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伟[1]2004年在《中国外交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探析——以改革开放后为主》文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国际国内环境的发展变化，中国外交思想几经变迁、演进、完善和发展。尤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外交思想在国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发生了显着的发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外交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本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经历了两次发展变化。中国外交思想的发展变化，既是冷战前后国际环境发展变化的产物，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必然结果。 本文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外交思想发展变化这条主线，把握不同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的发展变化和特点，通过对中国外交思想发展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分析，试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其理论对中国外交思想的指导性作用和决定性影响。力求在对中国共产党第二代、第叁代领导集体外交实践的深层次分析中，论证中国外交思想走向成熟是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民族非凡智慧书写的亮丽篇章。
赖继年[2]2012年在《留英生与当代中国》文中认为1877年3月，清政府向英国派出了海军留学生，中国近代留英教育正式起步。民国时期，留英人数增多，规模也不断地扩大，“海军留英”及“庚款留英”是这一时期的特色。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制定了吸引留学生回国的政策，许多留英生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回国。建国初期，因为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始终与美国一致，所以中国没有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之间也没有教育交流活动。1954年6月，中英两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1956年，中国向英国派出了3名留学生，新中国的留英教育正式起步。“文革”爆发后，留英教育工作中止。1972年3月，中英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留英教育得以恢复。这一年年底，中国向英国派出了16名留学生。此后，中国每年向英国派出少量留学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1979年4月17日，31名留学生赴英学习，这标志着改革开放后的留英教育工作正式启动。此后，留英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80年代初，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向英国派遣留学生，“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也应时而生。“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运行十年，不但为中国培养了人才，而且也改善了中英关系。1986年，国家调整了留学政策，留英生的层次愈加高了，质量得到了保证。1990年代，国家继续向英国派遣留学生，并确立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工作方针。这一时期，留英教育事业稳步发展。进入21世纪后，自费留英生越来越多，成为留英生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赴英国学习相对应的是留英生回国。留英生回国后参与了社会建设，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留英生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学科建设方面，他们对传统的专业进行改造，并引进了新的专业，建立了新型实验室和研究所。在高校教学方面，他们编写了新教材，开设了新课程，并采用了新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在学术研究方面，他们不断地开拓进取，取得了优异的学术成绩。一些留英生还担任了中国重点大学的校长，他们在各自的学校进行了改革。留英生还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1980年代，中国的经济、教育、文化等正处在恢复发展阶段，科研条件较差，留英生开始了艰苦的科技创业。他们从组建实验室开始，将西方的先进知识引入中国，并发展之。中国的科技水平也逐渐恢复并有所提高。1990年代后，中国的科研条件有所改善，极大地方便了留英生的科技创业。留英生进一步引进新知识、新学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在这一时期，中国科学院推出了“百人计划”，入选“百人计划”的留英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留英生还在“863”计划、“973”计划及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科技精英群体——留英院士群体为中国的科技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留英生一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留英生也积极向上、开拓进取。他们在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领域做出了贡献，推动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自主创业的留英生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1980年代，一些留英生转变了观念，开始自主创业。1990年代，回国创业的留英生逐渐增多，他们从事的行业多种多样。进入21世纪后，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政策不断完善，自主创业的留英生也越来越多。在政府的引导下，留英生创办了许多高科技企业，这些企业大多集中在留学生创业园。社会各界与政府部门对留英生的创业行为进行了评价。留英生在参与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人际关系问题、自主创新环境问题、学术环境问题、创业园融资问题，创业园建设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留英生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郎帅[3]2017年在《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球化浪潮的推涌下,中国融入世界的速度不断加快,中国国家利益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国家的利益结构中,中国海外利益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地位不断彰显,逐渐成为关乎中国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的一个关键变量。中国海外利益战略性能的提升,突出了对之进行战略维护的意义。进入新世纪,面对持续变化且愈发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日益加强的国内利益国际化和国际利益国内化趋势,中国亟需针对海外利益议题进行顶层设计,施以战略谋划,强化自身适应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顺应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的能力;中国有必要改变在海外利益维护上的“刺激-反应”型策略方式,代之以稳定自信的系统战略,找准方向、合理分配资源,兼顾海外利益的安全和国家发展的大局。本文遵循“战略对象-战略演进-战略困境-战略参鉴-战略设计”的步骤,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战略互动为主要研究内容,基于国际关系理论基本知识,借助古今对比、中外对比,系统探讨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构建问题。第一章,优先明确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指涉对象,讨论了中国海外利益的概念、内涵与战略价值。