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党史 深化认识 资政育人——著名党史学者龚育之答本刊记者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资政论文,记者问论文,学者论文,著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纪念日。您是长期从事党史研究的专家，请谈谈学习、研究党史有何现实意义？
江泽民同志对学习和研究党史有许多精辟论述。他提出学习理论要同了解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结合起来。他说：“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近年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相当一部分同志对建党以来和建国以来的历史不是很熟悉甚至很不熟悉，有的同志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也不太熟悉。”这是现在强调学习党史的一个现实背景。
通过学习和研究党史，可以了解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深刻历史背景和艰难曲折过程，增强我们现在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持做好“三个代表”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资政育人，这就是学习和研究党史的现实意义。
党史是一门科学，是以党的历为对研究对象的科学。学习和研究党史，必须把党性和科学性统一起来。
党性包含相互关联的两层含义。一是党的组织纪律，即遵守决议，服从中央；一是党的思想路线，即实事求是，尊重实践。这两方面必须统一起来，只要不是像“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党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出了问题，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如果不顾党的利益，不讲党的纪律，不遵守党的历史决议，不是正确的态度，就会偏离方向。同样，如果违背科学性，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党性。延安整风时，讲实事求是就是党性，讲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党性包含尊重事实、尊重实践的思想路线。当然，党性与科学性要很好地结合起来，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在党的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历史决议，一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久前，您提出要坚持历史决议和在决议的基础上前进，指的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吧？
是的。这个决议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来之不易，要非常地尊重它。
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的正确和错误，这个问题，应该说，历史决议已经解决了。现在仍然要坚持历史决议的基本分析。这是针对着两种不坚持历史决议的现象而说的。一种不坚持，是从历史决议已经得到的成果后退，淡化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错误的结论。我想，对历史决议已经明确作出结论的那些实践和理论上的错误，不能采取回避开、淡化掉的态度；而是应该如实地、恰如其分地正视它，记取它。不这样就对不起我们为这些错误付出的沉重代价，就有可能以某种方式重犯这些错误。还有一种不坚持，也是从历史决议已经取得的成果后退，另一个方向的后退，即淡化和否定历史决议对中国社会主义成就的肯定，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肯定，似乎建国以来什么成就也没有，有的只是一个接一个的错误。对历史决议已经明确作出结论的、由全党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而取得的基本成就，不能采取无视它、否定它的态度，而是应该如实地、恰如其分地尊重它，这也就是尊重人民，尊重历史。否定建国以来的全部历史，必然导致否定整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建设的全部历史。
我认为，这里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这到现在还是站得住脚的，具有不容动摇的科学权威（符合实际）和组织权威（中央通过）。另一个层次是在肯定历史决议基本结论的基础上，对于建国以来历史过程和历史经验的认识进一步有所深化、有所发展。这样的深化和发展，当然是历史前进和认识前进所必需的。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多次谈到建国以来的历史，言简意赅，鲜明生动，都是在坚持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在这个方面、那个问题上又有新的深入的阐发和概括。从十二大到十五大，党的几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导了20年中我们党前进的方向，作出了许多理论上新的概括，在回顾历史时，也作出了许多新的阐发。比如说，十四大报告，专门有一节“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也就是新时期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我以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又一个历史决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决议。它向前延伸了建国以来的历史决议。
这里面包括几个重大理论观点上的前进。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没有展开；没有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讲实行计划经济，辅以市场调节。后来党的文件在这两大问题上都前进了，这不能不加深我们对历史经验的理解。十五大讲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历史经验这样概括，是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的论述为指导，在历史决议里面还没有这样写。这些都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历史的新认识，它没有否定历史决议，而是在历史决议基础上深化和发展了，都有科学权威（符合实际）和组织权威（经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除了十四大、十五大两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外，江泽民同志还有多次重要讲话论述党的历史，特别是他代表政治局常委总结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0年的历史，更是向前延伸了十四大的十四年总结。他提出和论述“三个代表”的思想，即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对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
所有这些，当然都是我们在纪念建党80周年、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20周年的时候，应该认真加以学习和研究的。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有人说，“邓小平理论的大部分思想在毛泽东思想里面都有了”。您怎样看待这种“早已有之”的观点？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一脉相承，两个阶段。
一脉相承，承的是什么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之“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之“脉”，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之“脉”。还可以讲一个“共同语言”之“脉”。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运用于中国实际所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形成一套大家熟悉的范畴、概念、语言。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党建立了这样一套共同语言，比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资产阶级分成两个部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等等，全党都熟悉了，都认同了，在共同奋斗中就认识一致、步调一致了。邓小平理论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所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共同语言来讲问题的。我们读邓小平著作，如果对毛泽东的基本著作都没有读过、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语言都不熟悉，那是读不懂、懂不透的。总之，中国共产党内有一套共同语言，由毛泽东思想奠定的，邓小平理论用的是这样的语言，又在新时期加以丰富和发展，增加了新的语汇。
那么，怎样看待“邓小平理论的大部分思想在毛泽东思想里面都有了”这种“早已有之”的观点呢？这里存在不同的情况。
一种情况是的确“早已有之”，但没有贯彻始终，后来发生偏离，出了乱子，经过拨乱反正，又重新确立，并在新形势下有新发展。比如实事求是，就是如此。邓小平拨“两个凡是”之乱，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用的就是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这句最光辉的语言，用这个语言，大家都能接受，并且重新唤起了延安时期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那种觉醒，那种认同。
但是，拨乱反正并不就是简单地回到已有的东西。我们对实事求是的理解，一方面是由于总结了“乱”的教训而增加了新内容，一方面是针对新形势解决新问题而增加了新内容，从正反两方面增加了新内容。黑格尔说，同样一句话，由未经世事的年轻人口中说出来和由饱经风霜的老年人口中说出来，其内部的蕴涵和分量就很不相同了。
