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历史考察--以茶道思想为中心_茶道论文

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历史考察--以茶道思想为中心_茶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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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9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9)03-0131-11

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分支,中国与日本在茶文化方面的交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影响深远,成为异彩纷呈的篇章。虽然中日茶文化交流的介绍文字不在少数,但就中国茶道思想对日本茶道思想的影响几乎没有什么研究。① 本文以茶道思想为中心进行历史考察,就是试图以史实为依据,说明中日茶文化交流,不仅是单纯的物质文化交流,更是精神文化交流,以还原历史真相。

一、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

中日茶文化交流是一个动态的长期发展过程,是与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历史相一致的。早在十多年前,我就曾明确地提出并详细论证过这一观点:“中国唐、宋、明代都对日本茶道以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日本茶道的历史是随着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发展而发展的。日本民族是善于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养料的,正是长期和多方面的学习与借鉴中国茶道的精神、程式及技巧,并与其本民族的特色和文化相融合,才创造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② 这一结论,并不是我个人的随意叙说,而是基于多位权威专家的科学论证。

日本著名汉学家、数十年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典籍的布目潮沨先生,就曾运用丰富的史料,最后归纳为:中国的饮茶文化至迟在9世纪上半叶就传到了日本,但最初仅限于贵族阶层的一角,而且曾一度衰退。12世纪末,荣西从中国带回茶种,种植茶树,著《吃茶养生记》,使饮茶得以复兴,并广及佛寺、武士阶层。15世纪初足利幕府通过日明贸易,输入了大量被称为“唐物”的中国书画、茶具等文物,成为江户时代(1600~1867)千利休创立的抹茶茶道的渊源。另一方面,因隐元的抵日(1654),明代风格的文人茶艺传入黄檗山万福寿,卖茶翁高游外由此创立了使用叶茶的煎茶道,与奉千利休为祖的使用抹茶的茶道,形成双峰对峙,二水分流。③

在日本神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对日本茶道独特深入研究”过的滕军所著的《日本茶道文化概论》强调“中国是日本茶道的故乡”,并且论述到:

据目前为止的研究表明,古代日本没有原生茶树,也没有喝茶的习惯。饮茶的习惯和以饮茶为契机的茶文化是七八世纪时,从中国大陆传去的。至上个世纪为止,日本茶文化的发展一直受到中国大陆茶文化的影响,大陆茶文化在各个历史时代所创造出的新形式都逐次波及日本茶文化。可以说,日本茶文化的历史是随着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日本茶道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受中国唐朝的饼茶煮饮法影响的日本历史上的平安时代。第二个时期是受中国宋朝的末茶冲饮法影响的日本历史上的镰仓、室町、安土、桃山时代。第三个时期是受中国明朝的叶茶泡法影响的日本历史上的江户时代。④

虽然对于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历史概貌,两位专家的认知大体是相同或相近的,但是,其实现的路径是如何的呢?这里,我们不妨做些辨析。

“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有许多途径。官方派遣使节、学生、乐舞团体等,赠送各种礼品(包括手工艺品和动植物等)及书籍,是一条通常的渠道。宗教与贸易,是另外两条重要的途径。”“在这三方面之外,文化交流还有意外的渠道,为当时的人所意想不及的,即战争与掠夺也会造成文化交流的机会。”⑤ 而中日茶文化交流的途径,则是另一种情景。

在日本,饮茶的最早记录在弘仁五年(815)闰7月28日的《空海奉献表》里。表中有空海(774~835)日常生活的写照:“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⑥ 而这虽是日本史料中关于饮茶的最早记载,因是个人生活阅历,不能认定为日本饮茶的最早史实。相传公元805年最澄(767~822)从中国带去茶籽,种在日吉神社旁,成为日本最早的茶园。我们到日本京都考察时,还有“日吉茶园之碑”,并生长着茶树。但因载录此事的《日吉神道秘密记》有争议,因此也只能作为传闻而已。值得注意的是,空海和最澄都属于唐代由日本来中国的学问僧中的“请益僧”。所谓“请益僧”,他们入唐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佛法;活动是朝拜圣迹,寻师求法,参加寺院佛事,抄写或购买经卷、佛画、佛具,把佛教宗派介绍到日本;同时,也与中国文人交往,把儒家经书、文集带回日本。所谓“请益僧”,又称“还学僧”,大多是在某些领域已有相当造诣的人,只需在唐停留一、二年很短的时间,以便专就某些疑难问题索取解答。

在唐代,除了长期居唐的留学僧外,中后期“请益僧”逐步占优势。学问僧空海和最澄都是日本第17次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的随行,时在唐贞元二十年(804)。空海在唐期间,钻研佛经,博览群书,好学不倦,还学梵文、学书法,与中国文人名士交流,吟诗唱和。公元806年,33岁的空海结束两年的留唐生活,随遣唐使船东归,后创立日本佛教的真言宗,并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与发展日本文化作出不朽功绩。最澄来唐后,从天台宗九祖湛然的弟子学法,习禅理、密教,受大乘著萨戒,于公元805年回归,并创日本天台宗,又致力于学习、传播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具有多方面的汉文化修养。

