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解构学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学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所共知，哲学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巨大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集中表现在以下两种功能上：一是建构功能，它能用范畴之网编织出严密的理论体系，令人叹为观止；二是解构功能，它能以深邃的洞察力和批判力使传统的信念和教条在片刻之间毁坏无遗。所以，并不是西方出现了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学说，哲学才具有了结构和解构的功能，恰恰相反，正因为哲学具有这两种功能，上述两种思潮才成为可能。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有条件来探讨马克思的解构学说了。
马克思使用过“结构”概念，但从来没有使用过当代解构主义者才使用的“解构”（deconstruction）概念。然而，马克思的哲学却体现出巨大而深厚的解构功能。马克思以“怀疑一切”为座右铭，通过对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占支配地位的传统观念的透彻的批判，确立起自己的哲学见解。但后人在研究马克思哲学时，更多地关注的是它的建构功能与体系结构，这就使马克思哲学的后一方面的功能被忽视，甚至被掩蔽起来了。这种对马克思哲学的解构功能的忽视所导致的结果是：对早已被马克思解构的传统的哲学文化观念依然取认同的态度。换言之，后人在研究马克思哲学时，常常退回到马克思以前的、并早已被马克思解构的旧哲学见解上去，并从这样的见解出发去理解、解释和叙述马克思的哲学，从而完全磨平了马克思哲学与已经马克思解构的旧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异，遮蔽了马克思哲学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划时代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力图通过对马克思哲学的解构功能的主要表现的展示，既阐明马克思哲学演化的真实的思路历程，也由此而澄清迄今为止理论界对马克思哲学存在的各种误解。
对古希腊哲学的解构
在《哲学史讲演录》一书中，黑格尔把希腊化时期三派主要哲学（伊璧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的主导性原则看作是“自我意识”。这一见解对青年马克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特别感兴趣的是伊璧鸠鲁的自然哲学，通过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璧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异》）及一系列笔记的写作，马克思对古希腊哲学进行了全面的反省，并从伊璧鸠鲁的“原子偏斜说”所蕴含的“自我意识”的基点出发，解构了古希腊哲学的主导性原则。人们常常认为，怀疑派对古希腊哲学的批判是十分激烈的，可是马克思却主张，“古代哲学在伊璧鸠鲁那儿比在怀疑派那儿被克服得更加彻底。”〔1 〕在马克思看来，伊璧鸠鲁乃是古希腊哲学的解毒剂。
首先，马克思解构了古希腊哲学的实体精神。马克思指出，“希腊哲学特有的弊病在于它只和实体精神相联系。”〔2 〕这首先表现在早期希腊哲学家——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的学说中。他们的全部认识都是对外部世界的实体的具体化的认识，这种认识是直观的、缺乏活生生的精神力量的。在古希腊哲学以后的发展中，直至这一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也始终把实体作为其哲学研究的根本对象。而在伊璧鸠鲁的自然哲学，尤其是他的“原子偏斜说”中，实体获得了完全不同的含义。马克思写道：“‘偏离直线’就是‘自由意志’，是特殊的实体，原子真正的质。”〔3〕当伊璧鸠鲁宣称自然是自由的时候， 他实际上重视的只是自我意识的自由、精神的自由。比如，古希腊哲学家的实体精神几乎无例外地体现在对天体的直观和惊愕之中，伊璧鸠鲁则认为这样做是束缚人的，使人产生恐惧感的，因而也是毫无意义的，“他主张精神的绝对自由。”〔4〕总而言之， 伊璧鸠鲁作为“自我意识”的哲学家，已经扬弃了那种束缚于外在直观的实体精神，达到了个体的内在的、意识上的自由，尽管这种自由还停留在形式上，但却是对传统哲学见解的历史性超越。
其次，马克思解构了古希腊哲学家对必然性的普遍信念。这种信念在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据第欧根尼·拉尔修、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记载，德谟克利特把一切都理解为是必然的：“在德谟克利特看来，必然性是命运，是法律，是天意，是世界的创造者。物质的抗击、运动和撞击就是这个必然性的实体。”〔5 〕这种必然性的信念也表现在他的原子学说中。他认为，原子的直线运动也正是受这种盲目的、强制的必然性的支配的。但这样一来，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正如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所提出的：
如果它们“像雨点一样地”继续下落，
经过广阔的虚空时丝毫也不偏斜，
那原子既不会有遇合，也不会有碰撞，
自然界也就永远不会产生出任何东西。〔6〕
卢克莱修既看到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理论的困难，又看到了伊璧鸠鲁的“原子偏斜说”的用意，即正是通过原子的偏斜运动，偶然性上升为根本性的哲学原则，从而超越了德谟克利特的必然性和命运的束缚。所以马克思说，“众所周知，偶然是伊璧鸠鲁派居支配地位的范畴。”〔7〕伊璧鸠鲁还把这种偶然性的原则推广到人类的生活中。 强调在生活中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开放着，谁也不会被必然性束缚住。如果说，必然性、命运、天意、决定论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信念的话，那末，正是通过对伊璧鸠鲁的未受重视的“原子偏斜说”的重大理论意义的重新认识和对偶然性哲学原则的高度颂扬，马克思解构了这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信念。
最后，马克思解构了作为古希腊哲学最高成果的观念论或理论。在马克思看来，观念是实体的对应物，观念论则是转化为主观精神的实体精神：“实体的这一观念性转化为主观精神，是一个飞跃，是一种脱离实体生活的独立，即植根于这种实体生活本身的独立。”〔8 〕这种转化发端于苏格拉底，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苏格拉底就是实体的模型，借助于这个模型，实体本身就消失在主体中，消失在主观精神中，而柏拉图的理念论正是这种主观精神的集中表现：“理念的独立王国翱翔于现实之上（这个彼岸的领域是哲学家自己的主观性）并模糊地反映于现实中。”〔9〕在马克思看来， 这种理念或观念论的根本缺陷在于：第一，它把存在分裂为两个并存的世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柏拉图没有取消感性的东西，但认为存在是被思考的东西。这样一来，感性存在就不表现在思维中，而智慧能理解的东西也归于存在的范畴，因此有两个存在的世界，一个挨着另一个。”〔10〕在这两个世界中，柏拉图真正重视的是可以通过思维把握的理念世界，而把感性世界仅仅看作是理念世界的摹本，看作一种变幻不定的、虚假的东西；第二，理念世界是一个封闭的、特殊的王国，是一个排斥任何运动的实体的阴影的王国；第三，这个静态的理念世界必然导致对抽象的普遍性（如善）的崇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柏拉图那里，善、目的的这一抽象规定转化为囊括世界的、全面展开的哲学。”〔11〕这种对抽象普遍性崇拜必然导致神秘主义，从而为后起的基督教精神创造了思想前提。所以尼采后来批评柏拉图把善作为最高理念是“如此先于基督教而基督教气味十足”〔12〕也就是很有见地的了。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伊璧鸠鲁的个性、感性和自我意识的弘扬来解构理念论这一古希腊哲学的最高成果的。
