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星[1]2016年在《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文中认为康有为(1858-1927),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经学家、思想家和改革家。作为清末民初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康有为终其一生都对东传之西方科学保持着开放、吸纳的态度,并矢志不移地将东传科学兼容、整合到他所建构的今文经学体系之中。从他一生的学术进路来看,康有为早年泛观博览,钟情西学,兼采汉宋、调停今古,略有古文学的倾向,但是与廖平“羊城之会”之后遂确立今文经学之立场,并成为其一生思想之基调。深受恩师粤中大儒朱次琦的影响,康有为经学思想自产生之初便有着极强的“通经致用”特征：侧重经世、重视《周礼》、民功；转向今文经学之后,更加突出了“经世致用”的倾向,关注的焦点从“民功”、“物用”层面提高到经学理论、政治制度层面。他以学术为本,后逐步落实到政治之上,积极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以期推动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康有为从早年崇尚古文经学的治学态度到今文经学立场的转向,从“托古改制”到维新变法,从“叁世”进化到“大同”理想,从“物质”与“道德”的并重到以“儒学为宗”并将其奉为圭臬的“普世价值”,其学术思想随着时代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推进、转移和深化。概言之,康有为一以贯之的立场在于：“通经致用”的入世精神；尊儒、尊孔的坚定立场；整合东传科学和今文经学中西会通的学术方向,都离不开西方自然科学、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窠臼。清末民初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本论文以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为视角,着重考察东传科学对于康有为经学立场的转变,对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重建与嬗变过程中科学与儒学相容性问题,以及东传科学影响下儒学对于当代社会以科学为先导的大科学时代背景下儒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探讨。康有为基于东传科学对今文经学的建构,当以《实理公法全书》、《康子内外篇》和《物质救国论》为主,以及对于《中庸注》、《论语注》、《礼运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诸经典的注解贯穿其间,至《大同书》达到其理论思想的臻美境界。具体内容亦延续至变法的具体措施、大同理想的设想以及物质救国的工业化道路等方面。而这些天才的构想是对处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中国寻求出路极有价值的思考。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开启了清末民初思想启蒙运动的先声,是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发轫,对于这个时期急剧变化的思想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新文化运动一源开叁流,即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就新儒家而言,它的启示在于：现代新儒家和晚年的康有为一样,在道德价值和科学理性之间力求平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蔚为大观；而康有为儒教问题研究也成为中国儒学研究的热点。新儒家以心性之学为基本取向,向内凸显出儒学的思辨性和超越性,来安顿人们的心灵和生命,向外则主张返本开新,以内圣开出科学、民主为内容的新外王,以此来实现儒家的现代化,所有这些方面都与康有为思想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新康有为主义”在大陆兴起,一批学者主张回到康有为,突出儒学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内容,继续康有为孔教运动的思路,面向社会,建设宗教团体和社会建制以发挥效用,接续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和孔教思想来回应现代性问题,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这两个方面都导源于康有为倡导的以儒学为“普世价值”的努力。因此,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研究既是老生常谈又是历久弥新的课题。本论文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重在阐述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概况。主要论述康有为的生平和时代背景、清末民初东传科学的范围、康有为接受东传科学的内容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第二章旨在揭示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形成的科学根基等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东传科学过程中达尔文进化论思想,西方“星云”假说影响下康有为元气论思想,透过几何学等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升华形成的科学方法论体系以及深受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影响形成独具特色的维新变法思想,而对这些东传科学知识的发挥皆来源于“春秋公羊学”的思想之精髓。