日本饮茶史最确切的记载,则是唐宪宗元和十年(815),日本嵯峨天皇在梵释寺饮用永忠沏的茶。事见《日本后纪》弘仁六年四月的记载:“(嵯峨天皇)幸近江国滋贺韩崎(今滋贺县大津市唐崎,琵琶湖西岸),便过崇福寺。大僧都(僧官)永忠、护命法师等,率众僧奉迎于门外。皇帝降舆,升堂礼佛。更过梵释寺,停舆赋诗。皇太弟(后来的淳和天皇)及群臣奉和者众。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施御被。即御船泛潮。”⑦ 永忠和尚(743~816)曾于公元775年乘第15次遣唐船来唐,在长安西明寺生活30年,于805年回到日本,并掌管了崇福寺和梵释寺。由于永忠献茶给嵯峨天皇留下深刻印象,两个月后,天皇下令在日本关西地区植茶,以备每年进贡。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与日本饮茶初期最有关联度的人物,都是遣唐的学问僧。而且,在日本茶道历史上最关键的几个人物,如:荣西禅师(1141~1215)、村田珠光(1423~1502)、武野绍鸥(1502~1555)、千利休(1522~1592),都无一例外是僧人。⑧ 遵循着这条日本茶道发展的轨迹,完全能够断定:通过佛教和僧人,是中日茶文化交流的主要路径。

同时,从上述的史料中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是空海,还是最澄,都从中国带回种籽或苗木进行栽培。此外,空海还把中国制茶工具“石臼”带回日本仿制,中国制茶的蒸、捣、焙、烘等技术也传入日本。但由于当时饮茶只限于上层社会和佛教僧侣,平安后期日本废止遣唐使,中日两国往来明显减少,日本史籍几乎找不到茶事记载。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茶在日本的单一传播是很难持久的。

在中日茶文化交流中断近两个世纪以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日本荣西禅师来到中国,遍访江南名刹,后移居天山景德寺。其时,江南各地都有茶园,饮茶之风盛行。荣西在钻研佛经之余,也埋头于茶的研究,历时19年。为化缘助修景德寺,他一度回日本,两年后又再次来中国。荣西在中国居住共24年之久,于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7月)回日本。荣西1168年第一次回国时,将中国茶籽带回日本,在肥前(今佐贺县)背振山种植,所制岩上茶闻名日本。他还将茶种赠给明惠上人,在宇治植茶。后来宇治茶被称为日本“真正的茶”,十分珍贵。公元1191年,荣西第二次回国时,又将茶种播在长崎县平户岛富春园。从养生、延寿和修禅出发,荣西倡导饮茶,并于1192年用汉字写成《吃茶养生记》,这是日本最早有关茶事的著作。书中开篇写道:“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土同贵重之,我朝日本曾嗜爱矣,古今奇特仙药也,不可不摘。”该书引文虽然大多见之宋代《太平御览》等书,但由于“荣西在书中介绍了茶的功能、种类,茶具,以及采茶、制茶、点茶的方法,奠定了日本茶道的基础”。⑨ 这也表明,中日茶文化交流已由单纯的物质层面(如茶籽),走向真正的文化层面(如茶的功能、茶具、点茶技艺等)的综合吸收。这种综合性的交流,后来成为中日茶文化交流的主导。

南宋理宗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日本南浦昭明到杭州净慈寺、余杭径山寺,学习佛学,又研习茶事。径山是著名茶区,径山寺是唐宋时代的名寺,饮茶之风盛行。寺院有一套茶规,如常以待客的珍贵礼仪“茶宴”,鉴评各种优质茶叶的“斗茶”竞技,还有把粉末茶用开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南浦昭明到径山寺不仅学习佛经,而且带了许多径山茶叶和饮用方法,把“茶宴”、“斗茶”、“点茶法”传入日本,广为传播。这方面的记载,见之于《类聚名物考》“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入”(1259~1263)。《续视听草》和《本朝高僧传》都指出:“南浦昭明由宋归国,日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到崇福寺。”⑩ 这里所说的茶台子,并不是简单一件器物,而是具有更为重要的文化意义。“南浦在参禅的同时,学习了径山寺的茶礼,作为受法印证,他从虚堂禅师得到了一张台子。这张台子先在崇福寺放置,后传入京都大德寺,大德寺的梦窗国师(1276~1351)首次使用这台子点茶,开了日本点茶礼仪的先河,因为台子的使用是日本点茶礼仪开端的关键。(11) 此外,元朝时期,日本来华僧人较多,回国后带回“唐式茶会”,即中国式茶会。“茶会的内容富有中国情趣和禅宗风趣,最初流行于禅林,不久便在武士阶层中流行起来”。唐式茶会的次序包括:点心、点茶、斗茶、宴会等,虽然古代中国并无这种形式的茶会,但“唐式茶会”所用的点心、点茶方法、器具、字画等都是典型的中国式,每一内容陈设都是模仿了中国式样。(12) 这一切也证明,中日茶文化交流是全面和综合的。

总之,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与中国茶文化的发展相契合,经历了长期的往来;二是中日茶文化交流的途径主要是由佛教僧侣传播的;三是这种交流经历了由单一的物质层面走向综合的文化层面。

