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总体观视度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历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深化改革论文,历史意义论文,总体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总体观是马克思总体方法论的重要维度和基本结论。①其基本原理有：1.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共产主义的到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2.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双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阶级矛盾和斗争是二对矛盾运动的人格化表现；3.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和解决冲突的方式将给这一历史阶段的不同时期打上不同的印证；4.如果无产阶级在商品经济历史阶段获得政治领导权，将可能减轻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阵痛，并改变其社会属性，马克思将其称为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将它理解为社会主义社会)。以上述马克思的历史总体观来关照党的十八大所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和三中全会作出的六十项重大决定，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条清晰的的逻辑脉络：全面深化改革是马克思历史总体观的现实运用和具体化；一旦实现和完成，不仅将给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变化，而且将给整个人类社会如何减轻或避免资本主义的历史痛苦，通向共产主义社会探索出一条可行的道路。 一、社会主义当理解为无产阶级主导商品经济历史进程的社会 在马克思的历史总体观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是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进程的必然结果；当然，这种客观必然性并不是自然必然性意义上的而是社会结构矛盾运动意义上的客观必然性，即它是人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客观必然性，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进而，“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并进入共产主义。② 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为如何运用资产阶级创造出来的物质条件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性矛盾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作出了毕生的努力。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经济(市场体系)时期是人类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阶段首先是由资产阶级开创的，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亦即资本的本性改造和构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核心的本质是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并通过这种支配而尽可能多地榨取剩余价值。然而资本在经过漫长的原始积累过程(15世纪的最后30-40年到19世纪的前30-40年)之后，因资本相互间的竞争和它的对立面劳动即无产阶级的抗争而导致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进而一方面促使资本不断地开发新技术、运用新技术以获取新的资本利润，另一方面，在劳动的抗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面前不断地后退：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包括企业的微观条件和社会的宏观条件)、建立社会保障，乃至限制财产继承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劳动的抗争及其胜利与资本对新技术的采用是互为因果条件的(或者说是系列因果链条中最为关键和根本的因果关系)，无产阶级斗争方式的成熟(从个别的自在状态转变为阶级的联合的自为状态)，使得资本榨取绝对剩余价值变为不再可能，从而转向采用新技术(包括管理上的新技术)以获取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而新技术的采用，则又为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劳动薪酬、缩短劳动工时创造物质条件。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的终结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简约地说来即是上述自然历史过程进程的结果。在这一进程中，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劳动时间的缩短，且劳动成为第一需要。马克思指出，物质生产领域，始终都将是人类的必然王国，真正的自由王国则在它的彼岸，因此，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工作日的缩短是必要条件，③工作日越是缩短，越是为接近共产主义社会准备好物质条件。当工作日极为短少，且成为人们活动的第一需要之时，④那时，不仅将为建立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⑤、“按需分配”成为可能⑥，而且将使人们与传统的私有制及其观念作彻底决裂成为可能。⑦依据马克思描述的关于资本主义自然历史过程的客观逻辑，检视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一百六十多年来的历史进程，人类离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不是远了(苏共垮台、苏东“共产主义”体系的解体与此并没有本质性的联系，那种以为苏共垮台、苏东解体是共产主义运动终结的宣告，可说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知，也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无知)，而是近了：以英国为例，1844-1847年间，受工厂立法约束的一切工业部门，还都普遍一致地实行十二小时工作日，经过宪章运动在工人斗争的压力下，1847年的新工厂法规定，自1848年5月1日起，日工作时间限定为10小时；而在法国，到1855年工人的劳动时间还停留在限制为12小时；受南北战争解放黑人奴隶的启迪，美国的工联代表大会率先于1866年8月提出实行8小时工作日的要求，同年9月，这一要求写进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斗争要求；⑧现今，不仅8小时日工作制，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而且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31-35小时的周工作时间，在大约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左右的时间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工人的劳动时间普遍地减少了50％左右，甚至更多。