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遗山与白乐天的诗学关联及其接受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背景论文,白乐天论文,元遗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为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独步几三十年”①。曾师事赵秉文，宗尚雅正，一方面承继前代诗风，于宋诗不无沾溉，另一方面则取法唐代的李白、杜甫，尤其对杜诗心领神会，从而使其诗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②。从接受史的角度看，一般人多注重元氏与李杜、苏黄等大家的关系，而很少留意他与白居易的关联。同时，在元遗山著名的《论诗绝句三十首》中，依其评说次序，明确涉及唐宋诗人者即有沈俭期、宋之问、陈子昂、杜甫、元稹、李商隐、卢仝、李白、李贺、元结、孟郊、韩愈、陆龟蒙、苏轼、黄庭坚、秦观、刘禹锡、欧阳修、梅尧臣、陈师道等二十人，却不见白居易的踪影。由此看来，白居易似乎并未引起元遗山的注意和重视。
然而，如果深一层考察即可发现，元遗山对白居易不仅抱有崇仰的态度，而且对白诗有很高的评价。作为金源一代的文学大家，元对白的接受及其内含的诗学意义是不应忽视的。
一 将白乐天与陶、杜、苏相提并论
遗山《论诗绝句三十首》虽无论白之诗，但其第四首论陶渊明诗下却有一自注，颇堪注意：
柳子厚，唐之谢灵运；陶渊明，晋之白乐天。③
谢灵运、陶渊明均为元遗山极为推崇的诗人，这里将柳宗元、白乐天分别与谢灵运、陶渊明作比，可见期许之高。元人陈栎《定宇集》卷七记陈氏与甥吴仲文之答问，涉及此一问题：“问：元裕之云：柳子厚，唐之谢康乐；陶元亮，晋之白乐天。此说如何？答曰：谢康乐灵运，谢玄之后，袭封康乐公，以放旷不检束遭祸；柳子厚陷叔文之党，亦卒贬死，以之并说，亦自颇是。陶元亮忠义旷达，优游乐易，以白乐天比之，亦似之。但优游乐易相似，而论其至到处，乐天不能及渊明也。谢柳细论，亦自不同。陶白所遭之时亦不同也。元公之论，亦过求耳。”这里，陈氏就谢与柳、陶与白之身世及心性作比，指出元氏之说“亦自颇是”，但又认为其有“过求”之嫌。清人翁方纲在其《石洲诗话》中对此一问题予以进一步分析：“盖陶、谢体格并高出六朝，而以天然闲适者归之陶，以蕴酿神秀者归之谢，此所以为‘初日芙蓉’，他家莫及也。”④“此实上下古今之定品也。其不以柳与陶并言，而言其继谢；不以陶与韦并言，而言其似白者，盖陶与白皆萧散闲适之品，谢与柳皆蕴酿神秀之品也。”⑤ 细绎翁氏之言，既高度称许元氏诗论，认为此为“上下古今之定品”，又对其不以陶与柳、韦并言而以陶、白并言的原因予以分析，可谓深中肯綮。我们知道，自苏轼发为“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⑥ 之论后，论者以柳、韦继陶几成定例，而将白与陶并论者殆未之见。而至元遗山，方以其过人的识见和勇气明确提出“陶渊明，晋之白乐天”，将白乐天视为陶之正传。这不仅是对苏轼权威言论的一次挑战，而且是对白乐天地位的极大提高。尽管就白、陶二人所达到的境界言，确如陈栎所谓“乐天不能及渊明也”，然而，就“陶与白皆萧散闲适之品”论，则白与陶确比柳与陶具有更大的相似性。
元遗山将白乐天与陶渊明相提并论，还只是着眼于二者在“萧散闲适”一点上的相似，而他对白乐天诗歌的具体评价，便又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直接涉及到了技与道的关系。《遗山集》卷三七《陶然集诗序》这样说道：
今就子美而下论之，后世果以诗为专门之学，求追配古人，欲不死生于诗，其可已乎？虽然，方外之学，有为道日损之说，又有学至于无学之说，诗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后、乐天香山以后、东坡海南以后，皆不烦绳削而自合，非技进于道者能之乎？
