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际环境：对策与经验——兼论“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论文,中国共产党论文,环境论文,对策论文,当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顾新中国的历程，离不开外部环境。我们常说，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是世界上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句话本身强调的就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2000年“七一”前夕，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向全党提出“四个如何认识”，其中的“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也是着眼于新形势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5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际环境是怎样的呢？总的来说是处在相对不那么有利的环境中。邓小平在90年代初曾讲过：“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1]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居世界首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回首半个多世纪，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在如此不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取得如此飞速的发展和显赫的成绩，因此，总结其中的成功对策和宝贵经验是很有意义的。
本文在论证方法上把属于基本原则的内容，譬如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等作为既定的前提，不再重复叙述，只关注因环境之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政策、策略、方法和手段，以凸显中国共产党应对外部世界的政治智慧。
一
敢于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不怕压，不信邪；善于斗争，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争取和平，发展国内建设
中国共产党执政新中国的52年的国际环境呈现出比较清晰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的主流体现就是敢不敢于斗争和善不善于斗争。这并不意味着新中国好斗，而是客观的环境所使然。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把中国人民胜利的主要经验归结为两条，其中之一是：在国外，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在新政协开幕式的讲话中他认为要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成功，条件也是两个，其中之一是：团结国际友人。可见，在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国际因素在已经完成的革命事业中和即将开始的建设事业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毛泽东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表的第一个公告更是作出庄重的承诺：“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我们都愿意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2]这句话用“凡”字打头，表示了没有限制之意；用“任何”二字做“外国政府”的定语，又是一个没有限制之意；最后落在“都”字上，还是一个没有限制之意，新中国愿意和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和平友好关系，立足于走向国际社会的初衷表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当时的国际环境是美苏两个大国由战时的国际合作走向战后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人民民主国家相互对峙形成冷战格局，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是要在国际社会孤立新中国，且美国和西方的挑战很快就超出意识形态范畴，以军事对抗的形式出现，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敢不敢于斗争；有没有不怕压、不信邪的精神，关系到新政权能否立得住，民族独立能否有保障的大问题。妥协没有出路，近代以来“跪倒在地上办外交”，以妥协换屈辱的历史对中国人来说永远是刻骨铭心的。
就此意义而言，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具有一定的经典性，这无论从时间顺序上看还是从开创的模式上看都是如此。
抗美援朝战争本身包含两个问题：一是邻国有难相求，要不要倾力相助？这是国际主义问题；二是强敌临境敢不敢迎头而上？这是国家安全问题。随着联合国军步步逼近鸭绿江，第二个问题越来越成为主要的问题。以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队装备而言，国际上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出兵，美国也对中国政府再三发出的不得扩大侵略战争的警告不以为然，认为中国人只是说说而已，没有力量也不敢出兵同美军作战，即使出了兵也远远不是美军的对手。但是，尽管条件十分困难，尽管苏联原来允诺出动空军支援后又临时变计，中国军队依然出国作战。在完全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情况下，以劣势装备同世界上装备最精良的敌人进行了面对面的较量。斗争的结果是交战双方经过谈判最终签订了停战协定。美国不承认我们，却又必须坐在谈判桌前与我们进行平等的谈判，这难道不是一种事实上的承认吗？从这个意义理解，新中国是胜者并非言过其实。这是敢于斗争，赢得胜利的第一层含义。
此前，新中国到底是个什么形象，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蕴藏着多少潜在的力量并不为世界所认识。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这场战争树立起新中国堂堂正正、完全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崭新形象。弱势的中国在1950年就敢于对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说“不”。从此，帝国主义再也不敢轻易作侵犯中国的尝试。这一切都令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国外史学家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朝鲜冒险付出的代价确实很高。但由于安全得到保障和中国国际威望提高所带来的益处超过了代价。有所为，然后有所得，正是因为当年中国承担了国际主义义务，才有了今天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维护半岛和平重要一方的资格。这是敢于斗争，赢得胜利的第二层含义。
如果用更深远的历史眼光看，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远不止于它的直接结果，还有它所确立的那种冲突反应模式以及贯穿其中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那就是：第一，中国对事件的把握有一个底线，把底线明明白白地告诉对方，不得越线，如果越线，是不行的。正所谓勿谓言之不预也；第二，中国说话算话，既不虚张声势，更不食言，不信邪，不怕压，不管困难有多大，说到做到。这就是新中国走向世界时留给人们的鲜明印象。这个模式在后来的地区冲突中起了作用。1964年8月，美国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并借口开始对越南北方轰炸。1965年3月，美国又派出地面部队对南越发动侵略，并叫嚣美国军队将实行“穷追”。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中国人民不怕这一套。中国是作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它将进得来，出不去。中国还警告美国，不得越过17度线，否则中国将出兵。[3]有了朝鲜战争的教训，美国再也不敢对中国政府的声明置之不理，尽管它始终没有放弃狂轰滥炸，但终究未敢越过17度线。
正因为抗美援朝的这种影响，1989年面临美国的又一次制裁时，邓小平援引抗美援朝的例子，表明中国“从来就不听那一套”。
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使新中国不仅要对付美国的挑衅，还要对付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赫鲁晓夫上台后，欲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战略，并企图迫使中国服从其战略需要，导致中苏关系严重恶化。苏联从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直至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不断制造事端，甚至多次挑起武装冲突，在北面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继续敌视中国的政策，保持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军事存在，发动侵越战争，从东面和南面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面对美苏两家的压力，毛泽东、周恩来带领中国人民不怕压，不信邪，敢于斗争，捍卫了自己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善于斗争表现在根据国际关系的变化，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哪怕是有限的机遇，发展国内建设事业。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远东和世界紧张局势的缓和有了可能。中国政府利用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时机，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会议上经过中国的努力，促成印度支那的和平，朝鲜问题虽没有达成协议，但也不大可能再打起来了。这是一大贡献。在会议外通过中印、中缅联合声明第一次把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政府声明中，从那时起直至今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始终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得到国际社会的确认，这是中国对于世界的又一大贡献。此外，中国和英国经过协商，确定互换代办，中英关系向前迈进一步，这对于美国力主的西方国家不承认新中国是一个突破。美国也迫于实际问题同中国进行了关于双方公民回国问题的5次会谈，这一渠道后来发展为中美大使级会谈，敌视中国的美国也不得不保持这样一种接触。这些成就的取得，使中国得以在比较和平的外部环境下推进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巨大的社会变革。