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猜想，再经过一个半世纪，经过二个一个半世纪，到那时，人类用之于物质生产的劳动又将会缩短到怎样的程度?到那时，劳动是不是将成为人类活动的第一需要而不再是外加的强制?到那时，人们是不是会为马克思理论的逻辑的预测力量而折服? 上述自宪章运动以来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斗争和矛盾运动过程，始终是限定在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体系的外壳下和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范围内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抗争的压力下，但资产阶级仍处于劳资矛盾的主导方面所推进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扬弃过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资本方面的变化主要有：全球化的进程加速、加深；资本所有权的组织形式趋向多样化，在资本私人所有制的旁边，产生了股份制、国有制、地方政府所有制等所有权组织形式，资本的社会化性质不仅表现为产品生产的社会化过程，同时也在所有制方面逐渐展现出它的社会化属性；资本利润的来源则主要地转向依靠海外殖民地或新兴市场，转向依靠采用新技术而获相对剩余价值；等等。劳动方面的变化主要有；无产阶级对资本的抗争逐渐摆脱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自发性而展现出组织性、计划性和整体性，且斗争的领域也从经济领域逐步推向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乃至整个社会的其他劳动阶级的劳动时间、劳动工资、劳动条件、受教育水平、生活境况、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缓慢但却长足的改善和进步；但是，无产阶级的人权状况尽管改善了，可从本质上讲，无产阶级的雇佣劳动地位依然没有改变。与劳资关系变化相同步的是国家这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现在这个委员会开始被迫接纳无产阶级的代表进入这个委员会了(比如议会、政府)，各国政府也先后设立了专门负责劳工事务的行政部门，在20世纪，工人政党(即社会民主党)甚至还可以掌管政府了；会议立法则不仅仅是单纯地为着资本的利益和意志而提供法律秩序，它同时还必须或多或少地体现无产阶级及其他选民的利益要求；也就是说，国家这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委员会，在坚持履行维护资本的特殊利益这一职能的同时，现在不得不更多地履行维护社会普遍利益的职能。 第二个需要我们关注的关键点是，尽管马克思对工人阶级所取得的斗争成果和生存生活境况的改善是肯定的，是感到欣慰的，⑨但是，马克思并不满足，依然苦苦思索着改变无产阶级根本命运的更好路径的良策，而巴黎公社革命这一伟大事件，则燃起了马克思的无尽遐想：人类可否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走完商品经济历史阶段?一方面，马克思终生坚持历史发展规律性的原则，始终认为人们不可能超越自己的历史条件而凭空创造历史，认为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坚持认为历史规律是在人们自己活动中产生的活动规律，资本主义必然会走向终结并为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的客观必然性，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运动及其它们的人格化表现形式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所推动的结果；进而，当劳动的力量在生产活动中越来越重要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意识逐渐觉醒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是否可以首先通过在政治上争得民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主导商品经济历史阶段向未来社会迈进呢?在马克思那儿，答案显然是肯定，而且，他还把这一设想中的进程称为“过渡时期”。⑩进而，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将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理解为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主导商品经济历史进程的社会。 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这一关于历史总体性和无产阶级历史主体性的思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被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和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完全理解。与马恩同时代的俄国民粹主义者，仅从财产所有制属性去理解共产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性，企图在俄国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基础直接走向共产主义，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一观点实际上被马克思、恩格斯或婉转地或断然地所否定。后继的伯恩施坦及其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消极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总体性思想，把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性限制在当下的局部的有限的利益诉求即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在这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和主导商品经济历史过程的思想不见了。