“不烦绳削而自合”，本是宋人话头，用以评说那些作诗摆脱外在约束已达自由之境的极高明者。如黄庭坚即先后用此语评说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诸人：“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然有意于为诗也。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⑦“余评李白诗……盖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欤？”⑧“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⑨ 陶、李、杜之诗，韩之文，经唐宋两代不断推许，早已高标独树，获得定评；而苏轼之诗，也在宋时大放异彩，而后经金源一代文人大力追摹，已如日中天，炙手可热。至于白乐天诗，则除在元和之际与宋初广泛传播、为人效法外，其余时间段均处于非主流地位，甚至被冠以“俗”、“浅易”、“恶诗”之名⑩，实在难以与上述几位大诗人相提并论。然而，元遗山却一反世俗眼光，径将白氏与杜甫、苏轼置于同一水平线，明言“子美夔州以后、乐天香山以后、东坡海南以后，皆不烦绳削而自合”，并誉之为“技进于道者”。这一评价，较之同时诗评家王若虚对白乐天的推奖，似乎更为简约，也更具概括力，可以说已是极高的赞许了。
二 崇白效白诗及其特点
翻阅《遗山集》，元遗山有多首诗作涉及白乐天，或赞其人，或仿其体，从不同方面展示了其接受白乐天的印迹。下面，试从三个方面作一梳理。
其一，对白乐天生活态度、生活情事的认肯和歌咏。如《寄杨弟正卿》：
马迹车尘漫白头，苍生初不待君忧。且从少傅论中隐，尽要元规拥上流。
《龙门杂诗二首》其一：
石楼绕清伊，尘土天所限。……当年香山老，挂冠遂忘返。高情留诗轴，清话入禅版。谁言海山去，萧散仍在眼。溪寒不可涉，倚杖西林晚。
两首诗一为赠人，一为纪游，但表现的都是对白乐天闲适生活的认肯。前诗流露的主要是与白少傅相同的“中隐”思想，这样一种思想在元氏作品中曾反复出现，盘踞甚深。后诗表现的则是对当年乐天退归香山、挂冠忘返行为的感怀。从诗末数句看，作者对乐天留于诗轴的“高情”、载入禅版的“清话”是颇为欣羡的，而在“谁言海山去，萧散仍在眼”二句中，更深蕴着对乐天的无尽怀思，以至于徘徊流连不忍离去。
与上引诸诗相比，《乐天不能忘情图二首》则是对白氏生活情事的吟咏和评判：
得便宜是落便宜，木石痴儿自不知。就使此情忘得了，可能长在老头皮。
芙蓉脂肉紫霞浆，别是仙家暖老方。只枉柳枝拚不得，忘情一马亦何妨。
据白乐天《不能忘情吟》并序，知白氏年老体衰金钱短缺后欲放名马和爱妓樊素出门，而又情难割合，因作诗言其内心痛苦。后有好事者将之绘入画图，遗山此二诗即依图而作者。从其诗所用词语和诗意看，颇有恢谐调笑处，如“落便宜”、“老头皮”(11)、“拚不得”之类，全是民间俗语；细详诗意，则实含同情和理解。在作者看来，对老年乐天而言，能有美妓名马相伴，实在是天降的恩泽，其情岂是轻易忘得了的！倘因经济问题而必去其一的话，也只能是放马出门，而留下被人称为“杨柳枝”的樊素，因为有她在，还可以滋润老年乐天的身心，所谓“别是仙家暖老方”是也。
其二，对白体的仿效和词语的袭用。如《内相杨文献公哀挽三章效白少傅体》：
征南谏疏无多语，大度高皇有至仁。留得青囊一丸药，异时犹可活斯民。
中台启事山吏部，东阁词臣何水曹。松柏潇潇一丘土，龙门依旧泰山高。
姓名三字金瓯重，事业千年片简青。试向云间望光彩，看从何地现文星。
这三首诗是哀悼友人之作，但在语言上，仍以浅易直白为特色，只是较上引题画二诗杂有恢谐调笑意味的词语更为规范而已。像“无多语”、“有至仁”、“活斯民”等，均如口语，无丝毫艰涩处。诗题明言“效白少傅体”，而白体的主要特点便是造语言情的直白无隐，顺溜妥帖，相比之下，元诗与白诗可谓了无二致。
《送弋唐佐还平阳》是一首叙写友情的长诗，其后半幅连用几个比喻来表现其与弋唐佐的交情：
千古黄金矿中泪，不独卢仝并马异。苏州韦郎交分深，香山白傅金玉音，借渠两诗写我心。相知非不多，但苦心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
首句语出卢仝《与马异结交诗》之“黄金矿里铸出相思泪”，极写二人感情深挚；“苏州”、“香山”二句分用韦应物《寄别李儋》诗之“宿昔同文翰，交分共绸缪”、白乐天《崔湖州赠红石琴荐焕如锦文无以答之以诗酬谢》之“引出山水思，助成金玉音。人间无可比，比我与君心”句意，形容二人交分既深，音又相知的友谊。而最后四句，则直接化用白乐天《别元九后咏所怀》诗语诗意，将其对友人的挚情推向高潮。白诗末四句如下：
相知岂在多，但问同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
将元诗后四句与之作比，不仅句意全同，而且所用词语仅稍许改易，其袭用痕迹至为明显。由此不难看出元诗对白诗的仿效和承接。
