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与南方民族语言关系研究方法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探析论文,民族论文,语言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十年代，李方桂受欧洲历史语言学谱系分类的启发，提出了汉藏语系的假说，认为汉语、藏缅语、壮侗语和苗瑶语属汉藏语系。在国内似乎这已是定论。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七十年代发表了其研究成果，提出侗台语（壮侗语）、苗瑶语不属汉藏语系。八十年代起，一些中国学者提出一些反证，支持李方桂的划分。李氏的划分在中国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际上，两种观点势均力敌，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是由于这些语言不同于印欧语，难于找到稳定的成分证明其同源关系，研究方法与思路有缺陷，存在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近二十年来，一些学者努力在理论方法上探索。徐通锵先生从理论上总结出“三步法”；邢公畹提出深层对应法；陈保亚提出语言接触“无界有阶”理论，并提出核心词分阶考察法，对侗台语与其它语言的关系作出新的解释。本文拟对研究方法及思路作评述，指出困惑所在，进而肯定近二十年特别是“语言接触元界元阶”的重要贡献。
一
李方桂提出汉藏语系假说以及国内大多数学者支持这一假说，主要是基于这些语言类型学上的相似，它们都有声调和量词，语序和虚词是主要语法手段，语音系统有相似之处。语言亲属关系的确定主要要找出原始母语保留下来的共同特征或由这些特征演变来的共同要素。在比较研究时，语言材料的选择直接影响结论的可靠性。徐通锵先生对此提出以下原则：“第一、稳固性……第二、能够代表某一语言的特征的一些特殊语言事实尽管语音、词汇或一般的语法规则会发生变化，但这种特殊的语言事实所代表的特征的性质却可以保持不变。第三、这种特殊的语言事实在语言中虽然可能是零散的，但却具有系统的性质。第四、从这些事实中归纳出来的原则不能只适用于某些语言，而不适用于其他语言，即用来分析的原则的适用范围具有普遍性，尽可能适用于各种类型的语言。”（注：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31页，61页，67—68页。）下面我们来衡量一下人们开初确定汉藏语系的主要依据是否能证明其亲属关系。
语序和虚词是汉语、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主要的语法手段，它们也同样是孟—高棉语和越南语的主要语法手段。但孟—高棉语属南亚语系，越南语系属未定但不属于汉藏语系学者们没有异议。语序和虚词是主要的语法手段是分析语的共有特征，它不是确定亲属语言的主要依据，仅能作一个参考项。
语序的具体形式能否作为确定亲属语言的依据，世界上数千种语言从主语、动词和宾语的语序看，共有SOV、SVO、VSO、VOS、OVS、OSV六种逻辑上可能的类型。伯纳德·科姆里指出：“这些类型在世界各种语言的分布有重大偏差，即偏向于头三种，特别是头两种。”（注：伯纳德·科姆里《语言的共性和语言的类型》， 沈家煊译， 华夏出版社，104页，1989年。）显然主、动、 宾的相对语序不能作为确定亲属语言的依据。汉语、英语、越南语都是SVO语序为主的语言， 它们之间没有亲属关系。藏缅语是SOV为主的语言，与汉语不同， 但其亲属关系是公认的。
另外语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上古汉语基本语序是SVO的句子， 但有些SOV的句子。上古疑问代词作宾语放在动词前， 指示代词复指名词宾语也放在动词前。例如：
（1）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
（2）日居月诸，下土是冒。（《诗·邶风·日月》）否定词为“莫、未、毋（无）”等，代词作宾语，多放在动词前。（注：王力《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1990～205页）例如：
（3）汝念哉，无我殄。（《书·康诰》）陈述句中也有些代词宾语在动词前。王力认为是残留现象。例如：