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最初几年开创的，后来又被斯大林进一步发扬光大并巩固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则以近似于民粹主义思维逻辑的方式，(11)在历史流沙的基础上主观虚无主义地片面地发展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性，脱离历史总体性原则而片面强调无产阶级国家的能动性，企图跳过商品经济历史阶段，一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这里，马克思的历史总体观和客观规律性缺失了。毛泽东在建立和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虽也曾作过纠正斯大林模式偏差的种种努力，但由于在指导思想上没能对历史总体性原则给予充分甚至必要的尊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行程可说是步履维艰。是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初步恢复了马克思的历史总体性原则，进而打开了通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通道，并经过20多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系。 二、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涵义及其历史后果 正如机器体系从机器进步而来一样，市场经济体系是从小商品生产和交换中逐渐发展演变而来。机器的社会属性是中性的，它仅仅是人手中的劳动工具，但机器体系的社会属性则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把工人置于机器的支配之下，工人被片面化、碎片化。当市场仅限于商品交换的平台或场所之时，它的社会属性也是中性的，是平等的交换主体从事等价交换活动的媒介。但是当市场(伴随着分工)浸入生产领域内部把一切生产要素都纳入市场并发展成为市场体系之后，市场(体系)则就从嵌入于它母胎之中的社会的一个补充要素而蜕变为整个社会的基础，并要求整个社会的其他领域发生与它相适应的变化；(12)而从小资产者(小商品交换者、生产者)成长而来的资产者阶级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存在，则把这种要求逐渐变成了现实，“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首先，资产阶级随着资本的增长不仅在经济上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其他阶级排挤到它自己的后面去了，而且把国家逐渐改造成为自己的“共同事务委员会”；其次，它破坏一切传统的神圣，把“金钱”提升到一切价值的标准，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职业神圣”、“家庭温情”等等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再次，它按照市场逻辑的要求，在西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进而，第四，随着市场体系的扩展和深化，它把世界各地的地域史、民族史都融合进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史”进程之中。(13)换言之，市场体系按其最初的本性来说，它绝不是价值中性的，实质上，它既具工具理性，又具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体。 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当今世界的市场体系，其深度和广度与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相比较，一方面，不论在广度上、深度上都已不可同日而语，它对社会其他领域的影响亦更为深刻。另一方面，当市场体系的价值精神向其他领域渗透之时，不可避免地遭到这些领域固有价值原则和制度规则的抵制与反制；在资产阶级势力大肆扩大并重新改造型塑其他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遭到这些社会阶级、阶层(包括老的新的、即将消亡的和将更为强大的)的反抗、斗争，并因这些反抗、斗争而同时改变着自已和所有社会各阶级，这些斗争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历史变化。首先，由于资本阶级的努力及推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以理性、竞争、进步和自由主义的社会秩序；其次，由于无产阶级的抗争和牺牲，迫使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上层阶级接受民主政治(1848年革命，特别是巴黎公社革命，迫使统治者认识到整个社会的民主以及民主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巴黎公社的民主实践也使统治者意识到选举民主并不让人即统治者感到那么可怕，它是可接受的)，并成为最为基本的政治原则和秩序，即民主的方式成为解决政治歧见和调和阶级矛盾的主要途径；(14)第三，民主和国内资本的壮大及组织形式的发展(股份公司、大型企业、跨国集团、大型金融企业和集团等等)，在带来国内繁荣、阶级矛盾缓和的同时，却累积着资本的国际矛盾，而这种矛盾的尖锐化当与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则可能成为世界大战的原因，实际上两次世界大战就是由这两大原因(起码主要是)所造成的；第四，资本的全球化奔走及资本的国际矛盾的尖锐化，不仅摧毁着落后国家(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传统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同时亦催生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与劳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不仅是本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且同时还是与国际资本、国际资产阶级的矛盾；进而，第五，资本与劳动对抗、斗争的主战场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且由于这一斗争与民族解放斗争纠缠在一起，同时也由于这些东方国家资产阶级的弱小和无产阶级的勇敢、坚韧及同盟军的支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纷纷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并不意味着等于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不仅仅是因为社会主义绝不可能建立在贫穷落后和地域封闭的基础上，也不仅仅是因为无产阶级有没有学会管理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包括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关系(恩格斯十分重视这一点(15))，而是因为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在于当资本的社会关系还能容纳生产力发展的时期，它并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这也就是说，能够代替传统自然经济传统生产方式的唯有商品经济或说市场经济体系，唯有市场经济体系的全面生成及其发展，才能提出荡涤建立在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之上的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的真要求，只有顺应发展市场体系所自然提出的客观要求，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动社会变革和上层建筑领域的一切变革，同时，也只有有效地掌控、驾驭市场体系，才能将它纳入合乎人性的轨道上(包括避免世界大战)。