二、中国茶道思想是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基石

虽然中日茶文化交流是全面和综合的,但是,由于文化是一种复合体,茶文化同样存在这种特性。因此,如果中日茶文化交流仅仅处于表层文化,那么,只能是粗浅的;只有深入到茶道思想,才是由表及里,由貌到神的交流。这里,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到底有没有茶道思想?第二,中国茶道思想有没有传往日本并为其接受?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论述第一个问题,然后在下一节再解答第二个问题。

首先,“茶道”一词的原创来自于中国,并不断有所发展。首次提出“茶道”概念的是比陆羽年长十几岁并精于茶事的诗僧皎然。他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有句“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诗人谈及饮剡溪茶的感受,第一饮可“涤昏寐”,第二饮“清我神”,第三饮便达到“得道”的境界。最后在诗尾提出了“茶道”一词,这是富有哲理内蕴的词,与现代茶文化界对“茶道”的界定颇为相通。

皎然之后,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也提到“茶道”一词:“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式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封演为天宝年间(742~755)进士,大历(766~779)中为县令。这一时期,正是唐代茶文化定型并兴盛的时期。封演之“茶道”兴于中唐,是由于陆羽专著茶书,对茶的功效以及煎茶、炙茶的方法进行了系统论述,并且创制茶具24种,后又经常伯熊的“广润色之”而得以大行的。《封氏闻见记》一书大都实录著者的所见所闻,可信度较高,内容可靠,但其所述“茶道”则重在饮茶之风和茶艺的推行。

“茶道”两字的出现,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在晋代以后,茶成为日常饮料,文人雅士在品饮中感受到茶叶超出物质外的精神品性。如杜育《荈赋》的“调神和内”指出饮茶调节精神,和谐内心的功能。《晋书·桓温传》记“温性俭”,《晋中兴书》记陆纳事,《南齐书·武帝本纪》的以茶为祭,并且“天下贵贱,咸同此制”,都体现出社会对以茶示俭的共识。这些,正是茶道思想萌芽的基础。

民间素有“陆卢遗风”之说,而与陆羽并称的诗人卢仝,同样在他的诗篇中涉及茶道精神。他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生动地描绘了饮茶的七个层次:“一碗入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诗作虽然是具有夸张色彩的文学语言,却与皎然的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茶道思想”并非仅仅对“茶道”一词的解释,而是从哲理的层面,从精神的世界,来进行理性的思考和概括。与陆羽生活在相近时期的裴汶,在《茶述》的序言中对茶的功效进行了论述:“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烹之鼎水,和以虎形,人人服之,永永不厌。得之则安,不得则病。”裴汶所说的“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大多偏重于饮茶的精神作用和社会功能,与皎然的“再饮”“三饮”大体相近,均属于今天所谓“茶道”范畴,只是把这些功用作为并列关系排比。而在晚唐时期,刘贞亮更从理性角度对茶道精神进行概括,称之为“茶德”。在《茶十德》一文中,他将茶叶功效归纳为十项:“以茶散闷气,以茶驱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其中“利礼仁”、“表敬意”、“可行道”都属于茶道精神范畴。这里所说的“可行”之“道”,是指道德教化、美化人生和育化社会。饮茶的功德之一,就是有助于社会道德风尚的培育。这是以理性的思辨和简洁的语言将茶道功能提升到社会风习的最高层次,确为唐代茶道精神的最高概括。

对于茶道精神的推崇,一直显现在中国各类典籍的字里行间。北宋吴淑(947~1002)的《茶赋》,铺陈讲述了诸多名茶及茶的典故,渲染了茶的功效,在行文流畅、语句优美之中,该赋特别强调:“夫其涤烦疗渴,换骨轻身,茶荈之利,其功若神”;“清文既传于杜育,精思亦闻于陆羽”;“吴主之爱韦曜,先沐殊恩;陆纳之待谢安,诚彰俭德”;“效在不眠,功存悦志”。这些,都属于精神世界。特别是宋代茶书中,宋徽宗的《大观茶论》更是直面茶道精神:“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淡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致清导和”、“韵高致静”是对中国茶道基本精神的高度概括,提示出中国茶道的本质特征,是对中国茶道的一大贡献。

这种流风遗韵,一直绵延不绝。明代周履靖(生卒年未详)仿效西晋刘伶的《酒德颂》而写《茶德颂》,全文为:

有嗜茗友生,烹瀹不论夕朝,沸汤在须臾;汲泉与燎火,无暇蹑长衢。竹炉列牖,兽炭陈庐;卢仝应让,陆羽不知。堪贱羽觞酒觚,所贵茗碗茶壶;一瓯睡觉,二碗饭余。遇醉汉渴夫,山僧逸士,闻馨嗅味,欣然而喜。乃掀唇快饮,润喉嗽齿,诗肠濯涤,妙思猛起。友生咏句,而嘲其酒糟;我辈恶醪,啜其汤饮,犹胜啮糟。一吸怀畅,再吸思陶。心烦顷舒,神昏顿醒。喉能清爽而发高声,秘传煎烹瀹啜真形。始悟玉川之妙法,追鲁望之幽情。燃石鼎俨如翻浪,倾磁瓯叶泛如萍。虽拟《酒德颂》,不学古调咏螟蛉。

