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梁代天监、普通年间文学思想与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年间论文,思想论文,文学论文,梁代天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有一个时期常为研究者所忽略，这就是梁天监(502-519)、普通(520-527)年间的文学创作。在人们的意识中，齐梁文学的发展，似乎就是以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为中心，其实，在这两种文学现象之间，梁天监、普通年间的文学思想和创作，也构成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并且形成了鲜明的特征，这就是以萧统为中心的文学集团。永明文学主要发生在齐永明年间(483-493)，而宫体诗的实际发生影响则要到萧纲中大通三年(531)入主东宫以后，在这一段长达三四十年的时间里，京城文学活动具有什么样的面貌？它与永明文学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萧纲到达京城不久所批评的“京师文体”到底何指？这些问题只有在对天监、普通年间文学思想、创作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才能获得解决。
一
应该说梁初文学直接受到永明文学的影响，永明文学的代表作家如沈约、任昉、范云在天监初年仍然有文学活动，一些年轻的作家如刘孝绰、王筠等都是在他们的教导和提携下成长的，沈约并且还担任过太子萧统的老师。但是我们更注意到，这一时期永明作家的思想状态乃至诗风，都与永明年间发生了变化，年轻的作家并没有完全继承永明诗风，而是在新的朝代里提出了新的文学思想。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有必要对永明文学作一番考察。永明文学产生于齐武帝永明年间，代表作家即当时称为“竟陵八友”的沈约、谢脁、任昉、范云、王融、萧衍、萧琛、陆倕。“八友”之称见于《梁书·武帝本纪》，但这八友是否为经常性的文学集团，很值得怀疑。因为八人的年辈并不相等，比如陆倕，永明四年他才17岁，举为本州秀才，当他与张率前去拜访沈约时，沈约推荐给任昉说：“此二子后进才秀，皆南金也，卿可与定交。”由是任昉与陆倕结为忘年交。至于萧琛，《梁书》记载他卒于中大通元年(529)，时年52岁，这样比陆倕还小8岁。不过《梁书》又记萧琛曾为王俭丹阳尹主簿，时为永明二年，而这一年萧琛才5岁，于理不合。因此萧琛卒年52岁之说，很值得怀疑。曹道衡、沈玉成先生《中古文学丛考》认为永明初年萧琛应为20岁左右。即使是这样，根据陆倕的经历，“八友’之聚最早也要到永明四年以后。永明五年萧子良正位司徒，于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八友”大概即于此时相聚，而得名或亦在其时。《梁书·萧琛传》说：“高祖在西邸，早与琛狎，每朝宴，接以旧恩，呼为宗老。”可见萧衍是承认“八友”的说法的。从永明五年到永明九年，是竟陵文学集团的昌盛期，但能否说“八友”全部是中坚，恐还有疑问，因为从现存竟陵文学集团一些酬和作品看，似乎萧琛、陆倕与沈约、谢脁等相互酬和并不多。陆倕所存几首都是入梁以后作品，萧琛有一首《饯谢文学诗》，当是永明九年送谢脁赴荆州时作，但也仅有这一首，还表明萧琛曾经参加过这样的活动。与他们相反，非“八友”中人的刘绘却参加了不少文学活动，他与沈、谢的酬和作品超过了陆倕和萧琛。因此所谓“竟陵八友”并不一定能反映竟陵文学集团的实际，这个文学集团的中坚并不是“八友”，而只是“八友”中的沈、谢、任、范、王等人。
沈约、谢脁都是永明文学的代表作家，对诗歌的声律化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而他们能够突破前人樊篱，获得声誉（注：《南齐书·谢瀹传》记：“世祖（齐武帝）尝问王俭：‘当今谁能为五言诗？’俭对曰：‘谢胐得父膏腴，江淹有意。’”这说明齐初沈约尚未有诗名，他的得名晚在永明年间。），也正由于他们的新变体写作。既然如此，为什么在建武以后不再全力写作新体诗了呢？这一现象正说明了新变体在当时的局限。根据现在的研究，永明新变体诗主要发生于永明二年至九年，其内容也以咏物和赠答等应酬作品为主，这就表明新变体在刚开始的时候，还只适合表现情感肤浅以应酬为主的内容。这一方面因为永明作家对声律的调谐把握还不能自由运用，对表达真感情的内容难以在新变体中使用；另一方面新体诗的讨论产生于承平时代的王府之内，而永明年间的统治者已十分明显地表示出对新体诗歌的喜爱，比如武帝萧赜喜爱《西曲歌》，并且仿而作《估客乐》；又如竟陵王萧子良与诸文士造《永平乐》十曲，这样由统治者倡导的新诗风，一开始就确定了写作的对象以应酬内容为主。但当永明末年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作家的境遇改变、体会加深时，新体诗还没有来得及积累相应的艺术经验，因此传统古诗形式即成为抒情的主要体裁。