第叁章、第四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试就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问题展开论述：康有为对待科学与儒学的态度经历了“援西入儒”(1880-1895)、“以西化儒”(1895-1902)、“儒西并尊”(1902-1913)、“以儒化西”(1913-1927)四个思想阶段。并分别就这四个阶段的思想历程并结合他对东传科学的理解展开详细阐述。第五章是对前四个章节的总结与升华。试论东传科学助推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价值与时代命运。这一章的基本思路如下：第一,康有为的主观愿望在于利用东传科学改造今文经学体系成为儒者的改革家,成为维新变法的操盘手。第二,康有为的实践践履表明他试图通过个人的努力对东传科学和今文经学整合的尝试,以会通中西。第叁,从东传科学的影响性质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思想、东传科学贯穿康有为一生之始终及其一生“尊儒”的特质。第四,从科学规范、科学精神的角度来看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的理论局限性。第五,东传科学助推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式微。第六,本论文研究的结论。通过康有为对于科学与儒学的会通与融合洞开了儒学的另一条出路：那就是儒学的现代化转型与新儒家的滥觞。本论文研究的亮点在于：第一、站在科学的视角探究科学与儒学的关系,揭示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第二、针对科学与儒学相容、相斥、抑或其它的争论的问题①,揭示科学与儒学具有广泛地相容性,具有热情拥抱,亲密接触的一面,科学与儒学具有相互亲和的基因。第叁、对康有为一生的四个时期：“援西入儒”、“以西化儒”、“儒西并尊”、“以儒化西”进行重新划定时间节点。并针对不同时期思想的特点对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进行梳理、归纳并得出结论：1880年之后,康有为“尊儒”、积极吸纳东传科学知识贯穿康有为生命的始终。第四、站在科学“求真”、“求是”的视角探讨康有为“六经注我”、以“微言大义”随意阐发儒学是对科学基本精神的背离。康有为为达到一己之目的、一任主观的解经方式是造成今文经学式微最致命的动因。康有为解经方式为未来儒学与科学关系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教训：不管是研究儒学还是研究科学,都必须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尊重客观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躬行实践、与时俱进。第五、揭示康有为“尊儒”以及对儒学成为“普世价值”预设的重要性。儒家文化蕴含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困境的重要力量。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在传统文化面临严重流失,对重拾国民信心,构造国民信仰具有积极意义。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产生于中西文化激烈冲撞的近代中国,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向的拐点,是试图处理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一个极具价值的思想体系。通过此一问题的研究对我们如何面对当前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我们处理科学与儒学关系亦有重要启示。探寻康有为今文经学关系问题,对于新儒家缘起、孔教运动的成败以及儒学是否可以成为新世纪“普世价值”等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邓林华[2]2015年在《守常与应变—康有为与儒学现代转型》文中提出康有为所处的时代是中西文明大碰撞的时期,是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折点。在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制度逐渐解体,儒学走向衰落,中国面临着亡国亡种亡教的危机。面对这种危机和挑战,康有为积极求“变”,通过吸纳西方近代思想,对儒学进行改造和重构,以为晚清中国的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提供理论支持。其主要内容有：一是“纳儒入教”,开辟儒学宗教化的新路向。近代西方基督教的输入对儒学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特别是中国的衰落与西方的上升所造成的巨大文化反差,使当时的中国人不能不正视宗教这种文化模式及其特殊的社会作用。传统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儒学依附于传统的制度和权力,并通过它们发挥对社会的影响力,但一旦政权和制度遭遇危机,势必殃及儒学。