这篇小品,写嗜茗之趣,颂茶德之功,重在“悟玉川(指卢仝)之妙法,追鲁望(指陆龟蒙)之幽情”。

同为明代的吴从先也写有《茶德颂》,则又是另有深味。全文几乎通篇用典,处处紧扣茶事,描绘出“维悦志之灵根,鼓穆清于玉川,感知已于竟陵”的别样情怀,以及“邀素友”、“结清盟”的高士雅趣。吴从先有茶书一部,茶文一篇,自撰茶语十余条,采录茶事四十余则。从吴氏《小窗四纪》钩沉出《茗说》等茶文献的茶文化专家王河先生很有见地地论述到:“细观这些茶文献,我们可以得知,吴从先的茶论思想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清’:茶话为‘清语’,茶事为‘清事’,饮茶为‘清享’,品茶为‘清韵’。甚至,因地利之便,能品尝到刘伯刍七等之水,认为也是享‘清福’。在吴从先看来,正因为‘清’,才能茗碗相对,可免玄尘之想。”(13) 吴从先的系列茶论,处处围绕“清”字,这也正是他理解和追求的品茗境界与茶道精神。

中国文人真正接近于揭示茶道实质的是明末清初的杜浚。他曾在《茶喜》一诗的序言中指出:

夫予论茶四妙:曰湛、曰幽、曰灵、曰远。用以澡吾根器,美吾智意,改吾闻见,导吾杳冥。

茶之“四妙”,指品茶艺术具有四个美妙的特性。“湛”指深湛、清湛;“幽”指幽静、幽深;“灵”指灵性、灵透;“远”指深远、悠远。这四者是品茶意境的不同层面,是对茶道精神的一种概括。所谓“澡吾根器”,是说品茶可以使自己的道德修养更高尚。“美吾智意”,是说可以使自己的学识更完美。“改吾闻见”,是说可以开阔和提高视野。“导吾杳冥”,则是彻悟人生真谛进入空灵的仙境。这正是饮茶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功能,是茶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可以说,杜浚实际上已经给中国茶道作了很好的总结,揭示出中国茶道的实质。

既然对中国茶道和茶道精神的论述,绵延近千年,那么,为什么又有的人认为中国没有茶道,或是认为没有茶道思想呢?这里,存在着一些“误解”。而这些“误解”,又是基于中日茶文化的比较才产生的。

“误解”之一,是认为关于茶道思想和精神的论述,必须围绕或出现“茶道”二字,非如此,则不是有关茶道思想的阐述。有学者认为:“在宋徽宗之后,中国的茶道观念没有得到继承和发展,没有一部茶书谈到茶道问题。”“反观此时的日本,茶道已经发展到很成熟的地步。”日本学术界一贯认同“茶道”二字出自于中国,而且,真正围绕茶道二字的论述,日本也并非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么早。(14) 1906年,在世界范围内颇有影响的日本艺术评论家冈仓天心用英语写成《茶之书》时,就明确写道:“诗人陆羽从饮茶的仪式中看到了支配整个世界的同一个和谐和秩序。在他的伟大著作《茶经》中,他制定了茶道。从那时起,他就被崇拜为中国茶商的保护神。”在为该书中文本作序时,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藤田一美又强调:“众所周知,茶道发源于中国的唐代。”(15) 日本茶之汤文化学会会长仓泽行洋教授在《“茶道”考》一文中说:“在日本,拥有能称为‘茶道’的内容的茶法是于十五世纪诞生的。为其诞生而尽力最大的著名人物是珠光,进入十六世纪后,在绍鸥、利休等杰出茶人的努力下,日本茶道得以进一步地发展,从而成为兼具深远的哲理和丰富的艺术表现的卓越的综合文化。‘茶道’一词大概自这时起已开始使用,但真正广泛普及使用则是进入十八世纪以后的事了。”(16) 仓泽行洋教授很谨慎地使用了“大概”一词,并且明确指出“茶道”一词“广泛普及便是在十八世纪以后”。

在《日本茶道文化概论》的引言《茶道解》中,作者论述道:“让我们还原到‘茶道’这两个字的字义上去,将茶道称作‘茶道’是明治以后的事情。在这之前,茶道称作‘茶汤’。茶汤是佛家奠茶、奠汤的略语。这种佛家仪式的茶汤,日文诗作‘ちやとぅ’。为与之区别,茶道读作‘ちやのゆ’。茶道在千利休前后的时代还被称作‘數奇(すぎや)’。”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明治时期是指1868—1912年。如果根据这个时间定,依照没有“茶道”二字也就没有茶道思想,岂不是说千利休时期也没有茶道思想吗?作者还进一步指出:“由于茶道不同于其他艺术的自赏性格,使茶道自己一直缺少自称为艺术的自信。多少年来,致力于茶道实践的人层出不穷,而作为旁观者,冷静地观察、研究茶道的人却十分罕见。给茶道下定义,全面地论述茶道,是近年来才有的新事物。”(17) 并且,日本学者对于“茶道”的理解也是见仁见智的。该书征引中介绍:谷川彻三先生从艺术的角度,认为茶道是以身体的动作为媒介而演出的艺术;久松真一先生从宗教的角度对茶道下的定义是:茶道文化是以吃茶为契机的综合文化体系,茶道文化的内核是禅;另一学者熊仓功夫先生从历史学的角度主张茶道是一种室内艺能,它通过人体的修炼达到个人陶冶情操、完善人格的目的。这些表明,就连对日本茶道的理解至今也存在分歧。

