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资源配置论文,要素论文,效率论文,中国制造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资源配置效率对社会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经济中只有两家企业，它们的生产技术完全一样，由于资本市场的管制，一家企业能够从银行以较低的利率进行融资，而另一家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民间融资。那么，前一家企业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将低于后一家企业的边际生产力，即前一家企业配置了过多的资本。如果对资本重新进行配置，将一部分资本从边际生产力低的企业配置到边际生产力高的企业，那么社会的总产出将增加。这就是典型的资本非有效配置的案例。
过去三十年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易纲等，2003)。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一元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几乎为零。在这种所有制结构下，资源配置效率极为低下，严重束缚了中国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市场价格取代计划价格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大大减少了产出的扭曲。行政政策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减弱，使得劳动的流动性增加，同质劳动的报酬差距缩小，减少了劳动力投入的扭曲。同时，政府对资本市场管制的逐步放宽，使得企业的借贷更趋“公平化”，从而减少了资本投入的扭曲。其间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国有企业的比重下降而非国有企业的比重上升，大量的资源从国有企业转向了非国有企业(刘伟、李绍荣，2001)。
近年来，从资源配置的视角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是一个热点领域，国内外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大量的成果。①Hsieh & Klenow于2009年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资源配置不当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文章，它是目前为止在这一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之一。Hsieh & Klenow提出了一个利用全要素生产率价值(revenue productivity，记为TFPR)的离散程度来衡量资源配置效率的方法，这一方法后来得到了广泛的使用。②他们应用这一方法测算了1998—2005年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情况，结论是：如果我国的资源得到了有效的配置，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86.6％—115％。
然而，Hsieh & Klenow的方法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和不足：(1)他们的模型建立在企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的基础上，而一旦该假设不成立，用全要素生产率价值的离散程度来衡量资源配置的扭曲就会失效；(2)他们假设中国的行业要素产出弹性与美国是一样的。我们的实证分析将表明，中国和美国的行业要素产出弹性实质上存在着显著差别；(3)即使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他们提出的度量资源配置效率的方法只能衡量总体的资源配置效率，不能衡量单个要素的配置效率。
本文在Hsieh & Klenow(2009)基础上，对他们的模型进行拓展，放宽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提出了利用资本的边际产出价值(marginal revenue productivity of capital，简称MRPK)和劳动的边际产出价值(marginal revenue productivity of labor，简称MRPL)来衡量资源配置扭曲程度的方法。本文首先证明了在规模报酬递增(或递减)的情况下，TFPR的离散程度并不是一个衡量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工具。Hsieh & Klenow提出的TFPR对数方差这一指标不仅反映了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还反映了企业间生产率的离散程度。因此，若直接用TFPR对数的方差来计算资源配置的扭曲会导致所计算结果误差偏大。我们提出运用MRPK和MRPL替代TFPR作为衡量资本扭曲与劳动扭曲的方法，并证明了MRPK和MRPL的对数方差以及它们的协方差对总全要素生产率有负的影响。
最后，我们结合我国1998—2007年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Levinsohn-Petrin(2003)半参数估计方法估计出中国制造业的要素产出弹性，并应用模型计算出：若资源得到有效配置，1998年我国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将增长57.1％(Hsieh & Klenow的结果1998年潜在增长为115％)；2007年将增长30.1％(Hsieh & Klenow只运用了1998—2005年的数据，他们得到2005年的潜在增长率为86.6％)。