（4）民献有十夫予翼。（《书·大诰》）王力认为：“在原始时代的汉语里，可能的情况是这样：代词作为宾语的时候，正常的位置本来就在动词的前面（像法语一样）。”到先秦有了些变化。（注：王力《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1990～205页）我们推测原始汉藏语的共同母语基本语序可能是SOV。之所以这样推测还因为藏缅语除白语和克伦语外多数语序为SOV。 不论这一推论能否成立，有一点是肯定的，不是汉语就是大多数藏缅语的语序发生了变化。因此语序作为亲属语言的主要依据是不太可靠的。（注：参见丁崇明、荣晶《汉语与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在语法类型学上的部分共性特征》，《思想战线》1997年3期。）
确定语言亲属关系，语法形态是十分重要的依据。梅耶指出：“一种形态繁杂的语言，包含着很多特殊事实，它的亲属关系自然比较容易得到证明；反过来，一种形态简单的语言，只有一些一般的规则，如词的次序，要找出有力的证据就很不容易了。”（注：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31页，61页，67—68页。）形态能作亲属语言的重要依据，首先因为它具有稳固性，第二它不易被借用，第三是因有相当数量的可供选择形式，一般不具偶然重复性。
南方民族语言以及汉语形态的情况。（注：参考了瞿霭堂《论汉藏语的形态》，《民族语文》1988年4期， 还参考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民族出版社。）
第一、内部曲折法的运用。汉语内部曲折的形态极少，中古汉语少数词声调变化区别词性。有的名词或形容词作动词时变为去声。例如名词“衣”为平声，作动词读去声。有的动词变为名词时读去声。例如动词“闻”意为“知声也”，读平声，变为名词读去声（《广韵》），意为“名达”，《诗》“令闻令望”。
王力认为词性变后声调变化的现象上古没有，只是中古才有。这样的内部曲折在近代逐渐消失，现代只有少数残留。（注：参见王力《汉语史稿》中册，1980年，212页。）例如“好”作形容词读上声， 作动词读去声。侗台语、苗瑶语很难找到内部曲折的现象，藏缅语则有一些。例如，藏、羌、普米、彝、拉祜、基诺、阿昌、景颇、载瓦、怒族等语言用内部曲折法表示动词的自动与使动态范畴。
基诺语：to[55]“燃”（自动），tho[55]点燃（使动）
第二、附加法的运用。汉语几乎没有构形形态的词缀，“们”加在人称代词后表复数可算是一个，但产生于宋代。侗台语、苗瑶语基本没有构形词缀。藏缅语要多一些。羌语、独龙语、景颇等语言用前缀，其它多用后缀，主要表方位、时、体、态、人称等语法范畴。羌语有8 种方位，普米语有6种方位。例如：sto[55]看，
第三、重叠法的运用。量词的重叠。汉语量词能重叠。侗台语中，侗、壮、布依、傣、仫佬、水、毛南、拉珈等语言量词能重叠。苗瑶语中苗、勉、布努、畲等语言量词能重叠。藏缅语多数量词不能重叠，独龙、阿昌、基诺、白、景颇、载瓦等语言词能重叠。重叠后表达的意义相近，表“每一”“逐一”“全部”的语法意义。有的是词根重叠；有的重叠后要加别的语缀，是重叠法与附加法的综合运用；有的加了词缀，重叠的词根还有音变，是重叠法、附加法、内部曲折的综合运用。
代词重叠。藏缅语部分语言疑问代词重叠表示多数、全体、强调等语法意义。如藏语su[55]su[53]“哪些人”。个别汉语方言代词可以重叠。
动词重叠。汉语、藏缅语中基诺语，侗台语中仫佬、布依、黎、拉珈语，苗瑶语中勉、布努语动词重叠表动作“短暂”、“尝试”等语法意义。藏缅语中彝、景颇、载瓦、纳西等语言动词重叠表示动作的经常性、习惯性。
形容词重叠。汉语，藏缅语中多数语言，苗瑶语中勉、布努、畲语，侗台语中黎、拉珈等语言的形容词重叠表程度加深的语法意义。
形态一般是确定亲属语言的重要依据，但还应具体分析。重叠法虽然是一种形态手段，但由于是整个音节重叠，与语音对应规律没有关系，它很容易在语言接触中被借用。属南岛语系的高山族布嫩语形容词重叠表多数或程度加深，动词重叠表动作的反复性、恒久性等意义。属南亚语系的佤语，属阿尔泰语系的东乡语形容词重叠均表程度加深。系属未定但不属汉藏语系的京语（境外称越南语）动词、形容词、量词的重叠形式及语法意义均与汉语相似。由此足以说明重叠不能作为亲属语言的证据。
附加法在汉语、侗台语和苗瑶语中极少，在藏缅语中相对多些，只在确定藏缅语内部关系时有价值。由于在其它南方民族语中无可比对象，故无法通过它确定与这些语言的关系。
语法形态一般对确定亲属语言最有价值。但也要具体分析，只有能够反映语音对应规律的音素的曲折变化才有价值。音素曲折变化在藏缅语中是少量的，而汉语、侗台语和苗瑶语也极少有，故不具可比性。汉语、藏缅语声调的曲折变化是中古才产生的，且只有少数词有，后代又趋于消失。因此无法通过内部曲折来确定汉语与南方民族语的亲属关系。
