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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4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339(2006)03-0001-07
一、资本化：工业化的产物
人类开始工业化的同时开始了资本化，工业化的发展要求资本化有相应的发展。工业化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工业化提高效率的愿望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工业化要求不断进行技术更新，不断进行资本积累，以及不断缩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压低劳动力的相对价值，然后不断地把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重新投入工业生产，投入技术革新之中。工业化要求生产要素的高度集中，并因而要求生产关系有相应的集中；要求生产力各要素能够自由流动、自由组合、自由调整。工业化要求有一种在企业内部作为要素的组织者、配置者，面对外部市场竞争环境，作为责任者的利益单位，还要使所有工业化提出的“全要素”效率有一个封闭的统计边界，并把利润作为这个责任者的动力源，给追求效率、追求剩余价值和积累率以现实的、自发的动力。
工业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办法是分化和专业化、专门化。资本通过自身的发展和阶级分化来满足工业化的技术性分化要求。有分化就必然有综合，有分工就必然有组织有控制。资本主义用市场经济进行综合，用资本进行组织。怎样既满足生产力分化与分工的要求，又减少生产关系的阶级分化造成的阶级冲突，追求长期稳定快速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重大的历史课题。现在看来，工业化要求发展分工，资本化要求不断阶级分化。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在满足分工要求的前提下，用社会组织、社会综合消除阶级分化、两极分化和私有制。人类社会生产是一个“分工—组织—再分工—再组织”或“分化—综合—再分化—再综合”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螺旋式上升过程，而决不是逆运动。生产力的综合经常遇到阶级分化造成的障碍。我们现在正处在人类阶级社会与无阶级社会两大历史阶段的结合部。工业化和资本化对分化与综合、分工与组织提出的要求与可能，是我们承担这个历史转换使命的动力与条件，也是我们认识这个历史转换所必须重视的现实。
市场经济是资本化的外部环境。资本化是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内核，是其本质。工业化要求资本化，资本化要求市场化。工业化的历史要求，通过资本与劳动的人格得以表现，即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品质。工人阶级如果准备承担起工业化的历史重担，就必须接受资本化的这些特质。工业化和资本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驾驭现实世界中开辟新世界。只有当资本化满足不了工业化高度发展的历史要求之后，历史才会迫切地孕育新的社会形态。现在私有制资本化已经明显不能满足工业化的要求了。当然也有另一种历史可能性，一种新的高于工业化的生产力出现，推动生产关系出现新机，否定或改造资本社会。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的出现，展开了资本化为工业化发展开辟的一个新图景、新天地、新潜力、新段落。只要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科学地分析，勇敢地实践，我们一定可以用社会主义的资本化将人类工业化推向一个新高度。
如果我们将原计划经济纳入资本化的历史坐标系中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它为今天市场经济的井喷式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准备了起飞的关键条件，从而也为自我否定准备了条件与动力。从“新民主主义”概念开始，毛主席就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宣布，中国资本化的早期历史任务必须在也必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恐怕将来全世界的资本化任务也不会只能由资产阶级来完成，也不会始终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人类工业化和资本化的上篇是私有制资本社会，下篇将是社会主义制度资本社会。
二、国企改革：工人阶级更有效地驾驭资本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看，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仍然属于工业化和资本化阶段。当时国内生产关系成为一个巨型企业内部的行政关系，并且受社会主义伦理和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逐渐向一个大家庭内部关系发展。搞计划经济是实现当时历史条件下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当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摊子越来越大，对提高微观效率、提高微观积累率、提高相对剩余价值、优化要素配置尤其是劳动要素的自由度、集中度、分化度等的要求又使市场经济被提上历史日程。当时的计划经济是必然的；今天的“市场经济”也是必然的。都属于资本化过程中的举措，二者有逻辑必然性联系。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是一条工业化“摸着石头过河”引导资本化的道路，是用资本化实现工业化对生产关系提出的诸项要求的过程。