沈约、谢脁诗风的转变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建武年间政治形势的变化，引起了整个诗坛的变化。永明年间以能文与沈约能诗齐名的任昉，这时却想以诗超过沈约。《南史·任昉传》说他“既以文才见知，时人云‘任笔沈诗’。昉闻甚以为病。晚节转好著诗，欲以倾沈，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自尔都下士子，转为穿凿，于是有才尽之谈矣”（注：钟嵘《诗品》亦有类似的说法：“彦升少年为诗不工，故世称沈诗任笔，昉深恨之。晚节爱好既笃，文亦遒变，善铨事理，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这说明任昉晚年写诗以使典用事为特色，想以此超过沈约。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任昉本不以诗名，他的不如沈约也是不争的事实，但他到了晚年，却聊发意兴，想改变这种情况，超越沈约。问题是为什么任昉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我以为这与永明末年诗风的变化有关。永明年间的新体诗写作，任昉未能擅名，但他并未想到要超过沈约，可能与他不如沈约娴于声律有关；至于永明末年，诗风变改，沈约、谢脁等人由新体转向古体，任昉则以事典入诗，因为这是他的强项。使事用典之风据钟嵘说始于颜延之、谢庄，其后的宋大明(457-464)、泰始(465-471)年间，文章殆同书抄。由宋入齐，承其风者有王融、任昉，钟嵘说：“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从这个批评看，任昉、王融的竞用事典，是从永明末年开始的，所以说是“近”。这股用事用典的风气，从齐末开始，一直漫延到梁代，史书所记沈约与萧衍争知栗有几事，以及萧衍召人编《华林遍略》等事都发生在梁代，说明这一时期的君臣都以博物博事自炫。
以上是齐末建武年间诗风变改的基本情况，沈约与谢脁是永明年间代表作家，同样也是建武年间的代表作家，他们的诗风影响并带动了齐末诗坛；与他们略有不同，任昉在永明年间不能说是写诗能手，但他在齐末以来却成为领风气的代表诗人，他倡导的使事用典之风，影响了齐末乃至梁初的很长一段时间。这就是齐永明至建武年间文学发展变化的真实状态，构成了梁代前期年轻作家思想状态和文学创作的背景，对我们了解梁天监、普通年间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梁天监、普通年间是以萧统为中心的文学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形成了自己的特征，既与永明文学不同，更与宫体文学有区别。从时间上看，应该从梁天监元年(502)开始，到中大通三年(531)结束。公元502年，萧衍代齐自立，是为梁朝，改元天监元年。这一年萧统二岁，被立为太子，萧衍为立官属，标志新文学时期的开始。中大通三年，萧统病逝，随着萧纲入主东宫，倡导宫体文学，宣布了萧统时期的结束。本文之所以采用天监、普通之名，一是因为萧统文学集团主要活动在这一时期，普通以后，该集团成员基本解散；二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根据萧统生平和他的文学活动经历，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天监元年(502)至天监十四年(515)萧统加元服为第一个阶段；天监十四年至普通末（八年，527）为第二个阶段，这是萧统文学集团的主要活动时期。由于普通七年(526)萧统居母丧丁忧，而前此一年这一集团的主要作家刘孝绰亦被免官，所以萧统文学集团转入最后阶段，即从大通元年(527)至中大通三年(531)萧统逝世为止。普通七年以后，萧统文学集团事实上已经解散，其最主要活动大概就是将《文选》总纂完成，其它已无暇顾及了，因此本文的考察就主要集中在前两个阶段。