善于斗争又表现在利用矛盾，化解不利因素。进入70年代，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毛泽东及时捕捉到尼克松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所发出的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及其以后的一系列举动，作出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继而实现尼克松访华。这一非同一般的决策，不仅仅在于它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外交事件”，更主要的是中美关系的缓和，引起连锁反应，中国迎来新一轮建交高潮，中国与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扩大，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更加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些都是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一大片”政策的胜利。
善于斗争还表现在主持正义，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实现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上。当时有一句口号，叫“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虽然，我们实际上的国际交往尚未达到那样一种程度，但这句口号却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种预期：尽可能结交更多的朋友，拓展我们的国际空间，在更大范围内冲破美国的包围封锁。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是20世纪的一大主流，集中体现为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的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拉丁美洲人民的抗美斗争和不结盟运动的正义主张与行动。中国对他们的支持有物质上的，也有道义上的。不少非洲国家，特别是南部非洲的一些国家和人民是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客观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在他们处境十分困境的时候，中国坚定地同他们站在一起，使他们有一种“患难知己”的感觉。同样，有所为，然后有所得。从1956-1965年的十年间，同中国新建交的国家达到25个，是1955年底建交国家（23个）的一倍多。在新建交国家中，除法国外都是亚非拉国家。[3](P.248-249)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所获得的票多数都是来自这些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怕压，不信邪，是对封锁、制裁、孤立中国的反对策，是在对抗加剧时不得已而为之的，其结果，不但顶住了敌视新中国的种种逆流，同时还赢得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使新中国获得了国际生存空间，成为独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以及一切敌对势力始料未及的。近30年的国际斗争实践还锻炼了新中国的抗压能力，使中国人民形成了一种不惧强权，敢作敢当的风格。
二
以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对外开放，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利的东西，集中精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美苏军事势力处于基本平衡，在地区争夺上由于内外各方面的牵制都未完全得手，各自的全球战略部署远未完成。东西方两个军事集团的许多成员国，也不愿意被拖入新的战争；第三世界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坚决反对战争和军备竞赛。这一切，都说明和平因素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争取较长期和平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各国贸易和投资的联系空前活跃，地区性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国际资本存量猛增，急于找到新的投资市场。邓小平清醒地看到时代的变迁，经过长期观察，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作出了新的判断，在和平问题上指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1](P.127)这个认识，突破了“战争与革命”的思维。在发展问题上，纠正了把自力更生同对外开放对立起来的认识，明确指出，当代已找不出哪一个国家能够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也不可能有哪一个国家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和所有的先进技术，即使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也不例外。世界各国通过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已成为各国经济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这种认识上的飞跃，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科学论断提供了思想依据。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继续将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当今时代的主题”，并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顺应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在实施工作重点转移，制定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时，决心争取和利用较长的和平时期，集中精力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把对外合作，利用外资和外国智力看做“是一个战略问题”，果断地作出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到内地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十余年间成功地吸引1000多亿美元的外资，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建设资金短缺的矛盾，为90年代的高增长率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到20世纪末，已经吸引外资3500多亿美元。
总结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战略，不难看出，其中有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也有根据新情况作的新的补充和新的概括。
比如，关于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其中，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护民族的利益和尊严；自己决定国家的发展道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国家，不仰人鼻息，不做别人的附庸，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既积极学习外边的先进经验，又不照搬别国的现成模式，这是与以往一以贯之的。而在国际舞台上不参加任何集团，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但中国在解决国际争端时，不可长期置身事外，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应当起一定的促进作用。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我们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谁对就支持谁，谁错就批评谁，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讲公道话，办公道事，以此来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这就是有所发展了。
