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责任论”考验和平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和平发展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责任论”近些年在国际舞台上悄然兴起，并开始逐渐取代“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而成为国际社会针对中国的主流话语。“责任论”对正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来说，是福？还是祸？是挑战？还是机遇？取决于中国如何把握和应对。
一、中国和平发展的新挑战
“中国责任论”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既与中国快速发展，实力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寄望中国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有关，又与中国提出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有关。客观地讲，国际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对世界负有一份责任，因为地球是大家共有的，地球资源是共享的，国际秩序是共建的，因此，大家都有责任来维护国际秩序，共同保护人类和地球的生存。当然，国家有大小、强弱、贫富之别，不同的国家能承担的国际责任肯定是有区别的。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来说，国际社会寄望她能多承担一点国际责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情理之中的事。
然而，不同的国家和国际力量，在喊“中国责任论”时，目的是不一样的。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对中国这个“老大哥”的快速成长，是真心欢迎、高兴，并希望中国能够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上多发挥作用，更多地在国际舞台上为它们代言；而对西方大国来说，喊出“中国责任论”则有双重意味：一方面是面对中国崛起这个现实，它们试图重构同中国的关系，将中国从它们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外拉进体系之内，让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与它们共同维护现存国际秩序；另一方面是面对“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越来越没有市场这个现实，试图找出一个新的话语来塑造、影响中国，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想“忽悠”、“捧杀”中国。
对中国的崛起，西方大国一直抱着复杂、矛盾的心态。在近代，中国一直是它们争夺、欺压、掠夺、侵略的对象，有些国家还对中国抱有怜悯之情。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坚定地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这遭到西方的一致敌视，于是乎有了对中国的封锁、围堵、遏制与“和平演变”。冷战后期，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西方开始支持中国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它们寄望中国能够通过改革开放而实现“转型”，变成它们所认可的“自由民主”国家。冷战结束后，它们一方面试图“以压促变”，迫使中国仿效苏联东欧，实现剧变，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崩溃”，如果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崩溃，会给它们带来沉重的负担，所以又希望中国保持一定程度的发展。随着中国崛起加速，“中国威胁论”开始取代“中国崩溃论”。它们担心，一个崛起的中国会冲击现存国际秩序，挑战它们的世界地位，甚至威胁它们的安全。然而，中国以“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理念以及与之相应的外交实践有力地回应了“中国威胁论”。尽管“中国威胁论”仍不断翻新花样，但其影响力明显趋弱。于是，“中国责任论”应运而生。
当然，在讲“中国责任论”时，美欧日的用意也是有区别的。就美国来说，它有深刻的战略内涵。佐利克用“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来定位中美关系，等于是否定了遏制派的对华战略，明确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主调是合作，而且这种合作还超越了以往那种“伙伴式”的、可选择的合作。既然是同一个“利益共同体”内的“利害攸关方”，合作就是必须的、不可回避的。但是，这个“利害攸关方”不能只是享受共同利益，还应当“负责任”，共同承担风险。如果结合佐利克“9·21”对华政策讲话的上下文，还可以体会到“负责任”的另一层含义。佐利克虽然声称实行了30年的对华“融合”政策结束了，① 但实际上仍在继续。在美国看来，目前的中国已经“融”进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但是并未完全“合”。中国还是一个“处在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因此，美国需要塑造中国，塑造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合作进一步融合。“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的一个深层次寓意就是，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利害攸关方”，真正地负起责任，就应当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乃至政治体制上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看齐，实现彻底的“转型”。对这一点，美国2006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讲得尤为明确。报告称“中国的转型并未完成”，因此美国希望，“当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性角色时，它必须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来行事”，“我们的战略就是鼓励中国为它的人民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同时对其他的可能性两面下注”。② 可以看出，美国在强调“中国责任”时，是单向的，即中国对美国负有责任，却不提美国的责任。
欧盟在新出台的第六个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扩大的责任》中也特别强调中国的“责任”。从文件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责任”是整个文件的关键词之一。文件中多次提到“责任”，比如，“更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意味着双方责任的增强”，双方“需要共同努力承担更主动和负责任的国际角色”，“全球化给双方带来了挑战和进一步的责任”。③ 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在讲中国的责任时，是将双方放到一起来说，强调双方作为伙伴负有对等的责任。不过，作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两个政治实体来说，强调对等的责任，对实力较弱的一方来说，肯定会造成巨大的压力。
日本讲“中国责任”主要反映在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联合国会费交纳份额上，认为联合国现有会费分配比例不能反映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及在联合国的地位和责任。④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日本在“入常”受挫后发泄对中国的不满。客观上讲，随着经济力量的增强和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的增大，中国多分担一点联合国会费也在情理之中。
不管提出“中国责任论”的各国和政治力量出自何种动机，它对致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来说，构成了一个新的挑战。如果中国对之置若罔闻，则有可能让众多发展中国家失望，也让西方大国更加怀疑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和崛起，同时也让国际反华势力抓到一个攻击中国的新把柄，如此，中国在国际上可能会受孤立，外部环境将大大恶化；如果中国像国际社会所寄望的那样承担国际责任，很有可能造成超负荷运转，力不从心，甚至把自己累垮，最终和平发展受阻，崛起受挫。“责任论”对和平发展的中国是个严峻考验。