还有一种“早已有之”的情况，就是毛泽东著作或者谈话中的一些思想火花。新时期我们党提出一些新的思想，后来一查，这些新思想在毛泽东哪次谈话里已经有过那么一点意思。我在文献研究室工作期间，十三大以后查文献，同志们发现1956年冬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在不同场合都讲过消灭了资本主义还可以搞一点资本主义。文献档案中的这几段话送给了中央的同志，又介绍给了学术界。并不是说因为毛泽东他们讲过这么一些话，我们党才制定现在这样的政策，即使毛泽东他们没有讲过，我们党根据实际的情况和需要还是做出了这样的决策。但是在制定和实施这种决策的时候，知道毛泽东他们曾经有过这么一点考虑，对于启发我们的思考，统一人们的认识，还是有价值的。不过，要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公有制为主体下放开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所有制经济，如改革开放以来所提倡的那样，在毛泽东思想里都“早已有之”，那就不合乎实际了。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也是这样。人们注意到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到过，社会主义可能要有两个阶段，一个是不发达阶段，一个是比较发达的阶段。这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的说法，从字面上一看，是一样的。毛泽东那个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的思想火花，当然是很有意义的，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在毛泽东思想史上，是有它应有的地位的，与我们党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相通的。但是，如果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毛泽东那里早已有之，那就不合乎实际了。毛泽东在1959年、1960年之交讲那段话的时候，他的思想框架和前提，首先是批评苏联教科书中“彻底巩固”集体农庄的说法，认为这就是不前进了，不想向共产主义过渡了。在庐山会议错误的“反右倾”的影响下，当时在我国自己的实践中还在积极探讨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向基本社有过渡的部署，甚至还有预期20世纪末中国整个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的浪漫设想，可见那时的思路跟我们今天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路还有多少距离。
所以，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两个阶段，不加分析地说早已有之、没有新意，是不符合历史的。
我们现在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不是回到新民主主义理论。那么，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是本质不同，还是本质相同？
新民主主义必然过渡到社会主义，首先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两者的联系。新民主主义之“新”的所在，它区别于旧民主主义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从《新民主主义论》就讲明了这个联系、这个前途。至于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所能达到的还只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判断，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认识到的。以前对于我们经过过渡进入的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分阶段，分哪些阶段，我们进入的是一个什么阶段的社会主义，怎么从这样的阶段的实际出发来规划我们的发展，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明确地提出和思考过。
新民主主义社会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者有本质相同的一面，这是指从革命性质的大划分上看，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再属于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有了全新的性质，由这个革命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从社会制度的大划分上看，也就有了全新的性质。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新中国从成立开始，就摆脱了那个旧世界，不再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而成为社会主义世界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大层次上，在这个大划分上，新民主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有本质的不同，而同社会主义社会有本质的相同。
同时，两者又有本质不同的一面，这是另一个层次的本质。正如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不能混为一谈、并作一步一样，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不只是有量的发展，而且由量的发展引起了质的变化，这质的变化的标志，就是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在城市和乡村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什么叫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过去的理解，就是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惟一的经济基础。那时突出这个惟一性、纯洁性。现在我们的理解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
建国初期我们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已经取得主导地位，现在我们的国有经济也还是起主导作用，既然如此，可不可以把过去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就叫作社会主义社会呢？或者把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叫作新民主主义社会呢？如果联系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历史进程来具体地考察问题，而不是离开历史抽象地考虑问题，回答应该是：不可以。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不是回到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来进行改革，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
那么，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以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两大不同。一个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今天我们已经拥有相当强大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尽管建国初期国有经济在现代工业资产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很大，已起主导作用，但是今天的国有经济同建国初期的国营经济比起来，无论是量还是质，无论是形成的体系还是达到的水平，无论是所起的作用，还是所占的地位，都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再一个是，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都已确立。建国初期，是国营经济在城市、在工业里已起主导作用，在广大农村，则还没有公有制经济，或者说很少。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才在乡村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那时主体地位就几乎是惟一存在。改革以来，农村经济有很大调整，但是公有制还是占主体地位，包产到户，土地还是公有，土地是农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还是公有制。这两条，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是不存在的。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有人说早知现在搞改革，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当初何必搞社会主义改造？应怎样看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革的关系？
不论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70年代末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革，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而奋斗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大胆探索，两个不同阶段的探索。
社会主义改造有成就，就是在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是有重要意义的成就；也有教训，就是那时候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社会主义改造所要达到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模式某些影响，以为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惟一的公有制和完全的计划经济，这表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很多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这样看问题就离开了历史观点。如果没有“当初”的实践，怎么能够“早知”现在？
