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生活世界看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学跃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政治教育论文,经济学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1—0078—04 ［收稿日期］2006—09—10
随着小康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个别富裕了的人们却陷入了一种方向的迷茫，要么满足于现状，不思进取，失去了奋斗目标；要么由于精神困乏而走入各种人生歧途。于是，人们开始反思这种经济学的范式思维给自身心灵和精神带来的冲击。
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进入人的生命个体，成为人的生命线，以及人的自觉行为，这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从本质上讲，思想政治教育原本不是作为经济工作或其他工作的附属物出现的，而是作为人的生命欲求在人那里源发而涌现的，是人的自我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就是人的生命线，尽管它不是人的生命本身，却是人的生命存在和发展离不开的基本因素与条件，是人生整体的一部分。在人的日常生活世界里，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地位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上实现由经济学意义向人性的跃迁。
一、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贫穷和富有
一般来说，地区贫富差别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别首先是在客观的地理环境、物质资源和主观的思想观念领域内发生的，由此引发的差距继而成为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选择，现实中发生的大多数人宁愿到沿海的一个县去谋事而不愿到中西部地区的一个市去高就，就是由这种差别所导致的人的行为的反差。但我们也应看到这种差别只是表面现象，它并不能反映人的本质的差别，马克思认为，这种差别只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私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之间的差别，仍然是历史的差别，而不是基于事物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是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历史地形成和产生的一个基本环节”[1](P106—107)。在经济学意义上，贫穷是一个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而“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1](P106)，也就是说，作为私人的农业不动产的劳动不能转化为作为私人的工业动产的资本去投资时，就是相对贫困，这个时候，“劳动还具有表面上的社会意义，实际的共同体的意义，还没有达到对自己的内容漠不关心以及完全单独存在的地步，也就是说，还没有从其他一切存在中抽象出来，从而也还没有成为获得行动自由的资本。”[1](P107) 这是地区之间贫富的经济学背景。而沿海则是这种转化的直接受益者，这种转化不仅带来了沿海地区人的相对物质富有，而且也促进了沿海地区人的精神文明，“动产已经使人民获得了政治的自由，解脱了市民社会的桎梏，把世界连成一体，创造了博爱的商业、纯粹的道德、温文尔雅的教养；它给人民以文明的需要来代替粗陋的需要，并提供了满足需要的手段”[1](P109)。沿海地区人们能实现这种转化，已经蛰伏了人由经济学上的富有转向人性上的富有的可能性。但这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而言，并不是黑云一片没有出路，因为这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人的差别毕竟不是“事物本质的差别”。人之为人是没有差别的，这个无差别的存在就是人性，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2](P113)。所谓人性就是人在现实生活和活动中所特有的本质规定性，从人这个意义上说，人性就是人的社会本质属性，二者是一致的。人的社会本质具有丰富性和无限多样性，相对于动物而言，人是人，人能够从事劳动实践；相对于人自身的活动范围而言，人在不同的活动领域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本质特点，如在物质生活中，人表现出对象化的占有性；在精神活动中，人则表现出共在的皈依性……至于我们把人的哪一个具体特点作为人的本质来看待，则取决于人和周围事物中的哪一种发生联系从而表现出自己本质的哪一个侧面。人同周围事物的联系是多种多样的，所以，马克思强调，“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它决定一切其他的活动，如脑力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3](P80) 人性就是人在某一具体活动中的具体规定性。人在个体精神和思想政治素质领域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就是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正是这种普遍的人性，才得以使人从经济学意义上的富有和贫困而一致转向人性上的富有有了共在的基础。