二、清醒认识中国的实力与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责任往往是与权力相联系的。俗话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一个县长老是想担负省长应负的责任，会被看成是越位，甚至是有野心。在国际舞台上，由于没有世界政府，谁担负什么样的角色，拥有什么权力，通常情况下是无章可循的，大概只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个例外。各国的权力实际上是通过实力来体现的。你能为国际社会做什么事，能提供什么公共产品，你就会拥有相应的权力。所以，国际社会中的责任是以实力为基础的。
鉴于此，认识中国的国际责任，首先要认识中国的实力以及与实力相关的国际地位。
对中国的实力，中国国家领导人是有清醒认识的。温家宝总理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个‘不发达’首先当然是指生产力的不发达。”虽然“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发展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⑤
虽然中国崛起举世瞩目，而且中国的经济及其他各方面实力确实有了显著的增长，但是与世界主要大国相比，中国的实力仍有很大差距。中国的GDP总量虽然连续翻番，突破2万亿美元，但仍然只相当于日本的1／2，美国的1／6；若论人均，只有世界平均数的1／4，发达国家的1／26，甚至还不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从科技实力来看，仅举两项指标：2003年中国研发支出排在美、日、德、法、英之后，是美国的1／15，只比加拿大和韩国略多一点；1994—2004年发表科学论文数排在美、日、德、英、法、加、意之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全球政治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在世界国家综合国力排名中只位居第6名，排在美、日、法、英、德之后。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提供的世界主要国家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中国的指数是40，而位居第一的瑞典高达120，美国达115，与中国同为“金砖四国”的巴西为42、俄罗斯为65。⑥ 从能用数据显示的实力来看，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特别是西方大国仍有很大差距。即便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能够继续保持目前的高速增长，而发达国家保持目前的慢速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要赶上美国仍然需要几十年。
从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来看，比较成功的美国，在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后，又经过了半个世纪才在综合实力上跃居世界第一。而且在这期间，它多数时间是在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埋头发展自己，避免同主要大国直接冲突，并且巧妙地利用了两次世界大战提供的“战略机遇期”。当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时，没有哪一个美国人敢言“美国世纪”。可是今天，当中国刚刚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时，就有人大讲“中国世纪”，实在值得深思。如果说，外国人为了“忽悠”中国而大谈“中国世纪”还情有可原，那么国人自己也跟着嚷嚷“中国世纪”则值得反省。⑦
就目前的实力来看，中国只能算是一个地区大国，离世界大国还有相当长一段距离。当然，中国的幅员、人口、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等因素又使得中国具有一定的世界影响力。所以，中国又不是普通的地区大国，而是一个具有一定世界影响力的地区大国。如果将中国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综合实力结合到一起来定位中国的角色，比较恰当的表述应当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中国的国际责任就应当从这个角色定位出发来认定。
在认定中国的责任时，还要考虑到，中国还是一个尚未完全实现国家统一的大国，这在当今世界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状况决定中国必须将相当多的外交资源用于解决统一问题。而且统一问题在对外事务中很容易被其他大国用来作为制约中国的牌，甚至被一些小国当成向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此外，中国在发展和改革中面临着许多其他大国崛起过程中未曾遇到过的难题，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在制约着中国的崛起。这也是影响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重要因素。
也许正是由于看到了中国实力的局限和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党和国家领导人才特别强调“忧患意识”。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期间，告诫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⑧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中国发展成就时说：“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忧患。”⑨ 在他的署名文章中，温家宝强调：“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日益增多”，在这种情况下要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个方针，“要抓住机遇，排除干扰，专心致志，发展自己；在国际上坚持不扛旗、不当头。”⑩
三、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承担国际责任
当然，“专心致志，发展自己”并不意味着可以不理会日益增多的“国际期待”，更不表明中国要奉行类似于孤立主义的政策，或者是在国际舞台上我行我素，不负责任。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国际环境。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所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全球化潮流。随着中国的崛起和进一步开放，中国已经与世界融为一体，中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中国承担必要的国际责任是不可回避的事情。
在国际政治中，责任与利益是相辅相成的，有的学者将责任本身看成是一种利益，是有道理的。(11) 实际上，当一个国家承担起某种国际责任时，它所得到的最直接的利益就是：体现其大国地位及风范。所有大国，肯定都会充分利用承担国际责任的有利条件来维护国家的主权利益和发展利益。中国也不例外。温家宝总理指出：“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许多重要国际组织的成员，要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积极发挥作用，有效维护我国的根本利益。”(12) 在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主体的国际社会，任何国家在承担国际责任时，都不可能奉行绝对利他主义。当然，作为一个大国，从长远战略利益出发，也不应该是绝对利己主义的。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时，必须兼顾本国利益和国际利益，兼顾利己与利他，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从中国的角色定位出发，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惟一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中国应该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作为地区大国，中国需要为亚洲的和平、稳定、繁荣而努力；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中国需要为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贡献力量。不过，从中国的根本利益和实力出发，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国际责任主要不是体现在物质层面，而是在精神层面。