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美国学术界对冷战史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史论文,学术界论文,美国论文,苏联解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解体后美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空前的“冷战史学”热，笔者这几年恰好在美国访学，收集了不少资料，现仅就此整理概括如下。
一、关于冷战的起源与性质
关于冷战的起源与性质，概括地说，苏联解体之前美国学术界大体流行三种观点。一种是正统观点，产生于40年代冷战开始之初，认为冷战是斯大林发动的，是“斯大林的战争”，美国从事冷战是被迫的、自卫的，“是自由人民对共产主义侵略勇敢的回应。”（威廉姆·海兰德：《冷战结束了》，美国《时代》周刊著作出版社1990年版，第5 页）。第二种为“修正主义学派”，它产生在50年代末，偏重于批评美国的对外政策，认为美国外交的悲剧在于理念与行为之间的矛盾。理念上宣扬自决，但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中在一些国家反对自决；鼓吹经济自由，却又力图控制别国经济。该学派被正统学派攻击为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学派。 第三种为声称要进行综合分析的“后修正主义学派”， 产生于70年代，认为二战后苏联的行动是“矛盾的”、“反动的”、“防御性的”、“谨慎的”，其能力是有限的；杜鲁门政府歪曲了苏联的行为，忽视了斯大林的保守主义，夸大了苏联的威胁，错误地把第三世界的反殖民主义运动看作是苏联扩张共产主义的工具，导致了韩战、越战，并与第三世界的独裁者结盟（约翰·加迪斯：“冷战的悲剧”，载美国《外交史》季刊1994年春季刊）。对这三种观点纽约市立大学人类学教授阿瑟·小施莱辛格概括为“40年代和50年代的正统观，把俄国人看作是坏人、反面角色；60年代的修正主义者，把美国人看作坏人、反面角色；到80年代……后修正主义的综合分析的出现……历史开始从一个战斗的武器转为努力分析确定结构窘境和理解敌对双方的关系”。（“冷战的一些教训”，载《外交史》1992年春季刊）。
苏联解体后冷战最终结束，人们有可能回过头来全面冷静地考察这一历史，首先是关于它的起源和性质。1992年春夏，美国研究外交史的权威杂志《外交史》季刊连续两期刊载20余篇论文，对冷战史进行讨论，其中有不少文章探讨了冷战的起源。此后继续大量载文讨论。美国退休外交官、布鲁金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雷蒙德·加特霍夫在“冷战产生与结束的原因”一文中认为冷战的根本原因是苏美双方都相信被历史所强加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苏联领导人相信共产主义最终将在全世界获胜，苏联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先锋队，历史决定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必然采取反对他们的敌对行动。西方领导人则估计苏联决心要增强其力量并不择手段地推行扩张共产主义的政策以图建立一个由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世界。每一方都认为由于对方的现实存在而不得不投入斗争（《外交史》1992年夏季刊）。阿瑟·小施莱辛格在“冷战的一些教训”一文中认为美苏两国是站在根本对立的原则基础上的，他们在人权、个人自由、文化自由、文明社会的作用、历史的方向以及人的尊严这些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上的分歧使他们分裂，每个国家都把对方看成是和自己的本质永远敌对的。阿拉巴马大学历史学教授霍华德·琼斯与阿肯色大学外交史教授兰德尔·伍兹合写的“冷战在欧洲与近东的起源：最近的历史编纂与国家安全因素”一文认为必须从国际与国内两个方面全面考察冷战的起源。最近的研究表明冷战是由多种复杂因素综合引起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东、西方在相互极不信任以及二战造成的混乱状态下为谋求各自的安全引起的（《外交史》1993年春季刊）。
关于冷战在东亚的起源，1993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奥德·韦斯坦特的专著《冷战与革命：苏美竞争与中国内战的起源》。作者认为冷战在东亚始于中国共产党获胜或韩战。1945年8 月美国许多高级官员已看到罗斯福关于美苏在东亚合作的计划过时了，看到苏联对中国的要求是侵略性的，认为中共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力图避免苏联红军登陆日本并遏制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到1946年中，苏美两国领导人都看到中国的内战与美苏在欧洲和中东的利益冲突相联系，美苏在东亚的冲突不可避免。
