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安咸阳间渭河北移的时空特征及其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渭河论文,西安论文,特征论文,时空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1)04-0007-11
今日西安市是汉唐王朝的首都所在，当时为加强与渭河北岸的联系，先后在西安与咸阳间的渭水上架设了三座大桥，一般多以方位而称其为东渭桥、中渭桥与西渭桥。这些桥现在虽然不存在了，但我们如果能探知这几座桥的确切地点，以之与今天的渭河相比较，则可知古今渭河是否发生了位置移动，也可求得其北移速率的平均数值。本文将以此方法来探讨西安咸阳间渭水河道北移的时空特征，并综合分析其北移的基本原因。
一、唐东渭桥处
1967年高陵县耿镇公社白家嘴大队群众在白家嘴村西南三百米的田野中取沙时，挖出了一块唐“东渭桥记”残碑，同时附近还出土有圆木桩、青石条及大量卵石。这些寻找唐东渭桥确切位置的重要线索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高陵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进行文物调查时在群众家中发现了这块刻有题为“东渭桥记”的珍贵碑石。由碑文可知，唐开元九年(721年)，在京兆府及高陵、三原等七县官民共同努力下，建成了一座规模宏伟的东渭桥。此碑即为纪念此盛事而立，理应位于东渭桥附近。于是文物工作者对其出土地进行了大量勘查和钻探，基本弄清楚了唐东渭桥遗址的大致范围。1981年9月，考古工作人员开始进行科学发掘，到1983年发掘完毕，揭露出楔入原渭河河床的圆木桩22排418根，石砌分水金刚墙4座，桥南端石铺道路残长160米，基本确定了唐东渭桥的具体位置与规模。该桥位于今渭河南岸2600米处，在耿镇东蒜刘村与白家嘴村之间，全长548.8米，宽11米，[1][p.167—168]此正与唐朝行经此桥的日本僧人圆仁所记：“到高陵县渭桥。渭水阔一里许，桥阔亦尔”的长度大致相等。[2]
这次发掘的东渭桥是否就是《东渭桥记》所载开元九年所修之桥尚不一定，辛德勇先生撰文认为：“现发现的东渭桥遗址为崔元略在故桥基址上所主持修建的可能性很大，而不应当是开元九年孟温礼所为。”[3][p.112]但无论为何，唐东渭桥地理位置都没有改变，因开元九年刊刻的《东渭桥记》碑石就出土于这次发掘处的东渭桥址南首东缘，二者距离很近。
唐东渭桥在唐代末年仍然作为军事重镇而存在，据《资治通鉴》，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黄巢攻陷长安后，立即派遣其部将“砀山朱温屯东渭桥”；次年七月间，唐军合力来攻，“与尚让、朱温战于东渭桥，不利，引去。”[4][p.8242,p.8257]这说明至迟到公元881年渭河仍然是流经此处的，而今日的渭水河床远在2600余米的北边，以此计算，至今(此项资料截取至1999年，特此说明；下面的中渭桥年份同)1118年渭河在此处平均每年北移了2.3米有余。
当然，此处渭河并不是匀速向北位移的，是在总的向北侧蚀的过程中有时北蚀较强烈，有时相对平稳甚或出现向南侵蚀的现象。利用现有文献资料，只给推测出大的阶段特征。
据宋敏求《长安志》，“渭桥镇在(高陵)县南一十八里，”此也与圆仁所记唐时渭桥镇“临渭水，在北岸”的形势与里距基本相同。且宋敏求《长安志》与乐史《太平寰宇记》都有“渭水在(高陵)县西南二十里”的记载，[5]唐以后高陵县城位置没变，以其为基准点进行比较，其西南二十里的渭水河道与今日发现的唐东渭桥所在的渭河可基本连成一线。这说明唐末到北宋时代，此段渭水河道相对平稳，较少移动。
明嘉靖年间吕修《高陵县志》卷之一《地理志》第一次明确描述了此段渭河的摆动状况，是十分珍贵的材料。据其所载，渭河“北受湋汭，南受沣涝浐灞诸水，至高陵而益大。每遇泛涨，渳漫十余里，然皆南徙，不崩北岸。虽且崩，数年不过一二丈。”可知渭水河床相对平稳且有南徙的现象，原因也正与该县志所述，是其北岸遇到了高大的奉正原的阻挡：“奉正原在县南十里，自泾阳来，过县达临潼，延及百里，高者四五丈，泾渭之不能北徙者此也。故自周汉隋唐王侯将相多葬于此”。
