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核心——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立场论文,核心论文,方向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去年，江泽民同志一再向全党提出：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1995年7月1日《人民日报》）。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他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 “在政治问题上， 一定要头脑清醒”（1996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在视察北京市的工作时，他又提出， 全党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1995年11月9 日《人民日报》）。在接见《解放军报》社领导干部时，又强调新闻舆论工作“必须讲政治”，“必须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1996年1月22 日《人民日报》）。江泽民同志这些指示是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
讲政治，内容十分丰富，它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其核心则是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
本来，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是起码的要求。因为政党是阶级的集中代表，人们组织政党就是为了进行政治斗争的，这就不能不讲政治方向和立场。共产党人入党时都要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而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民主革命阶段，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斗争；在社会主义阶段，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作斗争。简单来说，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
但是，一段时期来，这种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起码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淡化了；而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却甚嚣尘上，“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不管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论调，成为某些人言行的准则。而谁要讲政治方向、政治立场，谁就是“左”。如果听任这种思潮扩展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今天，强调一下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讲政治，确实十分必要。
列宁曾经指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而与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关系。”（《列宁选集》新版第4卷第308页）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已经四十六年的今天，阶级矛盾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由于国内因素和国际影响，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而且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在我们面前仍然有一个走什么道路的尖锐的问题。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来说，就必须旗帜鲜明地讲我们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必须始终注意在政治上保持清醒的头脑。
我们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既定方针不会改变，遏制我国发展，强大、统一的图谋不会放弃。依仗经济上、技术上、军事上的优势来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由他们的帝国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用战争的办法行不通，就用“和平演变”的办法。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力图摧毁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堡垒，置我于从属地位。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西方国家“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发展同西方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这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但是，对外开放也必然带来另一方面的问题，即为西方国家向我国进行思想渗透、灌输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提供了条件。他们正是竭力利用全面接触、发展关系来对我国的政治产生影响，目的是促进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自由流通，使更多的人接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最终使中国从内部发生“西化”和“分化”，像在苏联那样，不费一兵一卒就搞垮了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下，我们国内确有一些人完全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来对待改革，用各种手段力图把社会主义制度“改革”成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这已是多年存在的事实。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如果我们只管经济建设，不讲政治，不辨方向，到头来是会自吃苦头的。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并不可怕，同西方国家打交道并不一定就跟着西方走，关键是共产党本身，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时刻把握住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政治方向。
从国内情况看，由于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同五六十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我国个体经济、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在所有制结构上，已经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这是符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要求的，因而也是应该长期坚持的政策。但是，不能不看到，经济上多种成分必然带来多种意识形态，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存在，必然产生维护和发展它们经济利益的理论、思想。存在决定意识，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而且当非社会主义成分经济实力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在政治上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因为它们的经济利益需要有它们的政治保证。经济决定政治，这也是不可避免的。近些年来，报刊上反映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的理论观点，为数不少。例如，宣传劳动价值论过时了，资本也可以创造价值；“全民所有等于全民所无”；私营企业不仅不存在剥削，甚至更好地实现了“按劳分配”；有的私营企业主宣称，主体不是自封的，谁能谁就当主体，公开要求由“补充地位”变为“主体地位”；有人渲染国有企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把国有经济比作一堆“破铜烂铁”，以各种理由宣传私有化的必要，主张私有化的理论文章一度充斥报刊；有的领导干部宣布改变国有企业是自己的“任期目标”，迫不及待地廉价出卖国有企业，而把发展经济的希望寄托在私营企业、三资企业身上，认为它们是经济的主要增长点；有人从政治上提出“寓党于政”，要求取消党的基层组织，反对共产党在社会生活各个具体领域中的领导作用；有人宣传工人不是企业的主人，股东才是主人，反对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要求依靠“能人”、“大款”发展经济；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出现这些观点和要求，在目前条件下是不奇怪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它们。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正因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越是需要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正因为存在多种意识形态，越是需要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因为出现多种政治要求，越是需要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些问题上不清醒，是会把改革开放引到错误方向去的。