原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体制既要政企分开，又要财务、经营的独立核算，“资金”转化为“资本”，同时，还要实现劳动力的商品化、资本化。这个改革任务涉及生产关系，涉及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涉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还涉及意识形态，远非今天照搬社会保障的办法就可以解决好的。
我国企业改革是从寻求增加“活力”和“动力”开始的。“活力”概念，今天已经展现为资本要素的自由度、市场平面网络。“动力”概念，今天已经展现为经济主体的自利性、利益主体性和资本要素的分化度与集中度。资本这种组织形式使“主体”铺开了、社会化了。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有利于“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性”，有利于“全民创业”，有利于大大小小的“剩余”自发地积累。这个历程展示了工业化对资本化的要求，展示了资本化对工业化的满足。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开创了人类资本化历史上新的资本形态—社会主义的公有资本—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开创了人类资本社会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企在改革中一部分活了，一部分死了(破产)。活的又分为两种，一部分仍以国有资本形态活下去，一部分变为民营(私有或集体)形态活下去。死的国企也大多分解为各种生产要素后转为社会资本形态。在整个商品化、市场化、资本化的种种改革中，我们培育了一大批私人资本。我们利用私人资本的自发性迅速地促成了市场竞争的环境，平等自由配置要素的环境；展示了工业化对资本化的要求；也迅速地在我国树起了第一批“资本化”的实体样板。
西方学界曾怀疑我国改革能否成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实现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国企之间能否竞争起来，国企能否与民营资本公平竞争(即国有资本会否依靠政权的特殊优待)。现在事实证明，这两个问题都不能成其为问题。国企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一点都不亚于私企之间的竞争。国企竞争造成的市场经济氛围完全能够满足资本对环境的外部要求。政府对国企的优待远不及政府加之的公益负担，而且这些负担至今还迟迟不能减掉，搞得有些国企只能用民营化来推掉这些社会负担。
工业化、资本化是一个“脱胎不换骨”的历史过程。资金变资本，无私变有私，是“脱胎”；坚持公有制，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是“不换骨”。这样，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今天成为“驾驭资本化，推进工业化”。这里有悖论成分。但是历史辩证法往往是以悖论提出课题，以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回答课题。
党中央将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列为党的执政能力第一条。党驾驭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是“驾驭资本”，通过依靠工人阶级驾驭资本化生产关系。共产党驾驭资本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政权驾驭。这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职能出现的。驾驭手段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等。只要党的性质、政权的性质能够保持并发展工人阶级的阶级先进性，这个驾驭的任务是能够实现的。这个驾驭的任务现在还不很清晰，不很具体，不很全面，不但要驾驭公有资本，还要驾驭私有资本。驾驭私有资本的任务要更难一些。二是通过对公有资本，尤其是国有资本的驾驭实现政权的巩固。公有资本首先是作为社会主义政权的经济基础发挥作用。没有实力做基础的政权能驾驭谁？敢驾驭谁？公有资本也有资本的自发性，其外部人格与私有资本一样，也需要被政权所驾驭。但公有资本的内部人格必须与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私有资本的内部人格与工人阶级意识形态是不一致的。近些年，随着公有资本比例下降，全社会的伦理环境、价值观标准也在慢慢变化。公有资本比例下降到一定水平，我党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推行将面临空前的挑战。
