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管到治，合力振兴“三大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力论文,大球论文,管到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三大球”竞技水平逐步滑落，国际影响逐渐式微，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强国富民”的“中国梦”，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前赴后继、孜孜不倦追求的集体梦想。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巨大成就，中国人民富裕起来了，离“中国梦”更近了。可是，人民群众喜爱的“三大球”特别是足球水平，并没有随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同步提升，“总体水平一直徘徊不前甚至出现下滑，人民群众很不满意”(刘鹏，2014)。2014年8月15日在南京青奥村训练馆篮球场边，习近平对队员和教练说，“‘三大球’要搞上去，这是一个体育强国的标志。”因此，要真正实现“中国梦”，必须大力发展体育运动，振兴“三大球”，满足人民群众对全民健康和体育发展的需求。因为，“体育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标志性事业”。(习近平，2014)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三大球”的发展。 1951年，刚刚建国两年，团中央会同教育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就组织了全国篮排球比赛大会、全国足球比赛大会。同年11月25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的“中央体训班”，即现在国家队的前身，就设立了足、篮、排球等项目。 1952年首届全军运动会、1955年第一届全国工人体育运动大会、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均设有篮球、排球、足球。 1954年我国开始了体育专业研究生教育，培养足球、篮球、排球，以及体育理论、运动生理、人体解剖、田径、游泳、体操等研究生。 1956年，新中国竞赛体制确立的最早雏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竞赛制度的暂行规定》(草案)规定：足球、篮球、排球实行“全国甲、乙级队联赛”制度，每年举行一次，每次比赛两轮，甲级赛的末两队降为乙级，乙级队的前两名升入甲级队。 1964年春天，贺龙元帅郑重宣布：“三大球上不去，我是死不瞑目!”同年6月，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国家体委下发《关于在青少年中开展小足球活动的联合通知》。 1972年6月，全国篮、排、足、乒乓、羽毛五项球类运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受“文革”影响全国比赛中断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运动会。同年9月，国家体委在四平市召开五省(四川、安徽、陕西、辽宁、吉林)二市(北京、天津)三小球会议，交流小篮球、小排球、小足球活动情况，研究并拟定了三小球场地、器材规格和比赛计划。 20世纪80年代开始，“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重点保证奥运会项目中的田径、游泳等影响大、奖牌多的项目，以及我国的优势项目和短时间可以上去的项目”，“投入大、见效慢”的足球、篮球、排球等的人才培养开始出现萎缩。(表1)
1992年6月，红山口全国足球工作会议，拉开了中国竞技体育运动项目职业化改革序幕。1995年12月，上海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上，国务委员李铁映宣布：“足球改革作为整个体育改革的突破口，其示范作用已经初见成效。” 1995年，全国男篮甲级联赛采用主客场和跨年度的新赛季制，开始了中国篮球的职业化进程。 1996年，首次实行主客场制的全国排球联赛拉开了大幕，排球改革开始起步。 党和政府的关心，社会的支持，“三大球”运动队伍中教练员、运动员、管理人员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使我国“三大球”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仅以参加亚运会为例。从1974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到2010年广州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参加了10次亚运会，10次亚运会中，中国男篮7次获得冠军、2次获得亚军和1次获得季军，中国女篮5次获得冠军、3次获得亚军和2次获得季军；中国男排3次获得冠军、4次获得亚军、2次获得季军、1次第5，中国女排1次三连冠、1次四连冠、获得2次亚军、1次季军；中国男足获得2次亚军、1次季军。1990年北京亚运会首次设立女足项目，中国女足三连冠、2002年亚军、2006年季军、2010年第4名。 然而，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我国“三大球”仅有女排、女篮、男篮三支运动队入围参赛，女排获第5名，女篮获第6名，男篮未进前8名，而男排、男女足球竟无缘伦敦赛场。2014年仁川亚运会，女排错失五连冠，女篮丢掉三连冠，男排第4，女足、男足、男篮创征战亚运最差战绩……中国“三大球”40年来首次遭遇亚运无金的尴尬。 在“三大球”中，男足、男篮是已经市场化十多年了的项目，男女排、女足、女篮尽管有联赛，但总体上市场化水平不高，对于绝大部分男女排、女足、女篮队员来说，联赛收入微薄。但不管是职业化水平较高的男足、男篮，还是职业化水平很低的男女排、女足、女篮，呈现的都是竞技水平逐步滑落，国际影响逐渐式微。“解决足球等‘三大球’项目长期徘徊不前等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刘鹏，201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大球”的振兴与发展也要围绕这个总目标来展开。 二、国家层面对“三大球”价值观的确认及其政策和制度规范的体系化，才能为我国“三大球”的振兴发展提供价值引领和政策、制度保障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治理理论进入西方研究和实践视野。从图1、图2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管理侧重单向的管理与被管理的主从关系，而现代治理强调的是多元主体的双向或多向平等合作关系，原有体育管理下命令、作指示，从上而下的权力控制，变为体育治理互动网络中对话、协商、沟通、协同、合作、共事，权力的横向展开。