相比Hsieh & Klenow的结果，我们计算的中国资源扭曲程度要小得多，结果的差距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1)我们运用了中国的数据估计了中国的要素产出弹性(而非美国的数据)；(2)我们运用要素边际产出价值代替TFPR，消除了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对结果的影响。此外，我们还计算出：若仅资本得到有效配置，1998年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将增长26.1％，2007年将增长14.5％；若仅劳动得到有效配置，1998年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将增长20.5％，2007年将增长12.3％；1998年到2007年，总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20.8％，其中，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促进生产率提高10.1％，而劳动配置效率的改善促进生产率提高7.3％。
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还表明：国有制造企业与非国有制造企业相比，具有更低的生产率(与Hsieh & Klenow的结论一致)、更低的投入要素边际产出价值，并且当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面临相同的资源配置扭曲情况时，国有企业退出的概率更低。然而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有制造企业与非国有制造企业的生产率差距在逐步缩小，资源配置效率也在逐步改善：1998—2007年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有28.7％来自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资源配置的改善。通过考察出口型制造企业与非出口型制造企业的差别，我们发现出口型制造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以及更低的投入要素边际产出价值。另外，我们还分析了地区间的生产率和资源配置的差别，发现生产率从高到低依次是东部、中部、西部，而资源配置的关系比较模糊，这可能与我们对地区的分割太粗糙有关，有待今后做进一步分析研究。
本文接下来的内容：第二部分描述了一个标准的垄断竞争模型；第三部分对数据及其处理作了相关说明；第四部分计算了资源重新配置之后社会总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在增长；第五部分是模型在其他方面的实证分析；第六部分是本文的总结。
二、资源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模型在Hsieh & Klenow(2009)的度量资源配置效率方法的基础上放宽了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并采用MRPK与MRPL替代TFPR分别作为衡量资本扭曲与劳动扭曲程度的工具。模型描述了资源配置扭曲对社会总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另外，与用TFPR的方差来衡量扭曲程度相比，用MRPK与MRPL的方差做度量指标能更清晰地分辨出资本与劳动各自的扭曲程度。即便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使用TFPR的方差度量扭曲程度可能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当劳动扭曲与资本扭曲存在相关关系时，TFPR的方差而并不是简单的资本扭曲的方差与劳动扭曲的方差的加权平均，总扭曲的组成是非常模糊的，很难分辨出究竟是哪一种要素扭曲占了主导地位。
从上式可以看出，MRPK、MRPL的方差以及MRPK与MPRL的协方差对行业的总TFP有着负的影响。因为MRPK和MRPL的方差分别度量资本和劳动配置的扭曲程度，很显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素配置的扭曲程度越大，行业的TFP越小。根据(17)式我们可以看出，当一个企业面临较高的资本(或劳动)扭曲时，劳动(或资本)扭曲的边际影响将会增大，即资本(或劳动)扭曲较大的企业增加额外一单位劳动(或资本)扭曲，对行业TFP所产生的负影响，比资本(或劳动)扭曲较小的企业增加额外一单位劳动(或资本)扭曲对行业TFP所产生的负影响要大。因此MRPK与MRPL的协方差越大，行业的TFP越小。在后面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中MRPK与 MRPL的协方差为正。
三、数据
基于LP方法估计的结果，采用Wald Test进行原假设为规模报酬不变的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90％以上的行业不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除了烟草业呈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饮料制造业中的部分行业无法拒绝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其他行业——特别是纺织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印刷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等这些大类中的行业显著地呈现规模报酬递减。
四、资源重新分配后制造业TFP的潜在增长
图1刻画了1998年、2001年、2004年、2007年制造业的TFPQ(相对行业均值)的分布情况。(12)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处于生产率最低层次的企业逐渐向中间靠拢，即密度分布曲线左尾部分呈逐渐变薄的趋势，曲线中部逐渐变厚。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1)随着时间的推进，技术扩散使得低效率企业的生产率越来越高，并且生产率的增长快于原先生产率较高的企业；(2)可能是由于一些无效率的企业的退出，企业间的生产率差别呈现缩小的迹象。表1测算了ln(TFPQ)的离散情况(表格内给出了1998年、2001年、2004年、2007年制造业ln(TFPQ)的标准差，第75个百分位数减第25个百分位数的值以及第90个百分位数减第10个百分位数的值)。数据显示，1998—2004年，企业间的TFP差距有明显缩小的趋势，方差从1998年的1.377减小到2004年的1.321。但随后3年又有些扩大的趋势。