认识国企改革的任务就是认识工人阶级“驾驭资本化，推进工业化”历史使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就是科学认知工人阶级驾驭资本的实现途径与方法。工人阶级在追求效率不断提高上，在满足生产力要素集中度、自由度、组织程度和满足价值规律上没有任何问题。这四条即使在私有制资本社会里，工人阶级也比资产阶级有优势。只不过工人阶级从被动转为主动，从被压迫、被剥削者转为领导阶级时，这四条优点要有一个组织、提高的过程，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成为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改革者时，价值形态的剩余劳动的积累、分工和分化、利益主体化的实现则要继续探索。
工人阶级在追求积累率最大化上没有问题。用积累投资提升劳动价值，工人阶级是可以接受的。但历史的安排，在私有制资本社会里，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是对立的。利润率最大化、剩余价值率最大化、积累率最大化都是由资产阶级通过管理中的压迫剥削实现的。工人阶级维护自己利益的经济斗争都有减少绝对剩余价值的作用。剩余价值是工人阶级用劳动创造的。但是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地位决定了工人阶级最朴实、最初、最直接的立场，最简单的逻辑结果是反工业化、反资本化。资本的历史作用在于追求相对剩余价值，以不断积累追求扩大再生产。这个进步性既源于资本本性，又迫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市场竞争的外部压力，是以资产阶级为主导，由资产阶级来执行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出于对政权性质的阶级认同才有可能不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反对资本化。而执行这一要求的任务就落在执政党肩上，落在公有制企业的领导者肩上。在私有制和公有制两种社会制度里，资本这一特征的机制完全不同。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论的交融
劳动剩余产生了阶级分化，使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劳动剩余的数量与比例不断增加使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推动着生产方式的进步、变革。直到资本主义，劳动剩余由地租演变为剩余价值。剩余劳动的自由度、抽象度、集中度都比必要劳动来得大。劳动剩余的自由物化形成统治权。今天，剩余价值通过继承、循环、扩大再生产成为统治权，成为阶级的权力。由此，可以认为剩余价值成为历史进步的经济基础，代表生产方式成为直接影响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的概念、原理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本文也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用于公有资本。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的剩余价值有本质的不同。有学者建议称公有资本的剩余价值为价值化的剩余劳动；有的建议加引号，即“剩余价值”；有的建议称之为公有剩余价值。本文暂不加区别)能否不断提高，是当代社会制度先进与否的标志，是执政党先进性的标志，是统治阶级先进性的标志，是工业社会、资本社会的历史使命。
剩余价值的所有权是政治权力的基础，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支撑，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争夺的最终目标。剩余价值的最终使用权和继承性是产权的实质，是统治权、领导权、历史主动权的经济基础。剩余价值的分配与使用是生产关系中重要的经济尺度、政治尺度。剩余价值的增长与使用是生产力发展中最重要的经济动因。如果它被浪费掉，甚至用于破坏生产力，社会就倒退；如果它仅仅用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社会就会停滞；如果它能够用于扩大再生产并有所反馈，社会就会前进，反馈率越高，社会进步越快。
如果我们以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为视角来讨论“社会主义本质”，则“剩余价值”的生产、增长、分配、使用等等概念就成为定义“社会主义本质”所必需的内容。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论交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更说明，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论是相通的，二者逻辑贯穿于工业化和资本化过程。
工业化生产力的发展动力内部有一个自身的矛盾冲动空间。工作机或发动机的某一个改进，必定会要求其它相关机器的改进。一个机器部件或器件的改进必然要求其它相关部件或器件的改进。就像“帝国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一样。所有这些改进也总是不平衡的，显示了工业化内部要素之间比之农业内部要素之间有更大的相关性，也有更大的独立性。