有一种看法：全党的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搞上去就是最大的政治，因而无需强调讲政治了，甚至认为讲政治会冲击经济建设，重复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这种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强调注意政治对立起来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当大规模阶级斗争过去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应该是经济建设，因为只有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巩固，人民生活才能提高，社会才能安定。经济上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才能从根本上粉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进而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并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基础。所以，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把全党的主要精力放到经济建设上来。
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发展经济不需要讲政治，甚至不能讲政治了。问题在于，任何生产都是社会生产，生产总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下进行的。我们可以从理论上研究生产一般，但在现实生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都是分不开的。我们在进行经济建设时，当然要研究和探索经济活动的各项具体问题，诸如投资方向、资源配置、调节手段、经营形式、管理方法等等，然而无论如何首先要考虑的是，经济活动是在哪一种所有制基础上运行的，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是依靠谁来开展的。这就是发展经济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问题。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人、任何经济工作都回避不了的。而且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根本的意义。列宁有一句名言：“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列宁选集》新版第4 卷第408页）可以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全党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工作的时候，更加需要讲政治、讲方向、讲立场。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111页）这一告诫就是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苏联东欧剧变的惨痛教训，从反面告诉我们，埋头具体经济事务，不讲理想与信念，不问政治方向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尼克松1983年到东欧去游历一番，访问了几位领导人，接触了几百名平民，他得出结论：“今日东欧进行和平演变的时机已经成熟。”理由是：“东欧共产党人已完全丧失了信仰”，“正在崛起的一代东欧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而实用主义则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1999：不战而胜》，第168—169页）我们不能不佩服尼克松的政治敏感，后来的事实完全证实了他的论断。苏联东欧国家这一段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以及尼克松这位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的“教导”，难道还不应该使那些终日议论具体实惠而言不及社会主义的人猛省吗？
苏联东欧剧变过程中还有一个现象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些后来公开咒骂社会主义制度、以反共反社会主义急先锋自诩的理论家、政治家，在动乱初期打出的就是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旗号，用“新思维”来改变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等到人们理论观点模糊了，信念动摇了，接受了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他们才进而公开宣布搞全面资本主义化。他们不是一下子亮出底牌，而是先提一些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一点儿一点儿地修正和改变原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引导群众不知不觉地跟着他们走，一俟群众走上了他们引导的道路，观念改变了，他们就立即在政治上、经济上搞垮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到那时，木已成舟，无可奈何了。例如，戈尔巴乔夫之流在所有制问题上，先是宣传非国有化，鼓吹不分所有制性质的股份制，而当人们接受了这一概念，他们就宣布，他们讲的非国有化、股份制就是私有化；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他们先是宣传“多元化”，“世界上一切先进思想都可以吸收”，故意回避哪种思想为指导；而当人们接受了“意识形态多元化”以后，他们就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必须排除和摒弃；在经济问题上，他们先是讲“只要俄国人民生活能够改善，不管什么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当搞了资本主义、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他们就强调“这是改革不能避免的阵痛”，只能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走下去。可见，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并不是真的不讲政治、不讲意识形态，它不过是实现另一种一时不便直接公开说出来的政治方向和意识形态的障眼法。这是一种敌对势力常用的、并在苏联东欧各国屡试不爽的手法。最近，俄罗斯的坚持社会主义的学者揭露了戈尔巴乔夫之流这一“高明的手法”，指出：“现在俄罗斯人民普遍感到受骗上当了。俄罗斯有很多骗子，包括政治骗子和理论骗子”。这些骗子只告诉人民“这一步要干什么，而不说下一步要干什么，更不说最终要干什么”，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等到他们的最终目标实现了，人们“清醒了”，“但是，这一切都太晚了”。他们得出结论：“要及时识破骗局。”（《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12期）这是一个花费了惨痛代价获得的、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教训。它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在国内外复杂斗争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让某种玩弄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骗局在我国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