图1 体育管理示意图
图2 体育治理：利益相关者互动网络 在“三大球”的发展中，相关的主体包括党政部门(包括党政领导部门、政府职能部门，如体育、教育、文化、财政、共青团、妇联、广电、卫生等)、社会组织(包括国内组织、国际组织，如协会、社区、俱乐部、基金会、户外营地、赛事组织等)、运动队(包括国家队、省市队、职业队、专业队、业余队、草根队等)、企事业单位(如学校、少年宫、赞助商、制造商、健身房、场馆等)、家庭(包括父母、祖父母、兄弟、姊妹等)和个人(包括教练员、运动员、教师教练员、学生运动员等)六方(图3)。
图3 “三大球”发展相关主题 推进“三大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三大球”发展要从过去以党和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管理为主，逐渐向今后党政部门、社会组织、运动队、企事业单位、家庭和个人六方平等合作的治理方向发展，形成利益相关者互动网络(图4)。
图4 “三大球”发展治理关系：利益相关者网络 “三大球”振兴发展相关六主体可以从三个层面分析。 宏观层面是党政部门，特别是党政体育管理职能部门的领导、组织、管理、协调、监督职能。2014年11月26日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刘延东副总理强调，“进一步加快普及校园足球，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和足球振兴奠定坚实基础”；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完善政策，形成校园足球激励机制”；2014年12月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刘鹏局长发出号召“积极推进‘三大球’管理体制改革”。这些都是宏观层面的措施。 在中观层面是除运动队外的学校等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包括社区、村社等基层社会组织、社会行业性中介组织、社会体育服务性组织等)的自我组织、管理、协调和监督职能。 在微观层面是运动队、家庭、教练员与运动员个人的自我组织、管理、协调和监督职能。 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社会逐渐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三大球”发展涉及的事务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光靠党政部门和运动队的力量显然已经很难把“三大球”振兴与发展做好。从管理到治理，要进一步改革“三大球”的发展理念；从单向管理到双向和多向合作，进一步改革“三大球”发展的工作体制；从管理到服务，进一步改革“三大球”发展的工作机制，从而形成一种以党政部门和运动队为主体，让“三大球”各种主体积极参与、有效协作的新的平等合作的现代治理机制，使各方的单一力量经过整合产生乘数效应，产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的“三大球”发展的合力，更好、更快地推进“三大球”的振兴与发展。 三、管理向治理转变中北京振兴“三大球”的案例分析 2012年7月6日，在北京市政府牵头下，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委、北京市财政局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及国安、首钢和北汽3家俱乐部在京共同成立北京“三大球”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振兴北京“二大球”。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出任领导小组组长。同期，北京市“三大球”项目工作领导小组排球、篮球、足球项目专家顾问组成立。同日，北京市三局一委下发《关于加强足球篮球排球项目工作的意见》：“通过共同努力，逐步形成政府主导扶持，社会积极参与，体育与教育融合，普及与提高结合，符合青少年成长规律和现代职业体育发展规律，以三大球专项管理机构为指导，以追求三大球竞技最高水准为目标，以区县项目布局、传统项目学校及重点高等院校梯队建设为重点，以大中小学校普及和广大市民高度参与为基础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三大球发展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文件提出统筹规划、分步推进区县三大球“3+3+3”项目布局发展模式，即每个区县必须设置足球、篮球、排球3个运动项目，而且每个项目均要按照小学、初中、高中3个年龄段层次成立不少于男女各3支队伍，有计划地实施“三大球”业余训练比赛活动：创建校园“三大球”“1248”重点示范校，要求“三大球”每1个项目发展，要在全市至少拥有2所大学、4所中学和8所小学的重点示范校，形成人才培养链条，逐步形成人才选拔、培养、输送、考核、奖励的完备体系。 北京振兴和发展“三大球”的做法，充分体现了从党政部门和运动队管理为主向党政部门、社会组织、运动队、企事业单位、家庭、个人的六方合作治理。 宏观党政部门层面，在市政府牵头下，体育局、教委、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成立“三大球”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副市长出任领导小组组长，下设“三大球”专项管理机构为指导，区县“三大球”项目布局为基础，拓展“三大球”体育健身休闲市场，开发“三大球”竞赛表演市场，研发“三大球”体育产品，培育“二大球”中介市场，推动“三大球”产业与文化、旅游、彩票等相关产业的复合经营、融合发展。 