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早期启蒙论——以萧萐父先生的问题意识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意识论文,中心论文,萧萐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期启蒙说是在扎实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上理解中国的理论视角，应该在现实的语境中通过对基础文本的深入解读和重新诠释来继承和发展这一学说。这一理论话语内涵深广、治思深沉在文本架构上力求对传统深求其故而取证于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不仅深化了对中国传统和现代的思想认识，而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研究的新境界。其在古今中西的张力中寻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出路，积极介入思想文化论争，彰显了中华文化的本土自性和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内原动力。 一、萧萐父先生的问题意识和早期启蒙论的内在理路 早期启蒙论之所以在创建三十多年以来仍然受到重视、讨论和某种意义上的批判，并不在于这一理论如何玄远高深、神妙莫测，而在于这一哲学话语对于如何理解、承继中国传统和创建、发展中国现代性的本质重要性。 梁漱溟曾将20世纪上半期的学者区分为学问中人和问题中人，并自称自己虽曾作为教授却只是问题中人。在我看来，萧萐父先生作为卓越的哲学史家和有原创性理论贡献的思想家，则既是学问中人更是问题中人。萧先生治学堂庑宽广，于古今中西无所不窥。然其并非徒以博闻强记自炫的传统读书人，而是以问题为中心进行学术耕耘的现代研究者。其论学轨迹、立论宗旨和思想关怀都是以下述问题为中心而展开、深化和不断拓展的。 “近代西学能否和怎样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它的生根之处，从而通过对西学精华的吸收消化而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即发掘自身固有的源泉，依靠自身固有的活力，吐故纳新，继往开来，向现代化飞跃。” 回顾萧先生一生的学思历程，也正是这一问题意识在牵引、激励和推动着其学术的深化和思想深入。从幼年时期翻阅《明夷待访录》和《黄书》所产生的对明清学术的好奇①，到学生时代广泛阅读梁任公、钱穆、杜国痒、嵇文甫等人的清学论著所产生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迷茫②，都直接间接地推动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五六十年代，萧先生深入钻研黑格尔——马克思的哲学史观及其方法论原则以求解决前一时期所留下的方法论困惑，并以王船山为个案进行系统研究，对船山哲学作了系统分疏以求即木见林、窥斑见豹。20世纪年代，萧先生编著中国哲学史，并不断系统论述三十多年的学术思考。《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文化反思答客问》、《活水源头何处寻》等原创性的文字从宏观上对早期启蒙进行了理论建构。90年代则从启蒙学术史观的视角重新梳理了近三百年学术史，对早期启蒙说进行了扩展和丰富③。直到晚年，先生仍然不遗余力地提倡、呼吁早期启蒙论的现代意义和理论价值。在其晚年的绝笔文章中，高度凝练地重新论述了早期启蒙说的理论宗旨、运思路径和实践意义。“坚持早期启蒙说，是为了从16世纪以来我国曲折发展的历史中去寻找传统文化的历史结合点，寻找我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的起点。如实地把早期启蒙思潮看作我国自己文化走向现代文明的源头活水，看作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必经历程。这样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才有它自己的历史根芽，才是内发原生而不是外烁他生的。”④ 从上述个人思想的回顾可以看出：萧先生这一问题意识正是中国特定历史情境中古今中西之争的思想产物。他艰辛的理论探索之根本宗旨在于：试图回答现代中国从何处来而往何处去的问题。这一问题意识在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被萧先生提炼、纯化为历史结合点的哲学理念。 从早期启蒙说的内在理路看，这一理论范式的构建者正是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方法重新整理中国16世纪以来的近代历史从而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合理解答。其结论体现为：第一，16世纪的中国江南产生了突破传统的新的生产关系，同时产生了西方近代式的个性解放、自由追求、民主思潮和科学精神。第二，具有思辨色彩的宋明理学被视为儒学发展进程中的“伦理异化”⑤的典型形态。这一理论形态以天理的名义扼杀个体的存在和价值。萧先生不无愤慨地评论道：“一个人的道德自觉性越高，越是最大限度的尽到伦理义务，也就越是自觉的否定自我，乃至扼杀个人的道德意识。(……)这种伦理至上主义，绝非人文精神，相反的，乃是一种维护伦理异化，抹杀人文意识的伦文主义。”⑥。第三，中国的启蒙道路异常坎坷，是因为特殊的历史发展轨迹割裂甚至窒息了启蒙进程。这一启蒙难产的历史现象应归因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产生的历史洄流⑦。第四，中国现代性必须是在西方优秀文化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双向互动的进程中实现。这四个结论环环相扣、连环锁解而首尾玄合，最终指向第五个也是根本问题即对中华文化的现代出路和历史命运的思想关怀。 