从志文语气分析，此段渭河在嘉靖以前有一个向北侵蚀摆动的过程，因南徙被看做反常的现象。有学者根据志中所记渭河与渭河渡距高陵县的距离，并与唐宋时比较，认为既然志中明确记有“渭水在县南十里”、“渭河渡在县南十里”，与唐宋时渭桥在高陵县南20里或18里相比，此段渭河在本时期向北移动了10里或8里①。但从今日渭河实际及清以后渭河侵蚀情况看，此推测速度明显偏大。据宋人《长安志》卷十七《高陵县》所载：“奉政原在县南一十一里，东西长三十里，南北阔三里。”奉政原即奉正原。这是否可以证明，奉正原在高陵县南十一里，加上南北阔三四里，则流经其南的渭河一定在十五里之外，光绪《高陵县续志》卷一《地理志》正是说：“渭桥渡在县南十五里”。
今日渭河河道距离高陵县城距离最近者仍不少于十五华里，参见图1.唐东渭桥位置图。是可知嘉靖《高陵县志》所谓渭河在县南十里的记载存在很大偏差，不足为据。由于明清至今渭河北岸仍有不少汉唐陵墓古迹，这在各代方志中有明确记载，故知今日渭河是清中叶以来不断北移的结果，而不会出现像日本学者爱宕元《唐代東渭橋と東渭橋倉》所说的那种情况：唐宋以后嘉靖以前渭河北移五六公里，嘉靖前后有短期的南移过程，清代以后又变成北移为主。因为此阶段无确切资料，只能初步估计，我认为北宋至明嘉靖年间此段渭河向北侵蚀约在2华里左右。
图1 唐东渭桥位置图
明末清初，此段渭河仍时有向南或向北岸的侵崩，雍正《高陵县志》卷之四《祥异》记载：“康熙元年……渭水冲崩南岸数邨”。但总的趋势仍较平稳。
自雍正朝开始，此段渭河又开始剧烈活动，向北岸侧蚀严重。雍正《高陵县志》作者感叹：“渭桥一带，南多王田，河行旧蹟，老岸具在，滩田里许，沙州称是。北村坟墓庐舍坍去大半，今且水刷未已，高岸为谷，不信然耶。”[6]光绪《高陵县续志》卷之一《地理志》则曰：“自乾嘉而后，河日北徙，沿岸田庐坍陷不少，咸同数十年间，北岸田入河者无虑数十百亩，近犹潄荡不已”。是雍正以来，历乾隆、嘉庆、同治、光绪各朝向北侵蚀强烈。从雍正志所说渭南“滩田里许，沙州称是”来看，渭水河床此整个时期北移距离超过了2华里，是历史上北移幅度最大的时期。此一过程今天仍未结束，当你来到耿镇渭河桥头时，还能看到北岸的庄稼被水冲蚀而去的景象。
总之，唐东渭桥处渭水河道北移五里有余，是唐末千余年来渭河向北不断侧蚀的结果，也可看做宋末至明嘉靖、清中叶以来两大严重侵蚀过程的塑造结果。
二、汉中渭桥处
中渭桥是渭河上最早的桥梁，始建于秦。《三辅故事》曰：“咸阳宫在渭北，兴乐宫在渭南，秦昭王通两宫之间，作渭桥”②。初名渭桥或石柱桥，两汉时更名横桥，也叫横门桥，后因东西各建渭桥，便被称作中渭桥。
秦汉中渭桥在秦都咸阳、西汉长安城中起着重要的交通枢纽作用，故文献记载颇多，今天虽没有发现其遗址遗迹，但其地理位置却可考证出来，而且得到相关考古材料的证明。据《三辅黄图》，“长安城北出西头第一门曰横门……门外有桥曰横桥。”“渭桥在长安北三里，跨渭水为桥”。[7][p.138]《汉书·文帝纪》集解也有：“苏林曰：(横桥)在长安北三里。”文献明确记载中渭桥在西汉长安城横门外三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队在横门外钻探出一条南北向大道，长1250米，向北多为淤沙堆积，不见路土。[8]据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中的《汉唐之尺度及里程考》，汉代每里折今414米，汉三里共折1242米；或谓每汉里为417.5米，则三汉里折今1252.5米。由此说明考古钻探横门大道的长度与文献记载渭桥与汉长安城横门的南北距离是一致的，可以判定文献记载中渭桥的位置是基本准确的。此点也得到了几乎所有现在学者的认同。
汉长安城横门遗址在今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乡相小堡村西50米，由此向北1250米，是秦汉时代中渭桥的南侧桥头，也即是当时的渭河南岸，而今日渭河却在横门遗址以北4880米。秦汉中渭桥使用时间很长，《水经注·渭水》载：“后董卓入关，遂焚此桥，魏武帝更修之”，而据《后汉书·孝献帝纪第九》“董卓入长安”的时间在初平二年，即公元191年。以此年计算，距今1808年前开始渭河此段河床向北移动了3630米，则平均每年北移2米左右。