天监元年萧统立为皇太子，武帝为东宫立官属，当时一些有名望的人如范云、王暕、褚球等都入东宫任职。其后东宫官属几经选择，如天监六年(507)诏革选家令，天监七年(508)诏革选中庶子（见《文献通考》六十），名德之人多入东宫，如沈约任太子少傅即是。南朝时东宫官属为四海瞻望（参《宋书·王敬弘传》），与西晋已有不同（《晋书·阎缵传》记缵上表陈选择东宫师傅，宜选寒苦之士）。《梁书·庾於陵传》载：“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地望。”因此萧统东宫可谓荟聚一时名贤。不过在第一阶段，萧统还很年幼，以他为核心的文学集团还没有形成，因为这一时期文学活动仍然以由齐人梁的作家为主，诗风也与建武以来的古体一脉相承。由齐入梁的作家有沈约、范云、任昉、陆倕、萧琛，这是永明文学集团中的“八友”阵容。除此以外，王僧孺、柳恽也是永明文学集团中人；至于在宋、齐年间擅名的江淹，到了梁代已经是“江郎才尽”，不再有什么创作了。以上的人员虽然都出自永明集团，但经过了建武年间的变化，不仅诗风已有改变，而且事实上他们在梁初诗歌创作的热情也不如以前了。如萧琛，他曾说自己早年有三好：音律、书、酒，但年长以来，三好废弃了两好，惟有书籍不衰。这里的“音律”主要是指音乐，恐怕也包含有声律的内容，因为他是“竟陵八友”之一，早年曾经参加过永明声律的讨论，与谢脁等都有唱和，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到这时萧琛已不再写诗了。还有一些作家入梁以后不久就去世了，如范云死于天监二年(503)，在新朝代中并没有来得及展现新面貌。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为代表作家的沈约和任昉创作上的变化。与永明、建武年间相比，沈约在新朝代中的写作并没有付出很多的热情，他主要写一些郊庙歌辞以及应酬的作品，但就是这些应酬作品也与永明年间不同了。永明年间的应酬作品以五言八句、十句短篇为主，这是典型的新变体；而梁初则以七言的民歌体为主了，比如《江南弄》、《四时白纻歌》诸诗都是。这个变化当然与梁武帝喜爱西曲歌有关，只是这样一来，永明体的影响就受到了限制。与沈约不同，梁初似乎是任昉的创作高潮期。从现存作品看，任昉的诗歌基本写于这一个时期，其中以《文选》所录的《出郡传舍哭范仆射》最为有名。此诗为悼念范云而作，诗中说“结欢三十载，生死一交情”，可见二人感情的深厚。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首
诗并不像钟嵘所批评的那样“动辄用事”，从形式上看，是典型的古体，用字也不避重复，与永明年间的诗歌大有区别。但就是这样的诗歌却被萧统选入《文选》，说明这一种诗风是被萧统集团认可了的。任昉以笔札名世，因此《文选》选录他的文章多达17篇，诗歌却仅有两首入选，而这两首诗歌又都写于天监年间，这一者说明任昉晚年诗歌确有成就，二者恐更说明了随着建武以来诗风的变化，引起了梁天监、普通年间文学思想观念的改变。正是在这个背景里，任昉萌发了在诗歌上超过沈约的念头。若以梁初诗歌论，说任昉赶上甚或超过沈约，也有一定的道理。从这一点说，任昉对萧统文学集团的影响可能要比沈约大。
沈约、任昉除了以变化了的诗风影响诗坛外，还把精力放在培养文学新人上。提携新人是永明作家的优良传统，如沈约、范云、任昉、谢脁等都曾提拔过许多新人，洎入梁以后，除了谢脁早死以外，沈约、范云、任昉更注重对年轻人的奖掖和提拔，如任昉在任御史中丞以后，刘孝绰、殷芸、到溉、刘苞、刘孺、刘显、刘孝仪、陆倕、到洽、张率等车轨日至，号曰“兰台聚”；而沈约对王筠的激赏，更是有名的故事。像萧统文学集团中的刘孝绰、王筠等就都得到他们的赞扬和提携。以上这些年轻作家基本都是萧统文学集团中人，这一个事实说明了萧统文学集团的形成背景，这个文学集团后来所提出文学思想和创作上表现的特色，都与这个背景有关。
随着年轻作家的成熟和新文学集团的崛起，沈约、任昉亦渐入老境，任昉先于天监七年(508)死去，至天监十二年(513)，沈约也终于带着遗憾的心情离开了人世。沈约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就是以萧统为中心的文学集团。
三
天监十四年(515)正月，萧统于太极殿加元服，以萧统为中心的文学集团正式开展了文学活动。
天监十四年刘孝绰、王筠并已35岁了，他们的成名很早，尤其是刘孝绰，少年时即被称为神童。他的父亲刘绘，曾预竟陵王萧子良西邸之游，也是永明体诗人，《南史》说他“音采瞻丽，雅有风则”。刘绘对声律理论应当很精通，而且具有批评意识，《诗品序》说他曾想著《诗品》，批评当时创作的混乱状态，可惜未能完成。刘绘的创作与批评意见应当影响到刘孝绰。除他父亲之外，他的舅舅王融是“竟陵八友”之一，对声律更有造诣。钟嵘《诗品序》记录了王融对于声律的一些意见，并说他想作《知音论》，“未就而卒”。王融对刘孝绰也尽栽培之事，在孝绰很小的时候就同车载他以适亲友，多加提携。而刘绘、王融的诗歌同志沈约，任昉、范云也都对他青睐有加，由此可以见出刘孝绰的文学思想及写作都与永明体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刘孝绰相同，王筠也“少擅才名”，他出身于琅邪王氏，其从叔即是王融。从史料记载看，永明诗人中以沈约最为欣赏王筠。《梁书·王筠传》记：“尚书令沈约，当世辞宗，每见筠文，咨嗟吟咏，以为不逮也。尝谓筠：‘昔蔡伯喈见王仲宣称曰：“王公之孙也，吾家书籍，悉当相与。”仆虽不敏，请附斯言。自谢脁诸贤零落之后，平生意好，殆将都绝，不谓疲暮，复逢于君。’”谢脁是沈约的知己，其创作才能深为他所叹服。自谢脁、王融等人死后，沈约一直感受着寂寞的悲哀，他创作的《怀旧诗》九首就是这种情感的流露。