在论及冷战的性质时，约翰·加迪斯在“冷战，长期和平与未来”（《外交史》1992年夏季刊）一文中认为所谓冷战正如杜鲁门总统所说是“民主与专制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雷蒙德·加特霍夫在前引文中认为冷战具有意识形态斗争和地缘政治斗争双重性质。阿瑟·小施莱辛格则认为冷战“意识形态的冲突大于地缘政治的冲突”。罗彻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勒在“静悄悄的灾变：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后果”（《外交史》1992年春季刊）一文中更大胆地把冷战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
二、关于冷战结束的原因、后果与教训
首先，关于冷战结束的时间。这方面大体有三种不同观点。
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1991年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冷战的最终结束。如曾担任过卡特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现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顾问、霍普金斯大学美国对外政策教授齐格尼耶夫·布热津斯基在“冷战及其后果”一文中认为冷战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二战后冷战开始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双方都持防御立场；第二阶段从50年代末至70年代，苏联转为进攻；第三阶段从1979年至1991年，西方重新发动进攻，苏联阵营爆发危机，美国在军备竞赛中给予最后的决定性一击，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对外事务》杂志1992年第4期）
也有人认为冷战结束的时间还要早。艾伦·林奇在西部观察出版社1924年出版的《冷战再次结束》一书中认为60年代初至70年代期间当东西方政府承认了德国与欧洲的分裂时冷战实际上已经结束了。1989年革命彻底改变的不是冷战秩序而是东西方关系的后冷战秩序。《政策评论》季刊1993年秋刊载的安德鲁·布希与伊丽莎白·斯波尔丁合写的文章“1983：从奥韦尔的恶梦中醒来”认为1983年标志着冷战结束的开始。主要由前总统里根制定的许多国内外政策决定开始抑制了苏联的扩张主义；里根在1983年的一次演说中把苏联称作“邪恶的帝国”体现了西方对苏联军事政策的看法；美国发起了“星球大战”，在萨尔瓦多取得积极进展，对格林纳达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取得了胜利，并开始了一个长期的经济恢复，这些都使美国有可能领导西方获得冷战的胜利。
还有人认为冷战并没有结束。沃尔特·拉菲博尔在“冷战结束了吗”一文中；认为冷战并非只是美苏之间的对抗；而是由形形色色的冲突对抗组成的，至少有四个：工业国家之间的冲突对抗；世界的商业中心与提供市场与原料国家之间的冲突对抗；美国内部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冲突对抗；它导致了水门危机与伊朗门事件；美苏之间的长期对抗。这四对矛盾中前三对仍在继续和发展；第四对根本改变了，但由于苏联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小国所产生的民族与经济问题仍给世界安全带来威胁，因此冷战仍在继续。作者认为如果把过去45年的冷战仅仅看作是美苏对抗可能是方便的，但不符合历史。在此期间美苏并没有在战场上互相厮杀，却有2100万人死于战乱。其中400万人死于1945－75 年的越南冲突中（《外交史》1992年春季刊）。1993年8月22日《纽约时报杂志》刊登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文章“冷战没有结束”认为尽管苏联崩溃了， 但1992年美国联邦政府5480亿美元的开支中仍有20%用于遏制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冷战并没有结束。1994年2 月《每月评论》杂志的一篇社论认为军备竞赛是冷战的一个特征，仍然膨胀的美国军事预算表明军备竞赛仍在继续，冷战并没有结束。
其次，关于冷战的结果——谁赢得了冷战？
苏联解体后不少美国政要、学者宣布冷战以美国的胜利、苏联的失败而告终。1992年1 月布什在给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自豪地宣布美国赢得了冷战，博得了满堂彩。1992年美国大选期间共和党与民主党竞相把自己打扮成冷战的胜利者。对此前苏联、东欧的许多人首先不同意。1992年1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公开声明“我不认为美国赢得了冷战。 我认为我们共同赢得了它”（1992年8月22 日《洛杉矶时报》社论“我们共同获胜”）。1992年8月17 日《洛杉矶时报》刊载埃弗雷特·丹尼斯的文章“我们没有赢得冷战”讲道，他访问了东欧数国，“无人说美国赢得冷战。知识分子们认为美国的民主是导致冷战结束的一个因素，军备竞赛加速了苏联的崩溃，但他们通过1989年以来的革命为冷战的结束作出了更大的贡献。”美国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不同看法，主要观点有：