萧先生试图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指引下从人类发展的共同尺度和价值理念来重构中国早期的启蒙话语。他通过对明清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深层开掘和宏观透视得出最终结论：“中国有自己的文艺复兴或哲学启蒙，就是指中国封建社会在特定条件下展开过这种自我批判；这种自我批判，在16世纪中叶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而出现的哲学新动向(以泰州学派的分化为标志，与当时新的文艺思潮、科学思潮相呼应已启其端，到17世纪在特定条件下掀起强大的反理学思潮这一特殊理论形态，典型的表现出来。至于这一典型形态的哲学启蒙的往后发展，却经历了极为坎坷的历史道路。”⑧这段论述已经深刻的表明：一、中国的17世纪思潮应当被视为启蒙的理论形态；二、这一哲学启蒙迥异于欧洲各国而带上了东方特色；三、启蒙思潮的具体内容表现为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和反思。 二、早期启蒙论的理论特质和当代挑战 早期启蒙论范式的确立，是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和东方社会理论的指导下同时吸取多方面学术资源得出的科学结论。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有的意识形态地位，使得任何以马克思立场与方法进行学术研究所得出的理论结论都难免打上权力话语的烙印。 只有在廓清这一理论的初始地平和方法论的逻辑边界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直面早期启蒙论所遭遇的理论诘难。这一诘难和批判主要表现为：一、中国是否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二、中国17世纪的思想学术能否被称之为启蒙思潮。换言之，即中国16世纪以来的经济文化变迁能否用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潮予以概括的质疑。这一问题严格来讲是同体两面、内在相通的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层次的系统追问。下面笔者就这一严重分歧做一简要分梳和回应。 自嘉靖以来中国的江南确曾产生了经济社会、生活习俗、价值取向等多方面的巨大变化。⑨从泰州学派到晚明思潮确曾孕育着某种新的时代走向和理论趋势。这已经基本成为各种学派的共识。⑩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来对资本主义下定义的话(11)，那么，晚明江南持续不断的农民脱离土地涌向商业市镇以及雇佣关系普遍化、劳动产品市场化、手工业资本化进程则是可以被认为是具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的。由此所形成的新生产关系萌芽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西方学术界对资本主义特质认识的深化和扩展，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有了较马克思时代更为深入的理解和解释。尽管这并不能取代马克思在在这一领域的卓越贡献。比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及其精神气质对产生资本主义所起的根本推动作用的重要论述和哈耶克的扩展秩序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重新阐释。然而，依照马克斯·韦伯对中国“宗教”气质的考察，却得出了中国完全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结论。(12)华裔学者余英时按照韦伯的思路对中国近世的宗教伦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结论是双向否定的。余英时既不承认中国有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同时也不承认韦伯所论述的中国传统宗教伦理不可能孕育或接引资本主义的结论。(13) 综合现当代东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原发性的资本主义基本应当被认为是西欧所特有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为中国经验所无。⑥但是，应当指出的是，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并不能说明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式”的新经济萌动。从明清经济史研究所揭示的大量一手材料来看，无论是土地所有制、手工业还是商业的发展、民间商人的对外贸易都有力地证明古老的中国社会有脱出传统经济框架的发展趋势和内在动力。甚至于在明清商人的精神世界中对经济行为的认识、理解和推动都表现出异于传统的新的质素和力量。(15)因此，我以为是否能够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只是概念之争，无关宏旨。 另一方面，就中国是否存在启蒙思潮也必须在上述框架内形成共识。首先必须对启蒙的基础定义进行规范，其次是对思想史事实的确认，最后才是价值的评判。萧先生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启蒙哲学给予了明确规定：“思想启蒙、文艺复兴之类的词，可以泛用；但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应有其特定的涵义。