人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人性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尽管人的某些基本需要和情感是永恒不变的，但它们可以采取和其目前的表达方式根本不同的表达方式，“在事实上，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是属于人性的表现之最易改变者。”[4](P154) 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落后地区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富有与贫困是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超越的，这种超越和转化离不开教育，因为教育是个人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能够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5](P370) 富有和贫困并不能充当人的人性，更不是人的普遍人性，它们只是无差别的人性的具体外在形式。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教育在任何时代都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无宗教信仰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我们可以没有宗教，但决不能没有精神家园——信仰，思想政治教育是提升人的精神信仰和社会道德、维系社会和人心的重要精神形式，并着眼于改造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以及反思经济发展对人的生存发展的基本意义和基本价值，寻求人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中得到全面发展的道路和真正的精神归宿。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本身就在改变人性以形成那些异于朴质的人性的思维、情感、欲望和信仰的新方式。”[4](P155) 当思想政治教育能够这样做时，人的意义就会发生转换，“富有的人和富有的人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表现为需要。不仅人的富有，而且人的贫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同样具有人的、因而是社会的意义。贫困是被动的纽带，它迫使人感觉到需要最大的财富即另一种人。”[1](P129)
二、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需要
需要是人的活动的原动力，“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3](P286) 因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3](P514)。那么，人可能需要什么？从对象客体来看，所谓人的需要就是人对某种对象的渴求和欲望；从主体方面来看，人的需要取决于人的主体存在状态和能力。因此，对于人而言，不是他们想要什么，而是他们仅仅能也可以能需要什么。由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差别存在，沿海发达地区的人们和中西部落后地区的人们的主体存在状态必然存在差异：对沿海发达地区人们来说，他们希望生活得更美好一些；而在中西部落后地区人们看来，则希望生活得尽可能好一点。但这种差异并不是先在的图式，而是事实地造成的，是可以经验而逾越的。人之为人的主体能力必然要冲破身体的牢笼而向自由、自为的生命深处敞开。也就是说，尽管沿海发达地区人们和中西部落后地区人们的主体存在状态不一样，但他们的主体能力、超越意识可以使其指向更高的终极需要，以彰显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
自然需要作为人的活动的原初动力是首当其冲的，“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然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的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P31) 自然需要的客观性在于它对人的原生性。它与生命同在，是生命永不枯竭的能源，正是这种源力，人才得以走在生生不息的途中。但人的需要不能仅限于肉体的实存，因为它无法把人和动物区分开，至多是人之为人的本能，正如马克思所说：“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1](P94) 而在现实世界中，“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6](P130)。人是自然存在物，但人更是社会存在物，“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去衡量的。”[7](P492) 社会需要作为人的本质性需要，它摆脱了自然需要的束缚，人回到人的社会生活中来，开始自己的本质的活动。不管是人的自然需要，还是人的社会需要，都是为人的意识所意识到的需要，即意识在人的需要中起着“穿场”作用，正是人的意识把人的需要提升到人的本性上来，而不再是一种本能。
然而，人之为人的超越意识或精神也有自身的终极依靠，即人的可靠性本质，不然的话，意识在为“他物”穿场时而迷失自己，人失去精神家园而被劳动异化为对象性的存在物。需要的本性就是在人的自我生成中浮现出来的。人自身是自身的存在，人除了有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外，还有精神关切的终极需要，正如杜威所言：“在我看起来也仿佛是同样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的需要。”[4](P150) 这种终极需要就是人的精神信念或信仰。人是靠信念或信仰来支撑的，一个没有信念或信仰的人必然是盲目或无所适从的人，而一个人能否拥有信念或信仰与他本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是无关的，即使一个人身处绝境，他也能因心怀壮志而获得宁静。对正处于温饱向小康转化过程的人而言，这种信念和信仰的需要尤显迫切。