又比如，关于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其中，争取和平，消除战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继续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与以往一以贯之的。但提倡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不仅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解决国家间的关系的基本准则，而且把它进一步发展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无论国家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而认为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只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解决国际经济秩序，高度重视和支持南南合作，认为第三世界仅寄希望于南北问题的解决是不够的，还要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第三世界各国都有一些好的东西，可以互相交流和合作。在可能的范围内，通过合作解决一些问题。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南南合作可以推动南北合作，这些都是有所发展了。
再比如，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出现“八九”政治风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面对严峻的局势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坚信社会主义前途依然光明，警惕西方敌对势力的颠覆阴谋和“和平演变”，坚决反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和制裁中国，中国决不会向强权低头，这是与以往一以贯之的。但提出中国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连想发展起来也不容易。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看着别人的眼色行事，还有什么独立性。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继续发展经济，要把改革开放搞得更好，中国才能立得住，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1/5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针对美国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针锋相对地提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1](P.331、345)这些都是有所发展了。
说到新补充、新概括，除了众所周知的“一国两制”以外，主要的还有：
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改变了过去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邓小平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着眼于自身的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关于中国和俄罗斯、中亚、东欧国家的关系，邓小平明确指出，不管他们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
提出“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是邓小平针对我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的某些领土、领海争端问题提出的。邓小平认为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主权在我”，是前提，并不是不要主权。“共同开发”是手段，合作开发，共同得利，不必经过复杂的谈判，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在共同开发中间创造最终解决主权的条件。“搁置争议”最大的好处是减少摩擦，避免了激化矛盾，有利于我国周边地区的安定和平与稳定。这一新思路也为和平解决国际领土争端提供了独特的途径。
以“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藏拙，决不当头，抓住机遇，有所作为”应对变化了的世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合对我制裁施压。邓小平及时地精辟地提出这一主张。这20几个字包括丰富的含义。“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不要急，也急不得。“韬光养晦，善于藏拙，决不当头”是一个意思，就是说要不露锋芒，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决不当头”，一是总结当年苏联充当社会主义国家“头”的历史教训，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其本身就违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二是中国没有当头的实力；三是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决不称霸，无意取代原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心地位。“抓住机遇，有所作为”是一个意思，是问题的核心，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发展自己，壮大自己。
由于我党有了对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并不断丰富和发展国际战略思想和策略，使得我们国家不仅抓住了80年代前期发展的大好时机，而且在80年代末那段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依然从容应对，岿然不动。十几年下来，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威望稳步提高。
三
积极推动国际政治多极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适时同各大国建立各种类型伙伴关系，从战略高度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广泛参与多边外交活动；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实行“走出去”的开放战略，把对外开放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提倡创新精神，使中国在新世纪软国力竞争中居于有利位置
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变化，各国尤其是大国顺应缓和潮流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使国际形势进入了以缓和为主的时期。但世界并不安宁。在世界形势总体缓和的同时，冷战遗留下来的很多问题并未解决，如领土争端而引发的局部冲突仍时有发生，新的热点又有增长，如民族、宗教问题的纷争此起彼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挟冷战“胜利”之势，坚持冷战思维，宣扬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企图通过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渗透，改变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制度。更令世人关注的是，他们利用“人权”等问题干涉他国内政，在所谓“新干涉主义”幌子下，一方面，在世界军费开支明显下降的时候，继续加强军事同盟体系，北约东扩和美日同盟西进，严重阻碍欧洲和东亚的缓和进程；另一方面，强化对地区军事事务的干涉，造成冷战后局部动荡不已的局面。国际经济方面，“两个平行市场”的消失为世界贸易发展扫除了人为的障碍，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掀起了以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新的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进展迅猛，以科技为先导、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上升到主导地位。但是，强国弱国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没有改变。世界大势就如同江泽民2000年在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的：“国际形势总体上仍然趋向缓和，但天下并不太平。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面临新的挑战。世界上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因素明显增加。人们普遍感到这个世界还很不安定。”
根据新的情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提出的应对之策是：继续执行冷静观察，沉着应付，苦练内功的方针；积极推动国际政治多极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适时同各大国建立各种类型伙伴关系，从战略高度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广泛参与多边外交活动；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实行“走出去”的开放战略，把对外开放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提倡创新精神，使中国在新世纪软国力竞争中居于有利位置。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正朝向多极化转变的过程中，但“一超多强”态势仍然明显。除战略核力量外，美国目前处于世界上无对手的时期，也就是说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对其发动全球军事挑战，没有哪一个国家在常规军事技术及应用能力方面能与之较量，没有哪一个主要的联盟组织对其持敌对立场。因此，美国依托其强大的实力，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加强优势战略地位和战略态势，推行战略扩张，用美国的价值观“塑造”世界，使世界多极化进程受阻。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保持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警惕，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国民教育，一方面积极推进政治多极化。