随着清朝帝国逐渐衰败和瓦解,作为其意识形态的儒学也被人们普遍怀疑。为保全和重振儒学,康有为模仿基督教,创立并倡导孔教,以宗教的形式重建儒学,为儒学的发展及作用的发挥寻求合适的形式。康有为“纳儒入教”开辟了儒学宗教化的新路向,当代大陆新儒家复兴“儒教”的主张,基本上承接了康有为的这一思路。二是“援西入儒”,使儒学的内容现代化。康有为“纳儒入教”主要是从形式上改变儒学,“援西入儒”则是通过融纳西方现代文明因子,使儒学的内容获得更新,从而使之现代化。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诠释经典的方法,将西方进化论、民主政治和人道主义思想等融入儒学的思想体系。康有为还是中国近代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学者,并且将发展科学与救国联系在一起,明确提出了“科学救国”的思想。他尝试将科学研究方法引入儒学研究,但他对科学并不盲崇,而是认为科学与道德各有其作用和边界。叁是构建大同社会,重建理想国。按照康有为的新“叁世说”,大同社会是儒家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儒家理想政治的实现。康有为以“仁”为起点和核心,以去苦求乐为目标,在对人世苦难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去除“九界”,构建一个“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大同社会。他在书中提出的去家、去国及建立世界政府等设想,在某种程度上指明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如果说任何一种圆满的思想都需要理想国的构建,康有为的《大同书》对儒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康有为的儒学之“变”,旨在应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亡国亡种亡教的危机。他倡立孔教,是为保教；引进民主和科学的目的则为强国。对近代西方入侵对儒学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康有为都做出了回应：一是基督教入侵提出的儒学宗教性问题；其二是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输入需要传统政治儒学有新的发展；其叁是儒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他以“孔教论”应对基督教的挑战；以“叁世说”发展传统政治儒学,并重构富有儒家特色的乌托邦—大同社会；以“孔教”与“物质之学”(即科学)并举,来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康有为的这些回应都是具有开创性的,也影响了后来新儒学的发展。康有为的儒学变革并非简单移植和照搬西方思想,而是立足传统,“守常”以“应变”：一、康有为一生以尊孔保教为职志,他的儒学变革,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其他思想进行融摄,目的是为了充实、完善、保存和发展儒学,使儒家思想更加适应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需要。二、康有为的新儒学体系是以今文经学为基础构建的,其承接的是由先秦孔子创立,经汉代董仲舒、何休发扬光大,并由“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刘逢禄等复兴的政治儒学传统,是传统政治儒学的现代发展。叁、在康有为的思想体系中,仁是一以贯之的核心范畴,它不仅是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理想政治的道德基础和社会进化的动力,而且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四、康有为的“天人合一”和“内圣外王”等思想,以及对人道人世的关注,都是对儒学传统的继承。由此可见,康有为对儒学的改造并不是要抛弃儒家传统,而是立足于儒家传统,通过掘发公羊学的改制“精义”和“叁世说”,拓展儒学的包容性,将西方思想融入其儒学思想体系。现代新儒学的产生是为应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危机,同时也为回应近代西方文明的挑战,是儒学现代转型的结果。本文从儒学转型的视角对现代新儒家的内涵进行了分析,指出目前学术界关于“现代新儒家”的界定有两点值得商榷：一是囿于传统儒家道统论,将新儒家的界定局限于宋明理学(主要是心性儒学)一脉,而将其他形态的儒学思想排除在外；二是将现代新儒家定位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的一种保守的回应,而以“五四”为界线划分新旧儒家,将五四之前的康有为等对西学有反思的儒者排除在外。为此,笔者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进行修正,并从“守常”与“应变”两个方面来论证康有为的儒学既符合“现代新儒家”之“新”,也符合“现代新儒家”之“旧”,康有为实乃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他提出的儒学变革思路及其“守常”与“应变”,对于现当代新儒学的发展仍然具有启示。以康有为为现代儒学的开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是可以进一步明确现代新儒学的使命；二是有助于儒学研究面向中国问题；叁是有助于现代儒学的新开展。