“误解”之二,“直到明代张源《茶录》才出现‘茶道’一词,但却是:‘茶道,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这里的‘茶道’仅仅是制造、贮藏、沏泡等技术要求而已,并无品茗悟道等精神层面的内涵,与现在茶文化学上的‘茶道’概念无关。”《茶录》写成于公元1595年前后,1500字,内容广泛,包括采茶、造茶、辨茶、藏茶、火候、汤辨、汤用老嫩、泡法、投茶、饮茶、香、色、味、点染失真、茶变不可用、品泉、井水不宜茶、贮水、茶具、茶盏、拭盏布、分茶盒、茶道等。这本“内容广泛”的茶书,是在各种茶事详细介绍后才用“精、燥、洁”来概括茶道的,本意只是喝好一杯茶。其实,这种思想也是与日本茶道思想相通的。被视为最能反映千利休茶道思想的《南方录》就说:“小座席的茶汤是以佛法修行得道为第一事也,以家居结构、食物珍味为乐的则属世俗之事。只求屋不漏雨,不至于饥饿也是佛祖之教。茶汤本意,打水拾柴,烧水、点茶;供佛施人,吾也饮之;插花烧香,全为效法佛祖之事要学也。”(18) “茶汤本意,打水拾柴,烧水、点茶”,这正好与张源的“茶道”是一致的。

“误解”之三,千利休制定了“和敬清寂”的茶道四规。“至少于公元16世纪后期,日本茶道高僧千利休就已集茶道之大成,制定出茶道的基本精神——茶道四规:和、敬、清、寂。一直延续至今,奉为圭臬。”但是,这一结论,也存在很多疑点。“和敬清寂”被称为日本茶道的四谛、四规、四则,是日本茶道思想的最重要的理念。尽管《南方录》中记载了众多表达千利休茶道思想的言语,但更多的是谈“如何喝好一杯茶”,以物化的东西来表现茶道,找不到任何直接谈到“和敬清寂”的字眼。(19) 在《日本茶道文化概念》一书中,作者在谈到日本学术界解释日本茶道的思想经常使用到的三个概念时,对“一期一会”、“独坐观念”分别明确指出出自江户末期井伊直弼所著茶论《茶汤一会集》,并摘录了原文。但对另一重要且更为人所熟知的概念——“和敬清寂”,却并未确切指出其出处,仅说到:“和敬清寂四谛的形成可追溯到村田珠光的时代,400年来,一直是日本茶人的行动指南。”(20) 但《茶史漫话》一书中却有明确论述:“千利休不惜以身相殉的茶道文化,究竟是什么呢?后世人以‘和敬清寂’概括其境界。”“作为利休茶道核心的人生观,就是酷爱和平,人与人相爱,人与自然谐和,茶器的协调等等。素朴最洁,奢侈有害,生活态度恪守清寂。因此,后人将利休的精神归结为和敬清寂,从而流传至今。”(21) 《茶史漫话》是日本茶道文化协会1979年出版的《吃茶养生与和敬清寂》的节译本,原书作者森本司朗为该协会的负责人,他既如此说,自有他的道理。如此看来,认为是千利休提出“和敬清寂”四字作为日本茶道精髓的概括,起码目前是有异议的,这四字很有可能是后世人概括其茶道境界而归纳出来的。

还有一种说法,“和敬清寂”四字的源头是在中国。这种说法,见之于曾任日本临济宗大学(现花园大学)教授的伊藤古鉴于1966年首次出版的《茶和禅》一书:

茶道的精神特性是什么呢?是喝茶的自然方法。那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虽然说不清楚,却于深处藏着使人觉得深刻而高雅的文化。

村田珠光称之为“谨敬清寂”,千利休则称之为“和敬清寂”。但是,这是否由珠光最早所提倡,没有确证。有一种说法,这是宋代的白云守端禅师(1025~1072)门下的一位叫刘元辅的人,在五祖山丛林讲丛林茶禅四要谛的时候,用来说明禅茶的话。“和敬”是道德,“清寂”是宗教。“和敬”是与佛法相通的话,“清寂”是特别能感受禅味的话。

不管怎么说,茶道的精神特性不是用语言所能说明的,只有真正地打开禅之心眼,才能将其特性一个一个地找出。(22)

所叙“和敬清寂”源于中国,还有待于更多的考证。这里,仅是“立此存照”。

经过对历史典籍的梳理,中国首创“茶道”一词,并在古代已有众多的关于茶道思想和茶道精神的论述,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尚存的一些“疑虑”、“疑问”,以及“误解”、“误读”,只是将其摆在这里,以便引起更多学界同仁的关注,以期能够真正得到问题的真相。

三、日本对中国茶道思想的接受

中国茶道思想传向日本时,是否被接受呢?这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到底通过哪些方式来接受的呢?这倒是需要探讨的。前面已经说过,中国茶文化交流的途径是通过僧侣。主要是借助学问僧把茶文化带到日本,然后通过佛教的网络进行流传和扩散,又向上流社会和其他各界播布。日本接受中国茶道思想,最主要的是通过三种方式:

一是对中国茶书和其他汉籍内容的接受。

在中国茶文化传入日本的过程中,茶书成为最重要的物品。特别是陆羽《茶经》,更是被日本奉为圣物。除了中国带去的茶书之外,日本还翻刻各种中国茶书。仅就陆羽《茶经》而言,就有日本宝历八年(1758)刻本;安永三年(1774)佐佐木四郎刻《茶语详说》本(大典禅师著);文化四年(1807)刻本(据《茶语详说》本);天保十五年(1844)刻本(据《茶语详说》本,有皮日休序)。这种对中国茶书的需要,一直沿袭到当代。如1941年,诸冈存《茶纪评释》本;1947年福田宗位编译《中国茶书》本;1957年,日本《茶道古典全集》本;1962年,日本青木正儿编译《中华茶书》本(选录本)。

而日本著名汉学家和茶学家布目潮沨教授,更是以研究在日本的中国古代茶书而取得终生成就。他于昭和30年(1965)应已故神田喜一郎博士嘱托,担任淡交社《茶道古典全集》第一卷内《茶经》、《茶录》、《大观茶论》三书的原文译注,开始从事中国茶学的研究,对陆羽《茶经》、中国茶书版本和中国茶史,都有深入探究,并有多种著作行世。1976年5月,布目潮沨得到中村乔的协助,所撰《中国的茶书》由平凡社出版。该书收录并翻译了中国茶书《茶经》、《煎茶水记》、《汤品》、《茶录》、《大观茶论》、《宣和北苑贡茶录》、《北苑别录》、《制茶新谱》、《煮茶小品》、《茶疏》。布目潮沨撰写《中国的茶书》一文,概括了中国饮茶的产生、在世界茶史的地位、有关《茶经》的研究及中国茶书的简介等。

而在布目潮沨所编撰的著作中,最有影响和实用价值的,是取中国古代刊行的茶书善本与日本的和刻本影印合编而成的《中国茶书全集》,该书分上、下两卷,各400页,1988年12月由东京汲古书院出版。上卷收入明末喻政万历壬子序《茶书》(通称《茶书全集》)的全文,与万历癸丑序刊本的增修部分,以及《茶书全集》未收的茶书,总计取有唐、宋、明、清的茶书34部。下卷收录陆羽《茶经》的各个版本与注释本,以及除《茶经》之外的中国茶书的日本翻刻本。《中国茶书全集》几乎网罗中国茶学的重要茶书,并且均为原本影印。省减了寻找原始材料的不便,也让我们全面了解中国古代茶书在日本的状况提供了方便。(23)

中国茶书的传入,也成为中国茶道思想传播的载体。例如,陆羽《茶经》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茶道”这一概念,但在“一之源”里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意思是“精行俭德”之人最适合饮茶。这“精行俭德”四字是饮茶人应具有的道德品行,也是陆羽所倡导的茶道精神,并为日本茶界所本。日本的茶书,同样吸取了中国茶道思想。被称日本“茶经”的《吃茶养生记》,不仅反映了日本早期茶文化的发展历程,同时也生动地记录中日茶文化交流及茶道思想的影响。除了从各方面介绍茶而外,应该指出的是,荣西还提到了“茶德”的概念。在《吃茶养生记》卷上的最后部分,荣西驳斥一些对茶的非议说:“是则不知茶德之所致也。”《吾妻镜》在记录了荣西给源实朝献茶之事后,也称《吃茶养生记》为“称誉茶德之书”。“茶德”一词首先见于中国北宋强至的诗说:“茶品众所知,茶德予能剖。”荣西也提及“茶德”这一概念,标志着他对茶的进一步理解。茶不再仅仅是一种物的存在,除了药用价值而外,茶还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

中国的《神农茶经》就认为“茶茗久服,人有力悦志”,《华佗食论》也指出:“苦茶久食,益意思”。这里所说的“悦志”、“益意思”,都是指茶能使人心情愉悦,消除烦闷,获得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与安宁。关于这一点,荣西也有明确体会,他说:“若人心神不快,尔时必可吃茶。”显然,茶确实是有德行的,能在精神上与人沟通。正是茶的这种神奇的作用,使它区别于一般的饮料,在中日两国都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茶文化。可惜,荣西没有对“茶德”作进一步的论述。(24)

二是茶艺的器物成为日本接受中国茶道思想的载体之一。

在中国茶文化中,无声的器物是能够叙述的,能够表现出深邃的哲理。而日本在使用相关器物时,除了实用功能外,还受到茶道思想的熏陶。布目潮沨曾指出陆羽茶道对日本茶道影响之一是器物:“在《茶经》‘四之器’里列举了茶具二十四器,还就质料和尺寸等加以解释。书中头一个茶具是风炉。风炉上刻有不少铭文,可谓是一个最重要的茶具。日本的茶道使用面茶(日本人称之为‘抹茶’),所使用的炉子可也就是‘风炉’。日本茶道的茶具中除了风炉以外,还有许多东西与《茶经》相去无几,只是名称不同。”(25) 日本茶道中用的风炉基本上沿袭了中国唐代陆羽《茶经》上所记述的形式,其形式及内涵又在日本茶道里得到了完善。风炉底灰的表面要划上水卦,水卦上放炭,炭燃烧成火,火燃烧成灰,之上又放铁釜,釜里盛水,这一过程,就是阴阳五行中的“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对于此点,曾去日本专攻茶道,现在天津商学院教茶道课程的彭华教授撰写的《陆羽的〈茶经〉和日本茶道》也有很精辟的论述:“《茶经》中应用的二十四种茶道具几乎全部应用在今天的日本茶道中。‘功欲成必先利器’,茶道具则是茶道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器具。令人惊讶不已的是《茶经》问世已有1200年的历史,日本茶道亦有500年的历史,这时间的长河并没有冲淡《茶经》的活力,《茶经》中所应用的茶道具至今仍是日本丰富多彩的茶道具的基石。”该文将《茶经》中的二十四器和今天日本茶道具加以对照,详细分析了《茶经》对日本茶道的具体影响,然后总结道:“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陆羽所列的二十四种茶道器具在今天的日本茶道中竟有二十种仍在沿用,而且都是茶道中的主要应用器物。

