the public grow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ublic and engineering is more and more closely.At the same time, the public is changing from the role of understanding engineering to participate even impact engineering.Adapted to the logic evolution, inherently requires implementation from engineering to the public for accurate knowledge dissemination.This paper recounts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engineering background, and reveals other guidance to engineering knowledge.This paper argues that, engineering knowledge is an important way of promoting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about engineering.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engineering knowledge, we should grasp the key of engineering knowledge, divide objects, set the content and choose appropriate chance to spread.

Keywords :public understanding on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knowledge; engineering knowledge spread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spreading accurately

中图分类号 :B01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204(2019)06-0040-07

收稿日期: 2019-10-08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YWF-19-BJ-W-17)

作者简介: 于金龙(1976—),男,内蒙古赤峰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

DOI :10.13766/j.bhsk.1008-2204.2019.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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