马金华[3]2001年在《论康有为的科学思想》文中研究指明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上承前启后的界牌。作为这场运动的领导人——康有为，他的科学思想开辟了中国启蒙运动的道路，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在中国近代科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围绕康有为科学思想的来源、确立、内容及科学思想对维新运动的指导作用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首先，本文分析了康有为科学思想的来源，勾画了他从传统科学走向近代科学的历程。一方面，他继承发展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另一方面，他继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科学活动以来深入学习和总结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1886年的《康子内外篇》标志着他从传统科学走向近代科学，游历欧美时期，他大量吸收了20世纪初的西方科学知识，真正确立起近代科学思想；晚年，他的科学思想日益淹没在保皇保教和与革命派对垒的政治漩涡中了。 其次，阐述了康有为科学思想的内容。从六个方面展开论述，包括：科学知识的认知、宇宙自然观的思辨，物用科学观的阐发、进化论思想的形成、实证的科学方法和精神、唯科学主义的萌芽。 再次，探讨了康有为科学思想对维新运动的作用。通过废科举、创学会、奖励发明创造等一系列活动开辟了科技体制化的新探索；“叁世说”的历史进化论思想使其维新思想达到了个新的高度；以西方资产阶级民权学说为武器猛烈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推动了思想启蒙运动；成立不缠足会、主张兴女学、推行变发易服等改革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最后，文章从整体上对康有为科学思想进行了客观评价。一方面，总结了康有为科学思想的两大特点：即科学与智育，科学与民主并重；中西融通开创新学派。另一方面，指出康有为科学思想的局限性，它显露了中西杂糅的不成熟性及拿来主义的实用色彩，没有形成真正的科学体系。但他的科学思想毕竟开辟了中国启蒙运动的道路，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民g 主便是康有为肯定人权和否定专制思想的延伸，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g 实证精神以反对迷信和经典权威。所以，康有为的科学思想从民主和科学两’方面开辟了中国思想界、文化界走向近现代化的先河。
董贵成[4]2001年在《近代科学与戊戌维新》文中研究表明戊戌维新运动不仅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也是一次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作为前者,它失败了;作为后者,却对中国历史产生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作为新文化运动主题之一的“格致”,也即后来的“科学”,无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维新派是如何在洋务运动时期科技活动的基础上,接受西方科学的?科学又是如何影响到他们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当时,他们是如何认识已经进入科学时代的世界的?他们对中国发展科学的重要性有哪些新的认识?又是如何以科学为指导改造中国社会的?对于这些重要问题,学术界以前虽有一些探讨,但还没有一个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成果。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主要以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与近代科学的关系为考察对象,应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的理论和借鉴一些科学史论着的方法,力求深入考察维新派的科学思想与维新运动的互动关系,同时进行不同派别、不同人物科学思想的对比,全面理解近代科学在戊戌维新时期的发展情况。全文主要内容如下:绪论部分,简要介绍研究本课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简略回顾学术界对戊戌维新时期科学问题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课题主要研究的四个方面问题及研究方法。第一章,“洋务运动与近代科技”。第一节主要概述洋务派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肤浅认识和引进科技的动机,以及技术引进的举措和附带而来的科学知识的传播。第二节总结洋务派科技活动以军事自强为中心,以学习工程技术为重心的特点及执行该政策的原因。同时,分析其科技政策失败的原因,最后从总体上评价洋务运动时期科技活动的特征和影响。第二章,“维新派科学思想的产生”。第一节分别介绍维新派康有为、谭嗣同与严复接受近代科学的不同途径以及由此形成的他们的不同科学素养,并介绍了各门自然科学对他们产生的不同影响。第二节介绍康、谭与严复对科学方法不同程度的接受和他们以此为武器展开对传统思想的斗争。第叁章,“维新派的科学思想”。第一节介绍维新派对世界科学时代的新认识,并初步澄清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西方科技来源于中国的“西学中源”说,提高了人们对西方科技的认识,还有针对性地批评了洋务派的科技政策。第二节维新派提出了中国发展科技的新主张,同时,后期洋务派的科技政策也做了进一步的调整。但他们对科学社会功能的理解存在严重的分歧,并论述了他们之间的斗争情况。第四章,“维新派的科学思想与社会变革”。第一节介绍进化论、日心说及科学方法对维新派改革政治的影响,以及围绕科技教育的科举改革。第二节介绍维新派以科技进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第叁节介绍科学思想对词汇文体的影响。第四节介绍维新派以科学为指导改造中国传统的生活观念及不良习俗。结语部分,总结维新派在维新时期对中国发展科学的历史性贡献,并分析其科学思想的局限性和科学运动的不足以及它的历史意义。