图2刻画了1998年、2001年、2004年、2007年制造业MRPK(均相对于行业均值)的分布情况。总体上，制造业企业间的MRPK差距呈现一个缩小的趋势，图中显示资本借贷最受阻碍的企业以及最受优惠的企业逐渐向中间靠拢，即曲线的左尾部分和右尾部分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渐变薄。表2提供的一组具体的数据显示，1998年到2007年MRPK的标准差呈逐渐下降趋势。
图3刻画了1998年、2001年、2004年、2007年制造业MRPL(均相对于行业均值)分布情况。 MRPL的分布趋势大致与MRPK的趋势一致，唯一不同的是，2004—2007年MPKL的右尾部分开始变厚，这可能是劳动扭曲增加的信号。表3用数字的形式反映了2004年之后劳动扭曲变大的事实。
图1 TFPQ离散情况
表4计算了1998年、2001年、2004年、2007年制造业MRPK与MRPL的协方差，结果显示协方差均为正并且有逐年缩小的趋势。根据表2、表3、表4所计算出的ln(MRPK)和ln(MRPL)方差，再结合模型的结论可以定性地说明在这10年间，我国的资本的配置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进一步对资源配置情况进行定量分析，测算资源“有效”配置之后总TFP的潜在增长。首先，计算出实际产出与“有效”产出的比值。在一个给定的行业中，如果每一个企业的要素边际产出价值都相同，那么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TFP值。(13)对于每个行业，可以计算出相应行业的实际TFP与“有效”TFP的比值。然后将这些比值代入到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中。在我们的模型中可以得到三种有效配置的情况：资本和劳动都有效配置、仅资本有效配置和仅劳动有效配置，分别为：(14)
表5给出了三种情况下的资源重新配置之后，制造业的总TFP的增长情况。若资本和劳动都得到有效的配置，199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潜在的增长为57％，2007年的潜在增长为30％；若仅资本得到有效的配置，劳动配置保持原状，那么1998年的TFP潜在增长为26％，2007年的潜在增长为15％；若仅劳动得到有效配置，那么1998年的TFP潜在增长为21％，2007年为12％。
在表5的基础上，进一步计算可以得到从1998—2007年我国实际的资源配置改善的情况。在假设资本和劳动都达到“有效”水平的情况下，1998年TFP的潜在增长大约是57％，2007年是30％，那么1998—2007年来我国的总资源配置效率改善使得总TFP提高了大约20.8％(1.57/1.30-1)，平均每年改善2.1％。同样，资本配置效率改善使得总TFP提高了大约10.1％，平均每年改善大约1.07％；而劳动的配置效率改善使得总TFP提高了大约7.3％，平均每年改善大约0.78％。但是，2004—2007年劳动力配置状况是恶化的。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因资源配置改善而增加的TFP占总TFP增长的比重究竟有多大。Bosworth & Collins(2007)对中国1993—2004年的工业TFP的测算结果是每年增长6.2％。于是，可以粗略地估计出大约三分之一的工业TFP增长归因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其中，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贡献了大约16.98％，劳动效率的改善贡献了大约12.38％。
下面将本文的结果与Hsieh & Klenow(2009)的结果进行比较。Hsieh & Klenow运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模型，计算出1998年我国TFP的潜在增长大约为115％，而2005年的潜在增长大约为87％；相比本文的结论(1998年为57.1％；2007年为30.1％)，Hsieh & Klenow的结果显然要大得多。我们认为其中的差距主要来自两个方面：(1)由于大部分行业并不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尤其是很多行业呈现规模报酬递减，因此生产率差异的存在以及要数产出弹性的过高估计使得 Hsieh & Klenow的结果偏大；(2)Hsieh & Klenow运用了美国行业的要素投入产出弹性作为相应的中国行业的值，这也可能使得最终的计算结果误差偏大。当我们控制
的值不变，将他们按比例缩小到规模报酬不变，算得1998年的潜在增长为103.57％，与Hsieh & Klenow的值相差大约10个百分点。相比因规模报酬假设不同所导致的差异而言，这一差异是比较小的，这说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是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此外，我们的模型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分别计算特定资源重新配置后的制造业TFP的潜在增长。
五、其他实证方面的初探
(一)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
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以国有经济为主体，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微观经济效率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结构的变化，资源分配的重心逐渐从国有企业转向非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情况形成了一个新的格局。表6给出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MRPK、MRPL、TFPQ的比较情况。分别用MRPK、MRPL和TFPQ(相对于各自行业的均值)对控股情况哑变量(缺省变量为非国有企业)进行回归，此回归中将10年的数据都放在一起，加入了时间固定效应以及行业固定效应，并且采用加权最小二乘估计(权数为相应行业的工业增加值份额)。从表中可以发现，国有企业的资本边际产出价值比非国有企业的低52.5％，国有企业的劳动边际产出价值比非国有企业的低31.6％，并且国有企业的TFPQ比非国有企业低13.4％。(18)说明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较低，但生产率也较低。表8显示了企业退出情况与MRPK、MRPL、TFPQ的关系，我们发现生产率越低的企业有更大的可能退出，而且面临更高的要素价格的企业也更有可能退出。国有企业哑变量与MRPK、MRPL的交互项系数均为负，这说明面临同样的要素成本的情况下，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退出的可能性更大。同样的生产率的情况下，非国有企业比国有更有可能退出。表6和表8一起说明了虽然国有企业的TFPQ更低，但是由于其受到某些政策性津贴而继续组织经营生产活动，并未退出市场。