工业化生产力内部的矛盾冲动、链条循环反映到社会上，就是资本化生产关系追求积累，追求剩余价值不断地、最大限度地再资本化，追求扩大再生产。资本化意味着增量加速性。私有资本社会的阶级斗争，工人的反抗逼迫资本追求相对剩余价值。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为这个循环准备了生动、具体的外部环境。当新的积累形成资本增量时，必定会变成对劳动的追加、放大、倍增，……。总之，资本量的增加最终变成了劳动的提升，变成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变成了必要劳动的相对下降，变成了相对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依靠这个循环放大机制创造了比过去几千年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大、还要多的生产力。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拼命争取剩余劳动，但资产阶级比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多了这个新的特质。这是资本最积极的方面—用积累资本提升劳动，追求提高相对剩余价值。
资本所有者是这个循环放大机制的组织者。在私有资本社会里，资产阶级是这个组织者的第一种人格化。劳动是这个循环放大机制的核心要素、核心环节。在公有资本社会里，工人阶级是这个核心要素的唯一一种人格化。在人类的这个阶段，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制度也必须用资本的组织方式推进工业化，并且在资本组织方式上要做得比私有资本更高明。
这种积累剩余
剩余积累，循环放大的过程发展到一定水平，在必要劳动所占比例得以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工资性收入也可以出现“剩余”。我们暂且称之为“劳动者剩余”。社会民主主义认为这是工人阶级不再是“无产者”的一个理由。由于“必要劳动率”的下降，在发达国家，人的剩余精力、财力、时间、年龄也开始出现。
私有资本在发展工业化生产力和资本化生产关系的几百年历史中一直担任着主导者的角色，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历史也越来越显示出私有资本在工业化—资本化进程中的局限性。由于这种局限性，私有资本的私有性造成了对资本积累的障碍，造成了对剩余价值的破坏与浪费。
私有资本的垄断造成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造成更优良的新生资本成长很困难。私有资本的排他性利用市场竞争的风险使得进入市场的门槛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大，新的中小资本越来越难以产生。资本内部的分化产生了对立，其中最重要的是垄断资本与中小资本的对立。私有资本在价值均衡上有矛盾。在私有资本制度里，剩余价值的社会循环放大的结果，不是经常性的“经济危机”，就是被逼无奈地采用“凯恩斯”理论。这种手段用久了又要陷入“滞胀”。最后一招，就是战争。用炮火、鲜血、生命毁掉巨大的剩余价值。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军事活动的全球化，是人类阶级矛盾的全球化，是人类剩余价值毁灭的全球化。当代几次战争能够在几小时、几天、几周里毁掉天文数字的军火和财富。它显示了人类利用资本、提升劳动能够创造多么巨大的剩余价值，也显示了私有制资本组织劳动能够毁灭多么巨大的剩余劳动。这是私有制资本社会在资本使命面前的无奈和反动。
由于私有资本在追求利润率上的绝对性，在特定技术特定市场上利润率的相对下降规律，使得私有资本越来越成为新的科技创造及其使用的阻力。边际利润率递减律逼得私有资本宁肯到资本市场上去投机也不愿老老实实进入实业。
私人资本竞争中的排他性，把利润作为惟一的追逐目标，使得私人资本在争夺市场、推销产品时必须利用买方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从而具有巨大的破坏性或潜在的破坏性。或许有人会问，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人缺衣少食，温饱不足，哪有“剩余”？这个问题是从幼稚的“人本主义”出发产生的。在私有制资本社会里，从资本的角度，这些人缺衣少食，是因为失业。失业是因为资本看不上、用不上他们。“资本主义”暗暗视这些人为“人的剩余”。这种贫困恰恰证明了那个社会患了剩余价值病。在那里，“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归“资本主义”驾驭，不能说完全不存在，但只是“资本主义”玩于掌股之中的工具罢了。资产阶级用它们迷惑、销蚀工人阶级队伍的阶级意识。“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是单个人主观愿望的自由。这样的自由哪里是资本自由的对手？现实中离开资本就没有自由，也不能“富裕”。不管是就业还是失业，哪种状态都没有这种自由。就业了，自由变成了“资由”—资本指挥的人本。失业了，自由变成了“自无”—资本认为无能无用。资本社会越来越发展的分工、分化决定了社会组织化程度会同比例发展。如果资产阶级把自己浪费、破坏掉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能够有效地投入劳动与物质产品的扩大再生产，失业是可以避免的。社会主义的资本社会必须把资本与劳动的匹配作为制度创新的一个工作重点，不能仅用社会保障进行安抚。