当他于晚年得识王筠之后，竟能产生这样的欣奋，可见王筠的确继承了永明体的诗脉。同传还记王筠读沈约的《郊居赋》，音律正符合沈约的要求，把这位老诗人激动得“抚掌欣抃”。他说：“知音者稀，真赏殆绝，所以相要，正在此数句耳。”这都说明王筠深得永明声律的三昧了。从以上材料看，刘孝绰、王筠这两位萧统集团中的核心人物，都与永明作家具有极深的渊源关系。但是直到天监十四年刘、王二人35岁之前，他们在文坛上并没有造成如他们父辈那样的影响，甚至连永明诗人津津乐道的声律理论，也未见有特别的宣传。这恐怕与建武年间以来诗风已经改变、文学思想也产生了变化有关。比如产生在天监年间钟嵘的《诗品》，就对声律理论持批评态度。这当然与钟嵘本人的思想有关，但若结合建武以来诗风变化的情况看，恐也并不一定是钟嵘个人的意见。萧琛所称晚年摒弃声律的话很值得我们注意，这说明随着诗风的改变，人们对声律理论的热情已经衰减。以刘孝绰为例，从他现存的诗歌看，天监十四年以
前的作品多以长篇为主。如《上虞乡亭观涛津渚学潘安仁河阳县诗》、《太子汱落日望水诗》、《酬陆长史倕诗》、《答何记室诗》等，都是古体长篇。此外以代表萧统集团文学主张的《文选》为例，据刘跃进先生在《昭明太了与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一文中分析，《文选》所收“竟陵八友”的诗，四句无一首，八句仅有4首，较多的是十句、二十句诗；而后来的《玉台新咏》所收，四句诗却有48首，八句诗有32首。再从律句和押韵方面考察，《玉台新咏》所收诗歌也都比《文选》所选在声律方面更为考究（注：《文选学论集》，赵福海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这说明萧统文学集团对永明声律理论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从建武以迄天监前期，萧统文学集团就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中渐渐成长起来，至天监十四年以后，随着萧统中心的形成，新的文学主张和新的诗风就由这些新一代作家公开提出来了。
四
公开宣扬他们文学主张的主要是刘孝绰《绍明太子集序》和萧统的《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虽然以萧统为中心的文学集团正式活动开始于天监十四年，但这两份文件却晚至普通三年(522)以后。这也说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创作实践，文学思想才逐渐成熟。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当作于普通三年，因为文中有“粤我大梁二十一载”的话。《梁书·刘孝绰传》记：“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这一记载与刘孝绰的《序》是相符的。《序》中表达其文学主张的话是：“窃以属文之体，鲜能周备。长卿徒善，既累为迟；少孺虽疾，俳优而已。子渊浮靡，若女工之蠹；子云侈靡，异诗人之则；孔璋辞赋，曹祖劝其修令；伯喈笑赠，挚虞知其颇古；孟坚之颂，尚有似赞之讥；士衡之碑，犹闻类赋之贬。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浮，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这段话前半部分表达了刘孝绰对辨体的认识，与曹丕《典论·论文》所说“唯通才能备其体”的观点相似。刘孝绰这里是赞扬萧统具有通才，诗、赋、书、铭、七、表等皆能曲尽文情。萧统是否通才暂置不论，刘孝绰这里提出了他的文学主张是“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浮，约而不俭”。典和野、远和放、丽和浮、约和俭，分别是四对相近的概念，刘孝绰强调前者，反对后者，表达了一种比较折衷的文学观。以“典”和“野”说，“典”指典正，“野”指质朴，《论语·雍也》有“质胜文则野”的说法，说明“野”指质过于文。 在六朝人眼里，典正不华丽，便容易流于野。钟嵘《诗品》评左思是“文典以怨……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可见左思的“野”是由“典”带来的。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说“文典则累野”，正指出了“典”和“野”之间的关系。再以“远”和“放”为例，“远”应该指作文不能太拘谨，“放”则有“放荡”的意思，与萧纲提倡的“文章且须放荡”意思相近。刘孝绰这里提倡要“远”而不“放”，文学主张与萧纲不同。根据刘孝绰的这个文学主张，可见他的理想与永明诗人（如沈约的“古情拙目，每伫新奇”）和宫体诗人都有区别，而较趋近于折衷。