声调常作为确定汉藏语系的一个重要依据。声调是否可以成为重要依据？这首先要看它是不是汉藏语固有的。顾炎武、江永、段玉裁、黄侃、王力和陆志韦都认为上古汉语有声调，他们都是依据《诗经》得出有声调的结论，明代陈弟说：“四声之辨，古人未有。”梅祖麟认为汉语声调产生于中古。罗美珍认为三千年前黎族先民迁海南岛时侗台语母语就有两个声调，她认为侗台、苗瑶语是在汉藏母语产生声调以后才分化的。（注：罗美珍《对汉语和侗台语声调起源的一种设想》，《中国语文》1988年3期。）不论上古汉语是否有声调， 原始汉藏语共同母语并无声调。因为藏语在7世纪创立藏文时直至8世纪都没声调，据胡坦、黄布凡的研究，其声调产生于9～12世纪。缅语声调一般认为产生于 14～17世纪间。藏语安多方言、藏缅语崩尼—博嘎尔语、道孚语部分方言、羌语北部方言都无声调。却域语、扎坝语大多数词没有声调。（注：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28页，1991年。 ）汉语从汉藏原始母语分化出来才产生了声调。
声调的产生主要是语言系统自组织运动的结果。语言是能自我调节的符号系统。一种语言系统某方面的简化必然要其它方面进行补偿，以使其较好地区别意义满足交际需要。声调的产生主要是音段音位简化的结果。藏语拉萨方言主要是因浊声母清化，音节头尾简化产生声调的。（注：胡坦《藏话（拉萨话）声调研究》，《民族语文》1980年1期。）汉语、侗台语声调的产生可能与辅音韵尾的减少有关。据法国学者奥德里古《论越南语声调的起源》的研究，不属于汉藏语系的越南语的声调是由于清浊声母对立的消失于12～13世纪产生的，在这一时期东南亚许多语言产生过浊音清化的变化。有人认为声调产生与语言接触有关，但这只是外因，主要原因在于语言类型特点及音位的简化。这些产生声调的语言都是单音节语素语言，当音段音位系统简化后，同音现象增多，就以音高承担辨义功能，作为超音段音位补偿音段音位的简化。所以声调不能作为亲属语言的证据。（注：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31页，61页，67—68页。）
既然语序、声调都不能作为语言发生学关系的依据，而对汉语和南方民族语言来说又缺乏系统的可比形态，少数形态也不可靠，那就要通过寻找同源词来证明汉藏语系的范围了。
寻找同源词是对不同语言的基本词进行比较，在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之间寻找具有成系统的符合语音对应规律的词。同源词并非语音形式的简单相同，有的形式相同却往往靠不住，因可能是借词。语音可不同，但只要符合语音对应规律就可作为判定亲属语言的依据。
从结构类型看，汉语与藏缅语有许多不同，但正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的：“现在可以证实绝大多数汉语亲属称谓和身体部位的基本词在藏—缅语言中都有同源词，而且一般词也很少发生变化……只有当我们涉及到非基本词汇范围时，同源词的数目才少一些。”（注：本尼迪克特《再论汉藏语系》转引自徐通锵《历史语言学》。）所以它们之间的亲属关系是公认的。
汉语与侗台语、苗瑶语在结构类型上有多方面的相似，但它们是否有亲属关系存在分歧。自本尼迪克特否认侗台语、苗瑶语与汉语存在亲属关系后，李方桂举出140个汉语、泰语、藏语同源词， 以证明其亲属关系。八十年代起国内学者努力寻找其间的同源词，邢公畹、罗美珍、董为光等也找出一些词证明汉语与侗台语同源。（注：邢公畹《论汉语台语“关系字”的研究》，《民族语文》1989年1期。 罗美珍《试论台语的系属问题》，《民族语文》1983年2期。）王辅世、
陈其光找出同源词证明苗瑶语与汉语同源。（注：王辅世《苗瑶语的系属问题》，《民族语文》1986年1期。陈其光《苗汉同源词谱》，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增刊。）苗瑶语的归属国内尚无人反对。九十年代初法国学者沙加尔提出汉语与南岛语同源，邢公畹找出一些同源词支持沙氏，更扩大了汉藏语系的范围。
与之不同的是，本尼迪克特举出侗台语、苗瑶语的同源词，认为它们属奥—台语系。中国学者倪大白、蒙斯牧找出侗台语与属南岛语的印尼语同源词，证明其间有亲属关系，只是倪大白认为侗台语受汉语影响太大，类型转变了。（注：倪大白《中国的壮侗语与南岛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3期。蒙斯牧《印尼语和侗泰语的关系词》， 《民族语文》1990年6期。）王敬骝、 陈相木则找出同源词证明侗台语与南亚语系有亲属关系。（注：王敬骝、陈相木《论佤语“街”和傣语“街”的同源关系》，《民族调查研究》1985年4期。 《论孟高棉语与侗台语的“村寨”、“姓氏”、“家”的同源关系》，《民族语文》，1982年3期。）