岳清云[5]2007年在《康有为科技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上承前启后的界碑。作为这场运动的领导人——康有为，他的科学思想开辟了中国启蒙运动的道路，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在中国近代科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康有为还是我国近代史上把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变法改制的社会变革紧密相联的第一人，他疾呼变法，参与了中国最高当局的政治变革，这使他从一个高度上去确认中国科技发展的现状，并追溯造成现状的原因。他有关这方面的见解，散列在各种奏章和论着中，虽还未成系统，但其见地深邃，发人深省。其科技思想对于引进近代西方科技成果，改造国民观念，变革数千年鄙薄技术的传统风气，树立近代科学的新形象，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近十余年，对康有为的研究与评论，成为史学界的一大热点，康有为的历史价值与时代价值重新被中外学术界所承认。遗憾的是，作为一重要人物的科技思想，国内除段治文着的《中国近代科学文化史论》、郭金彬着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论》、钟培贤的《康有为思想研究》等着作里稍稍提及康有为的科技思想外，专门探讨这一课题的文章几乎没有。故本文通过大量阅读、分析、研究康有为有关的论着和各种奏章以及学术界研究康有为的有关文献，尽可能全面、系统地挖掘、整理出康有为科技思想的主要内容。本文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述，即从传统科学走向近代科学；物用科学观的阐发；建立科技发展体制的新探索；实证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开创了用几何推理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的先河。在此基础上，本文又把康有为的科技思想提高到应有高度进行阐述，并从整体上给予客观评价。
易旺[6]2007年在《康有为宪政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鸦片战争中国的惨败,列强开始涌入中国,大肆搜刮,导致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激化,社会矛盾不断加深,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救亡图存,致富致强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如康有为关注的首要目标,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得他们将目光投向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并思考加以引进。由此引出了“宪政”这一话题。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康有为扮演了一个孤独、悲剧色彩极浓的角色,他竭力倡导的君主立宪政治作为一股思潮也曾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本文以康有为为突破口来解析近代中国宪政思潮的流变,透视近代中国的宪政建设之路,当能发现许多有意思的宪政建设话题,对今日中国的宪政建设也不乏借鉴意义。全文共分为导言、正文及结语叁个部分。导言部分首先论述了近代中国宪政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两次鸦片战争直接催化了中国近代宪政观念的萌芽,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救亡图存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奋斗的终极目标,正是基于救亡图存的经世目的导致了对宪政精神的工具化理解和利用,事实证明,宪政并不能用作变革中国社会、致富致强的工具。笔者正是以此为切入点展开论述的。其次,阐述了本文的选题意义。正文又分为五个部分。1、中国近代宪政理论的渊源。笔者考察了“宪”在中国古代的真正含义,以期证明“宪”在中国古代并不含有民权、议会、民主、平等等近代宪政理念,也不能直接将这些观念涵摄、演变出“宪政”一词。中国近代宪政理念的萌芽主要来自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理论探索。早期改良派对叁权分立、民权、议院、君民共治的推介,在近代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冲击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直接影响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后期维新派宪政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开启民智、启蒙思想的作用,促进了中国近代宪政思想的萌生。