1、都是冷战的失败者。美国著名的学者、外交官、 遏制政策的设计师乔治·凯南1992年10月28日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谁赢得了冷战”的文章无情地指出，说共和党赢得冷战是滑稽可笑的，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政党、任何个人赢得冷战。冷战是一个长期的损耗巨大的斗争，它极大地绷紧了美苏两国的经济资源，使得两国到80年代末时出现严重的财政、经济、社会问题，在俄国还有政治问题。
2、西欧、日本是冷战的真正获胜者。《外交史》杂志1992 年冬刊载的亚历克斯·费里托夫的文章“战后的胜利：冷战的后果”认为争论谁赢得冷战是空洞无意义的，因为冷战的参与者都对冷战获得了胜利，也可以说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争斗与衰败，西欧和日本是冷战的真正获胜者。
3、共和党与民主党共同赢得了冷战。《华盛顿邮报》1992 年8 月19日刊登的威廉姆·奥多姆的文章“谁真正赢得了冷战”，认为是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合作使美国能够迎击苏联的挑战，导致冷战的结束。
4、美国是冷战的失败者，1993年3月31日，《高等教育时报》载韦德·亨特利的一篇文章认为冷战的结束留给美国更多的是损失而非胜利。
再次，关于冷战结束的原因。
这个问题实际上和苏联崩溃的原因紧密相连。对此布什政府同样窃其功为己有，自诩是由于他继续了里根“以实力求和平”政策使美国赢得冷战（杰夫·特林希尔：“谁推倒这堵墙”，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1992.11.2）。美国学者则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探讨， 主要有如下四种观点。
1、雷蒙德·加特霍夫认为， 西方并没有通过地缘政治的遏制与军事阻拦赢得冷战。冷战也不是象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被里根的增强军备和里根主义打赢的。美国在结束冷战中的作用是必要的但不是主要的。冷战主要由于苏联新一代领导人认识到其国内外政策的失败而把它引向结束。是戈尔巴乔夫把冷战引向结束。
2、1994年5月30日《国家评论》杂志刊载的彼得·施韦策“谁摧毁了‘邪恶的帝国’”一文，指出由于里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主动的进攻性政策，如制订星球大战计划，采取了许多破坏苏联石油工业和国防工业的秘密措施，瓦解苏对波兰、东欧、阿富汗的控制等等，导致了苏联的没落和冷战的结束。1994年纽约大西洋月刊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胜利：里根政府加速苏联崩溃的秘密战略》就此作了详尽的揭露探讨。
3、 丹尼尔·多伊德尼与约翰·伊肯伯里合写的“谁赢得冷战”一文指出，前总统里根的支持者们坚持说里根的强硬路线导致冷战的结束，但80年代发生的其他一些事情也导致冷战的结束，如被里根强硬政策所激发的和平运动的增长；不断增长的东、西方经济关系的利益（《对外政策》杂志1992年夏季刊）。1993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塞西亚·英洛伊的专著《早晨以后；结束冷战中的性政治》分析探讨了妇女在结束冷战中的作用。同年西部观察出版社出版的戴维·康特雷特的专著《和平工作：公民在结束冷战中的作用》分析探讨了和平运动与公民在结束冷战中的作用。
4、1992年10月30 日《华盛顿邮报》刊载的斯蒂芬·罗斯菲尔德“冷战的胜利者”一文，评价了里根与布什在结束冷战中的作用，认为在苏联由于内部危机处于崩溃边缘的情况下里根与布什将其推倒，结束了冷战。
第四，关于冷战的影响与后果。
二战后冷战持续40多年，造成的影响与后果不可估量。对此，美国学者讨论了它的方方面面。
1、对美国的影响。首先，在经济方面， 韦德·亨特利认为冷战使美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遭受了贫穷的折磨。美国不必要地花费了数以千万亿计的美元用以加强军备，反对共产主义。彼得·金在“许多冷战英雄们仍然自以为是”一文中也认为冷战给美国造成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国债，使未来几代人都得为我们偿付债务（1992年4月11 日《洛杉矶时报》）。加尔·阿尔珀罗维奇与凯·伯德在“冷战的消失与20世纪问题的揭秘”一文中认为由于过份以军事为中心建设经济，冷战限制了美国的经济选择（《外交史》1992春）。其次，在政治方面，加尔·阿尔珀罗维奇和凯·维奇在前引文中认为冷战中美国右翼势力嚣张，否定了左翼在美国政治中的合适作用并限制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选择。苏珊·艾森豪威尔在“冷战的遗产”一文中认为冷战中核武器的发展导致了联邦财政的增长和政策决定的集中化（《纵横》1993年第2期）。再次，在文化方面， 斯蒂芬·惠特菲尔德在“成为历史的文化冷战”一文中认为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对美国的文化表现、人权以及学术自由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并进行了详细讨论（《弗吉尼亚评论》1993年夏季刊）。