马克思当时之所以特别重视“自我意识”的原则，当然是与黑格尔和布·鲍威尔思想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但后人在研究马克思哲学时常常夸大了这一点，从而忽视了马克思赋予“自我意识”概念的新的含义，也忽视了在马克思哲学发展史上“自我意识”阶段的意义。实际上，这一发展阶段十分重要，正是通过伊璧鸠鲁这一“自我意识”的化身，马克思解构了古希腊哲学的主导性传统。
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构
马克思哲学发展的“自我意识”阶段之所以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它启示我们，这一哲学在起点上就根本不同于以静态的直观为出发点的任何哲学。当然，随着马克思对现实的物质利益的关注，对黑格尔法哲学、现象学和费尔巴哈的异化与人本主义思想的研究，尤其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深入探讨，马克思的思想很快超出了主观性的“自我意识”的阶段，达到了“生存实践”的阶段，即把生产劳动看作理解并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出发点和参照系。正是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马克思从理论上解构了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
首先，马克思解构了认为“观念统治着世界”的意识形态见解。马克思指出：“所有的德国哲学批判家们都断言：观念、想法、概念迄今一直统治和决定着人们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今日，但今后不应继续存在。”〔13〕这种错误见解的具体表现是：第一，人们自己创造出关于神、模范人等各种虚假的观念，但却跪倒在这些观念之前顶礼膜拜。也就是说，他们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置于自己头脑的产物的统治之下；第二，把对社会现实的改造理解为纯粹的观念改造，即认为人们只要抛弃了某些观念，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现实。马克思嘲讽说：“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宗教迷信的观念，那末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14〕第三，人们总是习惯于从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关于自己所作的宣言出发去判断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比如，当一个阶级为了获得全社会的拥戴而把自己本阶级的利益说成是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时，人们常常对它的真实的意图失去判断能力。
其次，马克思解构了“观念统治着历史”的意识形态见解。马克思认为，这一见解是通过以下三个步骤来实现的：第一，先把统治者的思想同统治者本人分割开来，“从而承认思想和幻想在历史上统治”；第二，必须使这种思想统治有某种秩序，必须证明，在一个承继着另一个统治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达到这一点的通常做法是把这些思想看作是“概念的自我规定”；第三，为了消除这种“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的外观，便把它变成某些人物，如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等人的“自我意识”，“这样一来，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于是就可以放心地解开缰绳，让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15〕在马克思看来，一旦现实的历史被曲解为观念的历史，历史活动就必然被描绘成某种神秘莫测的东西，被描绘成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
最后，马克思解构了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基础的黑格尔哲学。当时的德国哲学家虽然都断言自己已超越了黑格尔哲学，但实际上，“德国的批判，直到它的最后的挣扎，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它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16〕所以，马克思在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始终把矛头对准黑格尔哲学，特别是他的历史哲学。
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构，马克思完整地表述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不是从观念出发去解释实践，而是从实践出发去解释观念；不是用单纯的观念批判去解释历史的变动，而是用现实的历史变动来说明观念的兴衰起落。
对拜物教的解构
如果说，青年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这一中心概念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性考察的话，那末，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虽然在其著作中还保留了“异化”这一概念，但是马克思不再笼统地、形而上学式地谈论这一问题，而是把探讨的重点放在“异化”、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普遍的表现形式——“拜物教”上。
“拜物教”并不是马克思创制的新术语，如果历史地加以考察，它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前商品经济社会的“拜物教”，主要是对自然之物（风、雨、雷、动物、植物等等）的崇拜，这尤其体现在各国的神话传说中；二是商品经济社会的“拜物教”，主要是对社会之物（商品、货币、资本）的崇拜，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是指后一种。什么是“拜物教”呢？马克思写道：“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17〕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其奥秘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18〕