本尼迪克特、马提索夫认为中国学者为证明侗台语、苗瑶语属汉藏语系找出的例证是借词，其语音对应不可靠。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数千年与汉族杂居，这些民族大量的词借自汉语，如何区分真正的同源词与古借词是个难题。李方桂也说其同源词“是汉台语可能的关系词的一个试释。”“无疑，南岛语和南亚语的学者也会发现这里的许多说法也可以跟他们的语言相比较。我们还没有办法确定哪些词是可以接受的，那些不行，也没有一个判断是否是借词的标准。”（注：李方桂《Sino-Tai》，237～238页，转引自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921页。）
二
同源词与借词难以区分，中国南方民族语言的发生学分类存在如此大的分歧是可以理解的。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从理论及方法上作了一些探索。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严学宭、董为光、曹广衢等提出同族词比较法：第一步分别建立侗台语和汉语的同族词，第二步找出同族词的语音对应规律，相互间具有语音对应规律的就是同源词。（注：严学宭《汉语同族词内中曲折的变换模式》，《中国语文》1979年2 期。董为光、 曹广衢、 严学宭《汉语和侗台语的亲缘关系》，
日本《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March,1984。）徐通锵先生在此基础上从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对同族词比较法作了提升与修正。徐通锵先生提出了一条汉藏语历史比较的原则，“在进行同源成分的比较以前先弄清楚每个语言或语族的语音演变规律，这是一条总的原则。”这是其方法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建立各语言或语族的词族，第三步是“对词族进行比较，根据语音对应关系鉴别同源词，确定相互间是否有亲属关系。”（注：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31页，61页，67—68页。）这套分三步进行的同源比较法是中国语言学家对历史语言学理论的贡献。实践证明，成功的运用于印欧语比较研究的方法并不适于汉藏语的比较研究。因此这一方法的提出是学者们在探索中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当然，这一方法一时还难以得到最后的结果。因为要在缺乏古代文献资料的条件下搞清这些语言的语音史及词族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为进一步论证汉语与侗台语有亲属关系，九十年代初邢公畹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深层对应法，用此方法他找出了19个例证来证明它们之间的关系。例如：
现代泰语“马鞍”与“吃”是同音词，汉语“鞍”与“侒”（意为“享宴”）是同音词。邢公畹认为这是汉语与侗台语有发生学关系的证据。”（注：刑公畹《汉台语比较研究中的深层对应》，《民族语文》，1993年3期。）
通过不同语言同义的同音词的对应来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是一种新思路，无论是否可靠，它可以深化对语音与语义在不同语言间的对应规律及借词与同源词的认识。这是中国学者在历史比较语言学领域中的又一新探索。
随着研究的深入，分歧似乎越来越大，人们逐渐认识到汉语与南方民族语言的关系异常复杂，在同源词与古借词无法区别开来、民族语言语音史、词族尚不清楚的情况下，有没有其它更具有普适性、更科学的办法来确认汉语与南方民族语言关系的方法呢？能不能用新的理论对这些语言的关系作出解释？1994年陈保亚在自己的博士论文《论语言的接触与语言联盟》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陈保亚提出了语言接触“无界有阶”的理论和与之相配套的“核心词分阶考察法”，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判定语言的同源关系和接触关系的全新方法，对汉语与侗台语的关系作出了新解释。通过大量的调查与分析，他发现基本词汇甚至是核心词，通过深刻的接触也会形成有语音对应的关系词，所以仅仅举出关系词还不能确定有同源关系。他发现语言的接触虽然无界，但是有阶的，越是核心词在接触中受到的冲击越小。基于这一发现，他创造了核心词分阶考察法。