日本茶道不像哲学,只要有理论便成体系,而它是一种综合文化艺术形式,必须有具体的内容才能表现,换句话说,茶道离不开茶道具。若我们把《茶经》中首次提出的二十四器从日本茶道中抽出去,日本茶道亦就不复存在。所以说《茶经》不仅赋予日本茶道生命力,而且长久以来一直是日本茶道的根本所在。”(26) 史实和专家研究都证实,中国唐代茶道给予日本茶道以多方面和深刻的影响。

而日本接受中国茶道思想,最为关键的是继承和发扬了“禅茶一味”的理念。这同样是源自于相关器物。珠光在30岁的时候投靠禅宗的著名和尚——一休宗纯,寄居大德寺真珠庵,开始修禅的生活。据说,作为参禅了悟的印可证书,一休将自己珍藏的宋朝禅门巨匠圜悟禅师的墨迹传给了珠光。珠光将其挂在自家茶室外的壁龛上,终日仰怀禅意,专心点茶,终悟出“佛法存于茶汤”之理。即佛法并非有什么特别的形式,它存在于每日的生活之中。对茶人来说,佛法就存在于茶汤中,别无他求。这就是“禅茶一味”的境地。由此,茶道与禅宗之间成立了正式的法嗣关系。

三是在佛教典籍和茶事活动中接受中国茶道思想的影响。

中国佛教典籍中以茶为题的公案和茶事活动记载非常多。由于僧侣是中日茶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也就把中国茶道思想传到日本并为其接受。

中国佛教僧众坐禅饮茶的文字记载可追溯到晋代。《晋书·艺术传》记载,敦煌人单道开“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唐代陆羽曾在寺院学习烹茶术七八年之久,所撰《茶经》记载的“煎茶法”即源于丛林(佛教僧众聚居之所)。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夹,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终使僧人饮茶成风,有的甚至达到“唯茶是求”的境地。茶与禅的相通之处在于追求精神境界的提纯和升华。饮茶时注重平心静气品味,参禅则要静心息虑体味,茶道与禅悟均着重在主体感觉,非深味之不可。如碾茶要轻拉慢推,煮茶须三沸判定,点茶要提壶三注,饮茶要观色、品味,这些茶事过程均有体悟自然本真的意蕴,由此便易体悟佛性,即喝进大自然的精英,使神情意爽,有助领略般若真谛。

特别是赵州的“吃茶去”公案,更成为中国茶道思想的重要组成。唐代名僧从谂由于常住赵州观音院,人称“赵州古佛”。赵州主张“任运随缘,不涉言路”。关于“吃茶去”这一公案,《五灯会元》卷4有较详细记载:

一人新到赵州禅院,赵州从谂禅师问:“曾到此间么?”答:“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一僧,答曰:“不曾到。”师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为什么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唤院主,院主应诺,师仍云“吃茶去!”

赵州三称“吃茶去”,意在消除学人的妄想分别,所谓“佛法但平常,莫作奇物想”。据说,一落入妄想分别,就与本性不相应了。后来,丛林中多沿用赵州的方法打念头,除妄想。例如,杨歧方会,一而云:“更不再勘,且坐吃茶。”再而云:“败将不斩,且坐吃茶。”三而云:“柱杖不在,且坐吃茶。”又如,僧问雪峰义存禅师:“古人道,不将语默对,来审将甚么对?”义存答:“吃茶去。”再如,僧问保福从展禅师:“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么生?”从展拈起茶盏。还有,人称“百丈(道恒)有三诀:吃茶、珍重、歇”(均载《五灯会元》)。

与此同时,茶事活动成为丛林的日常生活,“饭后三碗茶”成为禅寺“和尚家风”。宋代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六:“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归下去打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饮茶为禅寺制度之一,寺中设有“茶堂”,有“茶头”专管茶水,按时击“茶鼓”召集僧众饮茶。禅寺还开辟茶园,种植茶树。中国的唐代为日本奈良时期,空海、最澄、永忠时中国禅宗茶道已经形成,茶道思想也大体显现。后来,百丈怀海(748~814)制定《禅门规武》(又称《百丈清规》),对佛门茶事有严格规定,并在佛门茶礼中体现出深刻的茶道思想。日本村田珠光是日本茶道的开山者,他就是通过佛教接受中国茶道思想的。

据历史记载,当将军义政询问珠光何为茶道大意时,珠光答道:“一味清静,法喜禅悦,赵州知此,陆羽未曾到此。人如茶室,外却人我至相,内蓄柔和之德,至交接相之间,谨兮敬兮清兮寂兮,卒以及天下泰平。”(27) 村田珠光为茶道所确立的禅的指南,一直被继承为茶道思想的核心。