对于落后地区的人们来说，虽相对贫困，但不可放弃心中的持守，贫富的较量不是智慧的事而是灵魂的事，一个对自己的精神都漠不关心的人是不可能真正关心自身存在状况的。对于发达地区的人们来说，尽管取得了物质的富有，但这并非人的终极意义，谁也不会因为自己衣食无忧而觉得人生更有意义，他们更需要信念的引导。孔子曾有“先富后教”的思想，据《论语·子路》记载：孔子到卫国去，冉有问他一个国家的人多了怎么办，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了再怎么办，孔子说就对他们进行教化[8](P149)。可见，物质的富有不能代表精神的富有和充实，相反，物质生活的富有更容易消磨人的精神和意志，现代西方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沉沦、道德滑坡现象就是这个缘由。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生政治社会化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其根本宗旨应该是帮助人们确立信仰和信念，寻找人生的意义，关注人类的终极目标。在社会转型时期，它担负着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抵御消极腐朽观念的侵蚀，从而建立社会主义道德观的重要任务。可见，对于处在正在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富有的人们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跃迁的意义更为显著。
三、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主体能力交往
交往不仅只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更是经济学意义上的。通过交往，人们能够克服地域性差异，利用交往资源与各地发生联系，直接推进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建立在广泛交往的基础上实现的，从早期的资本积累，到后来跨国公司、世界市场的形成，直到方今的经济全球化，无一不证明资本交往的渗透。马克思曾生动地说明了交往的重要性，他说：“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3](P61) 对内陆落后地区的人们而言，与谁交往、如何交往，以及争取在交往中获得比较利益和后发利益，受制约交往的因素很多，因此，“只有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3](P39)，生产力变革的内在需求也是与外在世界发生交往的根本因素。
那么，制约正在实现或已经实现经济学意义上富有的人们进一步扩展交往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显然是人的主体生成能力，它是建立在完整的人的基础上，通过实践的交往来实现的。所谓完整的人，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1](P123)。全面发展的人要求人成为自身全面关系的占有者，不仅占有自己的对象化的本质，更要占有自身，成为全面需要和全面创造力的主体，所以，“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9](P36) 人在社会实践中，个人与社会逐渐形成无限丰富的具体联系，包括实践的物质联系和精神联系，把自然、社会的丰富性变为人自身的丰富性，人的需要也变成了全面的人的需要，社会联系直接是每一个人的活动、生活、享受和财富，从而“富有的人和富有的人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当然，这种“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享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1](P124)。这种“占有”是人自由、自觉本质力量的确证，从交往的意义上说，不仅要能与外在世界进行交往（现实关系的占有），而且要能与自身内在世界进行交往（观念关系的占有）。与自身内在世界的交往就是一种精神交往，即自身灵魂上的对话、精神上的相遇。而这种交往是现实中忙碌着的人最容易忽视的方面，忽视这种交往，就是忽视或忘记自己的存在。忽视自身存在的人是没有主体生成能力可言的，也是没有信念或信仰的。
正是这一点的残缺，限制了人在富裕之后进一步扩展自己交往的可能性，其结果是赚到了钱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又将向何处而去，只是被物支配着而无法把握自身，一旦发现一切财富都只是身外之物时，留给他们自己的或许就只剩下一场人生游戏或一场梦。唯一能拯救这种自身状况的也只有人自己。因此，不管是位于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还是贫困，人自己首先要肩负起卫护自身的责任。从完整的人来看，只有心中持守信仰和信念，时刻守望自己的精神家园，才会不被自己所遗忘，才会感到心有所依、神有所寄，生活态度乐观，思想行为积极向上，人格丰满，个性和谐，意志力顽强，从而对人生的任何境遇都能保持一种健康的状态和一颗高尚的心灵。这种构筑来自于人的自我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只是一种外力，这种外力能否对个体内在变化起到何种程度的预期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个体的自我认同，即自我认同社会价值规范、社会公共理性，内化为自身的思想意识，在此基础上形成自身的信念和理想。自我认同的过程其实质就是自我教育的过程。当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深入人的内心，化为个体自我教育动力时，即是成功的思想政治教育。自我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在人那里的最高境界，是人的主体生成能力，也是立足于生活世界的内在交往。内在的自我教育不仅要构筑人的精神家园，塑造完善的人格，最终还要达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