和刘孝绰观点相同，萧统在同一年所写《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主张。他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这个观点很明显与刘孝绰完全一致。
从以上两份文件可以看出，萧统、刘孝绰旨在崇尚文质彬彬的温厚雍容风格。《颜氏家训·文章》以何逊与刘孝绰作比较，说明了当时的风尚：“何逊诗实为清巧，多形似之言；扬都论者，恨其每病苦辛，饶贫寒气，不及刘孝绰之雍容也。”扬都指建邺，即梁时的都城，这个议论反映了当时人不喜欢清巧、形似的风格，这恐与天监年间安康、祥和的政治有关。刘孝绰帮助萧统编《古今诗苑英华》，仅收何逊两篇，一方面固然是他的忌贤心理，另一方面也还因为何逊诗风不合当时的审美要求。人颜延之的话看，对何逊诗的批评，并不是刘孝绰一个人意见，颜延之本人也持批评态度，所以说“实为清巧”，表明“清巧”的诗风不好。这个批评很能反映时代文学思想的改变，因为从刘宋以来，“清巧”和“形似”一直是诗坛的主流。永明体在以四声裁诗的同时，描写上也以“清巧”和“形似”为主要特征，事实上何逊的诗风也与永明体一脉相承，因此扬都论者对何逊的批评，实际上已寓含有对永明体的批评。这一文学要求的形成，是与萧统、刘孝绰等人的提倡有关的。
除了上述两份文件外，以萧统为中心文学集团的文学主张还主要地反映在《文选》一书中。《文选》是萧统所编的一部诗文选集，选录从周秦以迄齐梁130多位作家的作品，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由于它的去取精当，的确做到了如萧统所说的“集其清英”（《文选序》），因此自隋唐以来就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文选》学”。《文选》一书在后世产生的影响，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萧统文学思想的历史合理性。关于《文选》一书的编者，自南朝以迄近代，基本没有疑问，但近年来首先由日本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文选》的实际编纂者是刘孝绰而非萧统（注：参见清水凯夫《〈文选〉的编辑周围》，此文最先于1976年发表于《立命馆文学》377·378，后收入作者《六朝文学论文集》，韩基国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但据中国学者的研究，认为萧统之功不可没，刘孝绰只是协助萧统编纂（注：参见曹道衡、沈玉成《有关〈文选〉编纂中的几个问题的拟测》，《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2-42页。）。我认为后一种说法是合乎实际的。萧统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往年因暇，搜采英华，上下数十年间，未易详悉，犹有遗恨，而其书已传，虽未为精核，亦粗足讽览。”这里的“诗苑英华”就是指《古今诗苑英华》，萧统的意思很明显表示对它的不满意。为什么呢？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当时的文学思想还不成熟，编辑也不精当，故留有遗恨；另一种可能则是《古今诗苑英华》一书并非萧统所编，他的文学主张和编辑思想没有得到贯彻，所以他不满意。《古今诗苑英华》从何时开始编辑，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它在普通三年以前已经完成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萧统的信可以作证。又萧统在信中说是“往年因暇”，我想一、两年以前恐不可称“往年”，细绎语气，似乎时间已经很长了，其书已在外面流传，因此《古今诗苑英华》应该在普通元年(520)以前，很可能是在天监年间编成。从《梁书》的有关记载看，天监十四年以后，萧统与东宫学士经常讨论篇籍，商榷古今，那么编辑图书应该是这以后的事，这也与萧统信中所说“谭经之暇，断务之余”相符。只是这个时候，萧统还是个十来岁的少年，文学思想的不成熟是必然的，因此《古今诗苑英华》一书可能全由刘孝绰编纂。由于这个原因，当时人才把此书径称为刘孝绰所著。比如《颜氏家训·文章》就说刘孝绰“又撰《诗苑》”，这里的“诗苑”即指《古今诗苑英华》，这是一证；二证是唐人刘孝孙《沙门惠净〈诗苑英华〉序》（《全唐文》卷一五四），称惠净“自刘廷尉所撰《诗苑》后，纂而续焉”，刘孝孙所编为《诗苑英华》，既是对刘孝绰的续，则见刘孝绰的《诗苑》就是《古今诗苑英华》。由这些材料可以见出《古今诗苑英华》的确是刘孝绰所编。如果这是事实的话，萧统对《古今诗苑英华》的不满意，与他没有直接参与编纂有关。基于这一事实，普通三年以后的编纂《文选》（注：关于《文选》的编纂时间，参见拙文《〈文选〉的编者及编纂年代考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1期。），萧统自然不会全由刘孝绰一人操作了。