1993年芝加哥伊凡·迪伊出版社出版的巴鲁克学院历史学教授爱德华·佩森的专著《丧失灵魂：美国在冷战中的所作所为》，该书揭露了中央情报局、军事工业集团、冷战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们在冷战中的所作所为，指出虽然美国赢得了冷战，但使用的方式是“如此严重地缺德以致美国可能永远不会从它对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政治、我们的安全、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造成的影响中“恢复过来”。
2、对第三世界的影响。1992 年纽约普雷格出版社出版的卡伦·费斯特的专著《扩大战线：冷战中超级大国的干涉》，考察了冷战中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指出美苏总是从他们自己的角度看待第三世界发生的事情，不能正确理解当地的条件，横加干涉，结果扩大了冷战的战线。1992年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威廉姆·奥多姆的专著《介入内战：美苏与第三世界的代理人和骚乱》考察了美苏在第三世界特别是拉丁美洲与亚洲寻找代理人煽动骚乱进行干涉，批评美国的政策是“口技殖民主义”。《外交史》1992年冬季刊发表诺姆·乔姆斯基的文章“从下面观察”认为，苏联的消失和冷战的结束不可能使南部发展中国家获益。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巴拿马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表明美国意欲增强其军事和经济实力。苏联威胁的消失并不能阻止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干涉，它会通过寻找其他借口进行干涉。如鼓励一个可接受的政府。美国将通过支持腐败政府延长它在美洲霸权，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扩大它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霸权。《国家利益》杂志1993年夏季刊发表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的文章“新穷国”指出，冷战中所有国家都从主要大国获得经济援助，因为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潜在的美苏争斗的战场。冷战的结束把发展中国家分成了两类。其中较穷者获得援助，较富者吸引投资。较富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对国际金融社会有着更大的利益，也就具有更多的讨价还价的力量。
3、对中、近东的影响。伯纳德·刘易斯在《对外事务》1992 年秋季刊上发表题为“反思中东”一文，认为冷战的结束导致了中东地缘政治的重新界定并使美国不再在这一地区扮演帝国主义的角色。美国在中东的主要政策成为阻止该地区出现地区霸权主义。然而尼基·凯迪在《外交史》1992年冬季刊发表题为“冷战的结束与中东”一文认为冷战的结束对中东并未带来任何重要变化。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始终比苏联大，苏联在该地区对西方利益威胁的消失并没有减少美国在该地区的出现。但由于冷战的结束与共产主义威胁的消失所产生的几个因素可能影响中东：东欧共产党政府及其援助的消失；前共产党国家民主的上升；西方左翼分子放弃共产主义理念；美苏竞争以及一个与美抗衡的超级大国的消失。《外交史》同期刊载的布鲁斯·卡尼霍尔姆“冷战在近东的结束：它对历史学家和决策者们意味着什么”一文认为波斯湾战争表明近东的后冷战环境。苏联的没落、美国的专横，引起叙利亚、土耳其、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重新思考他们的对外政策。历史学家们必须认识该地区的新趋向。决策者需要了解该地区的历史，当今该地区发挥作用的各种政治力量，就共同的国际目标取得一致，并当突发事件出现时灵活处置。
4、对亚洲的影响。1992年11月27 日《探索者》杂志发表一篇题为“超级大国的战场”的文章指出，冷战对大部分亚洲国家产生严重的经常是破坏性的影响。虽然两个超级大国并没有相互公开战斗，他们各自支持亚洲国家敌对的一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是美苏间接斗争的两个实例。另一篇题为“中国的作用”的文章指出冷战期间中国被认为是亚洲政治的焦点，美国始终注视着中国的政治活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中关系受到美苏关系的左右，由于苏联威胁的增长两国不得不进行谈判走到了一起。
5、对非洲的影响。《国际事务杂志》1993 年夏刊载卡罗尔·科林斯的文章“冷战来到非洲：科迪埃与1960年刚果危机”，指出联合国在解决1960年刚果危机时由于联合国官员安德鲁·科迪埃的冷战偏见而导错了方向。他们把刚果的冲突看作是东西方冲突的一部分，拒绝支持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迫使后者寻求苏联的支持，而联合国与西方支持了刚果的独裁者。