在秦与西汉相当长的时间内，渭河北段河床较少侵蚀移动，因当时为保护桥梁而采取了人工护堤措施，而且在大部分时间内设置有专门机构，进行管理维修。《水经注·渭水》：“桥之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柱南京兆主之，柱北冯翊主之。有令丞，各领徒千五百人。桥之北道，垒石水中”。激，《汉书·沟洫志》颜师古注的解释是“聚石于堤旁冲要之处，所以激去其水也，”可知两岸的“堤激”与北岸的“垒石”皆为土石材料砌筑而成，其作用在于抗波防坍，相当于今日桥涵工程中常用的泊岸技术。而三千人的护桥队伍除了防止人为破坏这条重要交通线外，消除自然冲蚀的隐患也应是其主要任务。尽管如此，此段渭河仍有向南泛滥的事情发生，而且给京师长安造成了大恐慌。据《汉书·成帝纪第十》，建始三年(前30年)，“秋，关内大水。七月，虒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走入横城门……吏民惊上城。”
此段渭河汉魏以来也不是匀速向北平移的，在人为与自然双重原因作用下，也有相对平稳和侵蚀剧烈的不同时期。具体各时期变化详情很难考证清楚。今只能据文献图籍及考察访问材料推测其概况。
魏晋北朝时代，中渭桥多次毁弃与重修，此段渭水河床似乎变化不大。据《元和郡县志》卷一《关内道·咸阳县》：“中渭桥…董卓烧之，魏文帝更造。刘裕入关又焚之，后魏重造。”北周也曾进行过一次修建，庾信有《司水看修渭桥》诗纪其事，刊于《初学记·桥梁七》。曹魏、后魏与北周重修的中渭桥位置是否有变化，史籍中没有确载，估计应该建立于秦汉中渭桥附近。如此则说明此段河床很少位置移动。
唐代中渭桥建于贞观十年(636年)，其位置肯定发生了变化，《元和郡县志》卷一《关内道·咸阳县》才说：“贞观十年移于今所。”元和年间重修一次，地点未变。唐中渭桥位置是如何变化的呢？这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孙德润等先生主张唐中渭桥只是沿渭水河道东西发生了变化，其撰文说：“据当地刘仁义和张世堂二位老人谈，相传一百多年前，渭河南岸的贵家花园(北距高庙村二里)曾发现过古桥迹。南北向，木桥柱，四根一排，其宽度能通过一个大车和一行人，每排柱之间相距有丈七八尺。此类情况在明嘉靖《高陵县志》中亦有记载：‘中桥柱七百五十，今水落犹见一二，然其地今隶咸阳’。这段记载说明，渭河北移是近二百年开始的……贵家花园的古桥迹应是唐时中渭桥的遗迹。”[9]高庙村位于汉长安城内洛城门附近。如此则唐中渭桥在汉长安城北不足二里，与汉中渭桥位置在汉城外三里相比更靠近汉长安城，其观点是从汉至唐此段渭河没有发生位移。段清波、周昆叔先生赞同此观点，以为“唐宋时名中渭桥，位置在汉桥址以东，大约在今日高庙村南二里的贵家花园处③。”
多数学者认为唐代中渭桥之所以改变位置就是因为渭河向北发生了位移。最早提出此观点的是杨思植、杜甫亭先生，他们合作撰写的论文《西安地区河流和水系的历史变迁》根据卫片、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资料，发现渭河南岸有若干道古河道遗迹，并绘制了渭河西安段的历史变迁图(见附图2西安附近河道变迁图)，其中清楚地表示唐代渭河在中渭桥附近向北发生了位置移动。[10]赞同渭河唐较汉时向北移动说的还有刘庆柱、史念海、王开等先生④。
图2 西安附近河道变迁图
我是赞同唐中渭桥北移说的，除了上述各位学者们的证据外还可补充一些。唐开元九年曾重修中渭桥，进士乔潭曾撰写《中渭桥记》记此事，其中有“连横门，抵禁苑”等语，说明其大的方位仍在西汉长安城横门外，如此则可断定唐中渭桥是向北推移了的。据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二《县二·长安》：“中桥渭水渡在(长安)县北二十六里，河伯庙在县北二十六里中桥村，黑帝坛在县北二十五里中桥”。宋时长安县在今西安市西关正街一线，向北26里，正在草滩农场与鱼塘一线，与附图2.所绘唐渭河流路相近。
同时，我觉得唐中渭桥东移说也很难与文献记载的汉长安城以北的地理状况相吻合。据《水经注·渭水》，渭水过秦汉中渭桥后，“又东与泬水枝津合，水上承泬水东北流，迳邓艾祠南，又东分为二水，一水东入逍遥园，注藕池。池中有台观，莲荷被浦，秀实可玩。其一水北流注入渭。”是说汉城北有一泬水枝津东北流，有规模宏大的逍遥园及藕池⑤。逍遥园是后秦时鸠摩罗什主持译经的皇家寺院，还发生过著名的战争，后晋义熙十三年(417年)，王镇恶攻长安，后秦主姚泓“屯逍遥园”拒之，“时泓所将尚数万人。”[4][p.3708]汉长安城北既可容数万军屯驻，可见非不足二里之区也。《西京杂记·生作葬文》篇有：“杜子夏葬长安北四里”，“其临终作文曰：‘封于长安北郭，此焉宴息’。及死，命刊石，埋于墓侧，墓前种松柏树五株，至今茂盛。”杜子夏，《汉书》有传，结合《西京杂记》行文看，此事未必虚假。这说明汉时长安城北已有部分地段距渭河已有四里的空间范围。