本章遵循“理论-实际”、“概念-价值”相互结合的思路。首先,按照“国家利益-中国国家利益-中国海外利益”的逻辑界定了中国海外利益的概念。中国国家利益是中国海外利益的涵养母体,是其生成和发展的基础。中国海外利益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通过参与国际交流而产生的、一种存在于国家领土范围以外的、新型的、合法的利益的集合体”。其次,结合“内容-主体-重要性”叁重标准,将中国海外利益分为了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四种类型和国家、企业、公民叁个层次。最后,系统论述了中国海外利益对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形象与地位的战略价值。第二章,纵向梳理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演进过程,提出了“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战略与拓展战略二者并未同步,前者明显滞后于后者”这一问题。本章以维护战略的发展为主线,遵循“历史-现实-未来”、“拓展战略-维护战略”相互对照的逻辑展开分析。1949-2000年是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空档期。以改革开放的实行为节点,该时期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以前是中国海外利益拓展与维护战略同时缺失的阶段;1978年以后是拓展战略初步形成而维护战略继续缺位的阶段,“引进来”战略填补了中国海外利益拓展战略的空白。2001-2012年是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摸索期。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为节点,该时期分为两个阶段:2001-2007年是拓展战略持续完善与维护战略意识萌芽的阶段,“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促进了中国海外利益的快速增长,国家领导层也正式提出了“海外利益维护”这一命题;2008-2012年是拓展战略总结反思与维护战略初步探索的阶段,在国际形势恶化的背景下,“走出去”战略的方向有所调整,与此同时海外利益维护中融入了军力元素。2013年至今是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塑造期。“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预示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将迎来一个新阶段,总体安全观、国家治理现代化等理念的问世则昭示着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进入了整体设计的轨道。第叁章,综合考察了中国海外利益战略维护面临的挑战,指出了其必须要克服的内部问题、外部风险与国际竞争。本章以“问题-风险-竞争”为基本点,以“关系思考”为落脚点。首先,从中国自身来看,中国海外利益的战略维护受到“经济发展上的结构性弊端”、“安全维护上的力量性失衡”和“对外交往中的原则性限制”叁个不利条件的制约;其次,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海外利益的战略维护需要应对“全球层面的形势变化”、“地区层面的形势紧张”、“国家层面的情势变换”和“社会层面的文化差异”四种不利情形;再次,从国家间互动来看,中国海外利益的战略维护面对着传统大国和新兴国家的竞争。也即是说,中国海外利益的战略维护需要同时处理好与自身、与他国、与地区、与世界的关系。第四章,横向归纳了主要大国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启示,总结了全球性大国海外利益维护的经验和教训。本章按照“中国自身-外部世界”、“新兴大国-传统大国”相互对照的逻辑延展思路。首先,考察了英国的案例。大英帝国时期,英国的海外利益遍布全球,是当时拥有海外利益最多、规模最大的国家;英国的海外利益主要面临着殖民地的反抗、其他大国的竞争等挑战;英国的海外利益维护注重内外兼顾、软硬兼施;这启示中国要持续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建设强大海权。其次,考察了美国的案例。美国是当今世界地位最显赫、海外利益最丰富、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美国的海外利益面临着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其他大国的竞争等挑战;美国的海外利益维护核心在于确保其全球领导权,结合了权力、制度和文化叁个维度;这启示中国要全方位提升自身实力并将之转化为能力,并借助国际机制和观念的力量进行维权。最后,考察了日本的案例。日本是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国,是东亚地区最发达的经济体;日本的海外利益同样面临着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其他大国的竞争等挑战;日本的海外利益维护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身经济的作用,同时依附美国;这启示中国要充分发挥本国的优势,避免自身劣势,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第五章,尝试构建了中国在21世纪的海外利益维护战略,探索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海外利益维护之道。本章遵循从“目标-手段-影响”、“观念-权力-制度”、“国家治理-地区治理-全球治理”的逻辑。首先,设定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目标。直接目标是保障利益安全,拓展目标是增益国家发展,延伸目标是推动国际治理。其次,论述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构成。观念、权力和制度是一项海外利益维护战略必不可缺的叁大内核。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以“利益共享的观念”为指导原则,以“大国权力的和平运用”为基本依托,以“国际制度能力的建设”为合法途径。再次,评估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影响。它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发展成“一个全球性的大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个领导型的大国”。
喻新捷[4]2016年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民族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治国理政发表了大量讲话,提出了许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集中展示了中共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形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就是指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围绕治国理政而提出的由为人民担当的执政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目标等理论内容构成的,正在发展中的科学思想体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植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将民族历史文化的优秀思想资源转化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动力。它吸取民族兴衰历史经验教训,吸收民族优秀思想、继承民族传统思维方式、借鉴民族语言表达形式、展现中华民族精神,塑造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民族性特质。具体来说,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重要方面:第一,从形成过程来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离不开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基础。它的形成既借鉴了中华民族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又吸收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优秀思想文化智慧。其中,中华民族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形成的重要参照;中华民族创造的优秀思想文化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形成的重要精神动力。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形成过程中民族因素的注入,彰显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民族性。