其三，对白诗讽谕精神的继承。在元遗山现存诗作中，有一些直接表现现实、反映民生苦难的诗作，从中可以看出与白乐天讽谕诗相类的精神旨趣。如《虎害》通过对山虎食人而官府无人过问的描写，真实地表现了“哀哀太山妇，叫断秋空云”的凄凉场景，并联系到汉宣城守封邵化为虎食郡民之事及当时民谣，发出“可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世上无复裴将军，北平太守今何人”的悲愤呼喊。《驱猪行》则具体描述了黄台张氏庄豪猪毁稼、飞蝗害田、“天明垄亩见狼藉，妇子相看空泪流”的惨景，并由此拓展视线，对“旱干水溢年年有，会计收成才什一。资身百备粟豆中，儋石都能几钱直”的苦难民生作了真实的展示。《宿菊潭》云：
田父立马前，来赴长官期。父老且勿往，问汝我所疑：民事古所难，令才又非宜。到官已三月，惠利无毫厘。汝乡之单贫，宁为豪右欺？聚讼几何入，健斗复是谁？官人一耳目，百瑞安能知？东州长官清，白直下村稀。我虽禁吏出，将无夜叩扉？教汝子若孙，努力逃寒饥。军租星火急，期会切莫违。期会不可违，鞭扑伤汝肌。伤肌尚云可，夭阏令人悲。
诗借作者与田父对话形式表现官民关系，既有对“到官已三月，惠利无毫厘”之官宰的指斥，又有对“军租星火急”、“鞭扑伤汝肌”等重压下百姓苦难的同情，其中嘘寒问暖，谆谆告诫，而其最终目的，便是“教汝子若孙，努力逃寒饥”。字里行间，充满同情和关爱。
与上诸作相比，《雁门道中书所见》所展示的民生痛苦更其沉重，其批判精神也更其强烈：
金城留旬浃，兀兀醉歌舞。出门览民风，惨惨愁肺腑。去年夏秋旱，七月黍穗吐。一昔营幕来，天明但平土。调度急星火，逋负迫捶楚。网罗方高悬，乐国果何所？食禾有百螣，择肉非一虎。呼天天不闻，感讽复何补？单衣者谁子，贩籴就南府。倾身营一饱，岂乐远服贾。盘盘雁门道，雪涧深以阻。半岭逢驱车，人牛一何苦！
一面是城中的“醉歌舞”，一面是出城后的“愁肺腑”，两相比照，开篇即已显出社会的不公和诗人心理的落差。而从“去年夏秋旱”开始，作者历述了百姓经受的旱灾、战火、逋负、捶楚等有如身陷罗网、难以逃脱的苦难，深刻指出其根源在于“食禾有百媵，择肉非一虎”。怀着愤怒的心情，他质问上苍：“乐国果何所？”然而“呼天天不闻，感讽复何补？”诤隋至此，可谓沉痛至极！诗的后半幅描写了一位万般无奈只好外出贩籴、身着单衣的雪地驱车者，并以“人牛一何苦”作结，从而将百姓的苦难作了更具体化的呈现。
元遗山这些诗作，虽未标明效白的题名，但其反映现实的深度并不亚于白居易的《新乐府》，其所使用的语言和表现方法，也与白的讽谕诗一脉相承。质言之，在上述元诗中，明显闪耀着白氏讽谕诗的现实批判精神。
三 崇白效白的背景因素
综观元遗山创作所受影响及其取法对象，白乐天并非最突出的一位。人们公认的看法是，元遗山最为心仪的前代诗人，当推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而其豪迈又不乏沉郁的代表性诗风，也主要沾溉于李、杜、苏诸人。如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即有“诗祖李杜”(12) 之说，郝经《遗山先生墓铭》亦谓其诗“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并从多方面概括其风格气象：“天才清赡，邃婉高古，沉郁大和，力出意外。巧缛而不见斧凿，新丽而绝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粲发……挟幽并之气，高视一世。”(13) 平实而论，这些评说大抵是准确的，我们不能因为以元与白为论述重点而将其关联任意拔高。
然而，元遗山又确实给予白乐天很高的评价，其创作也颇有效仿白诗的痕迹。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元遗山走向白乐天？换言之，元遗山的崇白效白存在什么样的背景因素？考察元氏文集及相关文献，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试作解说：
首先，同乡之缘导致元对白的亲近和崇仰，二人“五百年”的时间差寓意元对白具有自觉的承接意识。
元遗山是山西忻州人，忻州属太原府(14)；白乐天虽出生于下邦，却自称祖籍太原(15)，而太原古时又名并州(16)。于是遗山遂在并州这一大概念下将乐天视为乡先贤，既引以为自豪，又以后继者自居。《遗山集》卷一三有《感兴四首》，四诗各写一意，其二专咏乐天：
诗印高提教外禅，几人针芥得心传。并州未是风流减，五百年中一乐天。
先看后二句，作者以“并州”之地域为中心，胪举其杰出诗人，谓五百年间惟一乐天而已。则乐天之为并州诗人代表，并州人之以乐天为荣，其意至为明显。“风流减”，别本作“风流域”，均可通。若从前者，其意盖谓：并州自古人杰地灵，至今其风流未减，然最杰出者当首推乐天；若从后者，则其意谓：并州地处偏僻北疆，并非风流之域，五百年间杰出诗人独得乐天一人。这就是说，两种解释最后的归趋相同，即并州一地五百年间可数的风流人物，舍乐天莫属。