总之，我认为唐以前中渭桥附近渭河有北推移的现象。当然，其间推移距离不可估计太大。
近代以来，中国开始有实测基础上的地图编绘，此段渭河也有了可以计算的较为确切的北移速度。现有两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一张据1914年的测量资料绘成的，1914年汉城北渭河河道实测图(附图3)；一张据1979年的航拍资料绘成的1979年汉城北渭河河道航测图(见图4)。将这两张地图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此段渭河在此65年间向北移动了很长距离⑥。由皂(藻)河村向北量算，1914年至渭河3.8公里，而1979年达到了5.5公里，北移了1.7公里左右；在相家巷向北量算，1914年至渭河3.8公里，1979年则为5.25公里，向北移动了1.45公里；从高庙村向北量算，1914年至渭河2.3公里，1979年则是4.5公里，北移了2.2公里。在这65年间，此段渭水河床北移了1.4—2.2公里，占秦汉以来此段渭河北移总数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以上。此也与王丕忠先生据调查资料所得的结论基本一致，王先生说：“据了解，从民国初年到现在六十余年，渭水在阿房宫前殿以北地段(滩毛村南)已北移了大约五华里。”[11]
图3 1914年汉城北渭河河道实测图
由图3还可推知，唐以后至1914年渭河在秦汉中渭桥附近向北侵蚀移动距离不少，1914年相家巷北距渭河达到3.8公里，而汉时渭河南岸则在相家巷北约1.3公里，唐以前如上考证此段渭河向北有小幅度的移动，假设北移了0.5—0.7公里，则唐以后至1914年此段渭河共北移了1.8—2.0公里，是侵蚀相对强烈的时期。
图3与图4对比可知，1914年咸阳与长安县的分界线是以渭河主泓来划分的，而1979年咸阳与南岸西安市的分界线却划在渭水南岸陆地，即渭南有了部分咸阳的土地。这当然是渭水河床北移的结果。
渭河在本世纪北移的主要原因与过程，通过实地考察和访问可以得出一个大概，1999年9月18日，余赴西龙、东龙与左所渭河渡口(即图4中表示的西面那个人渡)考察⑦，见渭河北岸有一高大的河堤，有些被水直冲的段落，人们正在垒砌石堤，堤呈圆弧形以顶冲主流。在左所渡口访问了71岁的摆渡老人和55岁的韦安锋先生。韦安锋先生介绍说：他上小学的左所村学校在现渭河河心滩附近，原为古代的庙，当地人称“大庙”，有上殿、下殿。左所村在庙北，今为河滩地，而庙南侧还有不少散户零星居住于渭河边，当时的渭河在今渭河南2里以上。1956-1962年渭河主流直冲左所村一带，侵蚀很快，有时一天一节地(约四五十米)，到1962年已经冲到今咸铜铁路附近。如不是有火车道，渭河会更向北移，为保护铁道路基，用火车拉来石头向渭河中抛，故北岸才慢慢固定下来。1962-1966年修建了北岸大堤，河床才基本不再移动，但其后此段河道北岸土地仍然有多次遭到渭河冲蚀。韦先生记事以来，其居住的左所村因渭河北冲已经搬了三次，渭河向北侵蚀的距离在三里左右。
图4 1979年汉城北渭河河道航测图
此处渭河为何此时北移强烈呢？按当地老人的介绍并参阅有关图书资料，我觉得人为因素起着最主要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后期，因修建三门峡水库迁来不少移民，在西安北部渭河南岸草滩地区建立农场，为开发河滩地，同时也是为三门峡蓄水后控制渭河回水而保障西安的安全，在渭河南岸建立了固定河堤的工程，从而导致渭河主泓折射向东北岸，直冲左所村一带，于是造成了此次大规模侵蚀北移。图4中可以看到南岸建立的不少农场和修筑的两道河堤。我们强调此次渭河北移的人为因素影响的时候，并不应忽略此人为因素乃是在渭南草滩地区经过长期的自然淤积形成了广大面积的河滩地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的。
总之，汉中渭桥处渭水河床向北移动了3600余米，是秦汉以来2000年渭河向北逐渐侵蚀的结果，其侵蚀过程有越向后越强烈的趋势，尤其是20世纪50、60年代由于人为因素的参与北移速度最大。
三、汉西渭桥处