资本社会的分配也必须服从资本生产关系的要求。现在所谓按劳分配的争论是在必要劳动领域里的。这个“按劳分配”是指对个人的分配。在剩余价值领域里的分配服从于对各个要素的激励、积累和要素的扩大再生产。与其称之为分配，还不如称之为“资源配置”。对人而言，剩余价值的分配(配置)就是权力分配，是阶级的权力分配。所谓产权问题，就是阶级配置剩余价值的权力来源问题。在私有资本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配置)必须以按资分配为主导。由于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比率构成剩余价值率，所以，按资分配必然涉及必要劳动的多寡。资本的愿望当然是把必要劳动的份额挤得越小越好。从劳动价值论导出“按劳分配”的逻辑与剩余价值论对剩余价值资本化规律的认识，在对本质的把握层次和深度上是不同的。在现实生活中，“按劳分配”问题的实质是按“劳动”还是按“资本”的要求切割“必要”与“剩余”的比例以及如何配置剩余价值的问题。
按资分配可分为按资本分配和按资本所有权分配两个概念。若资本所有权是私人的，按资本分配就成为按资本家阶级意志分配。资本社会发展到今天，资本家阶级的意志已不能完全与资本的意志相重合。“按资本分配”有客观的规定性，有科学性。《资本论》论述了这种客观性。私人资本主义制度对剩余价值循环积累、不断扩大再生产机制的“障碍、破坏和浪费”，表明资本主义在反对“资本”。
人类历史的资本社会阶段很可能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段落构成—私人资本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公有资本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资本主义的毛病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优势已经预示私人资本社会的历史段落已经过了它独步一时的全盛期。由马克思的《资本论》所开始揭示的私有资本之所短、公有资本之所长，是西方资本主义辩护士都抹杀不了的。资本这个进步性的实现过程，关键环节是从剩余价值(利润)转化为新的资本(积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可能优于私有资本社会的地方就在于因资本归属之不同而有不同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
资本主义反对资本的最主要领域在于私有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分化、阶级对立。资本的源泉是劳动。资本的生命在于用积累提升劳动效率，相对减少必要劳动，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率。资本与劳动的分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演变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分化。阶级分化产生贫富两极分化和其他种种阶层分化。这些阶级分化造成劳动与资本积累的匹配之障碍。
工业化和资本化本质上依靠劳动的集体性、社会性。阶级分化破坏了劳动的集体性、社会性。在阶级对立的资本社会里，工人阶级对必要劳动与剩余价值的立场、态度与非对立的资本社会的工人阶级完全不同。这决定了劳动与资本结合的程度，决定了劳动与资本的发展速度、发展水平。工业化以它不断进步、无限进步的磅礴气势推动着资本化一步步地覆盖全球。在这个过程中，私人资本因其阶级局限性造成的发展障碍与财富浪费也是有目共睹的。马克思把工业化、资本化的全局性与私有资本的局部性矛盾称之为大生产的社会性与私人占有性的矛盾。资本主义在近现代发展过程中，也做出了种种改革，也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不少技术性方法，增加了它的容量，大大发展了生产力。但是就像它无法克服大生产社会性与私人占有的矛盾一样，至今无法解决生产进步时资本与劳动的匹配矛盾；无法超越私利对真理的阻拦，无法发挥人类的集体性优势。“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资产阶级有很多高明人士，看得明白，行之无奈。
剩余价值是劳动创造的，相对剩余价值率是由社会宏观实现的，资本社会的非均衡矛盾本质上是因剩余价值被少数的资本所有者无偿占有造成的(这反映出劳动的非线性特征)。人类工业化和资本化今天在私有制资本社会里遇到的最大麻烦最终要由劳动驾驭资本才能根本解决。当然，这里的劳动必须是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提高的、经过共产党组织的、经过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劳动，是比资本文明的劳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完成资本化使命的可能性，显示了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同场竞争的可能性，显示了公有资本驾驭私有资本的社会主义资本社会有可能给人类提供解决上述矛盾的阶段性办法，显示了落后国家追上发达国家的新路径以及缓解生态矛盾、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发挥私人资本的积极性，工人阶级要向私人资本学习资本化的本领，共产党人将长期领导私人资本。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我们既要认识私人资本的局限性，更要始终坚持并发展工人阶级的先进性。要明白，从私有制资本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是必然的，但也是困难的。