第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吸收了大同理想、德主刑辅思想、民本思想、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天人合一思想、和谐理念、廉政思想等民族优秀思想资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这主要表现在:大同理想是中国梦的重要思想渊源;德主刑辅思想是习近平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重要理论借鉴;民本思想是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基础;中华传统美德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价值资源;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参照;和谐理念是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的重要理论指引;儒家廉政思想是习近平党风廉政思想的重要思想滋养。第叁,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中华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民族性的重要反映,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充分展现,构成了其民族性特质的重要体现。其中,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不畏艰难,不断推进改革事业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自强精神;求同存异的外交理念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包容精神;“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的重要论述及其科学内涵展现了中华民族的重德精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重要论述及其科学内涵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务实精神。第四,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借鉴了民族语言的表达形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注重引经据典、广采博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形式和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语言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丰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话语体系。在阐述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员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和积极推动科技创新等重要思想内容时,习近平引用了大量的古文经典、历史史实和诗词散文,从而将“高大上”的治国理念转化为了为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民族语言。第五,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维继承了民族传统思维方式。这主要表现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变易思维、历史思维等思维方式,对当代治国理政实践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进行了理论回应和思考。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民族性特质,对形成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民族性特质或可为我们提供如下几点重要启示:国家治理必须尊重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走自己的路;具有民族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为人民认同,变成改造中国的物质力量;改造传统文化思想,使之焕发新的光彩;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用民族语言才能讲好中国故事。
王飞[5]2017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中,政治传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创造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时代的进步,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深刻变革,也前所未有地显现了既有政治传播的缺陷和不足,促使我们面对挑战而积极应对挑战,通过改进政治传播的方式,努力把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提升到与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相匹配、与人类政治文明相融合的新境界。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既有成功的经验需要梳理概括,也存在着传播的难题亟待破解。本文围绕前述缘由,尝试从理论背景,历史演进,主要任务,难题及破解理路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梳理和论述,努力构建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认识模型。马克思、恩格斯较早地论证了政治传播在政党活动中的地位和功能,发现了传播媒介在政治传播演进中的规律,论证了新闻信息和媒介意见在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列宁创造性地阐述了党报的党性原则问题,将个人言论自由问题与遵守党的纪律问题结合起来,指出了衡量党报党性原则的标准就在于党纲、党章、党的策略决议和组织经验四个方面。他还提出,政治传播不是无目的的灌输,而是有针对性的灌输,这种"针对性"主要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自发性"问题,它需要传播媒介发挥榜样引导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伊始,将政治传播置于极为重要的位置,赋予了政治传播中国化的含义,即对内宣布和对外传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建立了适合于国情的面向不同大众的分层传播组织,形成了以报纸、期刊为主要载体,以红军政治传播为辅助手段的特色传播网络,为最终夺取全国政权,打赢和国民党的宣传战争奠定了基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从边缘到中心的反转。建国以后,党继续强化运用党报等新闻宣传工具,在坚持政治家办报的同时,又实事求是地根据不同的形势,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进行舆论引导,形成了从宣传鼓动、新闻报道到创新融合这样的传播格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逐渐表现为政治理论传播、政党和国家形象塑造、动员和沟通民众叁大形态。面对着媒介融合改变了我国传媒业既有的传播格局和生存方式,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分化与冲突,迫切需要新型主流媒体担负起价值沟通与共识达成的桥梁职能。党通过聚焦政治任务,培养传播精英人才实现传播主体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党媒新版图的构建也在逐步形成,对外传播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媒介公信力不断回归,舆论引导力得到强化。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政治传播受众普及化、年轻化、群体化和网络化的转变,适时地作出了调整,使党的政治传播观念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实现了有效对接。然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西方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愈加明显,如何有效实现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需要政治传播发挥重要作用。