还需特别注意的，是这里的“五百年”一词。《孟子·公孙丑下》有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史记·太史公自序》亦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据此可知，从孟子以来，古人多以五百年为一历史断限，寓意杰出人物出现之规律，而司马迁的自序，更明确地将自己视作五百年后继承孔子的当然人选。那么，元遗山是在什么意义上提及“五百年”的？他将论说范围缩小到与自己和白乐天均有关联的并州，重提“五百年”这一话头，其中有无高自标置、视己为乐天传人之意？细味全诗，回答当是肯定的。
遗山这里所说的“五百年”，可以有不同理解，但最恰切的解释应指从白乐天生活的中唐至元氏在世的金后期这段时间。遗山生于公元1190年，卒于1257年；乐天生于公元772年，卒于846年。若以元氏生年向白氏生年逆推，其间相距四百一十八年；若以元氏卒年向白氏生年逆推，则相距四百八十五年。而据《感兴四首》其一的“梦中惊见白头新”一语来看，元氏作此诗时的年龄至少已到了白发初生的中年，其距白氏生年大抵应为四百五十年左右。故诗中举其成数，既以“五百年”概括之，又合乎古人“五百年”的时间断限。当然，还有一种算法，即以元氏生年或其写此诗时间向白氏卒年逆推，则均不足四百年。倘属这种情况，则元氏不用“四百年中一乐天”而代以“五百年”，只能说明他对古人“五百年”的时间断限更为熟稔和热衷，以致不惜添加百年以足其数。
进一步看，此诗开篇之“诗印高提教外禅，几人针芥得心传”，着重在一“传”字，其中已曲折透露出作者与歌咏对象间的承接关系。“诗印”者，作诗之心法也；如《遗山集》卷八《怀叔能》：“酒官未得高安上，诗印空从吏部传。”元王义山《稼村类稿》卷一《题僧南浦诗卷》：“齐己诸人壳已蝉，不传诗印又多年。”清汪琬《尧峰文钞》卷四五《读宋人诗五首》其三：“诗印频提教外传，人魔入佛总超然。”皆此用法。“针芥”者，如“磁石引针，琥珀拾芥”(17)，喻两相契合、毫不相违也；“心传”者，释家用语，“以心传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见性成佛”(18) 之谓也。元氏在此以禅喻诗，高标作诗心法，谓得其真传若合符契者究有几人？言外之意，五百年前，惟一乐天；五百年后，则作者本人便不遑多让了。也就是说，元氏在此是以上承乐天作诗心法自居的，而且自认是“针芥得心传”的。联系上文所述，元、白二人皆与并州有缘，而元又得白之心法真传，则并州风流未减，于此可见。
倘若上文分析无大误，则元遗山之推崇白乐天，除了乡情之外，便又有了深一层的现实内涵。
其次，元遗山之崇白效白，还在于他对白诗平易自然特点的深入体认，在于元氏诗学观与这种特点的吻合。
考察元遗山的诗学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天然、真淳诗境的追求。而要达到这种境界，便要将性情置于文字之上，最后达到学至于无学的地步。其《论诗绝句三十首》第四首评陶渊明诗云：“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突出强调的便是“天然”和“真淳”。其《感兴四首》除上引论白乐天之第二首外，其一、其三、其四分别有句云：“梦中惊见白头新，信口成篇却自神。”“廓达灵光见太初，眼中无复野狐书。”“好句端如绿绮琴，静中窥见古人心。”所说大都与天然、真淳相关，即要在无意于文字的创作过程中显现出真性情。其《木庵诗集序》对英禅师即木庵和尚的诗作极表称赏，谓：“予尝以诗寄之云：‘爱君山堂句，深静如幽兰；爱君梅花咏，人手如弹丸。诗僧第一代，无愧百年间。’”又对其《七夕感兴》之“轻河如练月如舟，花满人间乞巧楼。野老家风依旧拙，蒲团又度一年秋”之句“击节称叹”，其着眼点所在，均为木庵诗的真切朴厚、自然流走。用元氏篇终的评语来说，便是“境用人胜，思与神遇，故能游戏翰墨道场，而透脱丛林科臼，于蔬笋中别为无味之味，皎然所谓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者”(19)。