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强调如何掌控市场、如何更好地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但是必须看到在这同一命题下面，西方发达国家与东方欠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却完全是相反的。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掌控市场体系时主要是苦于市场体系中自发力量的强大(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本身就是在市场体系、市民社会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那么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则首先主要是苦于市场体系的不发达以及与这种不发达相对应的其他领域的不发达，苦于国家机器的“早熟”和超强大；其次才是如何更为有效地掌控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进而，在这里，那种以为国家可以任意支配市场、或者把市场体系封闭在行政权力的笼子里，进而限制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破坏性的想法，是过于乐观和天真的想法，也是对市场、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缺乏深刻探究的表现。 三、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历史意义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体制的当前形态既是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背后一系列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产物，同时又是以它们为前提的产物，当前的市场体制仍然与改革开放前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有着千丝万缕的深刻的联系，这种联系，一方面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提供了稳定的社会条件(如廉价的劳动力和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政治条件，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力量的壮大和发展，它对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功能的进一步发挥的羁绊特性也随之进一步显现，进而迫切需要更为深刻的改革。 说市场调节机制在当前国民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虽已起到基础性作用但还没有达到决定性的作用，其实只是还没有建成完整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婉转说法。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通过改革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本质上就是要通过改革，建立现代市场体系。所谓现代市场体系，它有二个根本性的特征：一是不仅劳动产品成为商品、成为交换对象亦即商品的市场化，而且所有生产要素都将成为商品、成为交换对象，亦即生产全要素的市场化；二是市场从作为嵌入于传统社会体系中的附属物而从社会中“脱嵌”出来，生长成为独立的社会体系，形成独立的经济领域和独立的经济权力；按照市场向市场体系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我国当前不仅经济体系需要全面深刻的改革，而且整个社会体系(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意识形态)都需要全面深刻的改革，一方面以适应市场体系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以应对资本的力量对其他领域侵蚀和污染。 从历史上看市场到市场体系的进化，它是从劳动力的商品化、市场化开始的。在西欧，它大约经历了16到18三个世纪左右，马克思将这一过程称为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当前我国也处于开始走向劳动力商品化的历史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从田野来到工厂、从农村来到城市，离开自然经济共同体奔赴劳动力商品市场。但是，他们无法继续前进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自由劳动力和工人阶级一分子，因为，进，有户籍制度的壁垒和城市用工单位体制的身份壁垒，他不仅难以成为有城市身份的一分子，也难以成为户籍地之外的其他农村地区有本地身份标识的一分子(对于城市户籍的劳动者来说，虽然没有城市户籍壁垒，却依然有单位体制的身份壁垒)；退，农村自然经济共同体及集体土地所有制依然保持着与每一个农村户籍劳动者的本质性联系，这种联系虽然为避免农村劳动力堕落为城市流浪者提供了避风港，但却是阻碍形成由市场规律支配的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制度性堡垒。户籍制度，并不仅仅是它直观呈现给我们的户籍本上的户口，也不仅仅是个人的一种身份标识，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个由身份标识为载体的权利与义务在不同身份群体身上进行不同分配的等级化的社会体系(城市各种机构或单位的身份体制，是这一社会体系的一个具体的特殊表现)。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劳动力用工市场到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体系的蜕变，绝不限于微观层面的就业或说用工自由这么简单，它本质上是一场最为深刻和广泛的社会革命：是农村、市民身份的去标识化过程，权利和义务分配的去等级化过程；也是残留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的传统身份秩序的去化过程，是这些现代社会机构二重秩序(即科层秩序和身份秩序)归整为单一秩序的过程，进而也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最为基础也是最具革命性的一步，这一改革的基础性、深刻性决定了它的持久性，它只能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只能从点到面或由面到体一项一项的展开，比如将工资改革作为突破口，逐步建立统一的劳动工酬制度，比如将劳动者保障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建立统一的所有劳动者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比如，将工会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逐步建立党领导下的自主的工会组织，以提高劳动对资本博弈的抗争力量等等。