其基本方法是：第一步，选定核心词，按其与人类世世代代日常生活关系的密切程度分出由核心到外围的阶。他把斯瓦迪士语言年代学重新精选的100词作为第一阶词，因为它更稳定些， 然后从斯瓦迪士最初选定的200词表中找出另100个作为第二阶词。第二步，就是用这两阶核心词对所要考察的语言进行考察，找出其中有语音对应关系的关系词。第三步，根据考察结果用数学方法计算并绘制出关系词的阶曲线图。用此方法，他分别对几种印欧语系语言，侗台语11种语言、傣语的几个方言、汉语的几大方言进行考察，结果显示在这些各自同源关系确定无疑的语言或方言之间，越是核心的词汇中关系词越多，关系词阶曲线下倾。而用这一方法考察汉语与侗台语，则情况相反：越是核心的词汇中关系词越少，关系词阶曲线上扬。据此，只能得出侗台语和汉语没有同源关系的结论。
用核心词分阶考察法，陈保亚对侗台语和属于南岛语的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进行了考察，得出了侗台语与南岛语有同源关系的结论。鉴于侗台语与汉语的确存在一些关系词，还有邢公畹所举出的深层对应，陈保亚认为侗台语与汉语之间深刻的接触是一种语言联盟关系。”（注：陈保亚《从核心词分布看汉语和侗台语的语源关系》，《民族语文》1995年5期；《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汉越侗台语源关系的解释》，语文出版社，1996年。陈的理论及方法的雏形在《羌夏—澳越文化联盟论》（《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3期）作了初步表述。）实际上，这也证明了由沙加尔提出的得到邢公畹等学者支持的汉藏泰澳语系（沙称为“华—澳语系）的假设并不存在。
陈保亚的研究是语言关系研究上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突破。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语言接触“无界有阶”的理论作为历史语言学中一种新的理论模型，它完全可与西方学者提出的谱系树理论、波浪理论相提并论，是对语言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建立在印欧语基础上的谱系树理论若明若暗地使人感到语言的接触是有界限的，没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长期接触也不会产生有语音对应规律的关系词。陈保亚证明语言接触无界限而有阶，越靠近核心的基本词被借用而产生关系词的几率越小。这一理论不仅适用于东方语言，而且也适用于印欧语，在理论语言学上具有普遍意义，是中国学者对语言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第二、创造了一套区分语言同源关系与接触关系的科学有效、具有普遍适应性的方法——核心词分阶考察法。且这一方法抛开目前无法解决的古借词与同源词的区分这一难题，把核心词按稳定性分阶，根据不同语言在不同阶关系词的比例来判定是同源关系还是接触关系，这显然比仅根据有没有关系词来确定同源关系的传统方法要科学得多，且这一方法又是经他多方验证了的。
陈保亚的贡献还在于他不仅证明了侗台语与汉语没有亲属关系而与南岛语有亲属关系，而且他根据侗台语与汉语有深刻的接触，把它们之间的关系解释为语言联盟关系。我们认为语言联盟这种现象在汉语与中国南部的其它语言之间较普遍地存在着，例如越南语与汉语有诸多相似之处，何尝又不是一种联盟关系呢？因此这一解释具有普遍意义。
汉语与中国南方民族语言关系研究有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但在几代语言学家几十年的努力探索下，已经开始在理论和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汉语及南方民族语言的关系将随着探索的深入更加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