“无味之味”、“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简单说来便是自然、真淳，便是“不烦绳削而自合”。这是一个很高的美学标准，古来能达到此一标准者不多。前引元氏《陶然集诗序》一方面重申这一标准，谓“诗家所以异于方外者，渠辈谈道，不在文字，不离文字；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唐贤所谓‘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诗与禅的不同处即在于禅重在阐扬佛道，诗重在发抒性情；另一方面，则以“方外之学，有为道日损之说，又有学至于无学之说”比喻诗歌创作，谓“子美夔州以后、乐天香山以后、东坡海南以后，皆不烦绳削而自合”，并誉之为“技进于道者”。那么，杜甫夔州以后、白居易香山以后、苏轼海南以后诗有些什么新变，而值得元遗山如此推赏呢？
我们知道，夔州、香山、海南以后乃杜、白、苏三人皆入老境之时，其诗作均已达炉火纯青之境。杜甫晚年所作《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有言：“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20) 仇兆鳌《杜诗详注》谓：“少年刻意求工，老则诗境渐熟，但随意付与，不须对花鸟而苦吟愁思矣。”(21) 这就是说，“浑漫与”并非不工，而是已达自由挥洒之境，不刻意求工而自工了。苏轼晚年南贬后绝去玉食华屋之念，“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22)。曾作和陶诗百余首，平淡自然，最得陶诗神髓。至如白居易，晚年居洛后创作全走闲适一路，“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23)。用其好友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中的话说，便是“郢人斤断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综而观之，杜、苏、白三人后期创作展现出的共同点，便是“不烦绳削而自合”、“技进于道”，便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就中尤以被遗山与陶并论的白乐天更具“萧散闲适”的“天然”、“真淳”特点。既然乐天诗与渊明诗最为接近，而遗山又高度崇陶，则其由此自觉靠拢白乐天并予以奖赞，便是情理中的事了。
最后，元遗山走向白乐天并张扬天然、真淳的诗风，与其接受当代诗评家周昂、王若虚的影响，并欲借此扭转诗坛恶习有一定关联。
我们知道，王若虚是与遗山并世而年辈稍早的著名评论家，也是金代大力推举白居易的第一人；周昂则是王若虚的舅父，论诗甚有卓见。在《中州集》卷四周昂小传中，元遗山专门记述了周昂传给王若虚的文法：“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文章以意为主，以字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虽极辞语之工，而岂文之正哉！”强调诗文以意为主，反对专力逞巧于外、极辞语之工。周昂此一观点，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其甥王若虚，而且也影响了王的后学元遗山。遗山一再申明的“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不烦绳削而自合”，均可视为对周昂文论的沿袭和发展。
较之周昂，王若虚的诗论更其鲜明，也更具针对性。王氏认为：“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动数百千言，而顺适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此岂捻断吟须悲鸣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浅易轻之，盖不足与言矣。”(24)“乐天之诗，坦白平易，直以写自然之趣，合乎天造，厌乎人意，而不为奇诡，以骇末俗之耳目。”(25) 细味王氏评语可知，他对乐天平易诗风的推崇，是与对当世争“为奇诡，以骇末俗之耳目”及“捻断吟须悲鸣口吻者”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他是欲借乐天诗的“直以写自然之趣”来抗击诗坛敝习的。王若虚这样一种做法及其器识，深得元遗山的认可；而对王若虚的长者风范，遗山也颇为钦羡。《遗山集》卷八《别王使君丈从之》云：“谢公每见皆名语，白傅相看只故情。尊酒风流有今夕，玉堂人物记升平。泰山北斗千年在，和气春风四座倾。别后殷勤更谁接，只应偏忆老门生。”