四、公有资本：工人阶级与资本的结合
公有资本是工人阶级与资本的结合，是阶级民主的经济基础。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公有资本(公有制经济)清晰地分为两种：一种是国有经济，另一种是集体经济。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资本是一种行政性公有资本，它的“第一桶金”不归任何一个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它要求经营企业就像经营社会和经营国家一样，所以工作出色的企业经营者可以在企业和政府间双向流动，而且不乏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公有资本诞生的历史使命是，它切断了少数人掌握资本、多数人出卖劳动力的路径，为我们完成“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历史任务提供了理想的生产关系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资本的出现，使工人阶级登上了掌握资本、掌握剩余价值的历史舞台。人类“资本社会”阶段有可能从私有资本阶段由此进入公有资本阶段。解决私有资本对剩余价值再积累的障碍、破坏、浪费的历史任务现在落在了工人阶级的肩上，落在了公有资本的肩上。工人阶级只有学会驾驭资本，才能驾驭资产阶级；只有学会驾驭资产阶级，才能驾驭市场经济；只有学会驾驭市场经济，才能保证中国今后长期持续高速的发展。共产党的先进性有了这样的命题—工人阶级既能作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基础阶级，在微观上接受资本的主导，又能在宏观上作为驾驭资本、驾驭剩余价值的主导阶级。工人阶级要在满足生产力要求的分工上是先进的、自觉的，又能保证这种分工带来的阶级分化、阶层分化，不至于造成剩余价值扩大再生产的障碍和剩余价值的破坏与浪费。
资本是资本社会最重要的工具、武器、权力、资格、地位，就像土地之于农业社会、封建社会一样。谁当统治阶级都必须首先抓这种实力，都必须牢牢抓住这种实力。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有“社会资本”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国有资本是今天最接近社会资本的一种公有资本。集体资本的社会性比国有资本差一些，但总的说来都可以起到支持社会主义制度、支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作用。公有资本是工人阶级与自己的“主导阶层”保持一元化、一致性的经济基础，是工人阶级分化产生其“主导阶层”的微观环境；是工人阶级产生自己阶级内部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的重要基础环境，诸如民主集中制、集体资本生产关系；是工人阶级形成自己阶级意识形态的社会土壤。
我国现在公有资本的主体是中央属和部分省属国有企业。省以下的原公有制企业(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在改革中基本上“化”掉了；或者“像冰棍”一样化没了，或者“化”为私有了。现存的企业也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不如私企活跃。现在干部队伍普遍弥散着信心不足、决心不定的情绪。中央的“两个毫不动摇”在省级以下不少地方已经基本变为一个毫不动摇，变为：“今后再也不搞公有企业了”。
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推进集体企业的改革。在改革中活跃这部分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公有资本。依靠公有资本为主体创造、建设社会主义资本社会，开创“推进工业化、驾驭资本化”的资本社会新阶段。建设公有资本的第一位任务是建设两种人格化的资本主体，塑造出新型的企业法人、新型的“企业领导班子”和“现代企业制度”。这项改革在以往的实践中被误解为公有资本领导人应该或者可以和私人资本家一样，改制中的MBO(Management Buy-Out)就是如此。公有资本人格化的内部人格必须坚持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先进性—大公无私、集体主义。外部自私，内部无私—这就是公有资本的人格。这是公理性的前提，只能是这样，一定能这样，这样一定行。在这个意义上，“经济人”也可以是“集体人”，“自私自利”也可以是集体的“自私自利”。
人类的社会性一开始就有原始、自发的集体性。所有被压迫、被剥削阶级都会求诸集体性。越是弱者越容易求诸集体性。发展到工人阶级，集体性成长为集体主义，成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先进性。工人阶级集体主义是大公无私品质的组织定义，大公无私是其集体主义的道德定义，二者构成其阶级性的核心要素，构成工人阶级其他先进性的逻辑起点和人生观基础。这种阶级性，这种人格是工人阶级居领导地位、主体地位之后能够扔掉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历史局限性，从而欣然接受资本化要求，辩证地回答历史悖论形成的公有资本，突破私人资本反对资本化要求的历史局限性，最终用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工业化、资本化的新历史段落的原因和资格。历史将证明，工业化、资本化一定会欢迎集体主义人格。因为工业化越发展、分工越细，专门化程度越高，劳动者之间的配合、协调，即组织化程度越高，集体主义给组织程度提供的意识上的保证越强。尤其是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需要集体主义的帮助。集体主义生产关系是工业化、资本化的系统性效果(1+1＞2)的意识形态。公有资本人格结构成为企业制度还要解决一系列的组织问题、制度问题、法律问题。市场经济要求每个主体的产权、责任必须明确。个人和集体之间怎样完成责任、权利、义务的集中与分散，具体化与抽象化，等等，是企业民主集中制问题。这里有一系列的企业制度建设与市场法律建设。