“拜物教”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物的自然属性被主体化了，从而物成了超感觉的、神秘莫测的东西。比如，生产资本会自动地产生利润，生息资本会自动地产生利息，土地会自动地提供地租：“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19〕商品拜物教、拜金主义和对资本的神秘性的崇拜，都是“拜物教”的具体表现形式。其实，这些神秘性决不是物的自然属性造成的，而是物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的必然的表现。另一方面，人被物化了。在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里，不但人成了物、商品、货币、资本、机器和技术的奴隶，而且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由于被变形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变得晦暗不明了。
马克思批判“拜物教”的目的是揭示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把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这一阶段称为“社会关系”阶段。事实上，马克思早在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论著时，已经对“社会关系”问题作了一定的论述，但当时马克思的注意力还主要放在对“生存实践”问题的论述上，而“生存实践”活动还是在经验世界中可以观察到的现象。至于“社会关系”则完全是抽象的，分析“社会关系”即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只能用抽象力。这充分表明，随着马克思的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及其观念的解构也不断地向纵深发展。
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解构
如果我们着眼于从世界范围内来考察马克思思想的发展的话，就会发现，马克思对古希腊哲学、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拜物教的解构，主要是他研究欧洲社会，尤其是近代欧洲社会的结果。然而，马克思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他的视野并没有局限在欧洲社会之内。从中年时候起，特别是在晚年，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学的深入研究，不但把自己的视野从近代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扩展到欧洲古代社会，而且进一步扩展到东方社会。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晚年马克思的思想称作“东方社会”阶段。以往研究马克思思想的学者或者不太注意这一阶段，或者仅仅在欧洲中心论的范围内去评价晚年马克思的贡献。实际上，这一阶段之所以特别重要，因为马克思解构了欧洲中心主义，从而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东方社会。
首先，马克思解构了西欧资本主义起源方式的普适性。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试图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论述推广到一切国家（包括俄国）中去。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生前未发出）中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0〕马克思认为，极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会引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模式绝对化，那就什么也解释不了。
其次，马克思解构了西欧社会发展形态的普适性。不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东方学者，在研究东方社会的演化时，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把西欧社会演化的模式作为参照系。比如，当柯瓦列夫斯基发现印度有采邑制、荫庇制和公职承包制时，就轻易认定，在印度存在着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马克思批评说：“别的不说，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21〕事实上，在印度普遍存在着的是农村公社，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后，利用高利贷加速了农村公社的瓦解和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由此可见，决不可简单地把仅仅适合于西欧社会演化的五大形态理论简单地套用到东方社会上去。
再次，在分析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趋向时，马克思作出了跨过“卡夫丁峡谷”的著名论断。在马克思看来，俄国农村公社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公有制及公有制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定；另一方面，房屋的私有、小块土地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利益获得发展。如果听凭各种破坏公社的因素（如国家财政搜刮、高利贷等）发展，就会导致农村公社的灭亡，重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如果创造历史条件来发展前一方面，逐步把土地的个人耕作发展为集体耕作，它就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22〕在这里，马克思的提法虽然是十分谨慎的，但却充分表现出他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解构和超越。在马克思看来，东方国家并不一定要走西方国家的老路，相反，只要它们把握住历史的契机，并创造客观物质条件来实现这一契机的话，它们就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走向新的社会形态。
马克思解构学说的启示