狭义地说，14世纪以来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最早滋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顺利发展，以及由于十字军东征，关于古希腊罗马文献手稿和艺术珍品的大批发现，促成了意大利等地出现空前的文艺繁荣。好像是古代的复活，实际是近代的思想先驱借助于古代亡灵来赞美新的斗争，为冲决神学网罗而掀起人文主义思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复兴又被广义地理解为反映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反对中世纪蒙昧(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16) 综合上述，用早期启蒙来概括17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潮，是具有概念的周延性和科学性的。 早期启蒙说价值诉求和逻辑预设表现在：首先，这一理论坚持中国的现代性首先要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寻求源头活水和历史结合点，这样才能找到适合与西方现代优秀文化资源结合的历史土壤而不使其在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中顾此失彼、彷徨失据。其次，这一理论意在确立中国在国际文化竞争中的本土自性和中华主体性，为中国文化的复兴提供理论资源、思想动力和价值支撑。再次，这一理论强调中华文化的“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内在动力而不是视其为一潭死水没有任何发展和变迁，主张中华文明自身即孕育着破块启蒙粲然皆有的民族力量和精神动力。 三、早期启蒙论与中国现代性的内在关联 严格来讲：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启蒙就不断被作为一个命题来重新反思。康德更是将启蒙提升到哲学高度予以思考和阐释。然而自黑格尔之后，否定理性，高扬意志，穷索存在的所谓人本主义哲学得到了极大张扬。再加上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后现代思潮的强劲崛起，崇尚科学、讲求理性、相信进步的启蒙话语被视为一个陈旧过时的落伍话题。伴随这一时代风潮，在中国也出现了“反思启蒙”“超越现代”等理论话语。然而，吊诡的是，这一“精神弑父”的思想样态恰恰是启蒙以来精神风格的典型塑造。(17) 五四以来，中国学者在古今中西的内在张力中上下求索提出不同的实现现代性的理论方案。由于众多学者的知识谱系、学术进路和理论追求、学术个性乃至利益诉求的不同，大至形成了四种思想取向和理论格局。一、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18)。二、现代新儒家。以熊十力、牟宗三为代表，力图从传统儒学中开出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19)。三、远承张之洞、中经“学衡”在当代颇有影响的文化保守主义派(20)。四、以侯外庐、萧萐父为代表的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场方法的中国早期启蒙派。这四种话语基本上从五四绵延到当代。其中全盘西化派的包遵信和新儒家的代表杜维明曾与萧萐父先生有过文化论争。(21)尽管各自的理论努力随着时代的变迁各有沉浮但基本上仍然具有其各自的理论合法性。在全面梳理、研究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我以为，以侯外庐、萧萐父为代表的早期启蒙论似乎更能包容其余三家的理论优点并更具有建设性意义。 首先来看全盘西化派。这一派的理论基本上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封闭的自足系统和超稳定结构，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思想启蒙也不可能出现文艺复兴。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早与现代价值理念脱节。只有全面打倒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才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近代文化无异于缘木求鱼。(22)这一派坚持五四时期的激进反传统思维，其逻辑结论必然是中国的被现代化和被西化。 再来看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家以心性论来概括儒学传统，主张承继宋明理学从内圣开出外王。这理论论证颇为繁复，神秘化的完满自足的道德理性经过良知坎陷，进而转向外界，从而接受西方的现代民主、科学以开出外王。这一理论的当代代表杜维明坚持将儒家道统与政统相分离，认为由孔孟、王阳明、刘宗周等优秀儒者塑造的儒家传统才是中国文化的源泉活水。杜维明认为：早期启蒙论把17世纪的启蒙运动与宋明儒学当作对立面乃是“范畴错置的谬误”。(23) 关于文化保守主义。其上承晚清张之洞，中经陈寅恪、钱穆及学衡诸哲在当代颇有影响。其理论核心是中体西用。张之洞认为“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24)这一主张认为不可变的是三纲五常的中华圣道，只有在这维护这圣道的基础上才可以适当接受西方的经济模式、科技工艺和政治法律制度。从洋务到五四的中国史表明：中体西用这一理念割裂体用，没有对中国传统进行批判的审视而盲目崇拜所谓中华圣道，只能将中国继续推向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尴尬境地。中体西用，不可能真正培植好接受西方文化的良好土壤。 所谓现代化就是民族传统自我更新和文化的新陈代谢的现代化。任何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都是立足于自身传统的现代化。