公有资本人格结构还必须有自己的微观物质基础。包括国有资本的领导集体需不需要一定的集体资本作为这种集体主义的物质基础都是需要改革的实践回答的。而集体资本在我们照搬的西方法律体系里是没有的。我国公有企业改革实践中，已经屡屡提出了有关的问题。集体资本的法律规制是社会主义资本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
在今天的生产力水平和市场经济环境里，不可能要求多数劳动者都能具有公有资本领导班子所需要的集体主义精神。这样在公有资本内部就会出现两种劳动—集体主义的主人翁劳动和雇佣劳动。公有资本的企业制度要解决内部两种劳动关系、两种劳资关系的组织、管理、分配等问题。比如三项制度建设与这两种人格就有密切的关系。集体主义人格不会自发产生。它怎样与人的自利性相衔接、相结合，怎样与几千年私有制培养的私有观念(自利性)相对立、相斗争、相衔接，怎样形成集体主义驾驭个人主义的机制与局面，尤其是公有资本领导班子，特别是二把手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其外部人格怎样形成，这些都是公有资本建设的重大关键问题。这个过程首先必须有党的组织、教育作用，有职工群众民主的作用，这两个作用又要用企业制度加以保证。党必须在建设专门运用资本的职能部门、职能公司、职能人才队伍上下功夫。这是“驾驭资本”、“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具体体现，又是一个关键点。
公有资本内部职工的民主生活、民主管理制度有其重大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它涉及到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资本社会里分化为基础阶层与主导阶层之后的阶级内部关系。同时这种民主生活、民主制度又是监督主导阶层和提升基础阶层阶级意识、民主水平必要的实践与保证。怎样保证工人阶级主导阶层不异化为资产阶级，这是重大历史课题。国有企业的企业腐败是造成国企经营状态不佳的重大原因，也是使很多人对公有经济失去信心的重大原因。
“内部人格、外部人格”是一种简化的、抽象的说法。具体到企业行为、企业制度建设时，如何既实现工业化、资本化的七条要求，又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有一系列的“文章”要作。
在过去国企改革的历程中，公有资本的建设难点首先表现为商品怎样卖得更好，投资怎样最有效率。这与老国企的历史有关。过去计划经济时，产品销售与新的投资都是企业的“上级”负责，企业没有这两种行为的主动权。市场经济的竞争，尤其私人资本的加入，国际市场的开发，使得企业面临着这两个基本问题，而这两个基本问题恰恰是企业与社会、生产与消费最关键的关系，最尖锐的矛盾运动，最生动、最有机、最富于变化的生命内容。这是资本社会也被西方称之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因。近几年，随着市场营销等学问的普及，公有资本在解决第一个问题上有了很大长进。但在解决第二个问题上还不如私人资本来得有本事。曾经有过“不技改等死，搞技改找死”之说。其实解决第二个问题更代表资本的本质，更代表资本的历史进步性，也更反映资本的阶级性。“企业腐败”更多地发生在这个环节。资本时代的社会主义之长、资本主义之短更多地出现在这一环。国家宏观调控与企业微观经营行为的结合点主要也在这一环节。依笔者观察，在这一环节，公有资本还未完全破题，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现还有相当距离。这一环节在资本形成“剩余价值”最大化上是一个悖论。公有资本必须自觉地压低自己的劳动价格(工资奖金)。过去以为社会主义是应该尽可能地把剩余价值多分配给劳动者；劳动者的购买力提高了，供需就均衡了，就可以充分就业了。实践证明，不能这样。社会进步不按这个逻辑走。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也要努力积累剩余价值，否则就会在竞争中失败。现在常说“国有企业机制不如私企活”、“产权不到位”、“企业不是自己的，责任心总是不够”……以及国企领导人的工薪形成机制等等都是这些悖论的反映。上述这些说法都不很准确，但是都事出有因。压低劳动价格，提高剩余价值率的任务，在私有资本中，由阶级对立机制完成。以最微观、最机械的眼光看，阶级对立机制是最严格的监督机制，是提高这个效率最冷酷的机制。这里还涉及到“剥削”、“两极分化”等概念。由于公有资本也要追求剩余价值，有的意见就据此认为谁都有剥削。有的意见则认为，谁都不算剥削，甚至企图以颠覆“剩余价值学说”的办法抹掉这个政治概念。“剥削”概念必须以剩余价值归哪个阶级、归哪种所有制为标准来定义。共产党人执行工业化、资本化的历史使命时，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目标。忘记目标，就意味着背叛；回避目标，就意味着通过机会主义和庸俗化滑向剥削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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