在中观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层面，以传统项目学校、重点高等院校梯队建设为重点，以大中小学校普及为基础，城乡、村镇、社区等群众身边的“三大球”活动场地设施建设为保障，市、区(县)两级“三大球”运动协会、人群协会建设和基层项目活动俱乐部、基层活动站点建设为网络，以国安、首钢、北汽等企业参与和投入为依托，创新管理理念，拓展市场能力，增强造血功能，促进快速发展，追求运动成绩、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在运动队、家庭和个人的微观层面，职业和专业运动队、大中小学运动队、市民运动队，不同水平、不同目标、不同组织形式的运动队交相辉映，政府行政职能部门、社会、企业、学校参与运动队伍建设，参与教练员、运动员的教育和管理，通过参与符合青少年成长成才规律的“三大球”系列品牌赛事，参与区县灵活多样的群众“三大球”赛事活动，引导家庭、个人广泛参与，不断强化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的体育健身意识，培养市民参与“三大球”锻炼健身的习惯，形成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激励市民更加阳光向上的精神风貌。 2014年9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后一句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北京振兴“三大球”的做法符合习主席“两句话都讲，才是完整的”要求，既体现了新形势下的政府主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整合了体育、教育、企业、学校、家庭、社会组织等资源，合作治理。 表2展示的是北京“三大球”近年来在全国比赛中的成绩进步。其中，2011-2012赛季，男篮夺冠时隔了29年，女篮季夺冠时隔了31年，男排取得前4名时隔了27年，女排进入前8名时隔了10年。
四、合作治理，共同促进“三大球”振兴的建议 各级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三大球”振兴与发展的重担，加强领导，以坚定明确的国家“三大球”发展战略、清晰健康的国家“三大球”形象、积极负责的价值理念和制度创新融入国际“三大球”社会，形成党政部门、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运动队、家庭、个人六方共同促进“三大球”振兴的合作治理模式。 更加充分、有序地发挥教育部门的积极性，按照“1248”模式，大力开展校园“三大球”活动，形成大中小学的有机衔接的“三大球”教学训练大纲，并把振兴校园“三大球”工作作为教育督导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大督导检查力度，确保振兴校园“三大球”工作正常发展，提高“三大球”普及程度。 体育部门充分利当前教育综合改革、学生减负的大好机遇，更好地发挥原有三级训练网中体育传统学校、业余体校、运动学校的训练优势，构建符合培养文化学习与运动训练双优的“三大球”运动学校体系，体育部门负责运动训练，教育部门负责文化学习，将之作为“三大球”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结合点，并编订明确的“三大球”运动学校目标、任务、工作、评价等。 构建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有机结合，适应上述两个体系“三大球”发展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级竞赛体系，将职业队以下队伍的比赛纳入此四级竞赛体系，将之作为“三大球”振兴与发展的着力点。(图5)
图5 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和竞赛新体系 政府相关部门规范“三大球”职业俱乐部准入、教练员准入和运动员准入，构建与学校竞赛体系相衔接的职业联赛体系，通过完善财税、价格、规划、土地等政策，积极支持社会力量兴办“三大球”职业体育俱乐部，使国内外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在“三大球”振兴与发展中的作用法律化、制度化，全面优化和提升“三大球”职业俱乐部的硬实力。 体育职能部门抓好“三大球”国家队建设，提升科学训练水平，加强教练员尤其是本土教练员培养，改善国家队运动员待遇，加强国家级教练员对基层训练的指导，将优秀教练人才输送到各个任务学校，推进“三大球”训练的标准化，提升“三大球”在国际的影响和地位。 修改项目规则，因地制宜开展“三大球”普及工作。早在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三大球”普及中就进行过很好的尝试。如女篮每场比赛采取“四节制”，每节10分钟。排球既宣传开展六人排球，又同时继续提倡九人排球，甚至为小学生或初学者的落地排球或不限打球次数的集体排球等，标准的六人排球也采用不同的网高。在足球方面，则提出了广泛开展小型足球运动，一般人都可以参加，而儿童则踢更小的橡皮球以代替小型足球。 五、小结 “三大球”发展的理念、体制、机制从党政部门和运动队管理为主向党政部门、社会组织、运动队、企事业单位、家庭、个人的六方合作治理转变为探索“三大球”存在的深层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与新方法。只有在国家层面对“三大球”价值观的确认及其政策和制度规范的体系化，所制定的振兴“三大球”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公共政策对3个层次的6大主体在“三大球”发展中的职能交叉和分工作出科学的区分，才能为我国“三大球”的振兴发展提供价值引领和政策、制度保障，才能调动国家和社会、国内和国外各种力量在“三大球”振兴与发展中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有利于形成“三大球”振兴与发展中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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