当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主要体现在民间舆论场和官方舆论场的互动不够,传播能力和传播手段还不能完全适应政治动员和政治社会化提出的新要求。破解目前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困境,应从受众对事物真相的需求、对改进叙事方式的需求、对重塑媒介话语的需求、对参与传播过程的需求出发,做到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相结合,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念,增强传播效果的关注度、认同度。同时,也要科学地认识政治传播自身的规律,特别是它的核心——政治信息传受规律,探索传播途径从单一的组织、人际到组织、人际与新兴媒介的结合,推动政治传播主体从单一的政党主体到中国共产党主导、社会主体补充,努力培育和积极发挥"社会"乃至个体作为主体的政治传播功能,使其成为与政党互补且良性互动的政治传播主体。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完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使命中,我们应以勇于革新的态度,改革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治传播,改变现有对外政治传播覆盖面缺漏和势能弱化的情势,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人类政治文明形成共振的着力点,强化对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精准诠释与传播。
杨勇民[6]2012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任何事物都是一种表现形态。任何一种事物形态都是结构和性能的统一。生物形态学是研究生物机体外形和内部结构及其与功能关系的科学。形态学研究事物的表现形式、内部结构及其与功能的关系,从结构和性能两个方面把握事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形态,也应当在形态学视野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形态学视野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的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这一论题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从理论上看,通过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产生、内涵、特征、历史方位、价值等方面理论的提炼和创新,提升人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认识；有助于人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水平；有助于澄清党内外、国内外、政界、学术界和民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各种误解、疑惑,纠正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各种歪曲,使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从实践上看,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种形态的关系,防止混淆各种形态,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有助于我们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种形态的建设,发挥出各种形态的积极作用；有助于人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有助于人们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本质规定和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发生学和过程论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有着自己的产生条件和发展的历史轨迹。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中国的周边一些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遭受严重挫折的历史教训、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新科学革命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基本国情、理论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实践基础、民族文化等方面,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主客观条件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从世界视野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源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模式到多国模式的发展。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历经艰辛而探索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发展之路,经历了从1956年到十一届叁中全会前初步探索阶段、从1978年到1989年初步形成阶段、从1989年到2002年完全形成阶段和2003年到现在的不断成熟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有着丰富的内涵。从存在方式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和价值形态的有机统一,这四种表现形态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结构及其相应的性能。而这四种表现形态又有自己的结构及其相应的性能。实践形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其结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政治基石、基本国情、根本任务、总体布局、发展动力和奋斗目标等方面构成。从其功能看,能够实现经济大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人民当家作主、文化大繁荣以及社会和谐。理论形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逻辑结构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本原理和行动纲领叁个层次。在形式结构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从其功能看,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指导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成功,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的精神支柱。制度形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从其结构看,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这四种制度形态又各有自己的结构及其性能。在经济制度形态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经济运行体制以及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经济制度和体制。在政治制度形态方面,主要包括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文化制度形态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在社会制度形态方面,大力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培育和规范各类社会组织,构建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社会管理与运行机制。从其功能看,它具有强制性和规范性,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保障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价值形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社会理想是一种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在结构上,它是由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感情、信心、信仰和追求五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的。