进而通过逐步的累积，虚化户籍制度的社会功能，建立完全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体制(包括健全的劳动抗衡资本的有效机制)。 土地市场的发育程度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犹如人和劳动不是商品，劳动力才是商品，才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一样，土地本身也不是商品，土地价格只是地租(级差地租)的市场反映。如果说，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样式以人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体系的历史性变化为前提，那么，土地成为商品，土地市场的发育、发展则以一定的土地制度及其历史性变化为前提。因此，当我们将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定位为要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时，不仅要求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而且它还要求着整个土地制度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市场得以存在和运转的首要前提是所有权或说产权的明晰化。当前，中国土地制度的最大特征是它与沿袭了二千多年的古代土地制度一样——土地所有权的模糊性，(16)亦即国家权力与土地实际占有者共享土地所有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在这一共享结构中国家通过控制处置权、限制使用权、分享收益权，进而实现与农民实际共同享有所有权权益。这是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的本质性秘密，也是中国现今土地制度的本质性秘密。进而，土地的市场化改革本质上也可理解为依照市场规律的要求改革和完善国家与土地实际占有者对土地所有权的共享结构。 国家和农民集体分别拥有城市和农村土地的二元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法律构架，在城市使国家(实际上是地方政府)成为唯一的“地主”，在农村则是使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被虚置，从而为国家与农民共享土地所有权开辟了现实的通道。进而也为整个国家成为一个“大公司”、地方政府成为“分公司”以及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地方区域间的发展、竞争奠定了制度基础。土地的这种制度性安排及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展开形式，其积极的方面是为国家和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高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其消极的方面则有，一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权益极易受到伤害，从长远的角度看，在社会财富快速积累的同时也会带来贫困的积累；二是给社会机体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如征地(包括宅基地、房屋)既有可能带来一些人暴富，也可以造成一部分人走向贫困，从而在制造出一批新的食利者阶层的同时也制造出一批新的社会赤贫群体。要改变这种格局，仅从征地补偿款的高低多少上做文章，显然是不够的，从全局和长远的层面上来看，必须从根源上即实际的土地所有制格局上加以改革。 从西欧的历史来看，在漫长的商品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农民与土地的分离，进而劳动力成为商品，土地的商品化经营和土地本身变成商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遵循这一规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家庭经营的基础上，赋予农民以更多的财产权利，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实质上主要是土地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这一改革愿景，不仅肯定了近期土地的商品化生产经营方式，而且肯定了在农村内部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权益可以作为商品由农民来处置，从而赋予或扩大了农民对土地的处置权。《决定》中要求推进城乡资源要素平等交换、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的改革方向，不仅肯定了城乡交换过程中土地的商品属性，而且加大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权益在农民与国家对土地所有权共享结构中的权重。《决定》中的这两个改革步骤，是农民和国家对土地所有权共享结构范围内对土地所有制共享结构的扬弃，是迈向土地市场化的重要一步。而《决定》中要求推进城乡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革方向，则既可理解为农民与土地分离后可能导致贫困化的预防措施，也可理解为权利分配去身份标识化和保障人权平等的制度演变。 产权明晰和财产权利平等是资本的内在本质要求，也是资本市场化的重要指标。尽管资本的身份标识及其特权是资本早期发展的普遍状态(如早期欧洲各国王室普遍采用的特许经营制度)，但历史证明当市场经济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这种带有旧社会印记的特权制度，将阻碍市场体系进一步的健康发展。中国的资本身份标识特征，主要源于两个因素，即思想认识因素和传统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从思想认识上讲，我们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将社会主义与集体所有制、国有制画等号，给经济组织打上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的身份标识，当下的资本身份标识即是这种思想认识残留物的遗存；从传统的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来讲，一是国家崇拜的传统政治文化基因，源远流长，深入我们的文化因子，且影响广泛，这种影响投射到经济组织或资本身上，则产生对国有经济的盲目崇拜，二是人身身份等级制的传统社会文化基因，同样源远流长影响广泛，这种影响投射到经济组织或资本身上，则表现为给各色资本打上高低贵贱、嫡传与庶出的标识，并按身份标识给予主观的不同期望、实际上的不同权利待遇和责任义务要求。 