西渭桥初建于西汉建元三年(前138年)，时称便门桥或便桥，这在《汉书·武帝纪》中有明确记载。《三辅黄图》曰：“在便门外，跨渭水，通茂陵。长安城西门曰便门，此桥与门对直，因号便桥。”[7][p.138]唐代时仍有便桥的存在，只位置似乎发生了变动，因唐代此桥不似汉时为了到茂陵，而是“在城西北咸阳路”，曰西渭桥，[12]过渭水到咸阳。故又有咸阳桥之称，杜甫名诗《兵车行》所咏“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中的咸阳桥即指此。宋时此桥仍有修复，位置似又与唐有短暂的不同。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三《县三·咸阳》曰：“唐末废。皇朝乾德四年重修，后为暴水所坏。淳化三年徙置孙家滩，至道二年复修于此”。其后未见修复或重造。
1986年在咸阳市钓台乡资村、西屯附近的沙河故道上发现了古桥遗址两处，按发现资序分别被称作沙河古桥Ⅰ号、Ⅱ号。主持发掘工作的考古学者依据地层分析和C[，14]测定等，撰文论证沙河古桥Ⅰ号、Ⅱ号分别应是汉唐时代的西渭桥⑧。此观点一出，立即引起了历史地理、考古文物等各方面学者的热烈讨论，李之勤、时瑞宝、邓霞、辛德勇、曹发展等先生先后撰写论文，对沙河古桥为西渭桥说提出质疑，并对西渭桥位置进行了充分的考证⑨。
图5 汉西渭桥位置图
由沙河古桥发现引发的对西渭桥地望的学术讨论成果很大，现今学术界虽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认识，但基本搞清楚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沙河古桥是西渭桥的证据不充分，很难成立。除以上所提各位先生质疑论文外，后来又有王开、王维坤、李之勤等先生在其论著中论述了不赞同此说的理由⑩。此一问题的具体阐述请参阅以上各位专家的论著，此不赘述。
第二，汉代西渭桥的位置在文王嘴附近。最早提出此观点的是孙德润等先生，他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了桥的遗址，只是认为此桥是汉唐时期的西渭桥。[9]后来的各位先生如辛德勇、时瑞宝、邓霞、曹发展、王开等在论述汉西渭桥地望时无一例外都认为应在文王嘴附近。这个观点得到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两方面材料的支持。首先，与文献所记的方位及距离吻合。文献有关汉西渭桥的方位是与汉长安城便门对直，向西去茂陵较为便利。《三辅黄图》卷一《都城十二门》引《三辅决录》曰：“长安城西门曰便门，桥北(疑为东)与门对”，《水经注·渭水》也说：“便门桥与便门对直。”《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曰：“跨渡渭水，以趋茂陵，其道易直”。一般认为便门应指汉长安城西面南头第一门的章门。把汉西渭桥定在文王嘴一带，正与便门对直，趋茂陵也较走中渭桥近便。请参见附图5——汉西渭桥位置图。苏林在《汉书·武帝纪》后注曰，西渭桥“去长安四十里”，明确指出了桥与汉城间的里程。经实测，文王嘴渭河位于汉长安城西33里，以汉制每里折今417.5米计，40里即16600米，合今33.2华里，可以说正相吻合。
其次，文王嘴一带的地理形势与古代建置也符合文献记载。据《水经注·渭水》西渭桥位于沣渭交汇口下游，其引《地说》说：“渭水又东与丰水会于短阴山内，水会无他高山异峦，所有惟原阜石激而已。”其中的“短阴山”与“原阜石激”，就是沣渭交汇口的自然地理标志。短阴山不甚高，又称作短阴原。据胡谦盈、卢连成诸先生的研究，今已枯竭的沙河是秦汉时的沣水河道。[13]文王嘴位于沙河入渭处东侧，为一自然台地，高出周围地面五米有余，土质结构独特，非常坚硬。因此，今人所谓的文王嘴就是古代的短阴山或短阴原，而“原阜石激”中的石激似乎是指修建于此处的导流工程。后者可以用细柳仓的发现来证明。《汉书·文帝纪》如淳曰：“长安细柳仓在渭北，近石激”；《三辅黄图》卷六《仓》则谓，“古缴西有细柳仓”。石缴，又作古徼，乃“石激”之异写。1989年咸阳市文物普查队在秦都区渭滨乡两寺渡村的渭河边上发现一处汉代遗址，1992年4月配合基建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西汉“百万石仓”瓦当等珍贵文物，考古工作者判定此瓦当应为汉细柳仓所用之物。汉细柳仓遗址应位于此，这也基本符合唐代文献《括地志辑校》卷一《咸阳县》所记“细柳仓在雍州咸阳县西南二十里”的距离和方位。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三《县三·咸阳》曰：“短阴山，又称短阴原，在(咸阳)县西南二十里，两寺渡村南五里。”两寺渡村今仍沿用旧名，南五里即今马家寨村西。文王嘴、两寺渡一带地貌及其附近发现的古代遗址与文献所记完全符合。