或者说，在国际责任上，中国主要不是奉献硬实力，而是软实力，如，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提出并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就将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三大任务之一和对外政策的宗旨，并高举和平旗帜，是制约战争、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积极主张世界多样性、多极化，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这在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仍大行其道、文明冲突若隐若现的当今世界有着重大意义；中国支持联合国朝着正确的方向改革，最终目标是使联合国更加有权威、有效率，更加团结，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提出了睦邻、富邻、安邻政策，使周边国家同中国一起发展、崛起、繁荣；中国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创建，并推动其健康发展，成为维护中亚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地区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主持了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努力使朝核问题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提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让周边国家和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发展、崛起放心，并将中国崛起作为自己的机遇；同时，中国还提出了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理念。
当然，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软实力还相对有限，与西方大国相比，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还较弱。但是，中国提出的许多主张和理念是符合全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在奉献硬实力上，中国的国际责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平等互利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同发展中国家合作时，特别是同发展水平比中国差的国家合作时，中国遵循平等互利共赢的原则，不附加任何其他条件。与西方大国带有新殖民主义色彩的合作方式相比，中国的方式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二是援助比中国更贫穷落后的国家。2005年以来，中国先后两次宣布减免部分非洲国家的债务，增加对非洲国家的援助项目。这在援助非洲上起了示范作用，有利于促进国际社会对非洲的关注和支持。三是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提高联合国会费的分摊份额。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根据国力增长情况，不断扩大维和行动规模，增加会费份额，是情理之中的事。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将在承担国际责任上有更好的表现。但是，在承担国际责任时，必须处理好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处理好承担国际责任与发展自己的关系。中国自己的强大是承担国际责任的基础。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好自己就是国际责任的一部分，就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那种不顾自己发展，盲目承担国际责任的做法，是舍本求末，竭泽而渔。不把自己发展好，是最大的不负责任。从这个角度说，中国要承担国际责任，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中国通过发展自己而对世界做出贡献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中国拥有占世界1／5的人口，中国发展好了，就等于世界1／5人口的民生问题解决好了，就是对世界共同发展的贡献。二是中国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国力强大了有利于世界和平。历史上，中国由于自己虚弱，屡遭列强入侵，不仅导致战争频发，而且还刺激某些国家的军国主义等恶势力膨胀，最后危及整个亚洲的和平。当时的中国，不仅不能承担任何国际责任，反而成了国际社会的麻烦和累赘。三是中国本身是一个多民族和具有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国发展好了，会对世界多元文化和谐并存起到示范作用。四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走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模式的成功会为世界各国的发展，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新的模式选择，同时也会鼓励世界各国积极创造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中国只有将自己发展好了，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世界提供一种好的制度选择。五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将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个任务虽然异常艰巨，但在信奉“天人合一”的国度，是能够实现的。
第二个问题是在承担国际责任时要注意同西方大国协调。西方大国希望中国能成为对它们负责的“利害攸关方”，这是不可能的。中国要成为一个负责的大国，只能是对整个世界负责。但是，中国并不是作为西方大国的对抗者和挑战者去承担国际责任。如果是这样，必然会导致西方大国的抵制。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就认为，“中国对世界的最大危险，不是要用军事力量来进攻哪个国家，而是会运用这迅速增长的资源来改变世界力量对比”。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黄靖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是接受的，但对美国来说，和平崛起并不等于崛起以后的和平。这是两个命题。目前的‘中国威胁论’主要讲的是崛起以后的和平。”(13) 所以，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时必须同西方大国协调，让它们理解：在国际责任问题上，中国是它们的“伙伴”，而不是“敌人”；作为伙伴，双方虽然有利益矛盾，有竞争，但也有共同利益，有合作，而且合作大于竞争；中国与西方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可以实现互利、互补、共赢。只有这样，中国承担国际责任才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建设和谐世界，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
注释：
① See Robert B.Zoellick,“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September 21,2005,http://www.globaview.cn,2005—10—11.
② 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March 2006,pp.41—42,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2006.
③ 欧盟委员会文件：《欧盟—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扩大的责任》，2006年10月24日，第2—4页，http://www.delchn.cec.eu.int/en/whatsnew/communication% 20paper-CHN.pdf.
④ The Associated Press,“Japan Demands China Boost Its U.N.Fees Contribution.”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November7,2006.
⑤ 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2007年2月27日，第2版。
⑥ “你知道发达世界的变化吗？”《环球》，2007年第6期，第17—23页。
⑦ “谢绝‘中国世纪’”，《环球》，2007年第6期，第45页。
⑧ “三个意识，干部离不开的清醒剂”，http://news.xinhuanet.com./forum/2007—03/13/content_5832918.htm.
⑨ “中国挑战在于扮演更重大角色”，《参考消息》，2007年4月5日，第16版。
⑩ 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2007年2月27日，第2版。
(11) 王逸舟教授将利益分成三种，即发展利益、主权利益和责任利益。一个国家的责任需求，是“大国地位及风范的体现”。见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317页。
(12) 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2007年2月27日，第2版。
(13) 黄靖于2007年3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