马克思的解构学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首先，它使我们对历史决定论问题获得了新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流行的见解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决定论，历史决定论认为，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存在着普遍的规律。这一见解显然忽视了，在决定论问题上马克思的见解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如前所述，马克思解构古希腊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解构德谟克利特把一切都视为必然的决定论思想。马克思在批评西塞罗对伊璧鸠鲁思想的曲解时写道：“西塞罗所要求的物理的原因会把原子的偏斜拖回到决定论的范围里去，而偏斜正是应该超出这种决定论的。〔23〕。由此可见，青年马克思不但不赞成决定论的思想，而且力图以伊璧鸠鲁的“原子偏斜说”来解构这种决定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研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24〕马克思还强调，《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人们通常把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理解为历史决定论，并认为马克思在研究西欧社会时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适性。事实上，晚年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时，指出：“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25〕晚年马克思更多地关注的是不同社会发展道路之间的差别，而不是把西欧社会发展的规律到处加以套用。所以他强调：“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26〕综上所述，如果一定要把历史唯物主义表述为历史决定论的话，那就得说明：第一，历史决定论不等于历史哲学；第二，它并不提供任何普适性的社会发展公式，它表述的社会运动规律或历史的必然性是受一定的历史条件和范围的制约的；第三，它真正受重视的是对任何历史运动的决定性的前提（即人要创造历史，就先得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而要生存，就得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的澄明，而不是撇开一切具体的历史条件来大谈特谈社会发展的规律或必然性。
其次，意识形态批判构成马克思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马克思看来，有关社会历史研究的任何资料都处在一定的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意识形态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或者换一种说法，它是一种虚假的总体性是真实的社会现实总体在观念上的虚假的反映。人们通常认为是从自己的理性出发去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实际上，他们从事观察和思考的真正的出发点乃是他们通过教化的途径已然接受了意识形态。因此，根据马克思的见解，人们在对自己已然接受的意识形态获得批判性的识见之前，是很难对社会历史资料做出创造性的研究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确立起新的世界观的。也正是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27〕
再次，马克思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解构乃是其全部学说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往的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而这三个部分都属于欧洲社会，这就等于把马克思的学说仅仅理解为关于欧洲社会的学说，从而忽略了马克思乃是一个世界主义者，马克思在理论上的极为重要的贡献正是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解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论述在其重要性上一点也不亚于他关于西方社会的论述。
最后，必须认识到，马克思关于“拜物教”批判的意义决不能局限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内来加以理解。更为重要的是认识这一批判的哲学意义。实际上，正是通过对“拜物教”的批判，马克思澄清了自己的唯物主义的根本使命。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决不是以经院哲学的方式抽象地去谈论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与运动不可分离、物质运动是有规律有等等命题，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拜物教”的批判，揭示出被物的自然属性和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和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社会关系。易言之，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本质乃是人本主义，马克思关注的并不是抽象的物质，而是现实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真实的历史命运。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批判并解构“拜物教”的观念，人们才能认清自己真实的历史处境，并运用合适的方式来改变社会观念现实。
总之，通过对马克思解构学说的研究，我们不仅发现，马克思的思想远未被这个时代所超越，也就是说，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的人，马克思的思想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而且发现，我们在对马克思的一系列基本理论的理解上获得了新的识见。
注释：
〔1〕〔2〕〔3〕〔4〕〔5〕〔6〕〔7〕〔8〕〔9〕〔10〕〔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52页，第68页，第121页，第46页， 第203页，第120页，第130页，第67页，第69页，第99～100页，第69页。
〔12〕《尼采全集》第6卷 1988年德文版，第154页。
〔13〕〔14〕〔15〕〔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6 页，第16页，第56页，第21页。
〔17〕〔18〕〔24〕《资本论》第1卷，第89页、第89页，第12页。
〔19〕《资本论》第3卷，第938页。
〔20〕〔22〕〔25〕〔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页， 第130页，第436页，第268页，第131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84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13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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