第三是实地调查也曾在此段渭河中发现过古代桥梁的遗址。孙德润等先生1980年调查结果，“据梁明杰老人讲，1978年大旱时，在文王嘴一带的河床内暴露一古桥迹。当时有两根油松木柱露出水面一尺多。有人潜入水内发现六根，东西向排列，柱周围垒有石头。老人亲往试抱，柱粗四尺左右，顶端两侧为斜面，呈‘八’字形，尚未朽烂。十多人推拉，不能移动。此种情况1949年前也曾发现过。该桥迹东北距咸阳市十华里，西南距沙河入渭处二华里。”[9]惜当时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考察和年代测定，希望有关部门能组织人力对这座古桥遗址重新进行勘探与科学发掘，以促使西渭桥地望这一重大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或最终解决。
在有关西渭桥地望的学术讨论中，不少学者对唐宋时代西渭桥的位置也有所论述。惜乎不够重视，所得结论差异很大，很难判定谁人优劣。如此我也无法讨论本文的主题——渭河的侧蚀问题，只能留待以后解决。
文王嘴位于渭河东岸马家寨与曹家寨两村之间。现在这段渭河从户县自西而东入咸阳界，到马家寨西即沙河入渭处折往东北流，至曹家寨北约2里处又折往东流，这一段长6公里的渭河基本呈西南东北流向。此与历史文献记载相合。程大昌《雍录》卷第一《五代都雍总说》即说：“渭水又东受沣水……又东北行，则汉便门桥横亘其上，此时渭方自西南来，未全折东，故便门桥得以横绝而经达兴平也。”汉西渭桥架设在此处渭水河道上，这说明从西汉至今此段渭河基本没有发生侧蚀变化。这一点从此段渭河两岸发现有不少秦汉及其以前的文化遗址也可得到证明。据《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在此段渭河的左岸，吕村东侧有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两寺渡村东北有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西汉细柳仓遗址，这三处紧邻渭河。在右岸，马家寨有西周和西汉遗址，也紧依渭河岸边。河床两岸现存的这些古代遗址，足以证明秦汉以来此段渭河没有较大的左右摆动。从本文附图2中也可以看出此段渭河在秦汉时期以来都是基本稳定的。
为什么渭水河床在中渭桥与东渭桥处有大规模的侵蚀北移，而在文王嘴西渭桥附近的渭河却能两千多年基本没有变化呢？我认为这是由于该区域特殊的地形、土质、水文与地质结构所决定的。
首先，该地区地势相对高亢，为一台地地形，古称短阴原，今称“文王嘴”、“钓鱼台”。余赴当地调查时，群众曾说：“渭水再大，也上不了钓鱼台。”且两岸地层结构也不同于其他地方，土质均为黑红色胶泥杂有礓石土层，特别坚硬，河水不易侵蚀。西北岸因其土质坚硬而被群众称为铁嘴，现在还有一个叫“铁嘴村”的村庄，而东南岸的“文王嘴”、“钓鱼台”的得名也应与此类似。此段渭河岸原生台地的地形与坚硬土质在渭河中下游地区是独一无二的，它决定了此段渭水河床侧蚀变化很少，故这里河床狭窄，宽仅一里左右，两岸河漫滩发育不起来。
其次，此段渭河及其西部支流的水文特征也起了一定作用。沣渭交汇口以西无特大支流汇入，南岸虽有不少支流，但皆源于秦岭，河流相对短促，故此段渭河发生洪泛的可能性较小。渭河在此东北走向，河窄流急，与南岸沣涝支流冲刷带来的泥沙流向基本一致，能有效地携带多量泥沙输往下游，这也可以减缓沣河在交汇口形成冲积扇的速度。
第三，此段渭河正处于咸阳断坡与西安断陷的夹持之中。咸阳断坡在西侧向南凸出，而由于活动强烈的骊山断凸的影响，西安断陷东侧则向北凸出且有条状原面突起，比如有名的龙首原即横亘于汉唐长安城之间。两大断块凸出的相交轴线正发育了文王嘴一带东北西南走向的渭河。这种地质构造即两大相对凸出的断块夹持从宏观上决定了此段渭河的相对稳定。
四、影响渭河侧蚀北移的基本原因
以上通过考证汉唐渭河三桥的位置，探讨了历史时期西安附近的渭水河道侧蚀的时空特征，并简要分析了侵蚀的具体原因。总起来看，除汉西渭桥处的渭河基本没有侧蚀变动外，中渭桥、东渭桥两地都向北移动了较大距离，且还有时代越向后侧蚀摆动速度越大的趋势。下面就概括一下影响渭河侧蚀的基本原因。