与《古今诗苑英华》相反，萧统对《文选》表示极为满意，这从《文选序》可以看出。唐人元兢说：“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自谓毕乎天地，悬诸日月。”（《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引）元兢这里首先提出《文选》是萧统与刘孝绰共同编纂的，与对《古今诗苑英华》的提法不同（颜延之、刘孝孙径提为刘孝绰所编），这也证明了萧统的确参加了《文选》的编纂。不过元兢说萧统和刘孝绰自称右以“毕乎天地，悬诸日月”并非事实，这本是《文选序》中话：“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明指周、孔之书，而非指《文选》。然细一想，唐人敢于把此语定为萧统对《文选》的评价，其潜意识中一定大量接受了萧统看重这部书的信息，所以很自然地就把这一句话与《文选》联系起来了。那么萧统对这部书的满意主要指哪些方面呢？这当然与《文选》的最基本性质——作品选本有关。《文选序》说：“自姬汉以来，眇焉悠远，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很明显，《文选》不是一般的选本，而是在周秦以来将近千年的文章中选择出精华文萃，所谓“略其芜秽，集其清英”，这应该是萧统的满意所在。与《古今诗苑英华》相比，萧统在编纂《文选》时，重新修改了体例，其中之一是将作家作品的下限定为天监十二年，它反映了萧统企图对前人文学进行总结的愿望（注：参见拙作《论〈文选〉的编辑宗旨、体例》，《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文选》对《古今诗苑英华》体例加以修改的第二点，就是由单一的诗选变为赋、诗、文等符合文学内容的各体文选。就此说来，萧统的“遗恨”或许也含有对诗和文分开编集（萧统在天监年间集古今典诰文言编《正序》10卷，又集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20卷，《古今诗苑英华》20卷）的不满，因为既是文学总结，当然不应限于诗，这样才更全面而具有权威性。要说明的是，萧统对《古今诗苑英华》虽然不满意，但并不否定，他编《文选》仍然让刘孝绰协助，便是明证。但《文选》从编辑宗旨到体例的许多变化，说明了他们文学思想的成熟过程。
《文选》编辑的基本思想，见于《文选序》，萧统在叙述了文学的由质及文的发展以后说“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这段话表明了萧统所持的进步的文学史观，这是他对文学的基本态度。关于《文选》的选录标准，一般认为是《文选序》所说“若夫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几句，阮元《书昭明太子〈文选序〉后》说：“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门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为文，始以入选也。”（注：《揅经室三集》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朱自清先生据此说：“这样看来，‘沉思’、‘翰藻’可以说是昭明选录的标准了。”（注：《〈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国学季刊》6卷4期。）将“沉思”、“翰藻”理解为《文选》的选录标准，我以为是偏颇的。因为萧统这两句话本是针对史书中的赞、论、序、述等文体而言，若说它是《文选》选录标准的内容之一，是正确的，但决不就是这标准的全部内容。
《文选》所体现的文学思想，应该根据它收录作家作品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因为《文选序》的简单叙述还不能完全反映出萧统对作家作品的评价。《文选》共收文体39类，主要分赋、诗、骚、文四部分。这四部分所掌握的体例却不一样，除骚收录《楚辞》以外，赋主要限在刘宋以前（唯一的例外是江淹，但他的两首作品《别》、《恨》二赋均作于刘宋末被黜为建安吴兴令时），似乎表现出详远略近的特点，这一点与诗比较接近。诗的部分虽然收录了齐梁作品，但比重不大，也是详远而略近。文的部分相反，比较看重当代作品，表现出详远略近的特点。从收录作品看，赋的部分收录了先秦作家1人，作品4首；西汉作家4人，作品8首；东汉作家8人，作品12首；魏作家4人，作品4首；西晋作家7人，作品15首；东晋作家2人，作品2首；宋作家4人，作品5首；梁作家1人，作品2首。其中以先秦和东晋、梁最少，而以两汉和西晋最多，这个事实说明萧统对古代赋的评价明显高于近代。再看诗的情况，诗共收起汉迄梁155位诗人，339首诗歌，其中汉代7人，34首；建安7人，58首；正始3人，25首；西晋24人，126首；东晋4人，10首；宋11人，105首；齐3人，24首；梁6人，53首。