从其功能看,它指明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目标,奠定了万众一心的思想基础,提供了激励斗志的精神武器,还具有创新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和价值形态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这四种形态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功能,它们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统一成为社会形态。从社会构成要素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和社会形态的有机统一,这四种表现形态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结构及其相应的性能。而这四种表现形态又有自己的结构及其相应的性能。关于经济形态。从其结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从其功能看,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关于政治形态。从其结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形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要求,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从其功能看,能够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关于文化形态。从其结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是由思想道德和教育科学文化构成的。思想道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灵魂,教育科学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基础。从其功能看,它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提升当代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关于社会形态。从其结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是由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环境、社会管理等方面形成的结构。从其功能看,能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增强应对国际环境挑战和风险的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种形态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构成了社会的有机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具有丰富的特性,它的基本特征有六个方面。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从根本上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方面,是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其二,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双重色彩,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之中,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真正统一。其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坚持原则性和开放性的统一。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它又具有开放性,富有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其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既有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因素,也有各种非社会主义因素。其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现实性是其理想性的基础,理想性是其现实性的精神动力和方向。其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又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之所在。从历史方位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根本方法、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等经典社会主义形态的基本原则,又具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特殊性,因而是对经典社会主义形态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和新民主主义形态虽然在发展人民民主、多种经济成分和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具有相同点,但是二者的根本任务、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形态方面有很大不同,前者是对后者的超越和发展；中国曾经“照搬照抄”了苏联社会主义形态的东西,但是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实现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形态的扬弃和跨越,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根本任务、开放性和封闭性等方面显着不同；民主社会主义形态在实质上是一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相背离的社会改良主义,二者的指导思想、对待资本主义问题、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民主政治建设、生产资料所有制等方面有根本的不同；随着改革开放的确立与发展,中国在各个领域吸收利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先进经验和方法来发展生产力,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实质不是当代资本主义形态,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经济制度及分配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一种特殊的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形态。从价值论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它是引领当代中国前进的旗帜,证明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为第叁世界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展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希望。应该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