而中国近代“宪政”概念的产生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理论贡献。对中国近代宪政理论的渊源进行梳理,为康有为宪政思想的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户。2、康有为宪政思想的理论基础。笔者主要从康有为宪政思想的理论起点、理论基石和理论核心叁个方面进行探讨,“变易”观、“公羊叁世”的历史进化论和民权观构成了康氏宪政思想的理论基础。3、康有为宪政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演变。纵观康有为一生,其宪政思想历程大致可分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后、辛亥革命后叁大阶段,相应的宪政体制模式设计为“行叁权鼎立之义”、“君主立宪”和“虚君共和”——这是现实世界的政治图景。康氏同时还是乌托邦思想家,在《大同书》中他缔造了一个理想化的宪政王国。本章着重挖掘康有为改良的精神实质,论证康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者。4、康有为与同时代人宪政思想之比较——以梁启超、孙中山为例。康有为与梁启超的比较,立足点在“异”。与梁启超宪政主张的“流变”性相比,康有为的宪政思想具有一致性。而与孙中山的比较,立足点则在“同”。康有为与孙中山分别作为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两大宪政思潮的代表,二人的宪政思想在巨大的差异中也有着契合的一面。5、康有为宪政思想的评价与反思。本章重点评价了康有为宪政思想的工具观、民权观和康氏一生坚持的君主立宪宪政模式,同时论述了其宪政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启蒙意义。结语部分重申了本文的核心观点,对康有为复杂的一生做了总体的评价,对其宪政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概括,并对如何建设中国的宪政之路进行了思考:康有为一代人的摸索证明宪政的工具化利用既不可能为中国带来宪政,也不可能实现致富致强的目标,于是我们只能选择静下心来,慢慢地播种宪政文化的种子,也许这不失为一条出路。
刘星[7]2016年在《清末民初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末民初东传科学与今文经学关系问题研究主要涉及的人物是廖平、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但贡献最大的是康有为。以康有为为例,对清末民初东传科学与今文经学关系进行个案研究具有典型性,且东传科学与今文经学的关系问题是研究科学与儒学的一个重要组成课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相关的研究诸如知名学者陆宝千、顾颉刚、钱玄同、朱维铮、萧箑父、李泽
洪权[8]2010年在《大陆近叁十年来康有为书法研究之研究》文中指出近叁十年来,学术界对晚清民初的碑学大家康有为书法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研究成果由单篇的论文逐步发展为专着,由最初的介绍式的综合性研究逐步发展为专题式的研究和专着。不过,不论是就成果的数量,还是就研究者的队伍、发表论文的报刊杂志乃至研究的视角,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为了引起学界的注意,进一步促进康有为书法研究,本文欲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近叁十年来大陆对康有为书法研究的状况进行综述。
刘会清[9]2009年在《康有为社会变革思想探析》文中指出康有为是一位“先进中国人”,他顺应时代的潮流,融汇中西思想而提出了“叁世说”的社会变革思想。进而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从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以下就从叁个方面简要论述康有为的重要思想和主要研究。第一部分从康有为的性格、生活的内外环境和外来影响等方面来说明其社会变革思想的渊源；第二部分为康有为社会变革思想的内容分别就形成、内容进行探析,并与严复的进化论做了相应的比较；第叁部分对康有为的社会变革思想做出了相应的价值。进而分析其“叁世说”在历史变革和现实实践中的应用。
成庆[10]2011年在《晚清的历史意识与乌托邦意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以降的时局嬗变,初看起来,似乎与过往历代王朝的皇权更替并无二致,毕竟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的内部政治危机虽然已经显现,但仍未到积重难返的程度,但是清政权最终以“革命”的形式完结,而不是循环论式的王朝更替,无疑提出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辛亥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与中国历史传统的王朝更迭,又有哪些异同之处?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为何会最终酝酿出历久不息的“革命”狂潮?对于晚清而言,政治危机并非只从1840年才拉开大幕,种子早在康乾盛世就已埋下,道咸两朝已为危机爆发的前兆,在如此的时局之下,儒家士大夫自然不可能毫无反应,但对于康乾嘉道年间的士大夫而言,他们囿于所在传统之强大,虽试图“求变”,也开始注重“经世”,但并无机会发展出太过异端与激进的观念,而随着中西文明交接,国内时局日蹙,士大夫们开始有机会借由开眼看世界来反观自身所处的历史处境,由此,激进的经世观念开始出现,而且随着时局的变化而更为深入与变形,最终烘托出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观念与各种形态的乌托邦理想。