但这一现代化进程必须经过自我的批判更新和人文觉醒才有可能。与传统全面决裂的理路不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文化资源、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如果失去中国文化自身的主体特性和自信心，是不能真正使西方优秀文化中国化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早期启蒙派的历史结合点理念具有融汇诸家、体用具备、面向未来而不失其统的理论优越性。这一历史结合点，取法传统又扬弃传统，强调启蒙又具中国特色，高扬个体又反对伦文，上溯李贽，取法黄王，扬弃五四，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吸收西学，重建现代性，意图走出一条既有中国特色又不背离现代普世价值的中国现代化之路。这正是早期启蒙说的理论优长之处。 四、结语：以启蒙精神继承和推进早期启蒙论 继承和发扬一种理论在研究路径上表现为对基础文本的深入解读和重新诠释。萧先生的文本是沉默的，只有不断对这一理论进行结合现代语境的重新诠释、激活和论域扩展进而形成新的视域融合才能真正发展和光大这一理论。我以为：就早期启蒙论而言，立足当代语境需要解决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需要重新理解近代以来西方启蒙哲学的精神属性、阶级特质和历史内容。第二，早期启蒙说的信念维度。第三，文本诠释过程中的解读策略。下面就上述三个问题做简要论述。 首先在精神属性上，启蒙运动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思想解放的运动。第二，是历史进步的运动。第三，是以理性为工具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合理安排和操控的工具理性。近代理性主义、经典物理学、世俗社会是其典型模式。 其次，启蒙运动虽然出现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但是并不能说启蒙哲学所代表的阶级特质和历史内容就完全归属于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乔治·萨拜因在其《政治学说史》中认为：“那种认为宪政和自由的理想所代表的只不过是中产阶级利益的观点，完全是一种夸大，而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常常就是这样认为的。(……)当然这也是事实，即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或开明的政治改革愈来愈超出了意识形态的领域，而渐渐进入到了制度重构的领域。”(25)这就表明，所谓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而并不局限于某一阶层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追求。 再次，要提升对早期启蒙说的信念维度。早期启蒙这一理论范式近年来在话语论争中的“式微”，引发一些学者的担忧。我以为任何用冷热来衡量学术理论的姿态都是不够理性的。 最后，文本的诠释过程中要深入中国现实语境来思考中国问题(26)。在萧萐父与许苏民先生合写的《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一文中，对反思启蒙论有正面的评述：“然而，在‘启蒙反思’中，还有另外一种倾向，即借反思启蒙来质疑乃至推翻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人类普遍价值的公理，麦金泰尔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者。”(27)在《吹沙三集》自序中，萧先生指出：“有一种所谓‘超越模式’的提出，他们把启蒙心态视为‘有问题的心态’，认为只有取消、解构启蒙，才能进入‘正常发展’。”(28) 综上所述，继承和推进早期启蒙说首先在于精研这一理论的基础文本。这些理论话语体现在萧先生一生不同时期创作的一系列文本之中。必须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对文本作真正深入的耕犁式的研读才能真正体会和开掘出这一理论的精髓，也才能真正创造性地回应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也才能真正将这一理论创见发扬光大。 注释： ①萧萐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跋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79页。 ②萧萐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跋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80页。 ③这一理论结晶体现为《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这一巨著在史料、方法和论述的别开新面。 ④萧萐父：《吹沙三集》自序，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2页。 ⑤伦理异化是萧先生独创的学术概念之一。意指社会道德规范脱离现实的人际关系和人的自我道德意识，成为一种强制、奴役、愚弄人的外在教条。这教条反过来钳制人心，从而使人成为非人。在践履道德规范中丧失自身的道德异化现象。 ⑥萧萐父：《吹沙集》，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141页。 ⑦历史洄流乃是指因政治变迁而导致地统治者人为地切断历史的进步潮流而返回到旧的生产关系、政治制度、伦理规范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历史现象。