陈楠[7]2018年在《当代中国城市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文中指出城市外交是当代外交领域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从最初的国际姐妹城市到当下日益多元多形的城市国际交往,城市外交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转变,中国城市在全球化与城市化的双重进程中,受到全球市场网络、政策网络和社会网络的迭加影响,成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桥梁与纽带。通过缔结国际友好城市,加入城市国际组织,参与跨国多边机制开展国际性与区域性合作,举办国际活动,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外国公众和社会团体开展交往等方式,中国城市的国际舞台与对外交往渠道越来越丰富。城市外交成为了当代中国对外事务中的新现象,值得从理论上加以关注,丰富的城市外交实践也为理论研究奠定了现实基础。理解“城市外交”的起点是涵盖官方和非官方外交(包含半官方)的“大外交”理念,城市外交的兴起反映出全球化时代外交分层化、多元化的客观要求。作为当代外交转型背景下兴起的新的外交形态,城市外交概念在学界尚无形成统一的界定。本文认为,城市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因其多元的参与主体和灵活的方式手段,成为国家外交的延伸与拓展。城市外交的行动逻辑受到一定时空条件的影响,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城市与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和非国家体系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无论作为经济单元、政治行为体还是全球社会网络的节点,全球化城市都已经嵌入了当代国际体系的各个维度与层面。全球城市网络对城市拓展全球联系形成一种“牵引力”,国家权力一定程度上向城市集中产生内部“推动力”,内外动力形成合力,使城市在外交舞台上获取施展空间。城市外交的功能可以从国家、城市和全球叁个层面来观察,不仅有助于国家外交力的提升,促进城市国际利益的实现,也有利于推进全球治理的制度创新与规范创建。基于对城市外交一般规律的学理分析,并通过案例观察国内外城市外交的实践,本文对当代中国的城市外交进行进一步理论探索,包括影响中国城市外交的内外因素,中国城市外交的模式、特点和面临的挑战。改革开放后,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体系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城市国际化的重要背景。一系列递进式的开放战略,为中国城市的国际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在各个领域对地方的分权成为中国城市参与国际交往的重要内部推动力。可以发现,中国的城市外交不仅符合城市外交的行为本质,更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首先,中国城市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包括对传统中央政府外交的服务,也包括在更宽泛领域中服务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多元化的城市对外交往。第二,体现了官方外交与民间外交的辩证关系和“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理念。第叁,是内政与外交的结合点,体现了对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有效统筹。第四,呈现出差别化发展的特色。超大城市优势明显,其他城市由于地理区位、城市功能等差别,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中国是城市外交的后来者,中国城市外交发展不仅充满机遇,也面临一定的挑战,还存在参与全球治理程度不够、发展不够平衡以及统筹协调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城市外交的关键意义在于发挥其在国家总体外交格局中的战略性作用。因此,本文将城市外交置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思想及战略框架中分析,以回答城市外交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系问题。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展望,本文认为,中国城市外交的目标应该是为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有效手段,为国家融入国际体系创造有利条件。思想层面,中国城市外交的基本原则要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所倡导的合作观、义利观和民本观相契合,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层次建构路径。战略层面,从地方层面配合国别与地域外交,与大国城市、周边国家城市、发展中国家城市开展交流合作,夯实国家间关系的社会基础;从多元的维度拓宽领域外交,应对全球问题、创建领域规范、传播国家形象。机制层面,探索一个央地协同、部门统筹、政民互动的城市外交机制,使城市外交成为地方外事的升级版,从而提高城市外交的战略性,构建上下联动、立体化的国家总体外交格局。
何妍[8]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资源开发和利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会上明确提出了执政理论体系建设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七个基本范畴。这就构建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执政资源建设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七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之一，政治资源不仅是执政党执政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也是执政党最直接和最核心的资源。一个政党要长久地保持它的执政地位，就必须有强大的政治资源体系予以支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得到长足的发展，必须重视政治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有那些政治资源、如何去开发和利用这些政治资源。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资源可以分为国内和国际政治资源，也包括硬性和软性两个层面。硬性的政治资源主要指权力资源、群众资源、国有企业、跨国移民资源等，软性的政治资源主要指国际国内制度资源、信息资源、政治文化资源、党和国家的形象资源等。这些中国共产党执政需要的硬性的和软性的国内、国际政治资源又可以归纳成四种形态的政治资源：基础性政治资源、运行性政治资源、观念性政治资源和保障性政治资源。这些政治资源协同作用，共同维系着执政党的执政资源体系的运行。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执政与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的关系密切。中国共产党是执政的主体，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是客体，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方针政策都要通过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起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想长久执政就离不开有效地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由于执政环境的变化，在不同的阶段开发政治资源的过程中呈现出了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同时中国共产党执政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挑战。因此，既要从历史的脉络考察中国共产党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也要从现实的角度分析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的现状。面对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遇到的问题，如何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的总的思路是：一是要制定长期开发利用政治资源的发展战略规划；二是要总结中国共产党自身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的经验教训；叁是要积极吸取国外政党开发利用政治资源的经验和教训；四是要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政治资源的流失；五是要以制度为创新整合现有的政治资源；六是要采取多种形式不断开拓新的政治资源。在具体的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的时候，具体针对不同类型的政治资源提出了一些措施。