当我们在表6回归的基础上加入国有企业哑变量与九个(年)时间哑变量(基准年为1998年)的交互项时，从表7可以得到，随着时间的推进，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要素边际产品价值的差距逐渐缩小，这一现象在2005年之后尤为明显。此外，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也呈现缩小的趋势(尽管2004年之后略有扩大)。以上事实也许可以作为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一定成就的有力证据。当我们使得MRPK和MRPL在所有权之内趋于相同(资源在国有企业之内有效配置以及资源在非国有企业之内有效配置)，1998年的潜在增长率比原来低8.64％，2007年的潜在增长率比原来低2.76％，由此我们可以算得从1998年到2007年，总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大约28.7％来自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要素边际产出价值差距的缩小。
(二)出口型企业与非出口型企业间的效率
表9给出了出口企业与非出口型企业间的MRPK、MPRL、TFPQ的关系。我们分别用企业的 MRPK、MRPL、TFPQ(分别相对于行业均值)对出口型企业哑变量(缺省变量为非出口型企业)进行回归。我们发现出口型企业的TFPQ比非出口型企业的高54.3％，而MRPK比非出口型企业的低18.5％，MRPL比非出口型企业低22.6％，表9说明了出口型企业不仅具有较高的生产率的优势，而且还具有较低的生产成本的优势，这可能与政府对出口型企业优惠政策有关。(19)
(三)地区间生产率关系
表10给出了地区之间的MRPK、MPRL、TFPQ之间的关系。(20)我们分别用企业的MRPK、MPRL、TFPQ(分别相对于行业均值)对地区哑变量(缺省变量为东部企业)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显示，东部企业的生产率最高，其次是中部，西部企业的生产率最低，这与王志刚等(2006)所得出的结论一致。另外，我们发现资源配置的关系是比较模糊的，西部企业的要素边际产出价值在三个地区中是最低的，这可能与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企业的特殊政策有关；但出人意料的是，中部企业的劳动边际产出价值是三个地区中最高的，这可能与我们对地区的划分太过于粗糙有关，东部企业中，特别是东北部的企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国有企业，这从一定程度上拉低了东部企业整体的要素边际产出价值。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将做进一步探索，以得到更准确的结果。
六、结语
本文的模型突破了Hsieh & Klenow的测量资源配置效率方法中对规模报酬不变的限制，并且用MRPK、MRPL的方差替代TFPR的方差来分别衡量资本与劳动的配置扭曲程度。本文与Hsieh & Klenow的方法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我们采用LP半参数估计法估计出中国制造业跨行业的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并运用于垄断竞争模型中，而他们只是简单地用美国的数据来替代中国的要素产出弹性。通过对1998—2007年的制造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到：1998—2007年，若每个厂商所面临的单位资本和劳动的价格趋于相同，那么制造业TFP的潜在增长为30％—57％(与Hsieh & Klenow的结果86.6％—115.1％相比，我们的方法显著地减小了资源配置的非有效性)；若仅资本的边际产出价值趋于相同，那么潜在增长为15％—26％；若仅劳动得到有效的配置，那么潜在增长将为12％—21％。此外，还算得从1998年到2007年总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促进TFP提高大约20.8％，其中，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促进TFP提高大约10.1％，而劳动配置效率的改善促进TFP提高大约7.3％。
正如Hsieh & Klenow指出的，模型涉及许多的假设，并且结果受到测量误差的影响，以及模型可能过于简单地模拟现实世界，从而导致所计算的结果偏离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此模型还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区分不同行业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而不像本文中只运用了单一的σ。
本模型还可以运用到许多其他方面实证研究，正如在上一部分展示的：国有企业效率与政策问题，进出口企业效率与政策问题，地区差异问题等。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的差异都可以使用此模型进行比较。
感谢Johannes Biesebroeck教授慷慨提供资本调整的数据和相关代码。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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