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文选》收录西晋作家作品最多，其次为刘宋，再其次为建安。又根据作家入选作品的数量以及他们所占类别多少等综合考察，前10名分别为(1)陆机、(2)谢灵运、(3)曹植、(4)颜延之、(5)鲍照、(6)潘岳、左思、(7)谢脁、(8)王粲、(9)沈约、(10)陶渊明。这里前3名的顺序恰与上面三个阶段顺序相符，这不能说是巧合，只能说明晋、宋和建安时代的作家作品是受到萧统他们的高度评价的，代表了萧统文学集团在天监、普通年间的理想。至于代表着永明诗歌理想的作家沈约和谢脁，分别被排在第九位和第十位，这个事实反映了萧统对永明体的态度。与诗和赋不同，《文选》选文的体例比较注重当代。统计结果表明，《文选》共收录35种文体，76位作者，161篇文章（陆机《演连珠》50首按1首计算），其中先秦2位作家2篇作品，西汉14位作家26篇作品，东汉6位作家9篇作品，三国14位作家34编作品，西晋15位作家26篇作品，东晋5位作家6篇作品，宋7位作家18篇作品，齐4位作家7篇作品，梁7位作家29篇作品。从这个数字看，西汉、东汉、三国、西晋、宋、梁入选作品都不少，这个结果不能用详近或详远来概括。如果再仔细分析的话，这个“注重当代”其实是落实在任昉一个人身上的。我们替《文选》文类作
者排了一个座次表，除任昉居首外，另一位作者沈约仅居第四位，见表：
座次作家
一 任昉(9,17)
二 班固(5,7)、陆机(6,7)
三 曹植(3,5)、潘岳(2,5)、颜延之(4,5)、范晔(2,5)
四 司马相如(4,4)、陈琳(3,4)、曹丕(2,4)、应璩(1,4)、傅亮(2,4)、沈约(3,4)
五 刘彻(2,3)、扬雄(3,3)、吴质(2,3)、王融(2,3)、刘峻(2,3)
六 邹阳(1,2)、东方朔(2,2)、王褒(2,2)、贾谊(2,2)、蔡邕(1,2)、孔融(2,2)、阮籍(2,2)、嵇康(2,2)、干宝(1,2)、谢脁(2,2)、陆倕(1,2)
（注：括号中的数字，前者表示类数，后者表示作品数量。）
从此表可以看出，居前3位的作者，除任昉外都是汉、晋、宋作者，梁代其余作者均瞠乎其后，不可望任昉之项背。因此《文选》文类的注重当代，实际上仅重任昉一人。梁代作品一共入选29首，任昉一人独占17首；此外，他不仅入选作品多，而且所占的类别广泛，分布在九个类别中，其中有四个类别为他一人独占，即令、启、墓志、行状，这些都反映出编者对任昉在文学史中地位的肯定。任昉入选的比重远远超过了《文选》诗类对沈约诗歌的收录。在诗类中，沈约共入选13首，占五类，从入选的数量排位，沈约居第八位；从所占类别排位，沈约居第五位，在这两方面沈约都不如任昉在文类中处于第一的地位。这样说来，《文选》选文的注重当代，主要是为任昉所作的安排。这个现象说明任昉在天监年间对萧统文学集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许多方面已超过了沈约。
五
以上是天监、普通年间文学思想的大致情况，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也以雍容温和为追求。从现存诗歌看萧统东宫学士中仍以刘孝绰、王筠、张率等存诗较多，其余如到洽、王规、王锡、张缵等人均存数首，这在南朝诗人中是很少见的了。甚至陆倕，曾为“竟陵八友”之一，现存也仅有4首,而且也没有什么特色。他的写作恐怕还主要体现在骈文上，而这却是受任昉的影响。萧统身为太子，自为领袖，不仅文学思想的倡导是如此，创作上也完全符合他倡导的诗风。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萧统现存25首，其中《林下作妓诗》、《拟古诗》等，《玉台新咏》题作萧纲。徐陵是当时人，所说应当可信。而这两首又恰是萧统现存诗歌中仅有的艳体，这与他的立身行事和文学思想不相符合。当然，文学思想并不一定和创作实践一致，比如刘孝绰与萧统文学思想一致，但却写了不少艳体诗。不过以刘孝绰与萧统比较，刘孝绰的行为不很检点。普通六年(526)他受到到洽的弹劾，就被史书评为“中冓为尤，可谓人而无仪者矣”（《南史·刘勔传论》）。萧统的诗，规模较大，与新变体不同，显示了他作为储君的雍容风度。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搜辑，萧统现存诗有30首左右，大致可分为拟古乐府、咏物、酬赠以及佛会四类。前三类未见有什么特色，比较可读的倒是佛会一类。比如《和武帝游钟山大爱敬寺诗》，这是一首颂诗，歌颂他的父亲梁武帝礼佛之事。据《建康实录》卷十七《武帝纪》，梁普通元年武帝置大爱敬寺，因此这诗当写于普通元年以后。全诗共四十句，记武帝游寺之事，气象氤氲，虽为颂诗，却规矩严整，颇具气度。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诗歌里，萧统写出了不少山水佳句。比如此诗的“丹藤绕垂干，绿竹荫清池。