诗以“谢公”、“白傅”尊王，并誉之为“泰山北斗”，足见王在元心目中地位之高。王卒后遗山为作墓表，称他“经解不善张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诗不爱黄鲁直，著论评之，凡数百条，世以刘子玄《史通》比之。……雅负人伦之学，黑白善恶皆了然于胸中”(26)。在《中州集》卷六王若虚小传中，遗山进一步评说道：“从之天资乐易，负海内重名，而不立崖岸……自从之没，经学史学文章人物公论遂绝，不知承平百年之后，当复有斯人否也？”此外，遗山还在同书同卷特意收入王若虚《王内翰子端诗“近来陡觉无佳思，纵有诗成似乐天”，其小乐天甚矣！漫赋三诗，为白傅解嘲》三首诗作，此三诗从不同方面对诗坛大老王庭筠菲薄白诗的言论予以驳斥，并高度评价白诗成就，谓其“妙理宜人人肺肝”、“此老胸中自一天”。所有这些，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展示了元遗山对王若虚其人其论的态度，从中不难看出遗山崇白的近源所在。
元遗山之所以接受王若虚的影响，要因之一在于他与王若虚一样，推崇的都是天然、真淳的诗风，反对的则是雕琢造作、寻奇逐险的恶习。在《中州集》卷一○溪南诗老辛愿小传中，元遗山评析当代诗坛谓：“南渡以来，诗学为盛。后生辈一弄笔墨，岸然以风雅自名，高自标置，转相贩卖，少遭指擿，终死为敌。一时主文盟者，又皆泛爱多可，坐受愚弄，不为裁抑，且以激昂张大之语从臾之。至比为曹刘沈谢者，肩摩而踵接，李杜而下不论也。”这里所说“主盟者”，即隐指王庭筠、李纯甫诸大老；这里所描述的“后生辈”状况，便大致反映了当日诗坛求新务奇、风气浮躁的情形。在《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二首》其二(27)中，遗山更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诗学祈向及其对流行诗风的意见：
愚轩具诗眼，论文贵天然。颇怪今时人，雕镌穷岁年。君看陶集中，饮酒与归田。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天然对雕饰，真赝殊相悬。乃知时世妆，粉绿徒争妍。枯淡足自乐，勿为虚名牵。
重视“天然”，反对“雕饰”，高度赞扬陶诗的“直写胸中天”，贬斥“时世妆”的“粉绿徒争妍”，是此诗的要义所在。
由此引申一步，元遗山视白乐天为陶渊明的正宗传人，看中的除二人生活态度的相似外，还在于其诗风的平易畅达、天然淳真，而所有这些，又都是他借以与当代诗坛尖新雕琢诗风抗衡的基础。所以，他的由崇陶而崇白，便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必然选择了。在《龙门杂诗二首》其二中，遗山明言：“学诗二十年，钝笔死不神。乞灵白少傅，佳句傥能新。”这几句话，可以说既表达了他对白诗的追慕，也道出了他学白诗的原因。
注释：
① 郝经《遗山先生墓铭》，《遗山集·附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74页。
② 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御定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六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384册，第803页。
③ 《四部丛刊》本《元遗山文集》卷一一。另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遗山集》卷一一，其自注为：“柳子厚，晋之谢灵运；陶渊明，唐之白乐天。”
④ 《石洲诗话》卷七《元遗山论诗三十首》，《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6页。
⑤ 《石洲诗话》卷八《王文简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五首》，《清诗话》本，第1504页。
⑥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九“柳柳州”条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页。
⑦ 《题意可诗后》，《山谷集》卷二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52册，第276页。