这是历史发展中的暂时现象，表现为“新的突破旧的而死的又拖住活的”的社会特征。 ⑧萧萐父：《吹沙集》，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13页。 ⑨这表现为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和手工业兴起和商业资本向手工业资本的转化。末富居多，本富益少的商品经济蓬勃开始突破传统经济框架。良贾何负鸿儒(汪道昆)的价值观念的转变等等。 ⑩并不认可明清之际发生了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余英时也坚定地认为明清儒家的政治社会思想产生了一种新倾向，并对晚清儒家接受西方观念发挥了暗示作用。见余著《士商互动与鲁学转向》一文。 (11)马克思似乎不曾用过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在《1857—1858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前提是：劳动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从而生产货币；而货币也直接购买劳动，从而购买工人。只要后者在交换中让渡自己的活动。见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78页。 (12)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指出：“但是，较之于西方，中国尽管具有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外在条件，但就像在西方和东方的古代，或在印度河伊斯兰教盛行的地方一样，在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 (13)余英时分析了中国近世以来的新禅宗、新道教和新儒家，指出近世以来这三种中国式的宗教都产生了类似于新教的入世苦行和俗世化精神。见余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14)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该书从历史视角比较详尽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 (15)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载《现代儒家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7～252页。 (16)萧萐父：《吹沙集》，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10页。 (17)关于现代性的精彩论述参见列奥斯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施特劳斯认为西方现代性给人类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观念即“历史观念”的发现，这一发现的重大后果就是人类开始用进步还是反动的区别取代了好与坏的区别。历史观念的兴起使现代人本末倒置，不是用好的标准去衡量某种新事物是否对，而是倒过来用新本身来判断一切是否好。 (18)全盘西化派从胡适一直延续到台湾的殷海光乃至大陆80年代的包遵信及《河殇》的创作人苏晓康等人。在学术界影响很大。 (19)现代新儒家主要指以熊十力弟子牟宗三为主体的海外新儒家研究群体。其第三代弟子以杜维明，刘述先等人为代表。在港台和大陆都有广泛影响。 (20)90年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开始抬头，持续不断的曾国藩热、陈寅恪热、钱穆热使这一流派在时隔近半个世纪之后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当代代表有蒋庆、陈明、康晓光等。 (21)文见《活水源头何处寻》载萧萐父《吹沙集》第90页。 (22)包遵信：《晚霞与曙光——论明清之际的社会思潮》，《湖北社会科学》1988年第六期。 (23)参见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载《儒学第三期曲发展前景问题：大陆讲学、答疑和讨论》，三联书店2013年版。 (24)张之洞《劝学篇》变法第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5)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卷，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9页。 (26)中国问题本身就是世界问题，同时也只有用世界眼光才能真正看懂中国问题。 (27)许苏民、申屠炉明主编：《明清思想文化变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28)萧萐父：《吹沙三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1页。所谓坚持启蒙并不意味着对启蒙全盘接受，它同样意味着反思的问题。所谓反思，关键点在于如何反思。很多鼓吹反思启蒙的学者事实上是在消解、拒斥启蒙。真正的反思，应该是在承认启蒙理性的前提下对诸如工具理性、进步观念、乐观主义等特征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历史分析和智慧关照，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号和概念上。更重要的是，不能先验地将仍需启蒙的现状以反思为名人为阻隔、压抑而使其陷入停滞。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读书论文; 杜维明论文; 明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