舒华匝长阪，好鸟鸣乔枝”，就非常清新。“舒华”两句化用了曹植的《公宴》诗“秋兰被长阪，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诸句，比较成功。佛教与山水本来具有天然的联系，寺庙大都建于名山胜水之间，这也是南朝山水诗兴盛的原因之一。萧统性爱山水，如他在《钟山解讲诗》中所说“伊余爱丘壑”，但囿于身份，他只能在宫内和京内活动。他在《答晋安王书》中说：“知少行游，不动亦静，不出户庭，触地丘壑，天游不能隐，山林在目中，冷泉石镜，一见何必胜于传闻；松坞杏林，知之恐有逾就，吾静然终日，披古为事。”因此萧统的山水之游，主要集中在一些佛会活动上。除了这一首外，其它几首如《开善寺法会诗》、《同泰僧正讲诗》、《钟山解讲诗》、《玄圃讲诗》等，都有很精采的山水描写。如“落星埋远树，新雾起朝阳”（《开善寺法会诗》）、“涧斜日欲隐，烟生楼半藏”（同上）、“暾出岩隐光，月落林余影”（《钟山解讲诗》）、“霜流树条湿，林际素羽翾”（《玄圃讲诗》）等，写景状物都十分生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语句无论在声韵上，还是在辞藻上，都明显从永明体来，但由于放在长篇宏幅的佛会诗中，却显得淳厚而又有光泽，毕竟与永明体不同。萧统的这些诗大都写于天监末和普通年间（注：萧统的《玄圃讲诗》写于天监十七年，见萧子云《玄圃园讲赋》，《广弘明集》卷第二十九；《开善寺法会诗》、《钟山解讲诗》当写于普通三年以前，与梁武帝萧衍在开善寺讲经有关，武帝写有《述三教诗》一首，《广弘明集》卷第三十载有开善寺法师智藏和诗一首，智藏卒于普通三年，则此次活动在此之前无疑；又据《续高僧传》卷五《释智藏传》载，萧统礼敬智藏为师，曾游开善寺，赋诗而返，诗即《钟山解讲诗》，可知这两首诗都在普通三年以前。），正是他创作成熟期的作品，与他所倡导的文学思想是相符的。
就创作而论，这一集团的代表作家仍然是刘孝绰。刘孝绰名重当时，领导着天监、普通年间的文学潮流。《梁书》本传说他每一文成，朝成暮遍，流闻异域；又说他与何逊齐名，时称“何、刘”。然刘孝绰仗气负才，多所凌忽，当时颇有地位的到洽、臧盾、沈僧杲等，都遭到他的轻视。而这三人受辱的原因，都出于与他同被主上恩遇的事实，由此可见刘孝绰是一个比较忌刻的人。基于此点，可知他对与何逊齐名会是多么地恼火，尤其这齐名还是“何”居“刘”前。因此，他不仅指摘何诗不成道理，而且在主持编纂《古今诗苑英华》时，仅收何逊两篇诗歌（见《颜氏家训·文章》）。不过从“何、刘”并称的现象，可以推测出这样的事实：一、并称的时间当发生在二人为同事的时候，即天监十三年以后，二人同为安西安成王萧秀的幕僚之时；二、以刘孝绰与何逊并称，说明二人创作上的某些相近之处。刘孝绰今存诗约70首左右，大部分没有什么特色，与他当初的享名不太相符，但写于与何逊同时的几篇作品，包括与何逊的唱和之作，还是颇为可读的。但问题不在这里，我们认为刘孝绰的作品没有特色，何逊的作品很有成就，这是我们的看法；事实上，刘孝绰在当时的影响却大于何逊，这说明刘孝绰的创作代表着天监、普通年间的诗歌理想。当时人对何逊的评价是“恨其每病苦辛，饶贫寒气，不及刘孝绰之雍容也”（《颜氏家训·文章》）。这个“贫寒气”，既指内容上的叹卑嗟贫，也指诗风上的清巧。与何逊不同，刘孝绰尽管在用字遣词上颇为工整，但如“吾生弃武骑，高视独辞雄”（《答何记室诗》）的豪气，却是何诗所缺乏的。此外，刘孝绰诗宗古体，篇幅宏长，从容用笔，没有局促之感，这就是扬都论者所评“雍容”的具体内容。何逊的遭遇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的诗歌受到沈约、范云以及萧绎的称赞和喜爱，却不受“扬都论者”的好评，说明萧统和刘孝绰在天监、普通年间倡导的诗风确与永明体有一定的区别。
从以上所述看出，梁天监、普通年间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是以萧统为中心形成了与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相区别的风貌。在文学思想上，他们提倡“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的审美理想；在创作上，他们追求雍容闲和的诗风。这既与萧统本人思想、作风有关，也与天监、普通年间祥和太平的社会环境有关。但有意思的是，作为这一集团文学主张的代表成果，既不是理论也不是创作，而是以萧统署名编纂的三十卷本《文选》。公元531年，随着萧统的逝世，萧纲的入主东宫，这一集团所提倡的文学主张，立刻受到了以萧纲为中心新的文学集团的批评。新文学集团推选的宫体诗风成为当日文坛的主流，而且作为这一集团文学主张的旗帜，也同时作为与《文选》的对立，萧纲授命徐陵编纂了《玉台新咏》。这样，兄弟二人编于不同时期、代表不同文学主张的两部总集，实际包含着不同的历史内容，这应是我们研究两部总集时必须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