资本的身份标识制，其好处是明显的，如有利于国有经济的壮大发展，方便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等。但其弊端，特别是当民间资本有了相当发展之后，也是广泛而深刻的。首先，平权、平等是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自由流动则是资本平权、平等的表现。而资本的自由流动、平等竞争是市场经济效率的根源。资本的身份标识制度，则视一些资本为龙种、为宠儿，视另一些资本为贱民、为敌手，人为设置制度壁垒，阻碍资本在整个社会生产领域的自由流动、平等竞争，必然妨碍整个社会生产领域的经济效率。其次，资本的身份标识特征必然导致行政垄断，进而一方面，导致享有特殊权利那部分资本的实际生产或经营效率的下降(并可用会计账面报表的赢利，如通过资源、价格垄断，或财政、金融补贴等途径来掩盖低效率)，另一方面导致不同身份的资本因身份不同而产生资本回报的不同，进而造成不同行业、领域人为的收入分配差距，造成社会不公。 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进而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可谓是抓住了市场化改革的根本。尽管这一改革的要求和指向，还保留有资本身份标识制的外表，但却已抽去了身份标识制最为重要的实质内容，一旦这一改革目标得以实现，资本的市场化改革也就基本完成。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资本的去身份化改革，它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时，它还要求意识形态观念、法律体系发生相应的变革，要求人们的国家(民族、社会)安全观和国家安全体系发生相应的变革。反之，也只有在这些领域发生相应的变革，才有可能推进资本的去身份化改革、市场化改革的顺利实现。 如果说从市场到市场体系转变的改革，是遵循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一总体历史观中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理论的体现，那么，中国的这场改革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加以推进，则可说是执行马克思关于在商品经济历史阶段和条件下，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有关无产阶级主导商品经济历史过程这一特殊规律的具体体现。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在劳动、分工还没有被消灭，或者说劳动时间还没有缩短到劳动成为第一需要之前，商品经济历史阶段是不会被终结的。但是，另一方面，在这整个历史阶段都伴随着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和冲突，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一斗争既推动着无产阶级利益的逐步实现，也推动着资本的实际发展。当无产阶级的政治影响还较为弱小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委员会”(国家)如议会、法庭、警察总是把这种斗争“限制在对资本有利的范围内”，(17)而当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确立之后且政治影响不断增强之后，无产阶级的斗争则能取得相应的成果，如取消规定工资的法律、取消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制定限制和缩短工人劳动时间的法律等等。(18)而巴黎公社革命的实践则为马克思探索和建立无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主导商品经济历史过程(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将称其为“过渡时期”。本文作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体上相当于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理论提供了新的着眼点和实践素材。 马克思认为，当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无产阶级将会使得整个商品经济历史阶段的进程变得更为人道，更为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19)当然，这也是有条件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属性。对此，马克思在分析、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认为，公社政权的无产阶级属性首先来自于公社委员会是由巴黎的无产阶级群众选举产生的，且可随时罢免；其次，来自于它实现了廉价政府，且公社委员只领取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这是避免“公仆”异化为“老爷”的重要制度保证)。第二个条件是指工人阶级本身的发展已足够成熟，有能力掌管国家机器和组织社会经济生产过程。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写的导言中就曾指出，1848年欧洲革命乃至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工人阶级的不成熟是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是根本性的原因。(20) 依据马克思恩格斯上述思想，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要点有三：一是如前述那样，建成全面市场化的经济体系；二是循应市场体系的客观要求，深化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改革；三是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支撑、相互规定的，三个方面的改革必须都同时做好，这既是三者内在关系的客观要求、必然要求，也是保证改革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进，执行和贯彻马克思的历史总体观的必然要求。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推进党和国家政治领域的改革，有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现代选举民主的问题，必须给予专门的讨论和澄清。在当下的中国，对选举民主不论是持肯定态度还是持否定态度，这两个阵营都有相当多的人将它看作为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的专利，但是，这种认识不论在理论上、学理上还是在历史知识方面都是难以成立的。从理论上讲，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等系列著作中阐明了民主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首要的政治原则，民主(包括选举、讨论、表决等形式)是无产阶级保证自己的政党和政权的无产阶级属性的最重要的制度保障。