⑧ 《题李白诗草后》，《山谷集》卷二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52册，第272页。
⑨ 《与王观复书三首》其一，《山谷集》卷一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52册，第184页。
⑩ 参见拙文《“白俗”论及其在两宋的流变》，收入《中国唐代文学会第十四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安徽师范大学，2008年。
(11) 苏轼《书杨朴事》记真宗时杨朴妻诗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见《东坡志林》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页）
(12) 《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六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384册，第803页。
(13) 《遗山集·附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0册，第473页。
(14) 参见《金史》卷二六《地理下》、《元史》卷五八《地理一》。
(15) 据近今学者考证，白乐天以太原为郡望（参蹇长春《白乐天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2页），实属附会。
(16) 《新唐书》卷三九《地理三》：“太原府太原郡，本并州，开元十一年为府。”（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03页）《元史》卷五八《地理一》：“唐并州，又为太原府。宋金因之。”（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77页）
(17) 《御定孝经衍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卷七○“君子之于君子，必有针芥之投也”句下注。
(18) 释晓莹《罗湖野录》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358册，第878页。
(19) 《遗山集》，卷三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0册，第430页。
(20) 关于此诗的创作时间，黄鹤《补注杜诗》卷二六置于宝应元年（762），仇兆鳌《杜诗详注》置于上元二年（761），此时杜甫虽尚未入夔，但其自述足可概括入夔后诗作之特点。
(21)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10页。
(22) 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栾城集》后集卷二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51册，第754页。
(23) 赵翼《瓯北诗话》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
(24) 《诗话》，《滹南集》卷三八，《景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9册，第469页。
(25) 《高思诚咏白堂记》，《滹南集》卷四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9册，第501页。
(26) 《内翰王公墓表》，《遗山集》卷一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0册，第215页。
(27) 诗载《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六三；另据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卷二，诗题作《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四首》，该诗列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