我认为影响渭河发生侧蚀的原因主要为自然地理要素，而人为因素也起到了不应忽视的作用。在自然要素中，首先是新构造地质运动。渭河盆地主要为新生代形成断陷盆地，是个相对下降的地块，从其新生代以来沉积地层厚度看，沉降近5000米，而其南侧秦岭断块是个上升活动强烈的断块，与关中平原之间的高差达3000米左右。二者一升一降，其高差加起来接近万米。同时由于升降的区域差异运动，造成了每个断块都具有“北仰南俯”的特点，渭水河道被迫发育于渭河断陷的南侧。进入12000年以来的全新世，新构造运动仍在继续，有证据证明全新世经来秦岭断块山地与渭河断陷盆地之间至少有20米的差异运动，秦岭在上升，关中盆地在下沉。从近年关中精密水准测量资料判别，直到现在渭河平原地壳差异运动的表现还是很明显的。1972年以前渭河平原对于陕北和秦岭仍在以平均每年约3毫米的速度下陷。这种差异地质运动必然会引起偏于秦岭一侧的渭河的向北摆动。当然这是从大趋势上来说的，在有些河段或某一时段，渭河也会有向南侧的摆动或者泛滥，尤其是下游地区。
由于新构造运动的影响，关中平原成为中国地震最强烈活动的地区之一，汾渭断陷谷自公元1200年以来，共有破坏性地震108次，且多集中在渭河凹陷带，沿着断裂线活动。1556年华县八级地震使华县、华阴地区发生了地陷水裂现象，造成了二华地区继续沉陷。这应是二华夹槽形成的主要原因。地震对于渭河侧蚀有一定的间接作用，还没有发现其直接促使渭河侧蚀加强的文献或实物地理证据，不能过分强调其在渭河变动中的作用。
对西安地区渭河变动影响较大的次一级断块是骊山断凸、西安断陷与咸阳断坡。更新世时骊山西麓与北麓两组断层同时发生强烈活动，使其西北部翅起凸出，成为渭河地堑内最强烈的一个隆起断块。它不仅顶托着此段渭河向东北发展，而且也影响着西安断陷东部台原的发育。西安断陷与咸阳断坡对渭河的影响前已讲到。[14]
其次是渭河及其支流的水文特征。这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渭河南岸支流的来水来沙直接地顶托与压迫渭水河床。渭河南北两岸支流的分支极不对称，北岸支流发源于黄土高原，数量少，流域面积大，坡缓流长，汛期能挟带大量泥沙入渭，由于泥沙颗粒细，在河口停积不下，绝大多数随渭河水流一起输运入黄河。而南岸支流发源于石质的秦岭山区，数量多，坡陡流短水急，并带来以砂质为主的粗粒物质，容易堆积在各支流河口形成河口小三角洲。这种特征从两方面对渭河北移起着促进作用，第一是南岸支流的大洪水与基本东西走向的渭水河道呈正相交，形成直冲之势。其洪水不仅加强了渭水洪峰，而且直接冲击渭水北岸河床；第二，随着三角洲的扩展，在促使渭水河道严重壅塞不畅的同时，顶托着渭河向北侧蚀。应该注意的是在人为因素参与下即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破坏良好的自然植被，水土流失加重，来水猛烈，沙泥增多是导致渭河北移速度逐渐递增的主要原因，这在下面还有论说。
第三，两岸土质的差异。由于渭河两岸堆积物质来源不同，北岸河漫滩、河岸物质来源于黄土塬区，主要为黄土质的细颗粒，结构松散，有利于河道侧蚀北移。南岸河漫滩、河岸物质则来源于秦岭北坡，主要为砂质的粗粒物质，相对而言不易侵蚀。在讨论汉西渭桥处时曾谈到两岸土质坚硬是此段渭河较少侧蚀移动的主要原因，而在东渭桥处，渭河向北侧蚀遇到原生黄土组成的奉正原时也受到了一定的阻遏。在汉中渭桥处，渭河北岸咸阳原前缘地带，地下一米左右即是松软细沙层，当地还有个村庄名叫沙梁子呢！这种土质稍遇水蚀，即会大块崩塌，极易造成渭河的北移。从土层中所含文化遗存来看，这种土层在秦汉以前已经形成，因为近代水冲以后，考古者还在其中发现有大量的秦汉水井遗址及其他遗物，在东龙村东约150米处，还发现位于地表以下1.4米处的秦汉时代的道路遗迹。
人为影响因素也是较多的，比如修堤护岸，建立“石激”以顶托水流。渭河在此处基本上是弯曲游荡性河床，在河岸上任一点的改变都可能改变主泓流向，造成河床纵的或横的剖面的变化，中渭桥处渭河近代的变迁充分说明这一点。在修建有渭桥时期，南北两岸同时修建人工护桥工程，又可以减少侵蚀，使河床长期稳定。
人类不合理地破坏南山森林植被，导致南岸支流来水来沙状况的加剧，也间接地影响到渭水河床北移速度的加强。明清时代随着流民大量涌入秦岭山区进行农业开垦，尤其是清中期改变了山区农业经济结构，垦伐柞树扩种粮食作物以后，秦岭山地的自然植被遭到极大破坏，水土流失日益严重。[15]嘉庆《咸宁县志》卷十《地理志》记载：“乾隆以前南山多深林密嶂，溪水清澈，山下居民多资其利。自开垦日众，尽成田畴，水潦一至，泥沙杂流，下游渠堰易致游塞”。日益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是山体涵水能力下降，一遇降雨，容易形成山洪，下流直冲渭河北岸；二是泥沙俱下，加重了南岸支流的含沙量，而这又必然会加速其河口三角洲的发育，从而迫使渭河加速向北摆动。
