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后中国五大特区的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大论文,中国论文,特区论文,命运论文,WT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特区与WTO基本精神相违背
在看待经济特区问题时，我们不能忘了这样一个背景，那就是中国已经加入WTO。从严格意义上说，它却是与WTO的精神相违背的。WTO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普遍的国民待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还继续搞特殊政策下的经济特区，显然是有违普遍国民待遇原则的。
实际上，中国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一直实行着多重待遇的原则，存在着多种不平等：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的不平等待遇，国有企业同私营企业的不平等待遇，外资企业同私营企业的不平等待遇等等。在中国，市场开放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对外开放，另一方面是对内开放。
在对外与对内开放的双重压力之下，经济特区的存在已经丧失了重要的政策基础，凭什么经济特区就应该享受比西部地区更多的优惠政策呢？凭什么经济特区的外资企业获得的优惠，在特区之外就无法获得？WTO所要求的市场规则，在经济特区这样一种概念下，是经不起诘问的。
盘点五大特区发展的过去与现在
经济特区的历史作用和成功发展是无可争辩的，这几乎已成了定论。但是，经济特区的历史作用与经济特区本身的成功与否是不一样的。
中国一共设立了五大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从五大经济特区的发展结果来看，只有深圳算得上成功，其他经济特区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很多问题。珠海可以说完成了基本建设，但由于基础建设的摊子铺得太大，至今珠海市政府还欠下一屁股债；厦门由于出了全国闻名的“远华案”，除了暴露出厦门部分政层的腐败，还暴露出厦门多年经济虚弱的真相；汕头的处境与厦门相似，走私的猖獗、市场环境的败坏，尤其是近年恶性发展的走私与逃骗税大案，以及最近爆出的近千亿洗黑钱大案，更使得汕头成了经济特区中令人扼腕的一个。至于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省，同样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发展缓慢，留在人们印象中的，似乎只有轰动全国的房地产泡沫。
应该说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搞市场经济的一次尝试，它的历史意义已远远大于经济意义。
经济特区面临“二次开放”
深圳市是经济特区中发展最好的一个，但即使如此，深圳市目前也面临着新的困境。
作为经济特区，深圳过去的发展更多地得益于政策倾斜和优惠，随着目前特区要素的减少，深圳已经出现开放速度降低的迹象，如国有经济改革迟缓、新的市场经济规则建立缓慢等。据统计，到2000年底，深圳市仍有半数以上的国有企业没有真正放活。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存在政策障碍，一些政府部门一遇到政策障碍就束手无策；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和政府不敢冒改革的风险，或者担心改革成本太高。在以改革著称的深圳特区，在政府和企业阶层出现改革迟缓、改革心态减弱的现状，这是深圳市的开放出现弱化的明显迹象。
部分外资的撤出，是深圳市竞争力开始减弱的另一个迹象。据有关媒体报道的一个例子，家乐福作为最先进入深圳的外资零售企业之一，在深圳已经拥有两家店铺，但2001年家乐福再度在深圳申请开店，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因为深圳市政府提出：家乐福在深圳开设新店的前提是，将其全球采购中心和物流中心设在深圳。但是，由于家乐福已将中国总部设在上海，其在中国发展的重心显而易见，面对深圳市政府的要求，家乐福感到很难选择。
经济特区中发展最好的深圳市，连香港人都说，深圳的城市建设搞得很不错。但是，深圳目前的进一步发展却受到阻碍，面临着困境，其他的经济特区就更不用说了。已经有经济学家呼吁，中国的经济特区在新的形势下面临着迫切的“二次开放”。
取消特权不等于取消开放
“经济特区”的历史使命在中国加入WTO的同时已经完成，这些曾经特殊的地区如今也面临着一个问题，经济特区向何处去？
要回答这个问题难度很大，这实际上是对经济特区未来发展的战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后特区的心态调整很重要，尤其是特区政府应该调整心态，再也不能用特区的眼光来看问题了。一种平和的心态是，在全国都已逐渐开放，中国加入WTO的情况下，特区已经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应该老老实实地把经济特区的发展，归结为区域经济的发展问题。
区域经济发展靠什么？最终靠的是区域的竞争力。中国入世的第二天，深圳市市长于幼军在接受访问时认为，深圳市是大陆市场经济比较完善、成熟、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一个城市，具备先行一步的基础。而于市长认为的基础是，20多年来，外商在深圳特区投资达230多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已有80家落户深圳，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经贸关系，对外依存度和香港、新加坡相当，在外向发展的过程中，深圳特区还积累了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丰富经验，这两方面优势，表明深圳已具备了从容应付入世的基础与条件。但于市长也坦言深圳特区仍然在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结构调整的优化、城市总体经济结构方面面临着冲击。
政府再造是一个重要问题。这里的政府再造不是指的一个概念，而是指在加入WTO的前提下，政府必须完成的深刻的改革。
以深圳为例，在进一步发展受阻的情况下，政府改革可能是一个突破口。比如，在检讨政府改革意识弱化的同时，深圳是否可以对政府官员进行较大调整，以全新的、更具有创新和效率的政府来吸引人才和资金的聚集？是否可以在WTO的框架内，进行更大幅度的开放？是否可以在政府行政公开、信息披露和政策环境清理上，在全国保持一种领先？这都需要政府有勇气来对待。
中国入世，意味着今后中国将在一种新的规则下竞争，经济特区继续存在，有可能给外界造成中国开放不彻底的形象。有专家认为，经济特区至少在“字面上”已失去了存在下去的必要。
这一思路，在中国推行的西部大开发中就得到了体现，国务院已明确表示，西部开发中不设立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还有发展空间
当中国成功入世后，不少评论指出，特区已经不合时宜。然而与此相对，也有人认为，经济特区的前景依然看好。
经济学家范恒山认为，“特区的‘特’字不再源于政府赋予的政策特权，而是它作为‘中转站’的特殊地位。我相信，特区在至少5年的时间内会继续存在。但3年之后，中国的5个经济特区有可能变成3个、甚至更少。”