中国坚持并广为传播这样一种评价：多极化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世界多极化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随着20世纪最后几年国际形势的变化，又提出许多新的思想：一是明确指出多极化的作用。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多极化趋势正是这种多样性的反应。任何不承认、不尊重世界多样性，企图建立清一色的一统天下，注定要碰壁。可以说，多极化在客观上牵制了霸权主义，因此它在总体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二是关于多极化的范围。多极化不应只是几个大国的事，还要把第三世界即发展中国家也包括进来，第三世界也应算一极；三是多极化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是单向流动，而是交错作用。各种力量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摩擦，又有协调，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衡，互有需要，避免全面冲突；四是对多极化进程的估计。多极化在当前还未形成，目前还只是表现出一个趋势，其最终形成尚需要曲折漫长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其主要载体的世界主要经济贸易组织和跨国公司、以及大量的资金、技术都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比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投票权不是在成员国之间平等分配，而是以各国出资额的大小决定。穷国与富国的实力相差悬殊，却必须面对共同的竞争规则，造成彼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至今还只是一种“富国现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信息贫困”之中。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有条件的可以利用全球化发展自己，没有条件的就有可能被“边缘化”。发展中国家不仅面临着发达国家经济技术优势的巨大压力，而且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也受到挑战。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清醒地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明确提出趋利避害，扬长避短的原则，既主动参与和推进这个进程，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充分享受经济全球化的各种有利条件和因素，发展自己，又对其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应对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切实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全球化的机会，通过跨国公司的资金流动、技术交流、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尽量吸引外资技术和设备，尽快提高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管理水平，为发展知识经济创造条件。同时借以调整和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和改革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提升我们的经济体系，创造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的条件，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充分发挥我国市场广阔，资源丰富，劳动力廉价等传统优势，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回旋余地，以更主动、更积极的姿态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使中国最终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角色。
冷战结束以后，大国关系都在调整，都力求在新世纪占据有利的位置。第三代领导集体适应这种国际关系的变化，及时地作出决定，同各大国建立了各种伙伴关系。1996年4月，中俄建立了平等互信、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5月，中法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1997年10月，中美决定两国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7年11月，中加就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达成共识；1998年10月，中英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同年12月，中日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此外，中国与巴西、埃及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和墨西哥就建立跨世纪的中墨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这些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都是一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对邓小平关于不搞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外交思想的发展。
与此同时，高度重视与广泛参与多边外交活动，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1996年4月“上海五国”机制的诞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以安全合作为主轴，以“睦邻互信、平等互利、团结协作、共同发展”为原则，从最初的由单纯讨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和裁减边境地区军事力量问题扩大为在地区安全上的合作，诸如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以及跨国犯罪活动等，缓解了五国内部的不稳定因素，阻遏了外部势力对五国的渗透和冲击。近来又将合作扩展到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上海五国”机制不仅摸索出一条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之路，而且探索出新型国家关系、新型安全观和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即“以互相信任、裁军与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由中俄两国创始的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以大小国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4]。这是一次重要的外交实践，体现了时代精神。此外，中国与东盟之间建立了首脑非正式会晤机制。中国还支持并参与77国集团等发展中国家开展多边外交活动。为了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倡导要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推动联合国改革朝向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江泽民在出席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时首次倡议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首脑会晤，得到积极响应。在会晤中，江泽民提出“五常”之间应遵循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扩大共识、求同存异；加强沟通、密切协调；顾全大局、促进合作四项原则，对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国际关系中软国力竞争是新世纪国际关系出现的新动向。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它的影响和作用。软国力竞争主要表现在文化影响力、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和对人力资源的争夺。西方国家借助网络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强行输出西方文化，推行文化霸权。高科技竞争和人力资源的争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提高。有鉴于此，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正式将“科教兴国”作为国家发展战略，2000年6月在两院院士大会的讲话中又提出崇尚科学，勇于创新，推进科教兴国事业，都是旨在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增养和造就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迎接新世纪软国力竞争的挑战。
在已经到来的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将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紧密。可以想见的是，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敌视的人总会有的。时下，“中国威胁论”的喧嚣不断，因此，在今后的国际风云中，中国能否稳步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怎样应对世界。我们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我们的经验是成功的，成功的经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