注释：
①爱宕元《唐代東渭橋と東渭橋倉》(《人文》32，京都大学教养部，1986年，1～31页)对此有自己的观点，译成汉语是：“渭水河道因为在高陵县南十里，所以唐宋以后的五百年间此段河道理应北移近十里。”吴春、段清波《西渭桥地望再考》(《考古与文物》1991年4期)认为，西自周至、东到高陵，渭河在“北宋以后向北移动了4公里左右”，“渭河北移的时间和幅度大致是这样的，从唐末、宋太宗至道年间可能已开始偏离于古河道向北迁移，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每次大震以后都造成不同程度的北移，1556年后形成了今天的格局”。即宋元明时代，关中的大地震导致了渭河大规模北移4公里。
②《史记·孝文帝本纪》索隐引《三辅故事》，又《三辅黄图》曰：“横桥，秦始皇造”，可能是始皇帝在扩建咸阳时有过增筑。
③段清波、周昆叔《长安附近河道变迁与古文化分布》，《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此观点似引用孙德润等先生上文，但理解有误。贵家花园不在高庙村南二里，而在其北，此点只要一看孙先生原文附图即可明白。
④刘庆柱《论秦咸阳城布局形制及其相关问题》，刊《文博》1990年第5期；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8月版；王开主编《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8月版；王开主编《西安古代交通志》在第十五章《渭水三桥·中渭桥》明确地说：“唐代渭水又北移一段距离”，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页191。
⑤逍遥园在汉长安城北还有一些文献证明，如《出三藏纪集》卷八僧叡《大品经序》说：“以弘治五年，岁在癸卯四月二十三日，于京城之北逍遥园中出此经。”僧叡是在逍遥园主持译经传教的著名高僧鸠摩罗什的弟子，故其说可信。
⑥此点最早由日本学习院教授鹤间和幸先生发现，见《汉长安城的自然景观》，刊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论文集第1辑《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增刊)，1998年4月。
⑦此次考察承蒙秦都咸阳遗址博物馆张俊辉、李朝阳两先生关照与向导，在此深表谢意。
⑧段清波、吴春《西渭桥地望考》，《考古与文物》1990年6期。其后两作者又有进一步阐述其观点，一是吴春、段清波《西渭桥地望再考》，刊《考古与文物》1992年2期；二是段清波、周昆叔《长安附近河道变迁与古文化分布》，刊《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⑨李之勤《沙河古桥为汉唐西渭桥说质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3期；时瑞宝、邓霞《对陕西咸阳沙河古桥的初步认识，兼谈西渭桥地理位置》，《文博》1991年4期；辛德勇《论西渭桥的位置与新发近发现的沙河古桥》，《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曹发展《渭桥沣桥辨》，刊于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考古与文物研究》，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
⑩王开主编《陕西古代交通道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8月版；王维坤《再谈汉唐时代的渭河三桥》，李之勤《〈沙河古桥为汉唐西渭桥说质疑〉增补》，二文为中日合作历史地理研究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均收入论文集第2辑《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增刊)，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