其实，经济特区有没有必要继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现在才如此引人注目。上年世纪90年代中期，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压力，让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决策人开始考虑保留经济特区的必要性。
范恒山指出，今天经济特区面临的挑战和当年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一是WTO的规则要求中国的体制和国际惯例接轨；二是社会环境的变化使经济特区不再拥有先走一步的探索权。也就是说，不仅WTO要求无差别待遇，即使没有WTO，中国体制改革本身的进程也不允许某些地区搞特殊、吃小灶。”
范恒山对此的评论是，经济特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的观点很鲜明：在目前的挑战之下，经济特区还是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判断特区存在的必要有两个标准：一，它是否失去了示范和带动的作用？二，它是否在实践上没有了继续先走一步的空间？我认为，特区还没有发挥完自己的作用。”
“从国内来讲，特区在体制方面比其他地区要规范、开放，但是离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比较远，没有把国家赋予的权利用好用足。比如，汕头、厦门等地出现的种种问题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从国际来看，中国虽然已经加入WTO，但是仍有5年的过渡期逐步实现和世界的接轨。特区虽然在规则和管理上超出了内地，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有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对于特区来说，不是劣势，而是上升的空间。”
范恒山把特区的处境归纳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为比上不足，所以特区有进一步挖掘潜力的可能；比下有余，所以特区依然有示范和带动的作用。“在看到特区面临的挑战时，也不能忘记特区的优势。这种优势是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并不是说WTO一来，就土崩瓦解的。”他总结说，“第一是基础优势。包括体制、观念、人才、技术、经济结构。这些优势的吸引力非常大。第二，特区相对于内地的先进性，国外投资者对特区往往比较青睐，觉得谈生意比较容易沟通，障碍也不会那么多，况且，特区又有内地无法企及的港运交能优势。”
“最重要的是，特区人必须有新的特区概念。”范恒山认为，特区之特，将源自于体制的创新。“必须强调的一点是，特区含义的变化、新特区的兴起、旧特区的消亡，都是平常之事，合乎情理，也合于逻辑。关于经济特区是否存在的争论，最大的意义在于让特区人自己重新审视自己要做什么，能做什么。”
入世后特区会有多大作为？
中国入世有多大的必要性。
尽管现在入世已成现实，但仍有人质凝：中国到底有多大必要加入或这么早加入WTO？
WTO上海研究中心主任汪尧田先生说：“媒体都称我‘是中国入世最早的倡导者’，我同意这一说法。”1948年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研究的就是国际贸易和WTO的前身GATT（关贸总协定）。1956年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万隆会议，印尼总统苏加诺提出要与中国订立最惠国条款。那时中国对最惠国待遇条约不了解，问题转到我这里，我赶写出10万字的报告，得出一个结论：可以签订。不久，中国就与100多个国家签订了最惠国条约。
中国只有走入世之路，经济才能振兴，迄今没听说哪一个国家因加入WTO而经济垮台的！中国必须要加入全球性的经济竞争才会强大。我4年前到日本讲学就告诫日本政要：你们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结果打败了，经济几度倒退。中国也参战过，虽然是战胜国，经济仍旧落后。武力战争不能产生财富，只有经济竞争才会产生财富。”
在探讨WTO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可能的负面影响时，汪尧田认为：很多人担心的无非是国有企业会倒闭、失业人口会增加。中国的国有企业很奇怪，只有生的没有死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这种现象。美国每天有千千万万的企业倒闭，也没见美国经济垮台失业增加啊。企业的生生死死应该是良性循环的。国家要有活力，一定要有企业不断地倒闭。
WTO对中国有冲击的集中在纺织品、汽车、银行、保险、股票等方面。中国现有汽车制造厂120多个，几乎每省都有，而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却只有两个汽车制造厂。中国造的一种车亚运会一次赞助就是100万，这是高保护下的高效益。它的车门有很多打不开，这样的质量在美国2000美金都没人买，在中国卖到20万却还要排队。现在上海繁华街道上24小时营业的都是美国银行，绿灯一亮走的尽是外国人。竞争都到家门口了，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经济特区起到多大的示范作用
经济特区在20年的历史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有经济学家在反思：经济特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汪尧田认为：中国设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不容置疑的，思路也是对的。严格地讲这不是中国的独创，世界发达国家还有freezone（自由贸易区）呢。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是成功的。特区的建立带来最大的好处是增强了外资对中国的信心，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效果，同时也增强了国人的信心，坚持走市场经济化的信心。
5个经济特区中除了深圳一直保持骄人成绩外，其他4个均表现平平，甚至问题百出，这是否表明设立经济特区的政策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汪尧田认为：5个经济特区的经济基础、城市结构不同，他们发展的结果参差不齐是正常的。经济特区的意义在于新经济模式的尝试、试验，不可能要求他们个个成功，有一个成功了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就算成功。
中国入世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特区就从此退出中国经济舞台，再也无所作为？
汪尧田认为：尽管有这么多严峻的问题，我还是坚信中国经济特区将来有前途甚至更有前途，应该说，经济特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已经拿到了“第一桶金”，而且创造了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外资的第一选择还会是他们，更重要的，他们率先接触、运作了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对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早已熟悉和习惯，这就比其它地区少了磨合期，争得了宝贵的时间。商场如战场，得先机者得天下。所以我对经济特区的前途是乐观的。
（原载《凤凰周刊》，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