第五，关于冷战的教训。
阿瑟·小施莱辛格在“冷战的一些教训”一文中集中讨论了冷战的教训。他归纳总结出冷战有6个主要错误也即教训：过份地解释、 夸大了对手的动机和行为；执行了僵化的冷战政策，把冷战政策过份地制度化了；轻妄地预言未来，忽视了历史的多变性；普遍地狂妄自大，自以为是，不能客观地看待自己，把冷战看作只是美苏表演的双边游戏，忘记了欧洲国家的参与；把冷战看作是一方得益另一方遭损的竞争，实际上它最具有集体自杀的性质。
三、关于冷战的一些人物与事件
这也是近两年美国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既然冷战结束了，随着冷战中一些秘密档案材料的曝光，对冷战一些当事人和冷战中一些事件的评价与再评价也就被提上议事日程。
1、对人物的评价。
这方面首先是对几位美国总统的评价。安东尼·多兰在《美国企业》杂志1993年3－4月这一期上发表“精心推敲的辞句：里根的‘邪恶的帝国’”一文指出，许多分析家谴责里根总统任职期间关于苏联发表了一些不谨慎的言论，如把苏联称为“邪恶的帝国”。但他的言论实际上经过仔细推敲并对结束苏联的共产主义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他利用总统府的讲坛谴责苏共的谎言欺骗与野蛮镇压。与此同时在外交上主动出击，加速了冷战的结束。里查德·莱鲍和贾尼斯·斯坦在“里根与俄国人”一文中指出，有人认为里根加强军备的政策导致了冷战的结束，实际上它延长了冷战（《大西洋杂志》1994年第2期）。
杰里尔·罗莎蒂在《总统研究季刊》1993年夏季刊上发表“吉米·卡特：一位走在时代前面的人？第一位后冷战总统的起落”一文。认为卡特总统是抱着取代几位前任的冷战政策上台执政的。他提出了第一个后冷战对外政策。但该政策在其任期结束时遭到破产。戈尔·维达尔在“肯尼迪的战争游戏”一文中认为肯尼迪为了赢得冷战进行了美国历史上第二个最大的军备建设。他入侵古巴和老挝的军事冒险遭到失败，他为了显示政治上的果断使美国投入了越南战争（《新政治家与社会》1993年1月26日）。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罗伯特·迪万的专著《人造卫星的挑战：艾森豪威尔对苏联人造卫星的回应》。作者指出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美国一片恐慌，只有艾森豪威尔总统保持镇定并知道美国在科学技术和武器方面远远超过苏联；只有艾森豪威尔看到赫鲁晓夫为美国未来的侦察卫星提供了合法的先例。作者赞扬了艾森豪威尔对苏联人造卫星的低调的通情达理的回应，但批评他没有看到宣传的重要性，没有通过宣传消除美国人民恐惧心理，结果开始了由于无知而造成的长达10年军备竞赛。
著名外交家基辛格在《对外事务》杂志1994年5－6月刊上发表“遏制的反思”一文，对遏制政策的设计师乔治·凯南及其遏制政策进行了评价，指出45年前乔治·凯南以“X ”署名在本刊上发表的文章给美国构勒了一个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长期斗争的蓝图。“遏制”只有在苏联制度的崩溃与转变后才能结束。遏制指导了美国政策，凯南成为最早最直接地预见到苏联垮台的人。里查德·巴尼特在《外交史》1992年春季刊上发表“平衡的一页：李普曼、凯南与冷战”一文认为冷战的结束对考察乔治·凯南和沃尔特·李普曼的美国对苏政策提供了好机会。凯南在1947年提出遏制政策，同时也指出由于本身生来具有的问题苏联的统治最终会没落。李普曼反对遏制，但也正确地预见到该政策对美国会产生消极的政治、道德和经济后果。
2、对事件的评价。
关于古巴导弹危机，1992年纽约圣·马丁出版社出版詹姆士·内森编辑的论文集《重评古巴导弹危机》。该书包括8篇论文， 都是基于过去5年来新公布的文件、录音等材料写成的。 其中一个新的结论是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比过去人们知道的更理智、更妥协。1992年纽约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出版罗伯特·汤普森的专著《十月的导弹：被公开的肯尼迪与古巴导弹危机的历史》。该书引用了新公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档案。一个结论是没有证据表明1962年10月在U－2飞机之前肯尼迪已知道苏联在古巴部署了进攻性导弹。1992年12月26日《新闻周刊》发表汤姆·摩根索“大灾难的边缘”一文指出，根据新提供的前苏联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料，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与苏联比人们所知道的更接近一场核战争。过去对该事件的评论往往是错误的。1993年纽约潘西奥著作出版社出版詹姆士·希莱特、布鲁斯·阿林和戴维·韦尔什合写的著作《处在边缘的古巴：卡斯特罗，导弹危机，与苏联的崩溃》指出，1992年1月在哈瓦那举行的关于导弹危机的国际讨论会上， 卡斯特罗承认他当时已准备进行一场战争，即使是一场核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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