此类例证还有:据说大灯国师曾奉旨去向大应国师参禅,而大应国师在初次见面时所说的第一句法偈便是“老来无力,且坐吃茶”。这也许就是赵州禅师“吃茶去”公案的重现。当时距荣西禅师将茶种子及饮茶习俗从中国带到日本,已近百年。

日本对于中国茶道思想的接受,在日本茶室的禅语中也随处可见。例如:无(出于赵州禅师的无字案),喝(指“临济喝”),吸尽西江水(马祖禅师语),本来无一物(皆能倡导),直心是道物(典出《维摩经·菩萨品第四》),心随万境转(摩孥罗尊者的传法偈文),平常心是道(南泉普照願禅师语),无事是贵人(典出《临济录》)。此外,如吃茶去、且坐吃茶、柳绿花红、庭前柏子树、清风拂明月、壶中日月长、一鸟鸣山山更幽、话尽山云海月情、高卧闲眠对白云、遇茶茶遇饭饭、山是山水是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等等。这些禅语大多出于禅宗佛典,有个别的原为中国古典诗文而深有禅意,也都体现出中国茶道思想。

综上所述,本文以中国茶道思想为中心,探讨了中日茶文化交流的一些相关问题,大体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围绕茶道思想这一中心,所以其他茶文化事项则大多没有涉及如茶艺。而且,在唐至明清时期,以中国茶文化向日本传播为主,故两者之间的互动也没有论及。还有,中国茶文化传入日本之后,必然与其本民族的原有文化和文化生态相适应与契合,并且经过吸收、扬弃和变异,形成新的具有日本特色的茶道,相关问题也没能论述。这些,都有待于在其他论文中展开。

注释:

① 中日两国对于“茶道”的理解是不同的,即使在中国,现在还有所谓“广义说”和“狭义说”。本文之“茶道思想”,是仅就茶道的精神文化层面而言,并不包括单纯的茶艺。

② 余悦:《日本茶道的源头与当今茶人的学风》,《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

③ 布目潮沨:《中国茶文化在日本》,收入蔡毅编译《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54页。

④ 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7页。

⑤ 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前言第5-6页。

⑥ 空海:《性灵集》卷4。

⑦ 见《日本后记》卷24嵯峨天皇弘仁六年(815)四月癸亥(22日)条。

⑧ 桑田忠亲:《日本茶道史》,河原书店,昭和33年;村井康彦:《茶的文化史》,东京:岩波书店,1979年;小川后乐:《茶的文化史》,文一总合出版,昭和55年。

⑨ 王晓秋:《中日文化交流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0-91页。《吃茶养生记》的成书时间,则有不同说法。因该书写道:“1191年荣西第二次去宋回国时,因风在长崎县平户岛登陆,又将茶种播在该地富春园。次年,荣西将他所著《吃茶养生记》一书献给幕府,这是日本第一部茶书。”据此,“次年”当指1192年。而据方健《日僧荣西吃茶养生记研究》,《吃茶养生记》初刻本为日本承平五年(1175),日本建保二年(宋嘉定七年,即公元1214年)有修订本(《农业考古》2003年第4期),录此备考。

⑩ 转引自庄晚芳、王家斌《日本茶道与径山茶宴》,原载《农史研究》1983年10月,又见《庄晚芳茶学论文选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400-401页。又可参阅赵大川《径山茶考——陆羽茶经与日本茶道》,载《中国茶圣节论文集》,中国茶圣节组委会编,2002年。

(11) 沈冬梅:《宋代茶文化》,台北:学海出版社,1999年,第261页。

(12) 朱佩明、周金龙:《中国茶叶与日本茶道》,载《茶的历史与文化》,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1年,第115-117页。

(13) 王河:《从〈小窗四纪〉看吴从先〈茗说〉等茶文献》,《农业考古》2005年第5期。

(14) 简井紘一:《茶書の研究——数奇風流の成立と展開》,京都:淡交社,2003年。张建立:《茶道と茶の湯》,京都:淡交社,2004年。

(15) 冈仓天心:《说茶》,张唤民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9页、代序第10页。

(16) 仓泽行洋:《“茶道”考》,《陆羽茶文化研究》第13期,2003年3月。

(17) 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4-5、3页。

(18) 转引自日本千宗室《(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肖艳华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81页。

(19) 林瑞萱:《日本茶道源流——南方录讲义》,陆羽茶艺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20) 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304页。

(21) 森本司朗:《茶史漫话》,孙加瑞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

(22) 伊藤古鉴:《茶和禅》,冬至译、张哲俊审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47页。

(23) 关于《中国茶书全集》的情况,可参阅余悦《研书》,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第194-203页。

(24) 荣西原:《吃茶养生记——日本古茶书三种》,王建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6-8页。

(25) 布目潮沨:《〈中国茶书全集〉的出版》,载王冰泉、余悦编《茶文化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239-240页。

(26) 彭华:《陆羽的〈茶经〉和日本茶道》,载王冰泉、余悦主编《茶文化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308页。

(27) 见《珠光问答》,载《日本茶道古典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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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历史考察--以茶道思想为中心_茶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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