亓志峰[9]2016年在《国际秩序重塑中的中国外交及大国责任》文中提出后冷战时期国际形势出现了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全球问题凸显的新特点。国际秩序正处于转型与重塑期已是不争的事实。现行的国际秩序仍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西方价值观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已经在发生着某些深刻变化。但是,基于西方价值观基础上的国际秩序转型,其实质是为既得利益的发达国家继续服务。中国拥有不同于西方价值观的共产主义价值观,拥有基于“仁”“义”“礼”等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公平、正义和文明的价值观。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是不合理的。中国要推动国际秩序转型,要在国际秩序观做贡献。中国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平等、更正义的方向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了与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相适应的中国国际秩序观。历史已然证明,中国提出的国际秩序观具有巨大能量。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引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准绳。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对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实践,是根据特定时期的国际背景制定出来的。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变迁与中国外交的变化是相互影响的,中国外交与国际秩序重塑是互为能动作用的。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积极参与塑造国际新秩序,中国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指导推动国际秩序重构。在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中国崛起面临着战略目的不清的“目的性”困局,中国发展面临着“新殖民主义”、“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话语的“舆论性”窘境,中国面临着国际秩序转型对中国造成的“既定性”阻碍,中国面临着来自海洋、太空、网络等领域的“现实性”挑战,针对这些问题和矛盾,中国应该明确在国际秩序重构中的角色定位与作为。中国应成为国际秩序的主动塑造者,创造性引领者和协调者,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质疑,中国在推进国际新秩序塑造中应注重软实力建构,倡导、提供新规范与新理念,中国要成为国际秩序重构的负责任大国。中国通过有所作为,甚至是大有作为、奋发有为的外交准确定位国际角色,对中国稳步推进国际新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杨坤洋[10]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执政安全是指政党执政不存在威胁或受到内外执政风险影响下仍能保持执政地位。政党执政安全问题是关系社会治乱、国家安危和政党兴亡的根本问题。在典型的政党-国家-社会框架中,一个高效有力的政治权力中心是任何政治系统有效运转所须臾不可缺少的,而政党无异于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权力推手,这是当代政党政治的内在逻辑和必然结果。但是,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工具,没有一种政党规范是万能的,政党危机几乎贯穿在政党政治的整个历史演进历程中。生发于社会的政党,一旦掌握了公共权力,就可能因滥权而傲踞在社会和国家之上。随着政党自身作为“整合的工具”功能的弱化甚至丧失,政党就会从“冲突的力量”变身为“冲突的对象”,最终演绎了世界范围内政党危机的重重悲情。共产党执政后,会不会丧失政权?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敏感话题,但却是一个不期而至、不请自到、无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①新世纪以来,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意识实现了新的自觉。盛世而作“危言”,从历史和逻辑上理顺党的执政安全问题,这是本研究关心的核心问题。政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是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论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为方法论指导,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形成和研究进行了系统考察,以求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主要采用体系式研究与问题式研究相结合、系统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展开研究论证,强调分析与综合、定性与定量、局部与整体、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理论与经验、精确与近似、科学理性与艺术直觉等的多重结合。论文遵循由个别到一般再到个别的逻辑顺序来谋篇布局,贯穿论文的主线是执政党自身状况、社会对政党的执政认同、公共权力状况和外部干预应对的“四位一体”分析工具。为了避免从原理、原则出发拼凑事实的研究歧途,问题的开放和开放的问题是本研究力求坚持的研究路向。论文共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叁部分,其中,正文由六章组成。绪论阐述了研究的缘起、意义、方法和思路,重点梳理了当前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研究状况,并进行了简单评介。第一章旨在完成政党执政安全的一般理论建构。以政党政治的由来与走向为切入点,立足于政党执政的经验性、科学性探求政党执政的内在逻辑,通过考察政党政治危机从反思维视角提炼政党执政不安全的类型形态。第二章旨在建构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基础理论。先勾勒了古今中外执政安全的理论渊源,接着从政党-国家-社会的范式分析和提炼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规定,最后导出“四位一体”的分析工具,即执政党自身状况、社会对政党的执政认同、公共权力状况和外部干预应对。第叁章梳理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叁次局部执政,考察了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对执政安全的初步探索。第四章全面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党执政安全的演进与发展,初步梳理了党执政的规律性和鉴戒性。第五章立足于党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执政使命,系统地分析了新形势下党执政安全的现状和所面临的挑战与考验。第六章初步提出了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安全的对策思路。要而言之,论文尝试以政治学范式对传统的党建理论框架进行结合,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概念与内涵作了初设,创新了问题的逻辑框架和分析工具,并基于对党执政历史形态新的考察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当然,就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而言,论文还留下了丰富的拓展空间,如政党执政安全一般原理的进一步提炼,不同性质政党执政安全的比较研究,古今中外执政安全思想、制度和文化的梳理以及多学科方法的集成。
参考文献：
[1]. 中国外交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探析——以改革开放后为主[D]. 王志伟. 延边大学. 2004
[2]. 留英生与当代中国[D]. 赖继年. 南开大学. 2012
[3]. 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研究[D]. 郎帅. 吉林大学. 2017
[4].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民族性研究[D]. 喻新捷. 曲阜师范大学. 2016
[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研究[D]. 王飞.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研究[D]. 杨勇民. 山东大学. 2012
[7]. 当代中国城市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探索[D]. 陈楠.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8].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资源开发和利用研究[D]. 何妍. 湘潭大学. 2012
[9]. 国际秩序重塑中的中国外交及大国责任[D]. 亓志峰. 江苏大学. 2016
[10]. 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D]. 杨坤洋.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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