正是处于这样的思想史背景,笔者试图回应下列几个问题：晚清不断激进化的政治转型,在“历史意识”与“乌托邦意识”方面,带来怎样的变化?晚清知识分子是如何发展出一种现代的“历史意识”与“乌托邦意识”,借助了哪些思想资源?他们对于不断激进的政治时局,对于这种具有现代意味的“历史意识”与“乌托邦意识”又持有怎样的态度?在此背景下,也可审视当时各政治派别之间(如维新派、革命派)在观念上产生分歧的深层原因。本文考察的时间跨度为1883到1910年,这一阶段正是变法与革命思潮彼此竞争与相持的重要时期,而且是儒家士大夫与新兴知识分子对于政治转型方案产生巨大分歧的阶段,而在这一时期,士大夫与新兴知识分子利用一切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如佛教、道家以及东渐的西学,试图为此大变局作出说明,并且试图指出一条理想的政治与文化转型道路,而历史意识与乌托邦意识也在这样的胶着过程中不断地激进化。正文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梳理1883年之前清代的思想氛围；第二部分则主要以戴震与彭绍升及章学诚之间的思想史论争为主,之所以如此铺陈,是因为戴震与彭绍升之间的思想分歧代表着儒家在清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超越性一面由于乾嘉学风而越发单薄,甚至落入训诂考证的窠臼,而本具强烈超越色彩的阳明学却由于时局的逼仄,如彭绍升,则转入求生净土的佛门之路,这背后意味着清代儒学超越性的丧失,也自然难以生长出激越高昂的经世理想,反而是越发消极内敛。另外以戴震与章学诚的思想分歧入手,试图展现“史学”对于“经学”的挑战背后,其实是当时儒家内部已经对乾嘉学风的内敛保守与消极避世开始质疑,转而想从强调经世面向的史学入手,重新提振儒家的精神,强调“经世”之后开始成为晚清儒家的重要思想特征,从历史意识层面来看,就是重现世,重事功的精神与心态开始显现端倪。对于第二章的第一部分而言,是以龚自珍与魏源这两位晚清着名的公羊学弘扬者为代表,试图论述他们如何在时局危机中阐发其“历史变局”意识,他们又是如何追随新兴的公羊学,接受公羊学的经世精神,另外他们又是如何从“叁世说”出发,来阐发经世层面的“历史变局意识”；第二部分介绍龚自珍、魏源的净土思想背景,主要是想说明,这一时期的儒家士大夫虽然开始注重经世与事功,但仍然保留强烈的超越意识,而且这种超越意识具有强烈的出世性格,与经世之间存在剧烈的紧张感,一旦人世受阻,便会寻求出世间的净土,这与强调现世圆满性的现代乌托邦意识显然存在很大差别。第叁章以廖平和康有为为中心,讨论公羊学的经世意识发展到廖平、康有为这里,如何演变为一种强烈的“尊今抑古”与“托古改制”意识,从而不再将历史的理想聚焦在叁代,而是强调“圣人创制”,而淡化政治因循变革之意,从时间意识层面看,表现为否定“过去”,肯定“当下”。康有为延续了这一创见,终于发展出一种开创性的线性社会进化意识与“大同”乌托邦思想。第四章分为两节,第一节的内容从严复翻译《天演论》的缘起与过程出发,来论述严复因受甲午之后的危机时局刺激,而开始以道家来理解与阐释赫胥黎及斯宾塞着作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而发展出一种自然论式的线性历史进化意识,而这也开启了晚清历史进化意识的序幕,并且试图解释,为何严复眼中的人类历史充满了残酷与无情,从而发展出一种“去道德化”的历史意识；第二节主要介绍《天演论》中的社会进化论是如何与当时兴起的社会、民族与国家观念结合,而且随着晚清士人在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态度,而发展出不同取向的历史意识。第五章分为两节,主要介绍庚子之后历史进化论所受到的质疑与挑战。第一节是以康有为、严复以及章太炎为主要研究对象,论述严复的文明进步意识如何受到康有为与章太炎的挑战,严复试图发展出一种以“竞争”和“自由”为基础的公理进化论,但康有为却开始批判竞争性的进化论,想要恢复出一种“仁”的温和进化论,章太炎则认为人类的进化并非是不断进步,而是“善”与“恶”、“苦”与“乐”同步进化；第二节则比较了章太炎及无政府主义者们对于未来历史目标的设想,来看章太炎是如何发展出一种虚无主义式的“五无世界”,彻底否定了人类历史进步与世俗历史的价值与意义,而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如李石曾,则接受了科学进步观念,相信人类历史可以不断进步,从而将未来设想为难以想象的完美世界,但刘师培等无政府主义者,却相信“平等”才是人类的终极价值与目标,因此反而以一种复古的方式,构建出一种原始文明乌托邦理想。
参考文献：
[1]. 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D]. 刘星. 山东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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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康有为宪政思想研究[D]. 易旺. 中国政法大学. 2007
[7]. 清末民初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刘星. 人文天下. 2016
[8]. 大陆近叁十年来康有为书法研究之研究[J]. 洪权. 书法赏评. 2010
[9]. 康有为社会变革思想探析[D]. 刘会清. 河北大学. 2009
[10]. 晚清的历史意识与乌托邦意识[D]. 成庆.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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