“现在的改革是不是对过去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不是。改革对社会主义方向并没有否定，对社会主义要搞公有制并没有否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要占主体地位并没有否定，但从总结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公有制的惟一性要变化，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要多样化。改革只是否定过去对公有制地位和形式的某些僵化观点，而不是要把整个公有制改变成、恢复为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革是对社会主义的再探索，这个探索，比50年代探索的历史起点要高，它继承过去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基本成果，又总结过去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失误的教训，它不是完全否定过去的东西，只是否定过去那些不正确、不清醒的东西。
一方面，不能赞成用现在的社会主义改革来否定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同样不能赞成用50年代指导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观点来否定现在的社会主义改革。中国是从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明确宣布和实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但又是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完全清醒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有位同志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今天还不能正确地认识到过去存在的历史局限，那就既不能对历史的经验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有负于中国人民长期付出的过于沉重的代价，更不能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有深刻的理解，从而坚定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迈向21世纪。”我觉得说得很有道理。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进入新世纪，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否会随之改变？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讲“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完全反映了历史的实际。20世纪的上半期，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革命中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欧、亚洲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又在革命中诞生。中国是这批国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是对内对外长期革命战争的结果，是民族解放革命和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交汇的产物。无论是从中国来看世界，还是从世界来看中国，这真正是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新时代。
说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并不是说那时就没有不打仗、不爆发革命的时候和地方，但是那时影响整个时代、影响世界全局的，的确是世界大战，是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大潮。
在从社会主义产生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代替资本主义这个长期的曲折的历史过程中，世界的形势和时代的特征，并不总是可以用“革命和战争的时代”来概括。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主题。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邓小平对国际局势和时代主题的这个论断就在酝酿之中，虽然没有见诸现在发表的文献中。到1984年，邓小平明确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依据邓小平的论断，党的十三大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当做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轮廓的12个理论观点之一。两大主题也就是两大主要问题、两大主要课题。这样来表达当代世界两大主题或两大问题，并不是说当代已经没有任何战争，发展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但是，成为全球性、战略性问题的，确实是这两个而不是别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和把握正确与否，极大地影响着我们党的国内路线和战略。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也是如此。邓小平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有了变化。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得出新的结论：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在较长时期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1978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
关于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诊断，同我们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是密切相关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世界和平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就必须努力反对以霸权主义为核心的国际旧秩序，争取建立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也就是为我们的国内建设和对外开放争取有利的环境。
80年代末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西方七国对我实行“制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升级。这时，邓小平不赞成把形势看成一片漆黑，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他认为，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正是根据邓小平的这些战略思想，党的十四大继续确认“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并且作出了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论断。
党的十五大再一次确认了这些论断。
科索沃事件和我驻南使馆被炸以后，国际形势又出现新的变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指出天下很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比起过去来具有更大的进攻性、侵略性、扩张性和冒险性，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一方面又指出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没有变，我们对国际形势的总判断没有变。十五大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这个判断仍然是站得住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再一次肯定：“世纪之交，和平和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综合国力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主导因素。”
2000年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和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在规划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阶段新任务时，中央又一次肯定：总的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时代的主题。2001年以来的许多中央文件都重申了关于时代主题的命题。
由此可见，对于经过长期的深入的观察、分析、总结、检验而作出的关于时代、关于全局、关于战略的一些基本的判断，一方面要不断敏锐地把握多种现实的变化，细心地进行理论和对策的研究；另一方面不可以一有风吹草动就随意地怀疑动摇。对基本判断作出否定的评价或根本的变动，那是要有充分的根据并经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程序的。
至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现在难以一致也不必一致。将来时代主题会不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变化，更是难以预测也不必预测。重要问题在把握好当代世界的主题，并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来分析和判断时代主题，据以确定自己的任务、战略和策略。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改造论文;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地位论文; 毛泽东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