从学理逻辑上讲，民主作为政治运作的具体形式，它是现实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政治反映，现代民主是现代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反映(民主本身并没有从古至今一以贯之而发展的历史，即便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有某些形式上类似之处，那也只不过是人类活动的集体记忆的某种复活和人类活动作为人的活动会有某些共通之处罢了)，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展开阶级斗争的产物；而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也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从历史知识上来讲)：在整个欧洲乃至包括北美，直至19世纪70年代，资产阶级更多的是将民主即工人参加的社会普遍选举理解为社会主义的序曲，理解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样式，他们对普遍的民主选举心怀恐惧并加以拒绝，是欧洲的工人运动特别是继1848年革命之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巨大威力，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接受普选民主制，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及19世纪7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工业在整个世界的大发展，才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西方发展国家逐步推行起民主选举。(21)故而，那种以为选举民主产生在资本主义时期和社会里便是资产阶级专利品的认识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与这种认知相反，现代民主尤其是普选民主是现代无产阶级斗争的产物，是工人阶级争取和保卫自己各方面权益的重要武器。至于资产阶级最终也能被迫接受普选民主，那是因为历史是人们共同创造的，资本主义社会越是发展到高级阶段，其社会关系就越是不仅仅只限于贴着资产阶级的标签，其实，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阶级意识也会通过民主斗争的方式在其上面烙上越来越明显的印记。在这里，作者之所以要专门讨论这一问题，这是因为，民主尤其是普选民主是市场体系条件下与资本力量相对抗对冲的根本力量，是劳动阶级应对、防止资本与权力合谋的重要制度安排。 概而言之，依据马克思的历史总体观，一方面，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另一方面，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历史时期即无产阶级成熟到较高水平时，他们或通过自己的民主斗争给这一历史阶段烙上自己自觉的阶级意识印记，实现并累积自己局部的阶级利益；或通过自己的阶级革命掌握国家机器直接主导商品经济历史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历史意义就在于：当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之后，仍需复活并主导商品经济历史阶段，仍需遵循马克思的历史总体观，通过总体性的改革，在推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推进整个社会结构、社会体系的全面变革和进步，在推进经济体系市场化，实现完全市场经济体系的同时，推进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政治上层领域的深度改革，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现整个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其中经济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具有基础性功能作用，党的自身建设和改革，政治民主化的制度创新、制度供给则是保证改革沿着历史总体观的轨道和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政治保障，即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绝不改旗易帜。 注释： ①参见胡承槐：《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论及其现实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6-92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3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7-335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5页。 ⑩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法兰西内战》第三章，《哥达纲领批判》第四章。 (11)[美]路易斯·费希尔：《神奇的伟人列宁》，彭卓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9-51页。 (12)卡尔·布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29-130页。 (13)《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277页。 (14)[英]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张晓华译，第4页；《帝国的年代》，贾士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3页。 (16)胡承槐：《现代化：过程、特征与回应》，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3-244页。 (17)《资本论》第1卷第24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10页。 (18)《资本论》第1卷第8、24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08、809、316、334页。 (19)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三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6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0页。 (21)[英]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张晓华等译，第4-5页；《帝国的年代》，贾士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0-103页。标签：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农村土地所有权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经济论文;